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批判材料:二、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
路易.阿尔都塞


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

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

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

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

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

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

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 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

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

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

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

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

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

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


197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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