阿尔都塞关于ISAs的笔记摘录
路易.阿尔都塞


题记: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简称ISAs)写于1969年初,他随后在1970年写过一篇补充性附记,这些都收入多个中文译本当中。他于1976年再次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写了一些笔记,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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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得到发展的具体方面,就在于坚持阶级斗争相对于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及其功能发挥方式的优先性――一种与任何机能主义必然不可调和的优先性。

因为,显而易见,人们不能将统治阶级操纵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即统治阶级的舆论体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看成一种简单的既定事实,一个由明确限定的各种机构组成的制度体系,它可以自动地复制上述阶级的暴力规则或者会受制于这个有具体目标――由这一阶级的功能决定――的阶级的明确的政治意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阶级斗争的既成事实,因此也从不会免除阶级斗争本身的影响。

??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的复杂体系当中,如果它既强烈反对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者依靠旧有的机器而存活,又反对新的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后者寻求自身的组织和斗争形式,那么,尽管资产阶级(仅举此一例)通过它只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但就其自身来说仍然是长期的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依靠这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建立起对先前的地主贵族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种意识形态不只是通过与这两个阶级的外在斗争,而且必须同时通过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去克服资产阶级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内部达成一致。

人们必须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从形式上看,统治阶级必须再生产它的物质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存在条件(存在意味着再生产)。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不单单是重复和简单再生产,而且也不是对既有机构――完全由它们的功能划定的――的自动的、机械的和扩大化的再生产:而是为了在联合当中去统一和恢复较早的、完全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所进行的斗争,这种联合是经由反对以前的诸种形式和新的倾向的阶级斗争并在这种斗争当中实现的。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所进行的斗争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未完成的、必须不断重新开始的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于阶级斗争。

有几条理由都可以证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通常是“未完成的”且通常“必须重新开始”这一事实:不只因为还残存着先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诸种形式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会展现出种种可怕的抵抗形式(列宁称之为“习惯”);也不只因为这是建立统治阶级的联合所必需的要求,这种要求源自各个阶级集团的相互矛盾的熔合(贸易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源自一种将他们的“普遍的(阶级)利益”描述为超越了单个资本家的“个人利益”的要求;不只因为阶级斗争必须被用来反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呈现的形式;不只因为生产方式的历史转变会强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去适应阶级斗争(经典的资产阶级法学意识形态目前已经被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所代替);还因为实践的物质性和多样性,从中“自发的” 意识形态必须被变成单一的形式。这一宠大而充满矛盾的工作从来没有完成,人们必须会怀疑是否曾经存在过一种Gramsci和Croce从中选取了乌托邦理想的“合乎伦理的国家”的模型。正如阶级斗争永远不会停息一样,统治阶级为现存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形式的统一所进行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这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使它可以自在地作用――从来不能完全解决它自身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因此,我们可以从阶级斗争优先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论题中衍生出另一个论题,这就会展现出直接的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实际的运用,那些决定社会结构的普遍的阶级斗争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仍然继续着。如果ISAs的功能是强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是因为存在着反抗;如果那儿有反抗,那是因为有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的直接或间接、近的或(更多是)远的回音。1968年五月的事件相当清楚地显示了这种事实,并且揭示了一种直到那时还一直被压抑和禁止的斗争。但是当它们以一种反抗的形式来揭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尤其是学校机器,随后包括医院机器和建筑机器等等)存在的直接的阶级斗争之时,有点搞混了一个基本的现象――后者决定着这些眼前的事件,即历史组织内部的阶级斗争特性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充满矛盾的再生产。对于1968年五月的“体验”缺乏狭义上的历史和政治观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如果一个人希望理解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存在阶级斗争的真相,并且希望将反抗减低到适当的程度,他就必须采取“再生产的观点”,将阶级斗争看作一个整体的进程,而不是将它简单理解为个人对抗或者局限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各种对抗的总和;看作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由镇压或直接反抗的若干事件所产生的后果。 在提醒人们回想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发现很难理解我为什么被人指控为是一名“机能主义者”,或者是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后者会支配我们的阶级斗争以支持相关国家机构的机械论观念――进行了“体系性的纯理论的”解释。

其他的异议涉及到政党尤其是革命政党的特性。简要在说,一些人倾向于怪罪我将每一个单个的政党看成了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会导致每一个政党将会被彻底地包纳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系”当中,去服从这一“体系”,而从中排除了革命政党的可能性。

? 然而我从未写过一个政党就是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甚至说过完全不同的话(我承认,只是有些简要),这就是,政党只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构成要素”,可以说它在“宪法政体”(旧的君主政体制度领导下的“基本法”等等,资产阶级在其“自由主义”阶段领导下的代议制政体)中实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

?? 我担心有人没有正确地领会我的提议:即应该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术语来理解。为了更好理解这一术语,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之间的差异。    (镇压性)国家机器呈现的特征,它的一致性,尽管也存在矛盾,是不是仍然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总体所呈现的特征要强烈得多?国家机器包含国家元首、政府、行政机构(作为执政工具)、军队、警察、司法系统、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监狱及其它)……    在这个整体里面,我们必须对我称之为政治的国家机器(Appareil politique d'Etat)和我将国家元首、政府、前任领导,(目前在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中存在的政体)和行政机构(执行政府政策)都包含在内的国家机器加以区分。国家元首代表统治阶级的一致性和意志,这种权威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普遍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或群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 政府(目前直接由国家元首领导)贯彻的是统治阶级的政策,而附属于这个政府的行政部门具体落实这些政策。通过这种区分,显示出了政治的国家机器的存在,而觉察到行政部门也是其中的构成部分也非常重要,尽管它(连同整个资产阶级国家)依赖的是一种提供“共同福利”和履行“公共服务”角色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不是个人的意图或异议的问题:行政部门的职能与执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阶级政策――具有完全不可分离的一致性。国家行政部门的上层机构由于被具体地委以执行政策的重任,它就扮演了直接的政治角色,而行政部门整体上日益充当起监督和“经纬线”(‘quadrillage’,福柯)的角色。如果上层行政部门不同时被委以监督和指控自身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行政的任务,或者向那些蔑视它们的镇压机构移交此任务,那么它就无法执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这样就能理解政治的国家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机构)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在国家机器内对它进行合理的分离是可能的。

我们现在触及到了敏感的地方:一定要区分政治的国家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机构)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差别。前者属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而后者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们凭借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术语能知道些什么呢?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的“政治制度”或“章程”。举例来说,和所有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法国资产阶级即使在阶级斗争处于危难之时产生了其它的政体(如波拿巴主义一世和二世,君主立宪政体以及贝当[Pétain]的法西斯主义),但它通常也是在议会代表型的政治制度中确认自身的,从而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种ISA 是代表“人民意志”的一种特定的(选举)方式,即由国家首脑或国会任命的政府将面对(或多或少具有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成员而对自己的政策负责。然而,众所周知,政府事实上在随意支配(资产阶级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优势地位)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装饰方式,依赖这种方式政府可能会误传信息并因此逃避自己的职责;很明显从一开始,更确切地说――除了使用一些相应的胁迫方式,如对于大众传媒的控制等等,――就借助于伪造所谓的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再借助于现行的国会规则(人口普查系统排除女性和年轻人,两院制具有不同的选举基础,不同层次的投票,权力的“分离”,对于革命性政党的禁止及其它方式。)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那些准许我们将“政治制度”当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是与某种“特定”相对应的虚构;与此相应,构成这一制度体系的那些要素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原则,都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上,即个体可以“自由”而“平等”地投票,可以通过各个个体“拼凑”的人民去“自由地选择”人民代表,尤其要借助于一种理念,即每位个体都是在为自身来构造国家所追求的政治。以这种虚构为基础(国家政治最终由阶级斗争中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支配)“政党”完成自身的建构,而这些政党被认为代表和表达了国家政治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或会聚的)选举可能性。因此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投给他所选择的政党(假定这是不会被取缔的)自由地表达他的意见。  注意到在各个政党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现实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讲,它们大体上能代表各个敌对阶级和阶级派别的利益,或某个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在阶级冲突中他们会充分地利用这些利益。而且正因为存在这些现实,最低阶级的对抗性最终能够呈现出来――不论这一制度体系有多少干扰和两面派的手段。我之所以用“能够”,是因为在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发展无法超出议会代表制的极限:议会的对抗性在这些情况下是非常冷漠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真实存在的阶级反抗性。资产阶级受议会制度的保护,完全是在它们自身内部绕圈子,只是在踏步不前。无论情况如何,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开展的阶级斗争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力,这样,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害怕“普选权的判断力”(如法国和意大利),即使它们有相当多的支配手段,借此可以颠倒这些判断或让这些判断失效。我们必须想一想法国人民阵线时期的代表议院:资产阶级在将议院移交给自己与贝当(Petain)签订的协定之前,仅用两年之间便拆散了议院中大多数代表。 到此,我想要说,如果用事实和后果来直面议会政体的种种“原则”,那么谁也无法怀疑它的意识形态特征。

每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司法意识形态经由几个世纪以来所传播的哲学意识形态再到道德意识形态――都声称具有下列各项拥有“人权”的“证据”: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有选择他的意见和他的阵营(他的党派)的自由;尤其声称这种“证据”潜在的观念――这最终只是一种错觉,即每个社会是由许多个人构成的(马克思:“社会不是由单个的人所组成的”,而是由卷入阶级斗争的各个阶级构成的),而且普遍的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来自有大多数人参与投票的投票箱;最后,正是这种由党派议员所代表的普遍意志决定着国家政治,尽管后者实际上只代表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政治。

非常明显,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并且与后者完全一致: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随处可见这种意识形态(尽管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最近十年一直处在变化过程当中)。如果人们知道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母体”是司法意识形态,后者对于资产阶级法律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绝对必要的,就会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如果一个人在所到之处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应付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这种连续不断地从一条“证据”向另一条证据的相互参照――从司法意识形态的“证据”到道德意识形态的“证据”,再从后者到哲学意识形态的“证据”, 以及从那里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证据”――当中,每一条意识形态的“证据”都得到了直接的证实,以便通过各种各样的ISA实践将自身强加给每一位个体。拥有自由和平等的人权(自由选择自己的观点和代表,在投票箱前的平等权)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会生产出――原因并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阶级斗争产生的结果――各种意识形态机器,在这些意识形态机器当中,有于人权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形式。因此,对于除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所有批评家来说,在没有明显强迫的情况下,它已经成为被选民接受或至少为大多数选民接受的“证据”。我们在此明确讨论的一种机器,预先拥有完善的材料和有组织的策略――从选举名单、选票、投票亭到竞选活动再到因此产生的国会。但我们也在明确地讨论意识形态机器,是由于不是以暴力、“相当独立地”、“依据”其参与者的“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这些人接受规则并且实践这些规则,因为他们尊敬这些规则;因为他们确信一个人必须“履行自己作为一个选民的责任”,而且这是完全“正常的”。服从和同意在此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声称的这种“证据”,被选民当作“证据”而接受:他们将他们自己视为选民而且参与这一制度。他们“遵循这些游戏规则”。

如果这项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决不能再坚持说――就像某些人为了强迫我接受那种将革命行动的所有可能性都排除在外的理论,曾经很“鲁莽地”做过的那样――所有的党派,包括工人阶级政党,都是代表各自党派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整合到制度体系当中并因此不能再指导它们的阶级斗争。

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那么就会推出相反的情况,即政党的存在不但不排除阶级斗争,而且依据阶级斗争而存在。如果资产阶级坚持不懈地试图行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那么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被它欺骗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这种情况要么发生在它们的领导被胁迫(1914-1918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 [i])或完全被“收买”的时候,或者通过提供物质利益使得构成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些群众基础偏离革命目标(工人贵族),或者屈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力(修正主义)。

?? 如果有人考察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如共产党),阶级斗争的这些效果会变得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在原则上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其政治制度(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它们会滑入改革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他们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吸收他们的成员)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敌对的关系。他们的组织形式(民主的集中制)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有别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议会竞争当中,而是要将阶级斗争扩展到整个工人阶级,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以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必然与每五年将自己的选票放在投票箱这种方式截然不同。在远远超出议会的所有领域去引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共产党的任务。它的实践目标不是去“参与”政府工作,而是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

?? 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在今天都将自身说成是“参政的党”。即使他们偶尔也参与政府的工作(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样说也可能是正确的),但一个共产主义的党决不能被定义为“参政党”――无论它是在同资产阶级控制下的政府相处,还是同无产阶级控制下的政府(“无产阶级专政”)相处。

?? 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共产党决不能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事务而进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府(即使这个政府是有广泛联合的左翼政府,而且承诺要通过民主改革来行事)。它至多可以进入政府,但目的在于加强阶级斗争并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做准备。但是它也不能带着一种设想进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即“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是它目前的任务,尽管它必须为国家的衰败和灭亡做准备。因为如果它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种“管理”当中,即实际上该党与国家已经熔为一体――正如在东欧国家中可以看到的那样――那么就不会对国家的毁灭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共产党决不能充当一个平凡的“参政党”,因为成了政府的党也就意味着成了国家的党,这意味着要么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要么为无产阶级专政状态的永存而奋斗,即使总的指向是要促使国家的毁灭。

?? 可以看出,如果一个革命政党在政治意识形态机器中要求获得自己的稳固地位,以便在国会中可以听到阶级斗争的回声,而且如果它“加入”政府,是因为这种情况对于促进阶级斗争有利,那么既不能由该党在选举出的国会当中的地位,也不能由在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实施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实际上,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有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实践”。

?? 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支配资产阶级一方提供的资源和支持,比如在经济、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的控制和剥削等等。为了生存,它并不需要首先将群众联合起来以拉拢他们认可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本身承担了这项宣传和做广告的说服工作,后者保证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攻击是那么的可信,那么的蓄谋已久,因此选举人的决定“通常”实际上是自动地步其后尘的,并不考虑相关的党派变种和资产阶级各个不同的派系。通常,对于资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把他们选举人的活动组织好就足够了,通过在短期内有效地动员他们自己,以便从那种支配中获取利益,这种利益获取呈现为对确信的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为了生存,根本不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或一种坚定的学说:为了赢得党外的支持者,它只需要有一些源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储备的思想就足够了,这些支持者出于利益的或恐惧的原因将被征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给自己的党员提供任何东西,既不能提供闲职也不能提供物质利益,与之相比,资产阶级政党则用这些来雇用并收买他们的成员,以防他们在支持的时候产生迟疑。工人阶级的政党自身呈现为如下的情形: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的组织,其力量源于被剥削阶级的本能、科学的理论和自身成员的自愿状态,他们对组织的忠诚是建立在对党的条例有他们自身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运用所有的形式进行阶级斗争,它通过运用经济的(与工会组织联系在一起)、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将自己的党员组织起来。它不是以被剥削工人的单纯反抗来确定党的路线和实践,而是以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为依据,借助于一种由阶级斗争的整个经验充实的科学的理论原则,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分析的。因此,它从每一个方面来考虑统治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式和力量,不只在国家范围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以这种“路线”为基础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它既能有效又能够“准确”地进入左翼政府,以便在其中并为自己的目标去从事阶级斗争。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让运动的眼前利益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它使自身的策略服从于共产主义的策略,即,即无阶级社会的策略。这些至少是那些“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有理由宣称他们的政党是“一种新型的”完全不同于资产阶政党的“党”,他们自己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新型的斗士”。政治上的实践――无论是否违法或合法,是议会式还是超议会式的――均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有人现在自然会说共产党也会像所有的政党一样,依据那种被描述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组织它自身。这是肯定的。即使对于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也扮演一种将某种社会团体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Gramsci) 的角色,它在思想和实践上统一这个党。同样,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将个人当作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战斗的主体“来呼唤”:人们只需要拥有一些有关共产党的具体经验去认识这种机制和动力,后者大致上与其它的意识形态一样注定了个体的命运,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竞赛”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矛盾的话。但是被人们定义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是纯粹“自发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因素”(列宁)在其中与资产阶级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常常要服从后者的。为了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整体性并能在战斗组织中积极行动的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不仅仅需要经验(阶级斗争在一百多年以来所从事过的),还需要客观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指导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些经验所阐明的双重基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自身构造成大众的意识形态,后者能够在阶级斗争的组织当中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统一起来。因此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和所有其它的意识形态相像(即将个体唤做主体),都是在群众层面上发挥作用,但同时又深受经由科学的分析原则所启示的历史经验的影响。它本身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熔合的方式,而这种熔合在没有紧张冲突或矛盾的情况下就不能继续;目的在于让一种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任何假定的时刻)与党(在其内部这种意识形态被付诸实行)相统一的形式能够出现――但是即使这种形式自身被裹上了统一的外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它依然是模糊不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仅仅被作为一种文本权威,即作为一种常识的符号或一种教条来使用;在少数的例证中,为了支持一种只为党和国家利益而效忠的实用的和宗派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使它被宣称为政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完全消失了。并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就能看清那些有斯大林时代特征的政党当前的处境,并且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如果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逐渐渗入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组织时,“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运用,后者关系到无产阶级坚持自身统一性和行动的诸种原则。

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每个阶级都是在一种特定的、决不是没有根据的意识形态中认识它自身的,即是在一种扎根于战略实践当中并能统一和指导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当中认识自身的。我们知道封建阶级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宗教意识形态当中认识自身的――尽管个中原因还必须去分析,而资产阶级也是以相似的方式在司法意识形态当中认识自身――至少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和帝国主义的最近发展之前是这种情况。即使工人阶级易受宗教的、道德的和司法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他们首先是在一种具有政治特性的意识形态当中认识自身的:不是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当中,而是在一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当中认识自身的,这种意识形态设想阶级可以被废除,共产主义可以建立起来。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最初被设想为一种自发的形式(乌托邦社会主义),随后又通过将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心脏”――相熔合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个别“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工运动的指示所带来的结果,劳工运动之所以会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在这个运动当中认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为此人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奇迹:即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如此精心裁制的理论。这种理论也不是像考茨基(Kautsky)所认为的那种被“带进”工人阶级当中的东西,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建基于理论的阶级立场之上,就不可能发展他们的理论,而这种阶级立场是他们与他们时代的劳工运动结成的有机联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是由知识分子通过大量的知识构想出来的,但这种构想是在劳工运动内部并且是从它最内在的核心部位发生的。马基雅维利说过,人们“为了理解君王需要成为人民。” 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人民,为了理解君王,他必须变成人民,而且只有他参加了人民斗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马克思所做的事:通过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中进行斗争,他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而且,只有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理论立场作为基础,他才能“理解”资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外部注入劳工运动这样一个假问题因此变成了在劳工运动当中传播理论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是在劳工运动当中孕育成形的。这种“传播”当然是由许多偶然事件构成的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且,尽管现在出现了由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决定的显著的分裂,这种斗争还在依然继续。

要想概括对于革命政党特性的这种分析的要点,我们可以再次提及阶级斗争的优先性(首要性)论题,这种斗争涉及到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旦一个像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拥有通过选举成为议会代表的权利,那么它在形式上可以像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那样出现在议会中。如果它出现在国会当中或甚至“加入”了一个大众联合政府,那么在形式上它会给人留下追随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游戏规则”的印象。它甚至在形式上给人如下的印象:它确认了这些“游戏规则”以及在这些规则当中所实行的整个意识形态系统: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系统。劳工运动的历史向我们呈现了革命党“参加这种游戏并在实际上失败”的足够多的事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它们为了阶级协作而放弃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会变成“真实”的东西。

这种一直存在的危险使我们回想起构成劳工运动的先在条件: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霸权地位。如果人们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工人阶级反抗社会不公、不平等或者甚至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一句话,如果人们将阶级斗争简化为在既定的剥削状况下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随后成为对资产阶级面对这种斗争的回应的话,就会对阶级斗争产生错误的认识。那意味着会忘记剥削处境是原初性的条件,会忘记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状况的形成过程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因此这种剥削本身已经是阶级斗争而且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更原初性的。原始积聚的整个历史可以被视为在制造资本主义剥削条件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制造的历史。

如果这个论题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成形并找到自身的存在方式,为什么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是不平衡的,为什么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不能运用相同的实践去进行阶级斗争,为什么资产阶级(原文是bourgeoise,意为资产阶级妇女,疑为bourgeoisie之误)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构造了诸种斗争形式,后者的任务就是预先取代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并让这一阶级服从于它。

工人阶级对于自治的伟大战略要求表达了这种处境。由于服从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规则,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胁迫作用和“证词”的制约,如果工人阶级想让自身免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与后者划清界线,以便为自身提供能够实现自身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和行动形式,那么,他们只能通过诉诸自治的要求来加强自身的力量。这种分裂和彻底划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只能在长期不断的斗争中才能完成,这种斗争得被迫考虑资产阶级规则的各种形式,得被迫同资产阶级在其自身规则的各种形式内部进行战斗,而且永远不能让这些形式欺骗,这些“形式”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体现统治意识形态的种种机器。

就像我在1970年所写的(有关“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后记中所说的:“因为,如果 ISAs真的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得到实现的形式,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被调控和对抗的形式,那么,各种意识形态就不是从ISAs 当中“出生”的,而是来自在阶级斗争中搏斗着的各社会阶级:来自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生产的和政治的)实践及其形式,与资本家阶级和帝国主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经济的和政治的)实践及其形式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各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由此浮现出来,它们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样,是不平衡的和相异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面、相反面或颠倒,――而是一种具有不同“价值”的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且,尽管它历经了所有的兴衰变化,但因为它已经成为这些价值的承载者,且这些价值已经在工人斗争的组织和实践中得到了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预示着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具有的部分特征,而且因此也预示着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废除国家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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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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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Leaman 译自德语版(Althusser,1977:15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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