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二)
佩里.安德森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及时地在伏尔加河扭转。红军于1942年至于1943年战胜德国军队从而保证了欧洲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到1945年,除伊比利亚地区外,法西斯主义处处都遭到了失败。苏联的国际力量和国际威望大大加强,它成为除了最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以外的东欧命运的主人。共产主义政权很快就在普鲁士、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当地资产阶级的财产被没收了;实行了苏联式的工业化。一个结成一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包罗了欧洲大陆的一半。欧洲大陆的另一半则得到美国和英国军队的营救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然而,在法国和意大利,本国的共产党由于在抵抗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而第一次使得它们成为多数派的工人阶级组织。另一方面,在西德,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抵抗运动,而国家又遭到分割,致使复辟了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英、美占领军的庇护下成功地清除了无产阶级在战前的共产主义传统。后来的二十年所呈现的经济和政治特点,正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相反。主要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倒退到军事或警察专政。在整个先进的工业化世界里,建立在充分普选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变得稳定和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像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样的灾难性经济萧条。相反地,资本主义世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长期繁荣,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扩张得最迅速和最繁荣的阶段。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那些对无产阶级进行监护的、镇压性的官僚主义政权,在斯大林逝世后经历了一系列危机,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是它们的结构根本没有任何改变。恐怖行动作为国家的一种有组织的镇压手段已经抛弃不用了,但武力强制手段仍压制着这一地带的民众反抗。经济增长就其比较低的起点而论还是迅速的,但这对于资本主义集团的稳定性却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

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完全起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现在将要谈到的作者们所撰写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在他们的手里,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批判性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与以往任何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整个这批理论家所特有的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这种转变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地区特点。
这种转变的历史是长期而又复杂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就已开始,并与早期传统的衰落交织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的最清楚的办法,是开列一个初步的简表,列出现在所讨论的这些理论家的生卒年份及所属地区:

卢卡奇??1885—1971年??布达佩斯
科尔什??1886—1961年??托德斯塔(德国的西萨克森)
葛兰西??1891—1937年??阿列什(意大利的撒丁)
本杰明??1892—1940年??柏林
豪克海默尔??1895—1973年??斯图加特(德国的斯瓦比亚)
德拉?沃尔佩??1897—1968年??伊莫拉(意大利的罗马尼阿)
马尔库赛??1898年??柏林

勒菲弗尔??1901年??哈格特毛(法国的加斯科涅湾)
阿多尔诺??1903—1969年??法兰克福
萨特??1905年??巴黎
戈德曼??1913—1970年??布加勒斯特
阿尔都赛??1918年??比尔曼德里埃斯(阿尔及利亚)

科莱蒂??1924年??罗马

这些思想家们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前辈的出身并无不同。(25)但从地区上说,这批人的特色与恩格斯以后出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特色,却极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紧接着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之后接连出现的两代理论家中,所有重要人物实际上都来自东欧或中东欧;即使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是维也纳和布拉格而不是柏林为第二国际输送了主要的杰出人物。而另一方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情况就翻转过来了。主要除卢卡奇和他的学生戈德曼以外,上表所列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任何一位著名人物都来自更远的西部。卢卡奇本人主要是在海德堡成长起来的,他的文化素质中总是德国的多于匈牙利的;而戈德曼的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出生于柏林的两个德国人中,本杰明在文化方面明显而自觉地倾向高卢。而马尔库塞主要是在哥瓦比亚的弗赖堡垒门下受的主要训练。(26)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可以按世代划分两组。(27)上表所列的第一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政治经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受过俄国革命的影响。就他们的生平传记来看,卢卡奇比布哈林大三岁,而科尔什则比布哈林大两岁。但是,将他们与战前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接触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晚得多;而布哈林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是列宁的一位积极而久经锻炼的副手,他们通过大战和随后的群众斗争而开始变得激进起来,只是在1918年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战斗成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由于缺乏经验而在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错误(当他几乎要鼓吹意大利调停这场战争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党却在强烈谴责这种做法。)马尔库塞在未满二十一岁时就被德国军队征召入伍,很快就于1917年—1918年加入了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本杰明逃避了兵役,但由于战争而向左摆了。对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按世代划分的第二批“人马”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熟起来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而在政治上形成的。他们当中第一个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勒菲弗尔,他是这一组人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于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阿多尔诺比马尔库塞或本杰明小十岁,他似乎一直到纳粹于1933年攫取权力以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萨特和阿尔都塞尽管在年龄上相距很大,但却由于西班牙内战、1940年法国的崩溃以及德国的监禁等影响而同时变得激进起来的。他们两人都是在1945年以后、在冷战的头几年中完成他们政治上的演化的:阿尔都塞于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而萨特于1950年站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边。戈德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受到卢卡奇著作的影响的,他于大战以后的1946年在瑞士与卢卡奇偶然结识。德拉?沃尔佩在年代上是一个例外,但还是符合于按世代划分的政治类型:在年龄划分上,他属于第一代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毫无触动,他后来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损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了的1944年--1945年他才迟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最后,可以看出还有一个难以确定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代人物:科莱蒂,他太年轻,不可能很深地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烙印,他在战后时期成为德拉?沃尔佩的学生于1950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可以看到,从二十年代初期以来,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愈来愈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三个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的强大的共产党与数量众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结合了起来。在这个地区之外,由于不具备这个或那个条件而妨碍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出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广泛的激进化,但广大工人阶级却仍然坚定的忠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在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证明比三十年代欧洲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要强烈,但参加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却微乎其微。在这个时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产生任何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8)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年代和地区分布,为它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形态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代和地区领域内,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并不是立即发生或同时发生的。这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才最终脱离联系。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然而在实际上,1920年以后那一代的头三个重要理论家——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真正创始人——起初在他们各自的党内都是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他们也都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如果不与这种政治背景相联系,人们就真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理论的出现了。

卢卡奇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教育的副人民委员,并在蒂萨河前线与匈牙利革命军一起反击协约国的进攻。二十年代,他流放到奥地利时,他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名领导成员,在党内经过十年的派系斗争以后,他于1928年一度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科尔什于1923年以共产党人身份担任过图林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就在这一年负责过德国共产党在中部地区举行起义的地区性辅助军事准备工作,但那次起义被德国军队先发制人地扑灭了。后来他代表党担任过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著名代表;他还担任过议会理论刊物的编辑,并于1925年担任过议会左翼领袖之一。当然,葛兰西在紧接着战后时代的群众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比上述两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更为显著。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他是都灵工厂理事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并是《新秩序》的编辑,他是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成立时的建党党员之一,并于1924年逐步成长为党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当时该党正在从事艰苦的自卫斗争,反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巩固统治。这三个人的命运,象征着在后来的岁月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任何一个阶级的实践完全分割开来的那些势力。科尔什于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原因是他否认资本主义已趋于稳定、要求重新开展宣传鼓动以强调工人委员会并批评苏联主张与世界资本主义和解的外交政策。然后他保持一个独立的政治小组达两年之久,甚至在这个小组解散之后他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和无产阶级的圈子内仍然很活跃,一直继续到1933年,当时,纳粹势力得胜,使他从德国被迫流亡到斯堪的那维亚和美国,并处于隔绝状态。(29)另一方面,卢卡奇于192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了正式的纲要,该纲要含蓄地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观点——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三阶段”路线,它把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猛烈攻击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虚无主义地否认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军事、警察专政之间有任何区别,将他们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30)卢卡奇试图描绘这一新关键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差异类型学,他强调在反对匈牙利霍第暴政的斗争中需要有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遭到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强烈反对,他受到立即清除出党的威胁。他为了避免被开除出党,便发表了一个公开认错的声明(并未修改他个人的观点),但是,他这样推卸责任的代价是:永远放弃党内或共产国际内负责组织工作的职务。从1929年以后,卢卡奇不再是一个政治上有战斗性的人物了,他仅限于搞一些文学批评和哲学研究之类的文字工作。他在柏林度过一个短时期后,因纳粹攫取了政权而迫使他也流亡国外——但是到相反的方向,到苏联去,他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葛兰西的命运比较黯淡。他于1926年在罗马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最后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全面专政,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九年可怕的岁月,困苦的条件最终导致他于1937年死亡。他由于坐牢而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地下生活隔离,这使他免于直接承受共产国际斯大林化的恶果。即使这样,他在被捕前的最后政治活动是给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写了一份措词尖锐的抗议书,反对陶里亚蒂扣发意大利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该信主张在苏共内部争论中要有更大宽容,这是在俄国开除左翼反对派的前夕;他后来在狱中明确地反对1930年以后的“第三阶段”路线,而坚持了与卢卡奇在1928年并无不同的立场,卢卡奇那时候强调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起媒介作用的民主要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31)那时候第三国际内部的气氛使得他的兄弟(他委托他的兄弟将自己的观点转达给设在意大利以外的党的总部)保持沉默,以免使他遭受开除之虞。这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以不同的方式侵袭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两大悲剧,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就这样联合起来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和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

当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最初是在德国表现出来的。地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该所最早的起源及其发展已经为人所知了。尽管该所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形成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起点——意味着在组织机构上与政治相脱离,对这种情况,例如卢森堡在战前就决不会接受的——但该所在整个二十年代专心致至于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的研究,把扎扎实实、富于经验的工作与严肃的理论分析相结合。该所所长在就职演说中特别告诫它不能变成“达官贵人”的学院,该所的成员中包括魏玛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32)该所的杂志发表科尔什和卢卡奇的著作,同时也发表格罗斯曼或梁赞诺夫的文章。这就形成了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西方”和“东方”流派的汇合交流点。因此,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该所的道路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最终是特别重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林贝格自该所成立以来就担任所长,他于1929年退休。豪克海默尔于1930年担任该所新所长,这正是卢卡奇沉默一年以后,是在葛兰西甚至在狱中也因本人安全问题而受到审查的一年。格林贝格是历史学家,而豪克海默尔是哲学家,豪克海默尔在就职演说中为该所工作方向的重大改变定了调子,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考虑,而转向以经验调查作补充来发展“社会哲学”。该所于1932年停止发行《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它的新刊物简单地起名为《社会研究杂志》。在1933年法西斯主义反革命以前的短时期内,豪克海默尔在研究所周围聚集了一批各色各样、多才多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豪克海默尔与格林贝格或格罗斯曼都不一样,从未公开加入过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他曾经一度赞美过卢森堡,并在政治上仍然保持激进的观点,既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批判德国共产党。马尔库塞曾于1918年加入士兵委员会,他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保持某些联系;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的最后几年里,他曾经是希法亭的刊物《社会》的撰稿者。另一方面,阿多尔诺作为三人中的练习生,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毫无个人联系。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在夸耀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一批新人物对德国阶级斗争的前途抱怀疑态度,这在豪克海默尔上任伊始就表现出来了,当时正是该所的基金于1931年悄悄地转移到荷兰、并把它的国外办事处设在瑞士的时候。(33)

纳粹于1933年取胜,该所被迫流亡,但它作为一个中心并未毁灭。豪克海默尔通过谈判正式于1934年把该所迁往美国,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所有最亲密的同事都来到美国与他会合。该所迁移美国,就使它转移到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在新环境下,该研究所稳步地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适应当地的学术气氛或集体的感情,进行带有通常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学调查。该所为了在新的住地掩饰它自己,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豪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私下仍然尖锐地敌视美国社会,这在战后他们合著的《启蒙运动辩证法》一书中有所披露(该书谨慎地发表于荷兰),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将北美的自由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该所于1949—195年迁回法兰克福,但是,它的社会作用和方向在美国期间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是再也不可能变更了。由于战后的西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欧洲最反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遭到纳粹沙文主义和英、美镇压所破坏,它的无产阶级暂时变得消极和沉寂了。在这种环境下,德国共产党被取缔,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正式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该研究所已经实现了非政治化:在美国学术界里它还只是一块孤立的飞地,而在西德则正式享有盛誉并受到保护。豪克海默尔在三十年代所宣扬的“批判性理论”现在已经与社会主义实践明显地脱离了联系。豪克海默尔本人在退休后终于堕落到恬不知耻地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地步。(34)另一方面,于1958年担任该所所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了该所最有影响的一批著作的阿多尔诺,却没有走这条路;由于他脱离政治,而且总是比他的同事们要脱离得多,反而使他避免走这条路。对比之下,退避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化上和组织上处于严重隔绝的情况下,他作为个人,仍然保持了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但这种状况的客观倾向却使他在思想上付出了代价。马尔库塞专心致志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但他却完全脱离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任何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在美国提出了工人阶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结合”的理论,这就在社会主义思想(这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又变成了“乌托邦”)和当代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运动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二十年代晚期的德国实践中悄悄发生的理论和实践的决裂,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出版,在理论上已经迫不及待地固定下来了。

在纳粹主义取胜以前,德国是唯一一个在俄国以外拥有一个强大共产党的主要欧洲国家。在此之后,法国在人民阵线时期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共产党在西德实际上已被消灭,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派组织。这个双重的变化改变了欧洲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均势。自从第二国际时代以来,法国的工人运动(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曾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战斗性和文化创造性方面居领导地位)这时已经在理论上远远落后于东欧和中欧甚至意大利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从未深入到法国社会党或劳动总同盟中去。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实质上具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具有朴素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力量(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期雅各宾派类型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将当地的知识分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紧紧地捆在一起。而当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时,例如汇集在像饶勒斯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身上时,其结果就会产生明显的理想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社会学说。在法国,对于1914年以前的时期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没有做出任何显著的贡献。《资本论》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实际上是一本已经合上的书;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所写的重要理论著作被译成法文。协约国于1918年所取得的胜利,确认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使得法国的工人阶级面临失败的严峻考验,这就进一步推迟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而发展的条件。法国共产党在1920年有了一个显然成功的开端之后,迅速下降到较小的规模,在二十年代所余下的年头里,约有五万名成员;该党所吸引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人,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更着重于感情上的联系而不是科学的联系。

直到1928年,才有第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感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法国共产党。这批人包括尼藏、勒菲弗尔、波利策、古特曼和弗里德曼;他们是在反对法国官方哲学的枯燥乏味和眼界狭小的斗争中定型的,而且他们本来就赞同超现实主义。(35)然而,这批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是与第三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的斯大林化相一致的。因此,从一开始,他们的理论著作就受到了严格的政治限制。迄今为止,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这个整个中心问题都是有保留的领域,不仅法国的全国性政党的领导是如此,而且连在俄国的共产国际本身也是如此。在欧洲共产党队伍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活动领域因此大大地缩小了。波利策在率先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后,(36)变得比那些顺从的法共文化官员并不强多少。尼藏的辩才老是受到组织压力的抑制,直到最后他反抗纳粹—苏联条约而被开除出党。(37)勒菲费尔仍然独自写作了既有相当高的水平、又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著作,他始终对法国共产党忠诚不渝。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策略上有所革新,这到后来成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人的普遍特征:“应该属于凯撒的,就是凯撒的”。政治上的忠诚与脑力工作结合在一起,就足以摆脱革命战略的中心问题来逃避直接的控制或检查。勒菲弗尔在三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大体上具有哲学的特性,其抽象化的程度正好控制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最重要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写完以后推迟了三年才告出版)受到了当局的猜疑;(38)这部著作在语气和内容上可以把它置于早期卢卡奇直言不讳的著作(毫不含糊地求助于“历史”)和当代豪克海默尔含糊其词的著作(令人费解地求助于“批判的理论”)之间。尽管在巴黎的本杰明阅读勒菲弗尔的著作(他们都赞同超现实主义)(39),但勒菲弗尔在三十年代末在国际上仍然陷于孤立状态;他在法国本土内也是独树一帜的。

由于德国在1940年至于1944年占领法国而毁灭了第三共和国的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这也就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法国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的最后几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十万以上党员的大党,它从1941年以来就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支居主导地位的民众力量,并在战时大大增强。1945年以后,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在组织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已占压倒优势。其结果是,该党在扩充和吸引知识分子方面都得到迅速的增长。波利策在抵抗运动中遭到杀害;尼藏死在敦刻尔克。列菲弗尔在后来的十年来仍然是党内最著名、最富有创见的哲学家。在这个时期,尽管法国共产党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但产生的新理论著作却相当少,这是因为自从冷战一开始,新的理论著作由于党内文化控制格外加强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也因为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冷战高潮期间强制推行日丹诺夫主义的缘故。这样,在大战之后头十年内的重大而奇特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存在主义的环境中发挥影响,这最初是在占领时期出现的,而在此之后又通过萨特、梅洛?庞蒂和德博瓦尔的著作而得到了广泛的文化传播。这种影响还通过科泽夫的影响作为媒介而得到传播,科泽夫是在战前把黑格尔系统地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他关于《心理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为萨特和梅洛?庞蒂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间接的渠道。(40)这两个人在1946年创办了一份无党派的社会主义杂志——《现代》,这份杂志在哲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方面内容广泛多样的文章使得它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理论评论刊物。无论是梅洛?庞蒂或是萨特都不想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们两人都相继设法与法共一起积极履行革命职责,他们明确地表达法共所不承认的政治思想,但不对法共进行反对或攻击。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法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经坚定不移地由一个在内部压抑脑力工作的党所组织起来了,这种关系最终导致萨特于1952年至1954年间进行特殊的努力从党外对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加以直接的理论说明,这批论文的总题目是《共产党人与和平》。(41)当然,根本不可能存在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奇异的”统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导致萨特同法国共产党之间产生公开的决裂,此后他不和任何组织机构发生联系而进一步从事于理论工作,他作为一个个体哲学家和评论家,与群众没有公开的联系。同时,在法国共产党内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和影响终于迫使列菲弗尔成为积极的反对派,他于1958年被开除出党。这些年里出现了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陷于政治被动的极度消沉的时期。

然而,六十年代法共内部统治发生有限度的自由化,表明了新兴的知识分子势力已在党内悄悄地酝酿。从1955年开始出版的科尔纽所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丛书,在法国已经引起了脱离梅林和梁赞诺夫学术传统的变化。(42)但正是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在1960年至1965年的出现,标志着法共党内知识分子辩论水平的决定性变化。一个重要的理论体系在法国共产主义组织系统内部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个理论体系的力量和独创性甚至连它最坚决的反对者也无不承认。阿尔都塞的影响在1969年以后在法国共产党内外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使得他在法共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43)然而,这种优势的矛盾之处在于:那是和法国共产党本身的政治演变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六十年代西方共产主义明显的温和主义,实际上已在法共争取法国“先进的民主”的党纲中得到最显著的表达;而在国际上,法国共产党是以它在中苏冲突中对中国的敌视程度和对俄国立场的拥护程度而出名的。相比之下,阿尔都塞的著作曾一度自称是明确地反人道主义的,当时法共正式的学说正在把人道主义捧为建立先进的民主制度过程中同各方(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进行合作的共同纽带,当时苏联共产党正在把“一切为了人”作为一个群众性口号来加以宣扬;阿尔都塞对中国的同情是难以掩盖的。因此,在法国共产党内,理论和党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以前,党喋喋不休地用“正统观念”来反对理论上的“自由主义”倾向,而现在这个作用是倒转过来了,理论正不声不响地主张严格态度以反对党内的松弛作风。然而,在新形势下,正是法国共产党的自由化使其同盟者和合作者消除了疑虑,加上阿尔都塞本人的小心谨慎,因此防止了任何正面冲突。在这方面,阿尔都塞在法国党内的地位与卢卡奇在1945年苏联干涉以后匈牙利党内的地位变得相似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个人经历上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永世联系的重要知识分子拒绝离开党或者与党决裂,并同他们的党达成一个默契:只要不怎么触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不论其最终的实际意义如何),他们就对政治问题不加评论。这种相互妥协之所以可行,其先决条件是这些理论家每人都有相当大的独立威望,从而有可能使党与他们保持策略上的共处,因为保持共处而不和他们断绝关系是对党组织有利的。但这样的一种关系所具有的暧昧和紧张也是同样明显的:尤其阿尔都塞的事例更是如此,因为在法国共产党内,强制性的压力不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解放后的意大利传播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惊人的,这不仅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也包括意大利社会党和无组织的广大知识界的发展,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与法国在战后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在欧洲19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轴已经从日耳曼地区移向了拉丁地区,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次。但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显然不同。意大利具有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晚期恩格斯的时代。下一代的蒙多尔福继承和发展了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蒙多尔福是另一位前黑格尔派哲学家,他对葛兰西一代人都先后产生过直接的影响。(44)法西斯主义在其间的长期活动使得葛兰西本人在监狱里的著作酝酿成熟了。这些著作于1947年至1949年间初次发现并出版了。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还是在党外的广大范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土生土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出现,在葛兰西的伟大著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免除了最大的冷战蹂躏:日丹诺夫主义在意大利共产党内比在法国共产党内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抵制。党的领导大部分仍由葛兰西的同代人和同事们的所组成,他们经历过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时期那种典型的、最坏的文化压制,因而,只要不和党的政治活动相联系,意共在组织内部可以允许某些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对葛兰西死后加以神圣化,反而扼杀了他的理论遗产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生命力。葛兰西的形象变成了党内正统思想的偶像,在任何一种公开场合下都要加以膜拜,而他的实际著作却被窜改或被忽略:在大战结束以后二十五年,意大利共产党甚至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著作的认真评论。《狱中札记》的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终于导致意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理论倾向,竟然表现为对于从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这整个哲学渊源的一种反动。

新学派的缔造者是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他是一位哲学家,于1944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从1947年到1960年写过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德拉?沃尔佩就像战前时代的绝大多数意大利学术界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同法西斯主义有过妥协。由于他在巴多格里奥政变后紧跟意大利共产党而使他这段过去的经历正式得到了宽恕,然而他的历史也剥夺了他在党内获得任何政治权威的资格;他所具有的个人特色曾一度使他接受全民国家的观点并为之辩护,后来又使他倾向于一贯遵循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政策。因此,德拉?沃尔佩的理论倾向虽然与意共流行的正统观念明显地背道而驰,他本人的著作却缺乏任何独立的政治见解。他是党内最著名的专业哲学家,但在许多方面又是最免费的。德拉?沃尔佩在意共党内二十年间,与意大利共产党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摩擦,但同样地,党的文化机构也很少给予他什么礼遇。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意大利共产党内思路最清楚、著作最多产的学派,他们是皮埃特拉奈拉、科莱蒂、罗西、默克、塞罗尼及其他一些人。当然,最有才华、最富锋芒的人物是科莱蒂,他于1950年大约二十五、六岁时入党。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社会》于1957年扩大了编辑部,除其他人以外,还吸收了德拉?沃尔佩和皮埃特拉奈拉,科莱蒂在下一年也参加进来了。在这个时期,该学派的哲学论题在这批人中的某些年青成员身上开始具有政治色彩。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德拉?沃尔佩著作的特色,从哲学上特别强调“明确的科学抽象”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有必要按照发达资本主义的“纯理论”范畴对意大利社会作出分析,同时,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则追求相应的“先进”政治目标。这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正统观念不同,这种正统观念强调意大利社会历史的落后性和混杂性,因此需要采取“民主”类型的比较有限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因为这在政治上来说更适合于意大利社会。(45)《社会》这份刊物内部理论上的紧张局面最终导致意大利共产党于1962年初对该刊实行镇压,紧接着在该党周报《再生》上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哲学论战,对德拉?沃尔佩学派进行了指控,科莱蒂对此作了尖锐的回答。两年以后,科莱蒂由于对1956年以来苏联共产党或西方共产党内部都没有实行任何真正民主化的现象感到不满,他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46)后来十年中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所有组织机构以外写作的。

因此,正如萨特后来所宣称的那样,从1924年到1968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顿”,但它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曲折道路前进的。这两者之间的脱节,是由这整个历史时代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命运,其最深的根源在于1920年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大革命高潮(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等欧洲文化的外围地区除外)。这与各国共产党内斯大林化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共产党是十月革命的正式继承者,这些党在没有产生任何革命动荡的情况下在政治领域内是不可能提供真正的理论著作的,它们对革命动荡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因此,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稳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地产生政治上孤立和失望和环境之中。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是他流亡在维也纳时写作的,那时正值匈牙利公社遭受镇压以后白色恐怖在匈牙利猖獗之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在飞扬跋扈的法西斯主义决定性地镇压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以后于巴里附近的监狱中写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是在战后西德和美国处在政治反动最严重时期发表的:阿多尔诺的《最低道德》(1951年)是在西德开始正式取缔德国共产党的那一年发表的,而马尔库塞的《爱欲和文明》(1954年)是在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嚣张一时期间发表的。在法国,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是在1958年戴高乐派上台成功后发表的,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高潮之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国工人阶级群众陷于麻木仁、无能为力的状态,而法国秘密军组织对那些积极抵制战争的少数个人正施行恐怖性的打击措施。也正是在这些年里,阿尔都塞开始从事他最初而又最有创见的研究论文《矛盾和过度决定》(1962年),最明显的是,与此同时,第五共和国实行的总统直接统治和全面政治巩固所造成的独裁主义结构已经确立。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政治失败记录,必然对个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所造成的各个共产党的斯大林化,从二十年代晚期开始在组织上形成了官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苏联政策,这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打上了与众不同的烙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标志着作为欧洲一支活跃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区域上起了显著变化,共产主义作为西德工人阶级的一支生力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则出现了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这些参差不齐的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有关地区与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的问题,得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菲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政党任何联系(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对所有这些理论家说来,无论他们接受与否,可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治中主要的或唯一的关系中心。在这种关系结构内部,可以采取两种广泛的抉择:一种抉择是,理论家加入共产党并遵守其严格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同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保持某种名义上的接触(无论如何,党必然得同工人阶级有联系),他还有可能至少获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哲学方面的连续性(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党内是强制性的)。以这样做来接近工人阶级日常现实斗争(虽然只是相对的接近)的代价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保持缄默。在这一时期,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内部,任何一个未曾参与领导层和知识分子(或工人),都不可能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独立见解,除非是以极其隐晦的形式。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可作为这种抉择的例证。相反的抉择是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置身于任何一个党组织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表达政治见解的形式上没有任何组织约束;但是反过来,他们在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其有根本好处的社会阶级内部,也没有立足点。萨特和马尔库塞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地位的变化形态。萨特在个人参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保持着无与伦比的记录——写下了论述法国、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古巴、刚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论著,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却没有任何深切的了解,对他本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毫无影响。马尔库塞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广泛的基础知识,并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写作了论述美国和苏联的长篇著作(《单向度的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但提出了一种理论,实际上根本否定产业工人阶级具有任何积极的社会主义潜力。最后的抉择是将两者都一起抛弃:既不参加党,也完全不谈政治,这就是阿多尔诺在战后的西德所采取的态度。

这种绝境所造成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葛兰西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这象征着他的伟大,这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他属于对经典遗产作出解释的那一类人——他长期受监禁,一方面使他受到慢性的杀害,同时却保护他免受意大利以外的斯大林化在思想上所造成的后果;他在受监禁期间,1919年至1920年意大利工人起义的经验和1924年至1926年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组织领导的经验,始终是他的思想的创造性源泉。但是,甚至连他的著作也揭示出这种阶级斗争的缺陷性和局限性(那些著作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也揭示出他受监禁的物质环境。在葛兰西以后,在西欧再也没有其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达到过同样的造诣。理论工作的活动余地缩小到或者是服从组织,或者是个人陷于孤立,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之间丧失了建立有力联系的可能性,并排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直接发展。在各个共产党内部,所有关于战后帝国主义经济、西方国家制度以及阶级斗争战略原则的讨论,都严格地留给这些组织的官僚上层来进行,这种取决于对苏联官方立场的绝对忠诚。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队伍之外,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没有一个明显的立足点,可以从中提出任何明白易懂的革命分析或战略,这或者是因为共产党在当地无产阶级中占有绝对优势(法国和意大利),或者是因为无产阶级对改良主义的忠诚占了压倒之势(德国和美国)。在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体验中形成的一代理论家仍然停滞不前,他们或是对整个工人阶级丧失信心(没有经历抵抗运动的德国人),,或是不可避免地把它与共产党的见解连成一气(经加过抵抗运动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有意义的是,这里所论及的这批人中最年青的一员显然是科莱蒂,只有他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抵抗运动之后发展成熟的,自从他脱离意大利共产党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只有他是有资格写作战后时期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理论家,他的著作既体现了自由思考,又体现了专业工作的严谨。(47)但即使是科莱蒂所作出的贡献也主要是对经典论战的历史记载作出概述,而不是像这些贡献所应当具备的那种实质性的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有创见地论述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方面、在创作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后果或战后共产主义的强制所造成的组织封锁,决不是造成西欧舞台内部这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枯燥乏味的唯一原因。因为这也是一个在整个先进的工业世界的资本势力客观上空前巩固的时代。在经济上,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长期繁荣的世界性动力,比以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动力都要巨大。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普遍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这类生产方式的发展方面实际上已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显地打破了经典著作上有关衰退或危机即将来临的预言,提出了供科学分析的崭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在斯威齐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到了尽头,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革新在美国经济中得到了明显的成功,因此该书在结尾时把这种传统实际上寄托于过去。当斯威齐和巴兰二十年后在一部巨著《垄断资本》中重又论及这个主题时,他们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内的正统结构丢弃差不多了。(48)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带的帝国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呈现的规模和力量本身,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已经构成了可怕的理论挑战: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从未承担起应对这个挑战的任务。(49)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也使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上建立起来,这种民主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都将这种普选权当作正常而又固定的国家结构。这种政治秩序作为一种具有国际规模的持久而又统一的制度是颇为新颖的,但这种新颖的特点却常被内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忘怀,这是因为英国或美国已经相当长时期地具有这种本地传统的缘故。(50)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找不到任何重要的或是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对此作出判断:这类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来都不是马克思或者列宁任何一部重要著作所阐述的对象,马克思生前没有见到这种国家的实现;列宁的敌人则完全是沙皇俄国那样类型的国家。因此,制定一种能掌握和分析代议制民主(作为资产阶级权力的一种成熟形式)的性质和机制的政治理论所包含的问题,与战后头二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几乎同样之多。这些问题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没有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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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卢卡奇是银行家的儿子;本杰明是画商的儿子;阿多尔诺是酒商的儿子;豪克海默尔是棉纺主的儿子;德拉?沃尔佩是地主的儿子;萨特是海军军官的儿子;科尔什和阿尔都塞是银行经理的儿子;科莱蒂是银行职员的儿子;勒菲弗尔是官僚的儿子;戈德曼是律师的儿子。葛兰西是唯一成长于真正贫困的环境之中的,他的祖父曾经当过警官,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小公务员,因贪污坐牢而毁了前程,致使整个家庭在后来遭受了很多艰难困苦。

(26)德国西南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区看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是当地人,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是在那儿受的训练。海德尔堡和弗赖堡自从第二帝国时期以来就与那里有着密切的哲学上的联系。至于本杰明的亲法倾向,可以看他早在1927年写过的话:“在德国,就我的志趣爱好而言,我在同代人中感到很孤立,而在法国则有某些推动力……我看到它在起作用,它也占据了我的思想。”(《启示录》,伦敦,1970年,第22页。)

(27)任何世代划分必须按大约二十年的间隔,显然:问题在于要了解在任何一个时代生命发展的生物学长河里,有关的历史变迁点确定在哪里。在这里没有篇幅充分地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关键的分界线已由当代一系列政治动荡相当清楚地划定了。

(28)西班牙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为什么西班牙从未产生过一个拉布里奥拉或是葛兰西呢——尽管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有斗争性,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更甚,尽管西班牙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肯定比意大利要少,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做大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更广泛地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条件和发展条件的关键。在这里或许只需指出:就有关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论,极为明显的是,当克罗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意大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著作时,在西班牙最相近的这类知识分子乌那木诺也同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乌那木诺与克罗齐不同,他于1894-1897年就参加了西班牙社会党的组织工作,然而,克罗齐所从事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乌那木诺在西班牙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意大利人的博览广闻与西班牙人的小品随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肯定是两种情况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之一。乌那木诺是一个差得多思想家。更一般地说,他的局限性表明在西班牙相当缺乏任何一处主要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传统——西班牙的文化,包括对其文学、绘画或音乐的各种爱好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都很缺乏。也许正因为缺乏这种催化剂,因而阻碍了在二十世纪西班牙劳工运动中出现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名著。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奇怪地没有发展起一套常规的理论体系的原因,尽管英国本土有着经验主义的传统(在1900年以后突然明显地加强),而且它又有出色的编史工作。在复杂的社会复合体内部,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态内产生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哲学成分,当然,恩格斯已经大力强调过这个重要性。懂得了这一点以后,就应当对于哲学在欧洲其他地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不必加以苛刻的评价,这在后面要谈到的;这种情况不需加以抑制。

(29)关于这一段情节,见黑达?科尔什:《卡尔?科尔什回忆录》,载《新左派评论》第76期,1972年11月—12月,第42—44页。

(30)见所谓《布卢姆论文集》(根据卢卡奇的秘密化名)的一些关键段落,载格奥尔格?卢卡奇著《政治论文集》,1919—1929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240—251页。

(31)见朱塞佩?菲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0年第249—258页。

(32)杰伊:《辩证思维》,第11—17页。

(33)杰伊:《辩证思维》,第26页。

(34)见他在《明镜》上发表的访问记,1970年1月6日。

(35)有关这批人的背景,见亨利?勒菲弗尔著《总额和余额》,巴黎,1959年,第389—414页。

(36)《心理学基础批判》,巴黎,1928年。波利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历过匈牙利公社,说明与中欧马克思主义有着微弱的联系。

(37)见尼藏的《阿拉伯亚丁》再版本里所载的萨特的生动的论文,巴黎,1960年;这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

(38)有关这段插曲,见勒菲弗尔《总额和余额》(第47页)中的自传性叙述。

(39)见本杰明的文章《爱德华?富克斯,编篡者和历史学家》,载于《新天使》,法兰克福,1966年,第326、341页。本杰明在巴黎的交往构成了将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0)科泽夫战前的讲演最后发表于1947年,即《黑格尔著作介绍》。亚历山德尔?科泽夫(科泽夫尼科夫)于1902年生于俄国,他从1921年至1927年在贾斯珀斯和海德尔的影响下在德国学哲学。他后来到了法国,在那里,另一位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德尔?科伊列使他对黑格尔发生了兴趣,科泽夫从193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替科伊列在法国高等专门学校讲授黑格尔。

(41)最近有英译本出版,伦敦,1969年。

(42)奥古斯特?科尔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1955—1970年,已出版四卷,写至1846年为止。

(43)阿尔都塞的两部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于1965年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版。

(44)关于蒙多尔福所起的作用,见克里斯梯安?利谢尔斯:《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1970年,第21—24页。

(45)见弗朗哥?卡萨诺编辑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巴里,1973年,第7—8页、14—19页、180—181页。这部著作包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内的重大理论论战文章,包括下面要谈到的1962年的论战。

(46)关于这一段历史,见《新左派评论》第86期上所载的《一次政治和哲学的访问记》一文中科莱蒂自己所作的叙述(1974年7—8月,第3—9页)。这篇著名的文章对于本文中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整个领域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该文章中的某些结论,在实际上与本文提出的某些论点是相似的,尽管它们必然具有其本身的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思想家像科莱蒂那样把它的本质和局限性揭示得如此清晰。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会赞同本文的许多具体论点和判断。

(47)特别参见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61期(1970年5—6月)上的论文:《斯大林问题》;还有纳波莱奥尼和科莱蒂合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崩溃还是发展?》一书的“导言”,巴里,1970年,第71—112页。

(48)巴兰和斯威齐抛弃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奠基石的剩余价值观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垄断资本》(纽约,1966年)对于剩余价值或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类观念并没有以直截了当的批判方式做出多大的观察和反对,也没有从这类观念默默地转变到来自凯恩斯的某些含糊的类似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已经大体上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程序之外了。应当指出,巴兰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环境中度过了形成他的思想的一年(1930年);《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几部分反映出受到该所的明显影响。而就斯威齐而论,他最近已经强调,他并不认为《垄断资本》里的“剩余”观念与《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观念有矛盾。见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直接的声明(1974年1月,第31—32页)。总的说来,可以说自从《垄断资本》发表以来(巴兰在发表前不久逝世了),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其风格上已经变得更为正统了。

(49)米恰尔?卡列斯基是一位波兰人,他那高深莫测的事业或许代表着这个时期欧洲马克思主义最密切地从事的对先进资本主义进行重大改造的事业。卡列斯基于1899年生于罗兹,他学习的专业是工程师,在经济学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资历,他早已具有凯恩斯的大部分思想,他的著作《论商业周期理论》于1933年出版,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概论》要早两年出版。他于1935年经瑞典移居英国,他因发表了《充分就业的政治诸方面》(载于《政治季刊》第4期,1943年)而成为预言战后西方反危机需求管理方式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于1955年返回波兰,直到1970年他去世之前不久,他一直在大学和计划部门担任职务。卡列斯基著作中模棱两可的议论当然是由于和马克思主义犹豫不定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这方面有必要对他的传记进一步作出研究。在三十年代半军人专政的波兰,卡列斯基作为给社会主义期刊撰稿的一位匿名作者,他似乎曾因为“卢森堡主义”而受到波兰共产党的批判,这是由于他特别关注有效需求和投资水平问题所引起的。在英国和美国,他的著作从未列入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而只被看作是左翼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对此尚需作出定论。卡列斯基的成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本世纪是否存在过什么专属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卢森堡传下来的,而格罗斯曼、莫茨科夫斯卡和卡列斯基或许都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地隶属于这个传统。

(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
第三章

形式的转移


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科尔什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从社会角度说,这种变化意味着新时代中产生的这个理论,其学术地位已日益增强。在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和考茨基都一致蔑视讲坛社会主义者——那些在大学中任教的非党“教授-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结合进中欧或东欧的大学体制中去。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政治统一形式,是同任何学术职位格格不入的。相反,作为战斗生活的活动之一,他们都在党校或工人义务学校任教。希法亭和卢森堡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学校里教过政治经济学,而列宁和梁赞诺夫在龙寿姆党校向布尔什维克工人讲过学,鲍威尔则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总部开过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理论家们仍然记得这一传统特点。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曾在激进的布达佩斯伽利略学会任教;科尔什在二十年代曾在柏林的卡尔?马克思实验学校讲课。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当时还是隶属于地方州立大学的一所独立的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过渡时期。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大学——既是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又是流亡地。在这个时期,卢卡奇、列菲弗尔、戈德曼、科尔什、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科莱蒂和阿尔都塞,全都拥有教授级的大学职位;(51)萨特先进入大学,后来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又离开大学。他们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

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并使它的正式场所由党的集会转向学院系科的外部决定因素,是和这段时期的暗淡历史分不开的。但是,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身之中没有一种有力的内在决定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话,这种转移就决不可能发生得如此普遍和如此剧烈,这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1844年的巴黎手稿——为时虽晚的发现,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32年,那些手稿在莫斯科第一次发表。它们的直接影响,却被1933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当时可能会最热烈地欢迎这些手稿的国家)的胜利以及1934年俄国发动的清洗所压抑了。(梁赞诺夫本已准备把巴黎手稿发表在他的批判性的马恩著作集里,就在发表以前他被莫斯科的研究所开除了。)然而,巴黎手稿对当时的三位思想家分别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卢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间,曾于1931年亲自在梁赞诺夫手下工作,辨认那些手稿,据他自己所述,这段历史永久地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52)在柏林,马尔库塞于1932年在《社会》杂志上著文欢迎这些手稿的出版,该文一开始就发出响亮的宣告,说这些手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提到了新的地位”;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些手稿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各个阶段的著作中都具有关键的重要性。(53)在巴黎,列菲弗尔是负责把这些手稿译成外文的第一人——他的译本是同古特曼合作完成的,出版于1933年;而列菲弗尔在1934年至1935年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54)则是根据1844年手稿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新的重建的第一部主要理论著作。然而,马克思早期著作之发现、并结合进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才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感受到的。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第一次用意大利文翻译和讨论了青年马克思的新文献——巴黎手稿,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47—1950)(55)——,他从此开始在理论上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大一个流派的德拉?沃尔佩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其特殊的选择和解释,和卢卡奇、马尔库塞、或列菲弗尔的有很大不同。在法国,主要也是新发现的青年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在解放后把梅洛?庞蒂和萨特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这边来: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第一篇主要探讨,《唯物主义和革命》(1947),实质上求助于巴黎手稿的权威性。(56)早期马克思的这些哲学著作的影响,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达到高峰的,当时,这些著作的主题已经在整个西欧广为传播,以至于最初坚决反对把这些著作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要素的主张——阿尔都塞开始时的那些论文——也不得不把它们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任何讨论的出发点。(57)即使被人以否定态度对待,这些手稿也提供了初步的探讨范围。而且,在这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进行否定的方式,仍然受这些手稿发现后马克思主义着重点的长期变化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的实证理论,同早先那些根据这些手稿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相比,同样处于手稿发现前从未有过的专业哲学水平之上。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当然,事实上事物并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倒转的。马克思自己的哲学事业,曾经首先是清算黑格尔及其在德国的主要继承者和批评者们,特别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目标,主要是黑格尔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成对照,尽管突出地恢复了黑格尔研究,其主要的理论目标却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当然,讨论这一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大量存在的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排除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著作的整个范围却被典型地作为资料来源,哲学分析可以从中提炼认识论的原则来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世界——这些原则从来没有被马克思本人明白地或充分地提出来过。没有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经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时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马克思在他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没有推崇过这种做法。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论的主题所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可以在其代表作的题目中看出来。科尔什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开始就定下了基本规范。同年,卢卡奇发表的姊妹篇作品中,开宗明义的论文题目就叫《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它很有信心地总结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58)后来在一些作品的令人困惑的方法论学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个看法,那些作品的书名是《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理性的毁灭》(卢卡奇),《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德拉?沃尔佩),《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萨特),《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读〈资本论〉》(阿尔都塞)。
由这些评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所展开的论述,附带还产生另一个结果。它们所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带有专业化和难以理解的特色。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理论已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是足以说明其远远脱离政治。当然,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于他同代或后世的读者们来说,在概念上也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早期的哲学作品和后期的经济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最难懂的两大部分)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词,都来自过去的各种理论著作——主要是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的作品力图批判这些著作并超越它们,创造了一批更明确和更接近物质现实的新概念;较少“人格化的”(青年马克思用语),较少“神学的”(成熟马克思用语)。而且,马克思虽然从不讳言读者要掌握任何一门科学必然会有困难,但他在1848年以后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以尽量简明易懂的方式提出来,尽量使他为之写作的工人阶级能够容易理解。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资本论》法泽本上所花费的心血,是大家都知道的。

与此相对照,在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极其艰深的语言,却从来没有由于要同无产阶级读者建立直接或积极的联系而有所约束。相反,它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极限,这足以说明它跟任何群众实践都是相脱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59)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够用明晰而直率的语言从事写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语言来写作他们常为人提及的主要理论著作。这种常见的、并为他们所共有的语言晦涩的现象,不能以个人或主观因素来加以解释。葛兰西的情况,作为决定这种理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语言普遍后退的历史规律的象征,是一个例外。他的《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由一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所写的,他的社会出身比欧洲(不论西欧或东欧,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以后)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身要贫贱的多。但是,由于当时残暴的检查制度和狱中的困难条件迫使葛兰西采用密码似的隐喻而不用有条理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里包含了无数暧昧不明的语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当代学者们至今无法弄懂的。(60)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受到的挫败而在形体上遁世出俗的这种情况,预示着随后的理论家们所处的孤独形象——他们比葛兰西自由些,但是却更加远离群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到这样一种范围更广的历史审查:即社会主义思想同群众革命土壤之间几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隔绝。

这种长期的隔离,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同时对它还有另一种显著的普遍影响。因为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抗拒地转向另一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当然,这种改变方向的历史原因,并不是简单地在于西方群众革命实践的缺陷。而是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堵塞了社会主义的任何进展,这在某些根本方面决定了这些社会内部的整个文化结构。首先,帝国主义成功地重新站稳脚跟,加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化,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部分重新获得了相对活力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西方资产阶级秩序的历史寿命并没有耗尽,它既然有能力渡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其后二十年中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有力地崛起,那么在它对文化变革和发展方面也必然会反映了这种能力。它仍然保有世界上为数最多、训练最佳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效忠,他们的创作活动继续以一些主要的民族形式大量地存在于各个领域。这种成就当然具有某些确定的局限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没落地位所造成的,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如何,世界的三分之一已经挣脱了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方镇压和国际革命之局限于欧、亚落后地区而受到损害或瘫痪,它的这个全面弱点在力量对比中使它远不是较量的对手。1920年以后,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学科里不如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那么进展迅速。这个痛苦的现实,对于西欧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活动性质,产生了一种转变方向的中心压力。
因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传统的最为突出的一个特性,或许是: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类型的欧洲唯心主义及其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范围一直是复杂的,既相吸又相斥,既有借用又有批评。至于这种反应的确切的融合形式,则因事而异。但是基本格局,从二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却不可思议地相似。卢卡奇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在思想上仍然受到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以及狄尔泰和拉斯克的哲学的深刻影响。(61)特别是,它的主要范畴“合理化”和“归属意识”是来自韦伯的;它关于“物化”的论述具有齐美尔的深刻印记;而它对自然科学的敌视——这是已往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完全没有的东西——则主要是受狄尔泰以及总的说来德国唯生论观点的影响。葛兰西把他的《狱中札记》主要写成同克罗齐的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对他的系统批判——葛兰西采用了当时统治意大利文坛的这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语汇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他对伦理政治史的关注;(62)同时,他附带地发展了上一代的文学批评家德?桑克提斯的见解和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集体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充满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概念和论点,以此作为它本身大部分理论研究的组织联系。马尔库塞的主要研究著作《爱欲与文明》,可以明确地称为“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探讨”,该书中关于“压抑”与“升华”、“现实原则”与“表现原则”、“爱欲”与“死亡”等一套语汇,都是弗洛伊德著作范围内的语汇。萨特的情况是特殊的,由于他本人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所创立的),因此他把自己过去的学术观点以及出众的手段和创新,带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结果是,《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的许多概念是相通的,其中:“真实性”这个概念导致了“匮乏性”,“失真性”导致“系列性”,“自为与自在”的不稳定性导致“联合体”的不稳定性等概念。(63)但是,与此同时,萨特最初的存在主义体系的过去两大源泉,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仍然保持活跃的影响:在《辩证理性批判》发表十年以后出版的萨特对福楼拜的长篇研究中,处处充满着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共鸣和引喻。阿尔都塞的作品,被认为是对他的主要先辈们(首先是葛兰西、萨特和卢卡奇)的激烈的公开论争。但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许多衔接文章脉络的语汇也得之于三位迥然不同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认识论的中断”和“核心问题”的概念来自巴切拉德和坎吉尔汉——一位是哲学家,一位是科学史学家,两人都有显著的心理特点;关于“征象识别”和“分散结构”的思想则取自拉肯,一位把弗洛伊德的正统同海德格尔的联想相结合的心理分析家;而“过度决定”这一新词本身,当然是直接得自弗洛伊德的。(64)这些各各不同的文化关联——它们决定着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和阿尔都塞思想的地位——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些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例子。几乎在它所有的代表人物身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关系。(65)皮亚瑞的心理学在戈德曼作品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大战期间,戈德曼和皮亚瑞在瑞士共过事)是一个典型例子。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构本身以外,同样的规律也往往成立:斯威齐在经济理论上同熊彼得的关系,是这方面的一例。(66)反过来,一个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可以涉及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巴切拉德不但影响了阿尔都塞,他也受到列菲弗尔、萨特和马尔库塞的赞赏,他们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颇为不同的教益。(67)特别是弗洛伊德,不但是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而且是阿尔都塞和萨特的共同发现——虽然他们每个人却又以很不同的方向来说明或解释弗洛伊德的遗产。(68)这种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时常公开同它对立的当代各种思想体系的不断汇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从未见过的。(69)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种特殊而明确的新颖之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家同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论坛内部的现代思想家之间这种带有特色的一整套关系,可以说,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联系上的水平轴。但与此同时,它也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少见的学术联系上的垂直轴而著名。那就是它毫无例外地建立一种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渊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主要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都表现了同样自发机制。它们无一例外地依赖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以此阐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使之合法化,或加以补充。这样被迫返回到马克思以前去寻找一个有利地位来解释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意义,这一事实是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状况的又一启发性标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哲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又重新占据统治地位,是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发生普遍变化的迹象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在声称的它本身和马克思的垂直渊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这一专业优势。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论著都是些未出版的手稿,到了他的成熟时期,他从未再度涉猎纯哲学的领域。甚至他后来最重要的方法论著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1857年导言,也不过是一份纲领性的片断材料,一直没有完成或加以编辑以供出版。对马克思的直接继承者来说,他的哲学著作的那种不明朗和不完全的性质,已经被恩格斯后来的著作——首先是《反杜林论》——所弥补了。但是在1920年以后,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发现,越来越明显地同这些著作中的某些中心主题不相符合,这些著作便受到普遍的怀疑。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出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实际上所有的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70)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为此目的而在欧洲思想范围内求助于更早期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在理论上退到了马克思以前。马克思本人宣布同他的学术先辈一刀两段的断然话语——“哲学家们只是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响甚微,这决不是偶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法规上被排除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的革命统一之外。另一方面,单凭一句话也不能就此解决几世纪来的思想。仅仅靠一句马克思的格言本身,要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门新哲学,或者甚至想对在此以前更老的旧哲学加以总结和清理,那是决不足够的。何况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文化本身也决不是详尽无遗的,它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熏陶,并不具有熟谙康德或休谟、笛卡儿或莱布尼茨、柏拉图或阿奎纳的特点,更不用说其他较小的人物了。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年代上回复到马克思以前,并不一定是哲学上的老调重弹,这正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直接评价或超越过去的所有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美学,甚至也没有触及古典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断试图建立起一个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源,那是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创造性发展本身,必然要对马克思本人所忽视或绕过的复杂的认识史,作一番重新考虑。马克思著作本身内的现有出发点,则为数太少、范围太窄,因此这种重新考虑就非要不可。与此同时,长期求助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危险,是不需要强调的,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大量唯心主义的或者宗教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

主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体系来首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大再解释以构成自己理论论述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论述。第二国际从来没有广泛研究过黑格尔,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想家们照例把他看成是一位遥远的、不如费尔巴哈重要的、而且已经和马克思不再有什么关联的先驱者。(72)卢卡奇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一估计,第一次把黑格尔提高到在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以前的历史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对黑格尔进行这种重新估计的影响,对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是深刻而持久的——不论以后的思想家们是否同意这种重新估计。但是卢卡奇之求助于黑格尔,则远不止是出于追根溯源的原因。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两大最根本的理论主题,是来自黑格尔,而不是来自马克思的:即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的思想,因此它的阶级意识克服了认识的社会相对性问题;以及把“异化”设想为人类客观性的一种外部客观化,对它的重新使用,将回复到原来的内部主观性——这使卢卡奇能把本身真正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收获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一致起来。四十年以后,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这些引人注目的论题描绘为“试图超过黑格尔”本人。(73)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的重新评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卢卡奇本人后来设法在黑格尔思想中重新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范畴,而不是把黑格尔的范畴引进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研究著作《青年黑格尔》(1938年),是基于他在莫斯科对1844年手稿的研读,还基于黑格尔早期著作中诸如“劳动”这样的经济概念的作用,(74)这是他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一种更具学术性的努力。

三年以后,马尔库塞在纽约出版了《理性与革命》一书,副标题是《黑格尔以及社会理论的兴起》,这是第一次试图对作为马克思著作的准备和前提的黑格尔思想所有阶段的整个发展,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思想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阿多尔诺,对于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同一性哲学”这一点,要比卢卡奇或马尔库塞更加持批判态度,然而却明显地把他的主要作品基于《精神现象学》的程序之上,他宣称:“黑格尔的方法培育了《最低道德》的方法。”(75)另一方面,在法国,萨特虽然同意: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影响应归于黑格尔,他却要推翻对黑格尔的评价,并把基尔开加德的相对立的贡献捧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黑格尔哲学的矫正。(76)萨特认为马克思本人已经取代了基尔开加德和黑格尔的矛盾,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正在变成一种僵化的新黑格尔主义,因此,这就以个人经验的名义使存在主义对无所不包的客观主义体系的抗议重新生效,而这是基尔开加德首先提出的。(76)萨特自己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重建这个历史过程进时,把这个意义上设想的个人作为它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作为任何社会阶级的最终名称。甚至在《辩证理性批判》以后,萨特从事专门研究的唯一哲学家是基尔开加德。(77)

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派从一开始就是坚决反黑格尔的——既以犀利的否定态度评价黑格尔哲学本身,又都肯定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代表着同黑格尔的完全决裂。德拉?沃尔佩本人追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伽利略、直到休谟的这一渊源,来解释马克思——他说,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当代进行过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作的那种实质性批判。(78)但是他的学生科莱蒂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所产生的黑格尔主义,写出了主要的系统抨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旨在全面说明黑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直观哲学家,他的基本理论目的是为了宗教而抹杀客观现实和贬低才智;因此他同马克思有天壤之别。成为对照的是,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的真正哲学前辈是康德,认为康德坚持客观世界是超越一切认识概念的独立现实,预示了从存在到思想的不可反复性这个唯物主义命题。因此,康德的认识论预见到马克思的认识论,虽然后者从未了解到前者对自己的教益有多大。(79)同样地,对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两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具有马克思自己并未察觉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卢梭的著作。康德的哲学局限性在于他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原则,卢梭所批驳的正是这些,他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进行激烈的民主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后来在一切主要方面不过加以重复而已。(80)
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学派的著作里,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激烈、却又构成鲜明对照的重新组合。著作的语言虽没有那么清晰,但实质上却席卷一切地把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重新吸收进马克思主义。这一次,马克思的祖先被定为斯宾诺莎。的确,阿尔都塞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给哲学史带来了一次空前的理论革命,可能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哲学革命。”(81)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几乎所有的创新思想和重点,除了那些由当代各学科输入者外,事实上都是直接来自斯宾诺莎。关于“认识的客观物体”和“真正的客观物体”之间的类别区分,直接来自斯宾诺莎关于思想和思想的对象实体之间的著名划分。(82)联合这个二元论两极的隐蔽的一元论,也是忠实的来自斯宾诺莎,阿尔都塞的关于对思想和现实都共同适用的“生产总要素”,只不过是斯宾诺莎这条格言的转化而已:“思想的排列与联系和事物的排列与联系是一样。”(83)阿尔都塞关于根本消除作为认识或真理的保证的哲学问题,也是遵照斯宾诺莎的名言:“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这是任何严格的一元论的合理结果。(84)同样地,《读〈资本论〉》一书中谈到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因果关系”这一中心概念,就是斯宾诺莎关于上帝是内因的概念的世俗化解释。(85)阿尔都塞特别激烈地抨击那种认为直接经验是对立于只有理论才具有的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幻想,还抨击把人类或阶级当作有意识的历史主体而不是社会关系的不自觉的“支持者”的一切概念,这些都是斯宾诺莎驳斥“泛泛经验”为一切错误的根源的翻版,并且也全盘重复了斯宾诺莎所断然坚持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原形的幻想就是人们相信自己意志是自由的,而事实上他却是永远受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规律所控制的:“他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对自己任何行动的原因的无知。”(86)斯宾诺莎冥顽不化的宿命论,其最终结论是,即使在压迫性最少的社会里,幻想的影响力也是无法摆脱的,“认为在公共事务上四分五裂的人民可以仅仅靠理智来引导他们生活的人,其实是在梦想诗人的黄金时代或神话故事。”(87)阿尔都塞也要适应这个最终的信条:即使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仍然会沉浸在作为他们自发经验必要媒介的意识形态幻觉之中。“一切人类社会都分泌出意识形态作为它们历史的呼吸和生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和空气。”(88)阿尔都塞及其门徒将斯宾诺莎系统地归入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学术上试图为马克思建立一位哲学先辈、并出其不意地从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理论方向的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努力。(89)只在一个重要方面,阿尔都塞转向别处去寻找哲学史的重要联系。斯宾诺莎不太关心历史,这使阿尔都塞以孟德斯鸠这支旁系来补充马克思的先辈,这层关系很类似科莱蒂的谱系图中关于康德对卢梭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被阿尔都塞称誉为一项重大的发现,该书提出了“最终决定于”社会内部某种优势和社会总体这一概念,它后来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科学的奠定。(90)

这些不断回溯到马克思以前的情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最明显和有影响的事例。但是,这方面的清单并非没有遗漏之处。例如,众所周知,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选择巴斯噶作为辩证理论的主要先驱。(91)列菲弗尔在年轻时曾把谢林选为哲学先辈。(92)当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把“堕落的自然”的思想引进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可能更为深刻和隐秘地受到了谢林的影响。(93)至于马尔库塞,他从席勒的唯美主义中吸取他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94)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位哲学家可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若干不同思想家的称颂。例如,被卢卡奇深恶痛绝的尼采,却令人费解地被阿多尔诺、萨特、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所赞扬。但是,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对比和对立多么尖锐,最有说服力地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领域里贯串着一种无形规律性的证据,或许是葛兰西的例子。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一位主要理论家,他本人不是一名哲学家,而是一名政治家。他之力图寻求马克思以前的渊源,并非完全出于专业兴趣。但是他有创见的著作也是围绕一位先驱——马基雅维利——而创作的。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中令人信服的先辈,必然不是一位经典的哲学家,而是像他自己那样的政治理论家。但是葛兰西向马基雅维利所借用的东西,其范围和类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思想家们是完全类似的。他的术语和主题也是直接从过去的佛罗伦萨体系中取来、并放进他自己的作品中去的。在《狱中札记》中,革命党本身成了现代的“王子”,它的独一无二的权力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要求的,改良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同意大利城市相类似的“各阶级合作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曾经痛骂它的涣散的狭隘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形成一个“历史集团”的问题,可以从他关于建立一支佛罗伦萨“民兵”的计划中找到其雏形。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分析,则始终披着“武力”与“欺骗”(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兽”的两种形态)的外衣。(95)国家制度的类型学,来自他的“领土”、“权威”和“同意”的三者组合。对葛兰西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也可以被称为‘实践的哲学’”(96)——这是葛兰西在狱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因此,甚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伟大的和最不典型的代表,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规律相一致。

划定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活动一致性,以及其轴线的完全转移,当然并不排除其内部的主观分歧和尖锐对抗。其实,一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界线在历史上划定以后,上述情况实际上对它的内部活力和多样化大有裨益。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它对自己的思想“地形”从来不提出任何确切的或者适当的“地形图”。这种空缺是192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理论文化中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也标志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重大背离。人们曾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同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社会党人通信和辩论。第二国际后继的理论家们在他们本国政治背景里扎下的根子,比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扎的更为坚实:但是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进行国际社会主义辩论的统一讲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一代,拉布里奥拉的作品受到的欢迎,也许提供了当时欧洲大陆上思想交流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拉布里奥拉是出现于政治上落后和被人忘却的南欧地区的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声神速地从巴黎远扬到圣彼得堡。他的第一篇主要论文是1895年由索列尔在法国《社会转化》上发表的;不到一年,考茨基在德国的刊物《新时代》上已经注意到它并表示欢迎;1897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的《新斯拉夫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拉布里奥拉著作的长篇评述;几个月以后,列宁要他的妹妹把拉布里奥拉的著作翻成俄文;1898年俄译本及时地出版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形成了一个更具有国际主义的思想家和战斗者集体,他们得以展开热烈的理论辩论,大部分是由于对相互的作品进行过充分而详尽的研究。对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书发生的争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正是由于这个背景,使得纪律严明的第三国际的诞生既成了欧洲大陆工人阶级运动过去历史经验的顶峰,也是同这种历史经验的一种决裂。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在苏联的实现,继之以共产国际的不断官僚化,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和以后最终采取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主要结构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这种探讨不仅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而且也越来越不具有国际性。理论逐渐地退缩到国家范围以内,由于不太关心或不了解而相互隔绝。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新理论家们都是他们各自大学体系中最高水平的学术专家,从原则上说,他们都十分理想地具备语言和时间的条件,可供他们认真研究和了解本国以外的思想体系。但是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使用的语言是空前复杂而难懂的,实际上他们全都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从而在其论述中反映出对于著作内容有详尽了解或者反映出最低限度的分析上的关切。它们至多只有一些草率的诽谤或者偶尔的表扬,既是粗率的也是肤浅的。这种相互马虎的典型例子,有萨特对卢卡奇的含糊其辞的评语;有阿多诺对萨特的支离破碎和颠三倒四的旁白;有科莱蒂对马尔库塞的恶毒谩骂;有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和科莱蒂因外行而造成的张冠李戴;有德拉?沃尔佩对阿尔都塞的断然驳斥。(98)这些只是一些主旨完全不在于此的作品中的偶然评论而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找不出有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对另一思想家或流派发生全面的理论交锋或冲突的事例——更不用说这个传统本身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任何全面的影响了。甚至师徒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戈德曼对卢卡奇的早期作品表示忠心,对卢卡奇的后期作品从未表示一丁点批评意见或进行一点点批判性研究。这种普遍的地方主义以及对国外思潮茫然无知的态度,阻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整个面貌取得有条理的、明晰的了解。各个理论家之间的互不了解,使得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和区别模糊不清。

这并不是说,根本没有人想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划清战线。至少在六十年代有过两次尝试,一次由阿尔都塞,一次由科莱蒂。两次都把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体系无区别地一古脑儿归入一个哲学集团并认为它整个是从黑格尔派生而来、并受到黑格尔玷污的东西而加以摈弃,同时声称只有他们自己的作品同马克思有直接联系。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两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从二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说明,是互不相容的。因为阿尔都塞的分类毫不含糊地把科莱蒂包括在他所批驳的黑格尔传统之内,而科莱蒂的逻辑则把阿尔都塞归于他们反驳的遗产之列。在进行这种回顾时,阿尔都塞的解释比较广泛和全面。对他说来,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萨特、戈德曼、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作品都可以分类为“历史循环论”的不同形式,在“历史循环论”这种意识形态中,社会成了一种循环“表现”的整体,历史成了同一的线性时间流程,哲学成了历史进程的自我意识,阶级斗争成了集体性“主体”的战斗,资本主义成了主要由异化来规定其内容的领域,共产主义成了超越异化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境界。(99)阿尔都塞认为,这些论点大部分来自黑格尔,而以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为其中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同这些论点彻底决裂以后建立起来的,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对比起来,科莱蒂的重新解释即使涉及的问题比较深远,但是在中心内容上比较狭窄,对他来说,早年的卢卡奇、阿多尔诺、马尔库塞、豪克海默尔和萨特是由于共同攻击科学、反对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他们都认为矛盾是一种现实的原则,不是一种理性的原则——而后期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所赞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则不过是同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的自然主义翻版而已。两者都来自黑格尔对智能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在哲学上消灭物质。(100)这种批判曾经受到致命的误解,并在《反杜林论》中为恩格斯所接受——确立了一条继承的路线,那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以《资本论》的逻辑方法为范例的理性和科学唯物主义的。

这两种表述中哪一种正确呢?很清楚,德拉?沃尔佩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体系。他们对黑格尔的敌视(德拉?沃尔佩学派在这方面开始得较早,做得更加彻底),使他们在一个主要倾向于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中非常显著地与众不同。与此同时,他们都积极地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资本论》在马克思著作本身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强调后来列宁政治思想的极大重要性。他们对于先前的一些理论思潮否定或忽视经典传统的许多主张,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但是这些特点不足以使1920年以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领域划分为两个对立阵营。阿尔都塞或科莱蒂提出简单的两极分立,是过于粗糙了,也是欠谨慎的,根据的对比研究也远远太少,因此不能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各种复杂的哲学流派提供任何认真的介绍。不谈思想体系的明显的两极分立,而谈论更加微妙或延续不断的思潮系列,那就更不准确了。因为各个理论家的态度,虽然出发点有很大不同,却时常出现不协调的偶合或重叠现象,因此无法把他们纳入任何一个哲学系列。科莱蒂和阿尔都塞提出的类型学是互不相容的,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困惑疑难。因此,异化的主题被阿尔都塞判为黑格尔的首要内容,认为反对异化的主题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先决条件;科莱蒂对黑格尔的抨击比阿尔都塞更为激烈,材料也更多,但是他仍然把异化的概念作为成熟马克思的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中心内容。相反地,科莱蒂把他最强大的火力集中于黑格尔对物质的辩证法,认为那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宗教试金石,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为有害的遗产;而阿尔都塞却把黑格尔著作中的这个同一内容挑出来,作为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科学远见的一个有活力的内核。
而且,超乎这两位主角的,还有纵横交错的许多体系。阿尔都塞体系的大部分是同六十年代初在法国本国占统治地位的萨特针锋相对的;而科莱蒂的大部分论战是针对六十年代晚期暂时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来两人对于另一方的主要对手毫不熟悉,其结果,两人都不知道他们和另一方的主要对手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科莱蒂日益关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或革命”的两重性,这种理论既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又关系到无产阶级推翻它自己作为其构成部分的那种生产方式的主观能力,(101)这事实上和萨特研究时使用的基本的方法论出发点很接近。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显然是两名相距最远的理论家,他们之间并非出于自愿的相通,是更为引人注目的。法兰克福学派从它形成一开始,就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学派更加充满着黑格尔的影响。在六十年代,阿多尔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反对论述阶级或政治的极端例子——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却正是把这些内容赋予正式的最高地位。但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最初是1961年在巴黎的讲学中发展起来的,完成于1966年)重新提出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1965年出版)两书中提出的一整套主旨——且不说科莱蒂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1969年出版)一书中的其他内容。因此,除了其他主题以外,阿多尔诺明白地断言客观在认识论上的绝对第一性;断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般性的主观;断言“否定之否定”的概念是空洞无物的。他抨击哲学集中注意异化和物化这样一种时髦的、容易受宗教用语影响的意识形态;抨击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崇拜而牺牲了《资本论》;抨击对待历史的人类中心论概念,以及随这种概念而来的人道主义的温和语言;抨击把劳动从作为社会财富不可残缺的组成部分的物质性中抽象出来作为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的神话。(102)阿多尔诺甚至附和阿尔都塞的箴言,认为理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理论性的实践”),并认为实践这个概念本身应由理论来加以阐明。阿多尔诺写道,“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103)这些挑战性的理论主义见解,一开头就宣称理论与实践在语汇上的同一性,这样就有效地压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群众革命斗争之间有力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实质问题,这种理论主义可以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口号。这些见解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毫不相同的那些思想立场之间所共有的基础。
当然,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体系,在核心问题和方向问题上还有其他出名的不同之处。他们作品中某些含意深刻的主题的奇怪交叉,只是证明:在黑格尔学派和反黑格尔学派之间作含糊的双重对比,是全然不能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内不同学派的确切领域或相互关系的。上文讨论到的它们在哲学渊源方面的多样性——不但包括黑格尔,而且包括康德、谢林、斯宾诺莎、基尔开加德、巴斯噶、席勒、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排除了任何这样的两极划分。每个理论家同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不同部分的并行联系,使得他们之间的亲近性和对抗性的问题更加复杂。这些情况反过来也是由不同的各国政治形势所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每一个体系,都具有来自当时和过去不同范围和水准的社会和思想结构中多种决定因素的印记,在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基本历史关头的背景中,产生了理论的广泛多样性。这里没有篇幅来探讨这方面复杂关系的实际分布情况。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体系同前一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相比所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历史清单上,新概念的发展或新主题的出现,对于它作为一种传统所具有的性质和力量,提供了最有批判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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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

(51)卢卡奇在布达佩斯;科尔什在纽约;马尔库塞在布兰戴斯和拉霍亚;列菲弗尔、戈德曼和阿尔都塞在巴黎;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德拉?沃尔佩在墨西拿;科莱蒂在罗马。只有葛兰西和本杰明这两位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始终处于大学这外。

(52)见访问记:《卢卡奇谈他的生活与工作》,载《新左派评论》第68期,1971年7—8月,第56—57页;又见《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序言,伦敦,1971年,第36页。

(53)见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3—4页,其中第一篇论文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这一关键性文章的译文。

(54)《辩证唯物主义》最初于1939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辩证唯物主义》1968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散见第61—167页。

(55)见《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45)和《共产主义的自由》(1946),它们主要集中论述巴黎手稿;《关于实证人道主义的理论》(1947)集中于评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上述两书的翻译本出版于1950年。

(56)见《文学与哲学论文集》,伦敦,1955年。

(57)特别是《保卫马克思》(伦敦,1969年)一书中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44年的手搞》诸文。

(58)《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

(59)这些作者们语言上的难懂,在他们在世时便经常受到批评。葛兰西编辑的《新秩序》因其艰涩难读而在1920年遭到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的抨击,葛兰西对此作了答复,他在1920年1月10日《新秩序》上对自己乏味的文体进行了长篇辩解。卢卡奇在1949年被勒瓦伊谴责为“骄妄自大的文风”:见约瑟夫?勒瓦伊著《卢卡奇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伦敦,1950年,第18—19页)。而卢西恩?塞维在《让?保罗?萨特与辩证法》一文(载1961年2月《新批判》第123期,第79—82页)中,则对萨特的语汇作了特别强烈的抨击。

(60)但是,葛兰西札记的费解难读,不能完全归因于监狱境况。正如我们所知,甚至在都灵,也有人批评他的语言过分复杂;而且,至少《札记》中的某些谜语应归因于他对一些问题无法找到明确或满意的答案而出现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游移不定。

(61)这些影响在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的论文《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1971年11—12月号《新左派评论》第70期)中有详细说明。韦伯是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密友与同事。

(62)关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复杂态度,以及他对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范畴的一定程度的赞扬(他认为这应成为历史研究的“经验准则”),见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第201—202(都灵,1966年),其中,他甚至把克罗齐同列宁作为两大首要理论家来加以相比,认为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批驳了经济主义。

(63)关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概念连续性的充分说明,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令人钦佩的论述(普林斯顿,1971年,第230—274页),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批判性分析。

(64)关于阿尔都塞本人对巴切拉德、坎吉尔汉和拉肯感激的话,见《保卫马克思》第257页和《读〈资本论〉》第16页。巴切拉德是阿尔都塞的博士学位导师。

(65)主要的例外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在《情趣的批判》一书中德拉?沃尔佩自己为他的美学理论从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那儿吸收了大量内容,但是这个学派同别处相应的学派相比,整个说来比较不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可能同它缺乏重大的题材创新有关,以后可以看到,这也是它的不同之处。

(66)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IX页。

(67)见,《总额和余额》第142—143页;《存在与虚无》(伦敦,1957年)第600—603页;《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第166页,209页;《单向度的人》第249—250页。这些作者们主要是受到巴切拉德的诗篇而不是他的认识论的吸引。

(68)比较:阿多尔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新左派评论》第46—47期,1967年11月—1968年2月);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散见书内各处);阿尔都塞的《弗洛伊德与拉肯》,载《列宁与哲学以及其他论文》(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35—42页)。

(69)达尔文主义在第二国际时代的影响,也许提供了最接近的例子。但是,进化论的权威是自然科学的权威,它并不直接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领域。因此,无须对社会领域作任何真正的内部改变,便可批准或接受这种学说。即使是考茨基的例子,他可能是最易受达尔主义的影响的理论家,直接输入这种影响也不是他战前主要作品的特点。这类插曲中更加极端化的,当然是马赫对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首先是波格丹诺夫)的吸引力,这促使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里,又是在物理学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潮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影响力。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主要人物中却没有人受他们影响的。

(70)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塞巴斯蒂阿诺?廷帕纳罗,在他的《论唯物主义》(比萨,1970年,第1—122页)一书中严肃而权威地捍卫了恩格斯的哲学遗产。由于廷帕内罗的作品的质量,在对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综合性的概述时,使他完全有资格被考虑在内。然而,由于他的作品明确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切其他学派,并代表着一种相距甚远的立场,因此,在此把它简单地包括在内,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即使是这一不妥协的、有创见的著作,也逃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某些共同性的决定因素。见本书第四章第116页注)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译者注

(72)见卢卡奇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评论(第XXI页)。主要的例外是拉布里奥拉,他本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因此在第二国际声名扫地以后,列宁在1916年突然“发现了”黑格尔。

(73)《历史与阶级意识》第XXIII页。

(74)《论青年黑格尔》由于大战直到1948年才出版。

(75)《最低道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16页。

(76)《方法的问题》,伦敦,1963年,第8—14页。

(77)见重要的论文《基尔开加德:独一的普遍性》,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第146—169页。

(78)《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墨西拿,1950年)

(79)《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尤见113—138页。在第二国际时代,梅林等人(艾德勒)已经被康德的伦理学所吸引,但是科莱所鼓吹的那种系统的哲学结构却从来没有把康德的认识同马克思的认识联系起来过。

(80)见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罗马,1964年,第72—77页);关于表达这一看法的最极端的话,见科莱蒂的《早期著作》这本“介绍”马克思的书(企鹅与“新左派评论”丛书,伦敦,1974年)。

(81)《读〈资本论〉》第102页。在这方面,在第二国际内部确实存在把斯宾诺莎暗暗地置于马克思之上的值得一提的先例。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变体”,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诺莎主义就是现代形式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伦敦,1929年,第10—11页)这些论述受到科莱蒂的强烈抨击,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等人把马克思看成只是斯宾诺莎的发展和应用”。(见《卢梭到列宁》,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71页。)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德波林和他的儿子追随普列汉诺夫,把斯宾诺莎看成是“没有大胡子的马克思”。应注意之点是:虽然马克思对康德和笛卡尔的作品不大熟悉,他却在青年时代详细阅读了斯宾诺莎的著作,但并无迹象表明他曾经受到特别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找到最普通的、为数不多的涉及斯宾诺莎的内容。
(82)《读〈资本论〉》第40页,是谈这一点的。对斯宾诺莎来说,“真观念与它的对象不相同;因为圆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9页。)

(83)比较《保卫马克思》第169页,《读〈资本论〉》第216页,以及《伦理学II》“命题VII”

(84)《读〈资本论〉》第59—60页。“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伦理学II》“命题XLIII”,附注。

(85)《读〈资本论〉》第187—189页。:“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的而不是短暂的原因”:《伦理学I》,“命题XVIII”。

(86)见《伦理学II》,“命题XXXV,附注。当然,《伦理学》的第四部分题为“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威力”,只要把“情感”改为“思想”,那就是贯穿阿尔都塞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见《保卫马克思》第232—235页,《读〈资本论〉》第180页。

(87)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论》第一章第5页。

(88)《保卫马克思》第232页。

(89)[在写了这段以后,阿尔都塞第一次承认自己受到斯宾诺莎的教益。见《自我批判要点》(巴黎,1974年,第65—83页。)然而他谈到的内容仍然是含糊而一般化的。特别是缺乏原文的引述和具体的一致性。因此,它不能剖明将斯宾诺莎的世界变为他的理论著作的真正范围和统一性。对语言作进一步考证以后,将很容易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90)《政治学与历史》,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第52—53页。

(91)《隐蔽的上帝》,伦敦,1964年,第243-244页,251—252页,300-302页。戈德曼早先选择康德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的主要先驱:见《伊曼纽尔?康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

(92)《总额与余额》第415—424页:这一插曲本身对列菲弗尔后来的作品并无重大意义,但在其他方面却特别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广阔范围。列菲弗尔描述说,他和波利泽都深感缺少一个合适的先辈,因此有意识地着手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人物,最后偶然发现了谢林。

(93)在德国左翼势力的文化中,这种隐秘思想的再出现,仍然是一个应研究的问题。可能厄恩斯特?布洛克最先对此感到兴趣。

(94)《爱欲与文明》第185—193页。

(95)把卢卡奇的《理智的毁灭》,柏林,1953年,第244—317页(仅有的得到发挥的论述)和下列各书中的评论比较一下:阿多尔诺的《致瓦尔特?本档明的信》,新左派评论,第81期,1973年9月—10月号,第72页;萨特的《圣日内》,伦敦,1964年,第346—350页;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第119-124页;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第181页。

(96)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1971年)尤见第125—143页,147—148页,169—175页。

(97)《狱中札记》第248页。

(98)萨特《方法问题》第21页、37---39页、52—54页;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第49—51页;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第128—140页;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34—138页;德拉?沃尔佩《当代思想批判》,罗马,1967年,第25—26页、34—35页、37页。

(99)见《读〈资本论〉》第119—143页。

(100)《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第181—198页。阿尔都塞赞同自然辩证法,认为一旦它被重新命名为“没有主观意识的过程”,就可以成为从黑格尔那里抢救出来的一个有价值的内容,这就把自己置于科莱蒂的批判范围之内:见《列宁与哲学》第117—119页。

(101)例如,见《从卢梭到列宁》第229—236页。

(102)见《否定的辩证》等183—184页、304页、158—160页、190—192页、67页、89页、177—178页。应当注意,阿多尔诺至少和科莱蒂同样强烈地坚持客观的第一性,这使得后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般性抨击在这方面大部分是多余的。

(103)《箴言集》,法兰克福,1968年,第171页;《否定的辩证法》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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