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三)
佩里.安德森


第四章
主题的创新


一些大方面是可以立即察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讨论阶级斗争中心问题的,葛兰西是最后一人。然而,从分析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规律这一经典意义来说,他的著作也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本身。(104)在他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对于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也典型地为同样的一片缄默所笼罩。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这方面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卢卡奇将其毕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钻研文学,写出一篇又一篇论述德国和欧洲小说的文艺批评——从歌德、司各特到托马斯?曼和索尔仁尼琴,而以洋洋大观的《美学》臻于极顶——那是他篇幅最长和最为雄心勃勃的作品。(105)阿多尔诺除写了三卷有关文学的论文集外,还写了十多本论音乐的书,既有对二十世纪音乐沿革的全面分析,又有对诸如瓦格纳或马勒这样个别作曲家的探讨;他并以一部通论性的《美学理论》(106)而使他的著述大功告成。本杰明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最有意义的理论遗产,是一篇论《在机械复制艺术的时代的艺术》的文章。在三十年代,他的主要成就是对鲍德莱的研究。(107)他同时又关心布莱希特的作品。(108)戈德曼的主要作品是对拉辛和詹森主义的分析——《隐蔽的上帝》,这部作品同时也为历史唯物主义树立了文艺批评的一般标准;他的其他作品探讨了现代戏剧和小说(马尔罗)。(109)列菲弗尔则写了一本《美学文集》。(110)德拉?沃尔佩除了关于电影和诗歌的论文外,还写了另一部完整的美学理论《情趣的批判》。(111)马尔库塞并没有论述任何一个特定的艺术家的专著,但却系统地把美学定为自由社会的中心范畴。在这种自由社会中,“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最后将形成社会本身的客观轮廓——这是《爱欲与文明》和《论解放》(112)的共同主题。萨特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恰好在他发表《什么是文学?》一书的同时;在他逐渐把自己的作品纳入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他的主要作品是对热内的论述,同时也写了有关马拉尔美和丹托莱托的文章,(113)在他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把其后的十年用于写作一部研究福楼拜的巨著——涉及范围之广,超过他早先哲学著作的总和。(113)葛兰西像通常一样,在这一方面也代表了一种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情况。他在《狱中札记》(114)一书中,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意大利文学,但是他的理论探索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艺术领域,而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权体制中文化的整个结构和作用。因此,他最为深刻、最有创见的调查,是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与分野,对教育的社会性,以及对介乎其间、加强着阶级壁垒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体制性的分析。葛兰西的整个工作重心始终集中在上层建筑的课题上,但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所有的理论家,他把文化领域上层建筑的自治和功效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并联系到同社会秩序存亡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作理论性阐明。阿尔都塞最后也放弃了方法的讨论,而着手实质性的分析,但只限于探讨上层建筑的问题;这方面他最长的一篇文章论述的是意识形态和教育,很明显,文章的出发点渊源于葛兰西;较短的一些文章则讨论了戏剧或绘画(布莱希特或克雷摩尼尼)以及艺术的性质;然而,在哲学本身的范围之外成熟地运用其思想、并有其个人特色的唯一作品,是一部文学理论。(115)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这样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美学便是哲学通往具体世界的最便捷的桥梁,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具有一种经久不衰和特殊吸引力。(116)在这方面所写的全部著作,其内容之广博、种类之繁多,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也许最终可以证明,这些作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永恒的集体成果。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体系也典型地产生了特殊的新理论主题,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些概念的标志是,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遗产来说,完全是标新立异的。可以这样概括:无论是青年马克思或晚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或是马克思在第二国际的继承人的著作中,都根本没有提到或想到过这些主题。这里,恰当标准并不在于这些革新思想是否站得住脚,或者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符合,而是在于它们的独创性。对其中每一主题的优点作批判性评价,并不是本书的任务,因为这超出它的范围了。现在只需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对前人概念上的离经叛道之处,就已够了。但是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在选择时带有某种程度的武断性,尤其是本书篇幅十分有限,谈不上提供详尽的综述。(118)但某些与众不同的主题,在目前所讨论的理论范围内却明显地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们可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的独特贡献的最低价值。

在这一方面,首先出现的是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这个术语本身源出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在对俄国革命由工人阶级来担任未来领导这点进行战略性讨论时,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119)葛兰西在采用这个术语时,实际上将它改造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似乎全新的概念,专用于对沙皇俄国并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权机关的政治结构作理论说明。葛兰西回顾了马基雅维利对力量和权术的分析,并巧妙地反其道而用之,他系统阐述了领导权的概念以说明西欧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的力量及其复杂性,这使得这块大陆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政权的这种领导权体制,可以由这种体制取得其治下民众的赞同程度、并从而减少压制民众所需的高压规模来确定。确保这种赞同的控制机制,存在于遍布各处的文化机构网中——学校、教堂、报刊、政党、协会——通过由已往历史交织而成、由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集团广为散播的整个意识形态,向被剥削阶级灌输逆来顺受的思想。反过来,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者可由统治阶级从先前的生产方式中吞并过来(“传统的”),或者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可在被剥削阶级本身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出来(“有机的”)。资产阶级统治因为有了附属的同盟阶级的效忠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它的政治领导下结成坚固的社会集团。在西方,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120)这种政治秩序有可能遏制和阻挡曾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爆发革命的主要杠杆的那种经济危机。这使无产阶级无法按照俄国样板来发起正面进攻。为了对这种政治秩序作斗争,必须作长期、艰苦的“阵地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唯有葛兰西把这些概念用来直接寻求这种根本性历史绝境(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起因和原型)的理论解释。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对这个传统来说,还有一个特点。这种理论不但基于亲身参加当代的政治冲突,而且也基于对欧洲的过去进行极为深入的对比调查。换言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所实践过的那种经典意义上说,这是对经验材料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其他主要的主题创新,就并非如此了。所有其他创新,从较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是纯理论的构思,是用来理解历史的先验的概念体系,虽并不一定和经验证据不符,但这些体系的陈述方式,使它们始终得不到经验证据的证明,特别是,这些概念没有任何历史时期的具体方位,从而能把它们和葛兰西所仔细遵从的那种明确的史学范围联系起来,这种理论中最风行和最出乎意料的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起来的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这种看法的起源要追溯到谢林的哲学,他在发展的中期接受了一种反进化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载入历史的一切,是在神性从世界上最初“收缩”之后,并在因神性和宇宙的再度统一而使自然获得最终的“复活”之前,“堕落的自然”由高级状态向低级状态的后退。(121)这种宗教性神秘主义的学说为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所采用,并被改造成一种世俗的“启蒙辩证法”。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从原始公社前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强调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强,把这看作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的暴政下所获得的逐步解放;这种解放的成果被一个接一个的剥削阶级通过劳动的社会分工而据为己有,但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又将被生产者自己占有,最终创造出一个普遍繁荣富足的社会,其对自然的最终驾驭是“自由王国”的标志。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将这种肯定的概念变成一种带有强烈疑问的、或者甚至是否定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人和自然的最初决裂,以及后来人对自然逐渐取得优势的过程,未必对人类解放带来进展。为了取得对自然——人类本身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支配,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分工和精神分工,这使人类遭受空前深重的压迫,虽然这种分工为人的解放创造了与日俱增的潜在可能性。降伏自然的同时,也使阶级固定下来,因而使大部分人从属于犹如不可改变的第二自然一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社会秩序。迄今为止,技术进步只是使得专制机器更为完善而已。

同时,作为文明前提的理性结构,则依靠抑制人性而建立起来,这造成了自我和本能冲动之间的心理分裂,从而使理智有可能控制人的自发冲动。理性的手段日臻精密而发展为逻辑和科学,这就使人类周围的自然世界不断沦落为仅用数量表示的被操纵对象,使实物和认识概念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都具有可被操纵的特性。所有受到压抑的力量(那是这种抑制天性的致命后果)最后在启蒙运动中以哲学形式表现出来,当时天性本身被颠倒过来与理智等同;最后又在法西斯主义中取得它的政治形式,当时,兽行对暗中保护它的文明进行了报复,这是堕落的天性对理性的野蛮复仇。(122)工业技术的改进最终也有可能导致行星的自我毁灭,地球上的所有人工制成品都会因爆炸或环境污染而遭湮灭。所以,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将不再自以为是地寻根究底,其历史目标将是和自然妥协,而不是取得对自然的支配。这意味着不再企图残忍地、无望地通过使自然屈从于人而硬使人和自然等同,而是承认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换句话说,也就是承认其脆弱的亲和力。(123)自然的“堕落”那时将在人之中和人之外获得最终的挽救;但由于两者并非等同,仍然不可能出现不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所影响的任何一种和谐一致。

这一基本主题,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是共同的。然而,马尔库塞对此作了特殊的转义。在他的著作中,自然和社会获得了内容更精确、条理更清晰的发挥。对直接步弗洛伊德后尘的马尔库塞来说,人的本性主要是性欲——性爱。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为了和匮乏作斗争并获得文明,必须接受最初的压抑;阶级社会的结构更超乎这些压抑之上,产生了不平等和支配所造成的“过度压抑”的连续历史形式。然而,现在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财富却有可能通过建立极大富足的社会主义而结束过度压抑。(124)此外,一旦异化劳动的限制被除数消除以后,享乐原则(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解脱痛苦的原则,即弗洛伊德称之为“死”的原则)就可以最终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原则相协调。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将与性爱的解放同时发生。这意味着不仅是性的多种形式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将性欲结合到工作和社会关系中去——这将使得到抚慰的生存物的每一次实践带上具有美学作用的感觉。在这个超脱了资本主义“表演原则”的令人神往的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竖琴名手——泽者著)世界中,高尚不再带有压制性;性爱的满足将自由地贯穿所有的社会生活;人和自然最终将在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统一体中获得协调。(125)马尔库塞所持的肯定态度使他明显地区别于阿多尔诺,阿多尔诺的著作并不涉及这类肉欲的满足。然而对马尔库塞来说,历史的实际进程否定了历史的可能结局,当代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恰恰同真正的性欲解放背道而驰——使商业化的、假作随意的性行为“压抑性地非高尚化”,以此堵塞并扑灭更为深沉的性爱冲动的任何反抗。艺术也遭到类似的命运——艺术一度是批判性的,但现在已被结合进既定现实所赞美的文化中去,并采取中立态度。技术也不再含有向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现代生产力的进步已成为一种退化,它要使现有的生产关系永恒不变。它所创造的极大富足,现在不过使资本主义能把无产阶级纳入压迫和惟命是从这种铁板一块的社会秩序中去,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无产阶级失去了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被剥削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意识。(126)因此,民主现在成了统治的正常伪装,忍耐成为同类体制内温的操纵力量,在这种体制下,民众(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否定意识)机械地选举自己的主子来统治自己。

主要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开创理论上的新的前景,这在马尔库塞著作中是很明显的,而似乎矛盾的是,阿尔都塞的著作也有这个特点。然而在他这个例子中,对心理分析的概念的选择和改造是十分不同的。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作一些调整,以阐述一种新的本能理论,而阿尔都塞却接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来构思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概念彻底决裂,因为他明白地声称,“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因为——像无意识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结构和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改变的。”(127)这句格言是出于同弗洛伊德著作的类比,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是“永恒的”。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是现实的一组神秘的或幻觉般的描写,表现了人同自己生存的实际条件之间想象中的关系,是他们的直觉经验所固有的。如此说来,与其说它是通常所想象的一种意识的形式,不如说是决心的一种无意识体系。意识形态作为幻觉曾经赖以寄身的一种媒介,反过来,其持久性又是其社会作用的必然结果,这种作用就是通过使人们适应自己由主导的生产方式所安置的客观地位,把人们联结在社会之中。这样,意识形态就是每个历史时期社会结合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信仰和描述的总和之不可避免的理由是:所有的社会结构,根据定义,对置身其间、担任各种职位的个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128)实际上,所有意识形态的形态上的结构毫无例外地都是对社会形态和其中的个人之间真正关系的颠倒,因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性机制,总是要把个人当作社会的想象的“臣民”——自由首创精神的中心——,以此来保证他们作为社会的盲目支持者或牺牲品而真正隶属于这个社会秩序。一般的宗教(把人与上帝“联合”起来),特别是基督教,在这方面提供了所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原始模型——灌输关于“自由”是更好的东西的幻想以确保“必然”发挥作用。斯宾诺莎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有作用作了完整的描述,并且正好以宗教为例,这比马克思要更早、更彻底。但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意识性质,今天可以和弗洛伊德的精神的无意识这一科学概念联系起来,这种科学概念本身“发端于”家庭这样一种客观结构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形式。(127)最后,意识形态作为过去经验的无意识媒介,其超历史的法规意味着,甚至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其错误和幻想的体系仍会存在并向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提供最重要的结合力。困为这种结构对其中的个人来说,也会是看不见的、无法渗透的。(128)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决不会和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大群众所经历过的观点和信仰完全符合。

萨特著作的结论和阿尔都塞的结论有某些暗暗的奇怪的相似性。但是使萨特的体系独具一格的主题是匮乏这个范畴。这个术语本身是由意大利哲学家伽利阿尼在启蒙时代所创造的,他第一个把价值阐述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效用和匮乏之间的比率;(129)匮乏这个技术概念在李嘉图著作中仅仅提及一下,马克思实际上忽略了它,在马克思去世后,这个概念终于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一个中心范畴重又出现。然而,萨特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和伽利阿尼的使用,实际上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后者认为人类的原状况是富足的,最有用的物体也就是自然界中最丰富的。(130)马克思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要更含糊一些。但在间或提到一种原始匮乏状态的同时,(131)他更经常地暗示在文明到来之前,因人类需要的相对贫乏,自然界最初是富饶充足的。(132)而且,他的价值理论并不涉及什么匮乏,甚至不像李嘉图那样还在名义上提到过它。另一方面,对萨特说来,匮乏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关系”和“可能性的状况”,既是所有历史发展的偶然出发点,又是其“被动的推动力。”在人和自然之间并不存在最初的统一;相反,匮乏这一绝对事实决定了自然一开始便是“人的否定”,反过来又决定了历史是一种反自然。反对匮乏的斗争产生了劳动分工,并由此产生阶级间的斗争,因此人的自身变成了人的否定。因而,暴力行为,也即有文字记载的所有社会中连绵不断的压迫和剥削,就是内在化的匮乏。(133)自然界对人的严峻统治,以及人在改造自然、确保有生存时出现分裂和对抗,这就典型地产生一系列集合体——非人的集合体,其每个成员相互之间,以及和他自己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集合体中,所有人的目的都被他们行动的整个结果所抹杀。这些系列是迄今为止所有生产方式中社会共存的主要形式。其对立的形式是“融合集团”,其中所有的人相互之间都是成员,他们联合在一个兄弟博爱的事业里,以便在匮乏的环境中,与这种环境作斗争而达到共同目标。融合集团的最好例子,是胜利的革命高潮中处于启示关头的群众运动。(134)但是,在一个暴乱和匮乏的世界中进行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战斗时,要维持这个集团本身的存在,就必须反过来使自己具有组织上的固定性和职能的专门化,因而丧失博爱和动力,变成一种“体制化的”集团。这时等待它的就是僵化和瓦解,下一步就是把集团的团结上升为凌驾于集团之上的“最高权威”,以获得一种上下垂直的稳定性。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统治权的最终体现,它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就是为数有限的一些人组成独裁的最高阶层,通过官僚等级和压迫性的恐怖,来操纵它下属的分散系列。随着这种统治权的巩固,最初创立这种统治权的积极的集团再次沦于连续的消极状态。(135)如果集团和系列对萨特来说,构成“一切历史的形成要素”的话,社会阶级的真正历史生动说明了这些形式之间错综复杂的结合或转变。然而,阶级本身从来不构成一个整体的融合集团,它们总是机构、集团和系列的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其中,后者将在名义上占优势。所以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用词上是矛盾的、不可能实现的,是主动统治权和被动的系列之间的一种混杂的妥协物。(136)因为任何这样的阶级都不可能和一个国家完全一致,政治权力无法由整个工人阶级行使,国家甚至从来不是这个阶级中多数人的真正意见。只要全球性匮乏和阶级分裂存在一天,迄今历史上所有革命后国家的官僚化和压制性,就会和无产阶级这个社会集团的本质和状况紧密相联。官僚政治仍将是这个时代里社会主义所无法摆脱的伴随物和对手。

可以看到,刚刚综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性主题的不断创新,反映了或预示了历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实际中心问题。葛兰西对领导权所表现的动人关注,预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为双方默认的稳定,这比这种稳定作为一种持久、普遍的现象而出现,早了二十年。阿多尔诺对自然所表现的许多关心,在当时显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邪说,可是后来在帝国主义国家有关生态学的广泛争论中突然重新出现。马尔库塞关于性欲的分析,预言对性欲的种种压抑和敏感在体制上会趋于瓦解,预言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许多资产阶级文化所特有的衰落而获得性的解放。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补充论述,是由同一时期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出现的反抗浪潮所直接激发的。萨特关于匮乏的论述,系统地归纳了在落后国家的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后会普遍地集中表现出官僚主义,而他的系列和集团的辩证法,则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中(1968年在法国)群众对资本主义进行首次造反的正式路线。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每一种体系对其研究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相对价值、或这些办法的适与否。要关心的倒是尚待阐发和强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理论创新的集体方向。

因为,不管在其他方面是多么的互不一致,这些体系都有一个基本标记:一种共同的、潜在的悲观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之内的所有实质性的背离或发展,因其含义或结论的晦涩而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古典遗产。1920年到1960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慢慢地在西方改变了颜色。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的信心和乐观主义渐渐消失。实际上,这个时期形形色色思想中的这些值得注意的新主题,每一个都同样表露出希望的减少和信心的丧失。葛兰西的理论遗产谈的是,对力量上远为强大、较之葛兰西的先辈所设想的要更经得住经济崩溃的资本主义政权结构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的前景——一场最后无法弄清胜败结果的斗争。葛兰西自己的一生,同他的时代、和他本国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革命气质扼要地表现在“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这句格言上,又一次只有他一人有意识地察觉到并掌握了行将成为一种未曾预示过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音调。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所充斥的那种忧郁情调,完全缺乏可以相比的积极、刚毅的调子。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对于人类最终掌握自然就是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王国这个思想,提出质疑。马尔库塞谈到了解放人的本性这种乌托邦式的潜在可能性,只是为了更强调的否定其作为现实性中的一种客观倾向,并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本身也许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被无可挽回的吸收了。阿尔都塞和萨特的悲观主义,还有另一个同样阴暗的领域,即对于社会主义结构本身所持有的看法。阿尔都塞宣布,甚至共产主义对于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的人们来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一种社会秩序,还在用一种永恒的幻想——即他们作为社会成员可以享有自由——来欺骗他们。萨特摈弃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认为是不可能的,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官僚主义化解释为匮乏的必然产物,而且本世纪内仍无法设想能结束这种匮乏。

这些特殊的实质性主题,带有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上绝对罕见的总的重音和调子。这些也间接地、然而是明白无误地表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历史气候的深刻变化。在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会用阿多尔诺或萨特、阿尔都塞或葛兰西所用的笔调或比喻来写作。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的经常看法,由本杰明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无法理解的语言最清晰地表达出来:“人是这样描绘历史这个天使的。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察觉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灾难,不断把一个又一个残骸堆积起来,扔在他的脚前。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并把粉碎的一切修复完整。但从天堂吹来一阵暴风;天使的双翅被强烈吹击而无法收拢。这场风暴不可抗拒地把天使吹向他的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骸却堆积如山,升向云端。这场风暴就是我们称为的进步。”关于一切阶级斗争的编年史,本杰明典型地写道:“如果敌人获胜的话,甚至死者也是不安全的;而这个敌人却在不断地获胜。”(139)葛兰西则身陷囹圄、横遭失败,带着一种凄凉淡泊的禁欲主义情调,总结了这个时代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使命:“有些事情已经彻底变化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从前,他们都想成为历史的把犁人,想起积极的作用,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起积极的作用。没有人想成为历史的‘肥料’。可是不先对土地施肥难道可以耕耘吗?所以把犁人和肥料都是必需的。抽象地说,他们都承认这点。但实际上呢?肥料总归是肥料,默默无闻,无声无息,为人遗忘而归于湮灭。现在已起了某种变化,因为有些人“在哲学上”使自己适应了充当“肥料”,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必须充当的……像雄狮一样生活一天,或绵羊一样生活一百年之间,甚至并不存在选择的余地。你的生活并不像一头雄狮,那怕一分钟也不是,远远不是,你年复一年过着比一头绵羊还远为不如的生活,并且你知道不得不那样生活。”(140)
本杰明和葛兰西是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但是战后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奏的调子依旧那样低沉忧郁。例如,也许是阿尔都塞最有力量的一篇论文,竟把从呱呱坠地到开始无意识的儿童时代的、伴随着疯狂暴力的社会发展,描绘成“所有成年人都已经历过的”一种严峻考验:“他们是这种胜利的永不忘怀的目睹者,常常又是其牺牲品,在他们内心深处,即在他们最不平静的那一部分,留下了由这场生死斗争造成的伤痕、弱点和僵硬。大多数人多少是安然无恙地脱身而出——或至少自称是这样的;这些饱经风霜的人中,不少人终生带着疤痕;有些人会因战斗而死,虽然有所间隔,但旧创会像精神病暴发一样疯狂地突然复发,这是‘否定疗法反应’的最后强制。为数更多的其他人,虽极其‘正常’,却只是‘机体’衰败的伪装。人类只将其正式的死亡记在战争纪念碑上:那些能死当其时,也就是说,能作为成人,以后在一场只有人狼和诸神互相厮杀牺牲的人类战争中死去的人。”(141)萨特还用了另一个比喻,来描述在一个匮乏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的同伴既和我们一模一样、又显得完全是另一模样,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反人——就是说,是把死的威胁带给我们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基本上理解他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目的),他的手段(我们也使用同样手段),他的行动的辩证结构;但我们把这些理解为仿佛是另一族类的特征,是我们魔鬼般的另一面。实际上没有一种生命——无论是野兽还是微生物——会像一种有智力的、食人的、残忍的、能理解并挫败人类智慧、其目的正是要摧毁人类的族类那样对人有致命危险。这种族类当然就是我们自身,因为在匮乏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在其他人身上领悟了这点。”(142)含有这些章节的文献对马克思、拉布里奥拉或列宁的世界来说是完全生疏的。在作者明言的意图或论点之外,这些章节还流露出一种潜在的悲观主义。(143)——他们中没有一个斥责反法西斯或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意志的乐观主义。通过他们的说明,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来说曾经是不可设想的思想。

现在可以来总结一下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成一体的那些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原先因帝国主义孤立苏联而造成的这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苏联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化而从制度上扩大并固定下来。对于在西方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唯一真正体现——不管他们是投身进去也好,与之同盟也好,疏而远之也好。这个时代共产党的本质中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构分离,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那种把政治—思想融合一体的著作不再可能。结果是,大学中的理论家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远远隔离,而且理论从经济学、政治学退回来而投进哲学。语言也随着这种专门化而愈益晦涩难懂,这种技术上的障碍是它脱离群众的结果。反过来,在不同的国家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越来越缺乏国际知识,或者他们本身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由于丧失了同工人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反过来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滑向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正典型地和这些体系处于密切的(即便是矛盾的)共生状态中一起发展着。同时,因为理论家们都从事专业性哲学研究,加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导致了一场普遍的追溯探讨,要在以往的欧洲哲学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并据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重新解释。这种做法有三重结果。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议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该领域以外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判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因为造成这种传统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它是失败的产物——1920年后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挫折和死气沉沉的局面,其中,许多年头之可怕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传统从整体来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其主要思想家并不接受改良主义。(144)尽管他们脱离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之前的、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那样,虽然和阶级斗争要接近得多,却拜倒在得势的资本主义脚下。而且,尽管有种种禁忌和失言,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所阐明的历史经验,在某些关键方面,还是世界是最先进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最老的工业无产阶级,和最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这整部纪录中一些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内容,同它的苦难和失败一起,不可避免地进入它所产生或许可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之中——尽管总是以一种转弯抹角的、不完全的形式。在它本身所选择的领域中,这种马克思主义较之以往所有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更为深刻细致。它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是以牺牲其范围的广度为代价得来的。但是,如果说它注意的焦点大为缩小的话,它的活力倒并没有丧失殆尽。今天,过去十五年来帝国主义时期的全部经验,仍然是有待工人运动加以集中思考的不可避免的中心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那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中任何新一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对此简单地置若罔闻或回避不谈。同这种传统进行清算——既向它学习,又同它决裂——便成为今天马克思理论获得局部复兴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种必要的既复兴又决裂的双重运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它的目标的性质排除了这一点。因为最终说来,这一传统同一个特定地区相联系,也是它的依赖性和弱点。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这个词不可避免地暗示一种限制性的判断。缺乏普遍性,说明真理尚有欠缺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是西方的,所以必然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其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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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葛兰西对经济问题缄口不提。可是具有讽刺意味、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的一个最亲密的终身好友却是彼埃罗?斯拉发——葛兰西狱中最后几年同避居国外的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信件往来,就是由他中转的,可能他也是1937年葛兰西去世前几个月中与之讨论国际政治的最后一人。这位西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同战后年代最有独创性的那位经济理论家之间的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中,亲密无间的个人感情同分道扬镳的学术观点相结合,这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看来他们各自的著作所涉及的领域是毫不相关的。斯拉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跟马克思主义本身范围内所完成的任何批判相比,要更为严密、也更有摧毁力。可是这种非凡的成果却是靠越过马克思,回复到李嘉图而完成的,由此产生的体系对《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也几乎是不留情面的。

(105)《美学》,柏林/诺伊维也德,1963年,迄今已译成英文的卢卡奇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著作有《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50年)、《历史小说》(1962年)、《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63年)、《论托马斯?曼》(1964)、《歌德及其时代》(1967年)、《索尔仁尼琴》(1970年)。除第一本外,均由梅林出版社出版,该社还翻译了前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著作《小说理论》(1971年出版)。

(106)《美学理论》(法兰克福,1970年)。在主要的音乐研究论文中,迄今只有《现代音乐哲学》(伦敦,1973年)已译成英文。三卷《文学札记》是用德文发表的《柏林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58—1961年。

(107)见《启发》第219—253页;及《查理斯?鲍德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抒情诗人》,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

(108)本杰明当然是布莱希特放逐期间和他交往密切,经常交流观点的人。布莱希特自己的美学思想,尽管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显然有其伟大的内在重要性,但比起他作为一个戏剧家所从事的写作实践来,总是次要的,所以就不属本书的范围。布莱希特同本杰明以及卢卡奇的双重关系,见《布莱希特考》第105—121页,以及1974年3月—4月第84期《新左派评论》所译载的论文(“斥格奥尔格?卢卡奇”)。至于阿多尔诺对本杰明和布莱希特的批评,其译文分别见1973年9月—10月第81期(“给瓦尔特?本杰明的信”)和1974年9月--12月第87/8期(“责任”)《新左派评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中,这些错综复杂的意见交流,构成最重要的论战之一。

(109)《论小说的社会学》,巴黎,1964年。

(110)《美学文集》,巴黎,1953年。

(111)《情趣的批判》,米兰,1960年;《电影的逼真性》,罗马,1954年。

(112)在题为《作为现实的一种形式的艺术》一文中,可找到他最清晰的阐述,见《新左派评论》,1972年7月—8月第74期。

(113)对马拉尔美和丹托莱托的研究论文,虽仅发表了一些片断,实际上都是长篇著作,见M.孔塔和M.李巴尔卡的《萨特的作品》,巴黎,1970年,262页,314—315页。

(114)《家庭的白痴》第一卷到第三卷,巴黎,1971—1972年,萨特论福楼拜的著作和本杰明论鲍德莱的著作,虽然一个是洋洋大观,一个是短论小议,但两者之间有着奇特的相似。本杰明的研究可分三部分:作为讽喻家的鲍德莱本人;他在其中从事写作的巴黎社会;以及合诗人与资本之含义为一体、被视为诗歌对象的商品,萨特的研究也由三部分组成:福楼拜个性的主观形态;第二帝国这个接受其为艺术家的客观环境;作为两者独特的历史结合体的《包法利夫人》。

(115)《文学和民族生活》是爱诺迪版《狱中札记》中最长的一卷;但该卷包括葛兰西入狱前的早期剧评。

(116)见《列宁和哲学以及其他论文》一书中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抽象派画家:克雷摩尼尼”“论艺术的一封信”;和《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小戏剧:贝尔多拉齐和布莱希特”;以及阿尔都塞《理论》丛书中的彼埃尔?马奇里所著《论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巴黎,1966年。

(117)有意思的是,真正有质量的、广泛涉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著作竟是一部美学研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

(118)可以看到,由德拉?沃尔佩和卢卡奇建立的主要体系,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则并没有重大的新背离。这是指在这两个例子中(不管怎样)比较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原文。青年卢卡奇的著作中有关异化或物化这样一些主题的发展,尽管在较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广为传播,也不能算作真正的革新,这是因为在青年马克思身上也充满了这些思想的。

(119)领导权这个概念的演变和意义,将在最近的《新左派评论》的一篇论葛兰西的文章中另作详细讨论。

(120)葛兰西提出这些观点的最关键段落,部分可见《狱中札记》英译本第229—239页、52—58页和5—14页。

(121)谢林:“万物岂不都表明是一种沉沦的生命吗?这些山过去也和现在一样在升高吗?承载我们的大地是上升到现在的高度呢,还是降落到这个高度?……啊,好奇的旅行家去波斯的荒野、印度的沙漠所游历的那些原始人类壮丽的遗址,难道不是一堆真正的废墟吗!整个地球是一堆巨大的废墟,居住在那里的动物犹如鬼魂,人类犹如精灵,那里的许多隐蔽的力量和财宝,仿佛被看不见的神力和魔法的符咒所禁锢”。《作品》,续篇第四卷,慕尼黑,1927年版,第135页。

(122)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启蒙运动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特别参见81—119页,168—208页。

(123)《最低道德》第155—157页;《否定的辩证法》,第6页,191—192页,270页。

(124)《爱欲和文明》35—37页,151—153页。

(125)《爱欲和文明》第164—167页;194—195页,200—108页,116页。

(126)《单向度的人》60—78页,X VI页,19—52页。

(127)《列宁和哲学》,第151—152页。

(128)特别参见《理论、理论的实践和理论的形成,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该文迄今以书的形式出版的,仅有西班牙译文:《哲学,革命的武器》,科尔多瓦,1968年,第21—73页。这本书的主题是明确的:“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就像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意识形态具有在人们的存在形式的总和中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作用,有确保人与社会结构所确定的人的任务之间的联系的作用……意识形态的这种畸形,作为社会总和的本质的一种作用,更具体地说,作为由社会的结构的决定的一处作用,对社会是必需的。这种结构使得这种社会总和对于在其间处于由这种结构所决定的位置上的那些人来说,变得无法理解。这社会结合所必需的这种对世界的描述,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明朗,必然是神秘的。”第54—55页。

(129)《列宁和哲学》第160—165页。

(130)《保卫马克思》,第232页;《哲学,革命的武器》,第55页。

(131)费尔南多?伽利阿尼《从货币谈起》,米兰,1963年版:“于是,价值便一种比率;这是由效用和匮乏这两个名词表示的两种比率组成。”(第39页)他所用的这个术语后来为孔迪拉克采用。对李嘉图来说:“商品具有效用,其交换价值有两个来源:匮乏而来,从获得它们所需的劳动量而来。”《政治经济和税收原理》,伦敦,1971版,第56页。然而,实际上李嘉图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匮乏,因为他把它看作只和十分有限的奢侈品有关(雕像、油画、葡萄酒)。

(132)“由于奇妙的天意,这个世界是为我们的惠益而构成的,效用一般说来从不和匮乏同时发生……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如此充足地广布于整个地球之上,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或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货币谈起》,第47页。

(13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这一段话托洛茨基在对俄国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原因的分析中也提及,他的分析把匮乏作为他解释的一个中心范畴:见《被出卖的革命》,纽约,1965年,第三步56—60页。

(13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许可找到最有代表性的陈述:“起初自然的惠赠是丰富的,或至少只要无偿使用即可。自然产生的结合(家庭)、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与此相适应。因为一开始需要本身也是俭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73年。当然,与此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自由王国”的定义,就是:比统治着前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必然王国”在物质上极大地富足。

(135)《辩证理性批判》,第200—224页。在萨特和霍布士之间经常所做的类比,是没有根据的。对霍布士来说,就像对伽利阿尼一样,自然可以保障人享有原始的富足,人把自然给予的富足作为大地的果实接受下来,此外不必再干什么。见《理想国》,伦敦,1968年版,第294—295页。

(136)《辩证理性批判》,第306—319页,384—396页。

(137)《辩证理性批判》,第573—594页,608—614页。

(138)《辩证理性批判》,第644页,629—630页。

(139)《启发》,第259—260页,257页。

(140)《狱中札记》,第XCIII页。

(141)《列宁和哲学》第189—190页。

(142)《辩证理性批判》第208页。

(143)在这点上,有必要提一下前面说到过的塞巴斯蒂阿诺?廷帕纳罗的著作。廷帕纳罗的著作包括对大战以来所写作的、他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最连贯、最雄辩的驳斥。所以,使人更为吃惊的是,有许多关键方面,无论如何,他自己的作品是和上面研究过的类型一致的。因为廷帕纳罗的作品也基本上集中于哲学——而不是政治或经济。而且,它也主要求助于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前辈,通过他们来实质上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例子上,举足轻重的先辈是诗人季阿科莫?莱奥帕尔迪,他的唯物主义的特殊形式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因为他并不回避不可逾越的界限——意志脆弱,不免一死——这是由敌对的自然强加于人的。所以,廷帕纳罗自己作品的最突出的主题,是自然最终战胜人类,而不是人类最终战胜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也许比起本世界的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来,他是更加彻底地悲观的,并带有一种古典的忧郁。在所有这些方面,廷帕纳罗可看作是他所反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虽然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有理由说,古代语言学——一个完全被从维拉莫维茨到帕斯卡利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统治的学科——在他的结构中突出的重要地位,和本文所指出的那种类型也是一致的。在指出这一点后,必须立即强调,在其他方面,廷帕纳罗的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恰成真正的鲜明对照。区别在于廷帕纳罗的哲学首先决不光和认识论有关,而是批判地忠实于恩格斯的遗产,寻求发展一种实质性的世界观;区别在于他之引用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决非出自这样一种主张:马克思曾受这个诗人的影响或曾了解这位诗人,或者这两种体系根本上的相同的是——提出莱奥帕尔迪,是因为他提供一些马克思著作中所缺少、而不是隐蔽的东西;区别还在于他的悲观主义是有意识地宣布的,并在一篇条理清晰的散文中为之辩护。最后,可以说,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其他人物更不受官方共产主义势力的束缚。廷帕纳罗生于1923年,唯有他既不是共产党员,又非一个独立不羁的知识分子,而是另一工人阶级政党的战士——先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后又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左派。
第五章
对比和结论


然而,现在可以看到,工人运动的一个新时期正在到来,它将使理论脱离实践的长期停滞得以结束。1968年法国五月暴动是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和平时期,在帝国主义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高潮。这场暴动的出现,绕过了法国共产党。因此,在西欧,理论和政治发生历史性脱节的两个关键条件,第一次开始不再成立。不受官僚化的党所控制的革命群众之重新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的实践再度统一,有了潜在的可能,当然,五月暴动最终来说并非一场革命;法国无产阶级的主力军,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还没有抛弃法共。在巴黎,1968年5月到6月这段时期内,革命理论和群众斗争之间的鸿沟远未在一夜之间全部弥合;但是,自1920年都灵大骚动期间的总罢工失败以后,在欧洲,这条鸿沟还从来没有弥合到这样程度。而且,法国的暴动不再是孤立的情况。在其后的年代中,在帝国主义世界中,可以看到自二十年代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反抗的波澜壮阔的国际风潮。1969年意大利无产阶级发动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1972年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其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工潮,使国民经济陷于瘫痪;1973年日本工人对资本家展开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1974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各国同时发生的大衰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

同时,由五月暴动所引起的一系列大动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对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景还有另一种重要影响。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什到葛兰西或阿尔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但是,贯穿这整个时期的、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传统,在“舞台以外”继续存在着,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法国暴动时期及其后,第一次得到更广泛的政治关注。当然,这是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产。如我们所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像磁铁一样趋向正统共产主义这个磁极,把它当作国际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阶级的唯一历史化身。它从未完全接受过斯大林主义;可是它也从来没有积极地与之斗争过。但是,不管一代代的思想家对它所持的态度有什么细微的差异,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社会主义行动的有效现实或环境。正是这一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政治领域。因为自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于实际的和理论的斗争,以使国际工人运动从官僚政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工人运动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振声威,胜利地推翻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冲突中遭受失败,又被作为对以斯大林为象征的政权的一个长期威胁而从苏联驱逐出境,在放逐期间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不朽的发展。(145)他的新著作是在天翻地覆的群众性大动荡——十月革命——中产生的。但是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出生却是被耽搁了的。它的诞生大大晚于十月革命,当时使它可能产生的经验已经消失。所以托洛茨基被放逐期间的第一个主要成果是一部具体的历史著作《俄国革命史》(1930)。(对他这种身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这是独特的。)迄今为止,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文件中的最高典范。也是把进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编写,并将历史学家的技巧和激情同政治领袖兼组织家的活动和记忆融为一体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

托洛茨基的下一个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重大。他孤居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虽相隔遥远,却写了一系列论述纳粹在德国兴起的文章,作为对政治时局的具体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纪录中,其质量是无可匹敌的。在这方面,列宁本人从来没有产生过深度和复杂性可与之媲美的任何著作。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期主义的著作,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一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纳粹独裁的形成——的第一部真正的分析。(146)在他的余生,他始终主张对德国工人阶级进行干预的国际主义性质,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武装德国工人阶级以反对威胁他们的致命危险。尽管遭到流放,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失去和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有形联系,他继续写下了以西欧为背景的最高水平的政治分析。对于法国、英国、西班牙,他都进行了考察,对它们社会形态的民族特点了如指掌,而这是列宁——倾全力于俄国——从来没有能做到的。(147)最后,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命运,他首创了严密而综合性的理论,运用权威性证据作佐证,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挥。(148)今天仍难于认清托洛茨基的成就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详述托洛茨基其后的思想与著作的遗产。有朝一日,这个受迫害、受辱骂、被孤立、被隔离的另一传统的地下渠道和潜流的全部多样性,必将有人加以研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因其资料之浩瀚而大吃一惊。这里只对两、三个托洛茨基继承人的著作加以评论就够了。他身后的一代中最有天赋的继承人,是从波、俄边境的东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伊萨克?多伊彻(1907—1967年),生于克拉科附近,是非法的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斗士,他在对于1933年纳粹的兴起所采取的政策上,和共产国际决裂了,在毕尔苏兹基统治下的波兰,他置身于工人阶级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内斗争了五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的决定,反对那种想保持理论和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企图,这时他相信那是办不到的。他随即移居英国。(149)战后,在那儿他成了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写了一系列论苏联革命进程和后果的长篇著作,并因此闻名于世。尽管他和托洛茨基有分歧,他们两人注意的焦点却近得不能再近。托洛茨基去世时正致力于一部论述斯大林生平的著作;多伊彻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斯大林的传记,正好接上前辈中断之处。此后,多伊彻的最伟大的作品是托洛茨基的传记。(150)他最重要的同代人和同事是另一位历史学家。罗曼?罗斯道尔斯基(1898—1967)生于利沃夫,是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作为维也纳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一个通讯研究员而工作,他和托洛茨基一起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巩固,并批评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国际对德国法西斯所采取的政策。从1934年到1938年他返回利沃夫,在加利西亚的当地托派运动中从事活动,同时还写了一部研究该地区农奴制历史的长篇论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德国军队俘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1945年获释后,移居美国,他在纽约和底特律单独从事研究,放弃了直接的政治活动,在那里,他写成了列宁时代以来论欧洲民族问题的少数几篇意义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151)然而,他的巨著却是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与《资本论》关系的两卷长篇作品——在他死后于1968年在西德发表。(152)对马克思成熟的经济思想的结构作这种重大的改造,目的在于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有可能重新加入到因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而中断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传统中去。托洛茨基不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理论家,本人并没有写成大部头的经济著作:罗斯道尔斯基本人并非一个受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但他作为曾经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东欧文化的一个孤寂的幸存者,出于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写下了他的著作。(153)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因为四年以后,欧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的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在战后第四国际中崭露头角之前曾活跃地参加抵抗运动,并被纳粹囚禁——在德国发表了直接得益于罗斯道尔斯基的一部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完整论文。(154)这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所作的首次理论分析。

由托洛茨基派生的传统,在最基本的方面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恰成极端的对比。它集中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它是绝对的国际主义,所关心的或所注目的绝不限于单一的文化或国家。使用的语言明晰而迫切,其最好的文章(托洛茨基或多伊彻的)还具有与其他任何传统的文章相等的或更佳的文学性。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传统在大学里并没有占有职位。它的信徒遭到搜捕,并被目为非法之徒。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多伊彻和罗斯道尔斯基被流放而无法返回波兰或乌克兰。曼德尔至今被禁止进入法国、西德和美国。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为了设法使理论和实践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即使在最后终于放弃这种统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换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今天,这种政治—理论遗产对于在国际范围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复兴,提供了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所体现的收获有其本身的局限和脆弱之处。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的特殊公式发展成不发达世界的一般规律,这自然是成问题的;他论述法国和西班牙的著作并不如论述德国的著作那样明确,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是错误的,背离了他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多伊彻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内部改革的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罗斯道尔斯基的主要工作,从其范围来说,与其说是探讨性的,不如说是阐述性的。在这一领域长期沉默之后,曼德尔故意在其研究论文前冠以“试论”的副题。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步不能超越的它自身产生的物质条件——当时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实践。被迫和整个世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主力军相脱离,加上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长期缺乏群众性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造成影响。最终来说,它也受到西方工人阶级在历史上长期失败的支配。它无视使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时代变化,这使它得到特殊的惩罚。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事件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却对这两点还是再次予以确认,这就使这种传统不自觉地趋于保守。对经典学说的守旧优先于对它的发展。在托洛茨基传统的常规形式中,典型的缺陷是:它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信心是基于愿望而不是基于理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则一味盼其崩溃。有必要对这种经验的成败作一番历史的评说。早该对托洛茨基的遗产及其后继者们进行一次类似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产已能做到的那种系统的和批判性的评价了。同时,自从左翼反对派在俄国失败之后,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第一次开始为那些托洛茨基有联系的政治思想重新出现在工人阶级的论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创造了客观可能性。当这种汇合发生时,这些思想的价值,将通过更为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的批判,得到鉴定。

同时,自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时局的变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影响。理论和实践在摆脱了官僚主义桎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最终重新统一,将意味着这一传统的结束。当造成这种传统的分离被克服时,作为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传统会趋于湮灭。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被人废弃的先兆;但这一过程决没有完成。现阶段仍处于过渡状态。始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潜在重力场的欧洲大陆各大共产党远远没有消亡;它们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支配也并没有显著减少,虽然它们作为革命组织的信誉已经在知识分子中有所削弱。上面讨论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经死去。那些还活着的,迄今已证明并不能对法国五月暴动后产生的新局面做出反应,从而对他们的理论做出显著的发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才智可能已经枯竭。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青年一代中,已经有越出他们前辈的哲学界线而转向更多地关心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趋向。(155)然而这种转移常常伴之以干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作为参照。虽然中国作为方向的一极,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来说都比较含糊,但将中国代替苏联,倒也基本上保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心照不宣的非独立状态。老一代理论家中有些人——阿尔都塞或萨特——多少是直接由一极转向另一极的,这只不过确证了结构关系上的连续性。(156)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根本性的新发展,都应看作是难以估价的。这一传统所剩下的老一辈理论家,在哲学上毕竟已经枯竭,只能限于重复。他们的弟子的前途自然要广阔些。

同时,不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的发展区域中命运如何,近年来已见到发轫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区域中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和北欧国家中,这种扩散的结果是难以预见的。历史上这些国家都没有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迄今都没有产生过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然而有些国家也有自己的财富。特别是在英国,工人阶级在工业上仍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阶级,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质量可能要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迄今为止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这一地区相对地退避一隅的局面,可能本身也会发生令人惊讶的迅速变化。因为,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理论的速度和传播,由于后来居上的好处,后进国家也能在短期内变成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无论如何,可以怀着某种信心说,除非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土,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人阶级的国土——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同二十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文明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课题的充分影响进行较量。第三国际甚至在列宁的全盛时期也未能在盎格鲁——萨克逊强国中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而当时美国和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两个中心,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成就的高度上作为活的革命理论的不完善程度。今天,正处于最强而不是最弱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宏大的科学问题,大部分仍有待解决。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尚未完成其最棘手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成熟的帝国主义堡垒中最终安下家来,它就不大可能对这些问题严阵以待。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漫长而曲折和弯路以后,列宁这一代所未能回答的、而且由于斯大林时代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而无法作答的问题,至今仍有待答复。它们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它们和过去五十年中统治世界历史的主要经济和政治现实有关。因为篇幅有限,这些问题只能在这里最简略地提一笔。首先,已成为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规范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真正的性质和结构是什么?哪一种革命战略能够推翻这种如此不同于沙皇俄国的国家历史形式?在西方,在这种形式之后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形式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来涉及这三个主题。在一个以阶级划分的世界中,作为一种社会单位,民族的意义和位置何在?特别是,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基本力量的一种群众性现象的民族主义,其复杂的机制何在?这两个问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以来,都未曾得到过适当答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当代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它们是否具有特有的新的危机形式?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国际体制,其真正结构何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列宁和鲍威尔以来早已改变了的背景中刚刚开始。最后,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那些官僚国家,其一致性和区别性的基本特点和动力又是什么?俄国革命后摧毁了无产阶级民主,接着又怎么会在从来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中国等地发生革命呢?这种进程的明确界限又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对前者开始了分析;但他并没有活着看到后者。正是这一连串问题构成对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老家兴起一场没有组织束缚的群众革命运动。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新的统一,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必要的力量以产生它今天还缺乏的知识。未来的这种理论出现时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这种理论的承担者,是无法预见的。认为它们必将重复过去的经典模式,那是错误的。实际上,迄今历史唯物主义所有主要的理论家,从马克思或恩格斯本身到布尔什维克,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都来自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通常还是来自门第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资产阶级。(157)葛兰西是出身真正贫寒的仅有例子;但就是他也远非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从这样一种格局中,人们不能不看到国际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种世界和历史角度来看,暂时还没有成熟。只要想一想布尔什维克老卫兵所组成的政治领导的脆弱性对十月革命造成的后果;他们几乎绝大多数来自俄国知识分子,驾凌于基本未受教育的工人阶级之上。老卫兵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二十年代都被斯大林轻而易举地清除了,这和他们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无关系。能够取得持久自我解放的工人阶级运动,将不会重复这种二元论。葛兰西所设想的产生于无产阶级队伍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尚未在革命社会主义中起到他相信他们能起的结构作用。(158)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极端玄奥的形式,是葛兰西所谓的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接触的时期中的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但是从长远来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帝国世界的工业工人阶级稳步获得文化技巧和自信而由他们自身有机地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责。

最后可以以列宁的话作结束。他有名的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常常被人们正确地引用。但他还以同样的分量写道:“正确的革命理论……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159)这里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革命的理论工作是可以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列宁在为战火围困的苏黎世:但理论只有同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和最后的形式。近年来,历史中所常见的那种仅仅成为一个党组织的形式上的成员,并不能算是结合;必须和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取得密切联系。仅有革命小组的战斗精神也是不够的;必须和真正的群众相结合。反过来,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后者有可能是改良主义的;只有当群众本身是革命的,理论才能完成其卓越的使命。能成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这五个条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然而,重新出现这些条件的前景终于变得开阔起来。在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中诞生真正的革命运动时,理论的“最终形式”是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先例的。现在只能说,当群众自己说话时,五十年来西方所产生的那种理论家们就只好保持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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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豪克海默尔是唯一的叛变例子: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中,他在学术上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145)虽然,在他革命前的著作《结果和前景》中,这种发展已见其端倪。

(146)这个判断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别处再提。论德国的这些文章竟在1970年——当时德文第一版已出版——以前一直未能汇编成书出版。这也就说明了托洛茨基的遗产的命运了。至于该书的英译本,现在可见《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纽约,1971年。

(147)现在分别收集在《法国往何处去?》(1970年),《论不列颠》(1973年),《西班牙革命》(1973年),这些都是在纽约出版的。论不列颠的著作大部分写作于二十年代之后;但上述论文集没有收进三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

(148)尤其是《被出卖的革命》、《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65年)。

(149)多伊彻的早期经历,见D?霍洛维茨编《伊萨克?多伊彻其人及其著作》中丹尼尔?辛格的《以笔为武器》一文,伦敦,1971年,第20—31页。

(150)《武装的预言家》(1954年);《未武装的预言家》(1959年);《被放逐的预言家》(1963年)。

(15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民族的发生”问题》,汉诺威,1964年。关于罗斯道尔斯基的传记,见《第四国际》第33期中的介绍,1968年4月号。

(152)《马克思〈资本论〉的发生史》,法兰克福,1968年。

(153)同上书,第10—11页:“从职业来说,作者既非经济学家,又非哲学家。要是今天能有更适于承担该项任务的马克思理论家学派的话——就像本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期那样——他本来不会轻易去写一部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的。但是上一代著名马克思思想家大多数成为希特勒或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牺牲品”。

(154)《晚期资本主义(试论)》,法兰克福,1972年;献给罗斯道尔斯基,第9页:[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增补的英文版删去了德文版的副标题。]

(155)这类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尼科斯?波朗查斯的著作:英译本《政权和社会阶级》(伦敦,新左派书社SW,1973年)和《法西斯主义与专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

(156)毛主义的本质和影响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有必要另外对此作详尽讨论。

(157)“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惯例的称呼,对上面所讨论的大多数人物并不合适。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富有的制造商、商人和银行家家庭(恩格斯、卢森堡、鲍威尔、卢卡奇、格罗斯曼、阿多尔诺、本杰明、马尔库塞、斯威齐);大地主(普列汉诺夫、梅林、拉布里奥拉);高级律师或官僚(马克思、列宁)。

(158)也许迄今来自西方工人阶级队伍本身的最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是一个英国人雷蒙德?威廉斯。但威廉斯的著作虽在其典型的美学和文化焦点上,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类型是密切相符的,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然而,其中的阶级历史——泰然而自信的贯穿于威廉斯的著作中——使这部著作具有在其他当代社会主义著作中无法找到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将成为未来任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

(159)《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2页。
后记

本书所得出的一些论点,今天一定会有人作某种保留。因为这些论点缺乏某些不可缺少的条件和特点,因此它们的逻辑不过是一种归纳性的逻辑。它们的启示录式的调子本身就是已经回避或忽视困难的可疑迹象。对这些困难作适当的探讨——且不说解决这些困难——那需要另外写一篇专文。这儿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说明一下本书结构中的主要弱点,而这是不需多费笔墨的。本书通篇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结束部分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直接和群众革命运动相联系,才能取得合适的形式。当群众革命运动实际并不存在或遭到失败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避免会变得畸形或破损。贯穿全书的这个主题的前提,当然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被传统地视为规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身的课题。在本书中有某些暗示,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习惯上承认的更为复杂;但从整体来说,本书坚持肯定本世纪科学和阶级之间、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起义之间的基本联系。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必要的实际条件或精确范围,并没有作任何审核。因此,本书的结论会使人从“行动主义”的角度研究文中的论题,而这是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并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

因为,正像本书最后几页中所提示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述,有一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很奇怪,这种阻力以前没有经常地为人所提及。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地提到的。但是过去是不能由现在的任何实践所更改的。过去的事件总要被后世所重新解释,过去的时代也总要被重新发现;从任何清醒的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无法更改的。从政治上说,在实际的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活着的男男女女的命运,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比起其他所有的考虑,要重要得多。然而,从科学上说,可以认识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却是已经逝去的领域。过去是无法修改和抹杀的,同行动尚待完成的现在相比,过去是可以更加肯定地认清的;而且不仅如此。这样,对任何可能的历史学来说,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有一种固有的分裂。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放弃对浩瀚无际的过去进行理解,又不能声称有权对过去进行物质改造。所以尽管有种种可嘉许的引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等同于革命的社会学。用现在颇为时髦的话来说,它决不能降为“时局分析”。因为根据定义,当前的事情很快会消逝。把马克思主义限定为当代的学说,就是要它永远遗忘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一旦隐退为过去,就不再是可以认识的了。(160)社会主义者很少会不同意这一点。可是矛盾的是,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的确切使命进行适当的辩论。这和任何一种哲学实用主义都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或许应当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加以对待。因为要获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荣称号,就应虚心地尊重它的两个现实条件。这种尊重要求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概念加以限定。本书已经强调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缺乏国际工人阶级的参加,而摆在二十世纪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重大政治问题肯定仍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制约。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种制约的确切形式和办法。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他们常常归之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具有的全面的、不加批判的普遍性,实际上也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更集中在为革命理论的产生所需的特定社会条件上,以及集中在使之生效所需的特定科学细节上。

这不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区分出两个互不相干的、封闭的领域——一个是主动的“政治学”、一个是被动的“历史”,一个完全为潮流般的群众实践所左右,另一个却和这种实践在思想上毫无干系。应把迄今为止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编史工作”和“理论”之间不恰当地被忽略的关系——实际的和潜在的——问题提出来。现代历史著作的政治倾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也好,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好,已是众所周知,无需再在这里赘述。(当然,它们并没有达到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著作或经济理论著作中可资利用的、或为它们所需要的文物史料,并没有人经常加以研究。事实上,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尽管在几乎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重要流派,却不能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已获得同等的好处。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现和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并不常见。如果想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并不存在这类专业性编史工作的话,这种反常就更加触目惊心了;而在其后的时代中,专业性编史工作的出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影响。由于这种工作的新颖,所以它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和重要性质尚需拭目以待,也许至少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历史”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平衡也许可以在今后任何一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加以调整,改变其目前的结构。

本书中还有一个重点需要作有关修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标记,是用来开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构对比的。这种对比肯定不是虚构的。可是本书的陈述方式会不适当地取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讨。后者与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真正统一,确实使它优于其后的传统,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似乎成为一种绝对的比较标准。然而,一旦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条准则被相对化以后,即便是这门最密切、最勇敢地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也必须经受经常的,一丝不苟的重新估价。如果说本书并没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描述成完美无缺的话,那么本书所提到的它的局限之处,主要就是它的不完整,事实上可以说是空白,弥补的方法是进一步发展理论,而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后期力所不及的。在经典遗产中,也许有些成分,并非不很完整,可是,却不很正确,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加以足够的严肃对待。部分来说,正是由于积累了有关过去的历史知识,而那些身历其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又无法加以利用,因此今天才允许并要求对他们的著作提出新的科学质疑。

换言之,经典马克思主义应该像由其派生而来的经典以后的传统一样,经受同样严格的审查和批判性的评价。在这方面需要的勇气和冷静要比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大得多,因为几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大师都十分尊敬,并且,对那些政治立场上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决革命性的大师们,迄今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批判。然而,最大的尊敬应与最大的清醒相一致。今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把学术知识和富有质疑精神的老实态度结合起来,而这一点现在尚未做到。在战后年代,在哲学领域里最好和最有独创性的工作一般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对一篇典范文章或一位典范作者(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进行巧妙的重新解释,以驳斥有关另一篇文章或另一作家的传统观念,其目的时常是为了同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评或错误的解释作斗争。今天,有必要放弃这种做法,有必要进而探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原文的可靠性,并且不需要事先设想它们必然是首尾一贯的、或者肯定正确的。事实上,当代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责任,也许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弱点找出来,说明它们的历史原因,并使之得到改正。任何一门科学都会发生一些错误,自命没有错误,只会使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信誉受损。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哥白尼或伽利略进行类比(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应该严肃对待:今天没有人设想后者的著作没有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正因为他们处在现代天文学或物理学的开路先锋的地位,所以恰恰肯定他们在一门新兴科学发展的初期必然会犯错误。由此推论,这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的。这一传统的经典著作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在这里显然无法深谈,然而仅仅主张形式上有必要如此行事,而不加以任何具体化,那就几乎无异于有口无心。所以总起来说,应该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看来并不恰当或并不令人满意的某些关键领域。对这些领域所作的简略的评论,自然并不能算作对有关问题所作的适当论述。它们只不过是把一些需要另行考虑的问题略微提及一下。为方便起见,这里将只提及经典传统中三位突出人物的著作——他们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

关于马克思全部成就的伟大之处,无需再在此赘述。实际上,正是他对未来的总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使他在审视当时所处时代时引起局部的幻觉和近视。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了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他的错误和疏忽,可以说是对他的预见所付出的典型代价。现在可供利用的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科学知识——比他所能利用的要丰富得多——应使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能超过这些预见。正是在这一方面,从当代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著作有三个领域显得特别有问题。

(1)其一是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他早期的著作实际上是着手对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作理论说明(那是在欧洲任何地方存在这种民主之前)——但是在非常抽象的、哲学的水平上作这种说明的。然后,在1848—1850年,他写了一篇研究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创立的特殊独裁国家的具体历史论文——那是他仅有的一次这类尝试。从那之后,他再没有直接分析他在其中度过余生的英吉利议会国家。要说他有什么分析,那就是把“波拿巴主义”不适当地概括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典型形式。这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记得“波拿巴主义”1848年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因此,1870年失败后,当第三共和国在法国出现时,他就没法对它进行分析。最后,由于对“军国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抱有成见,对比之下,他似乎倾向于低估“和平主义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镇压能力,有时他似乎认为,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单单通过和平和选举手段来实现。结果,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权力的政治结构,根本没有写出任何首尾一贯的或比较性的论述。他早期的政治——哲学著作和他后期的经济著作之间有显著的脱节。

(2)同这种缺陷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是他不甚理解他在其中渡过一生的那个时代的后期的本质。虽然马克思在一生中唯有他一人理解1850年以后将要改造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动力,但看来他从未记下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生的国家体制的重大变化。1848年的失败看来已使马克思深信,资产阶级革命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各处的资本现在都害怕工人(所以法国和德国在那一年背叛了工人)。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余生目睹了在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一连串胜利的资本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民族主义、而不是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使民族性在一种新的世界一致性中逐渐削弱以至废弃:事实上,它的发展却反而唤起并加强了民族主义。马克思未能觉察这点,结果使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犯了一系列严重政治错误,当时欧洲政治的主要戏剧性事件都和民族主义斗争相联系。因此马克思敌视意大利的复兴运动,忽视德国的俾斯麦主义,颂扬美国的林肯,赞许巴尔干国家中的奥托曼主义(后者又是由于他对1848年的“与时代不合的”看法、即他对俄国的担忧所造成的)。他绝口不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类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后几代社会主义者造成十分有害的后果。

(3)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资本论》的经济结构本身,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中最显著的是马克思提出的价值理论。除了由于马克思不把匮乏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和李嘉图比较)而引起的困难以外,还有确定劳动投入本身的时间问题(和斯拉发比较),特别是,迄今为止把劳动转换成价格这个计量媒介时遇到的棘手困难(这是和科学性规范标准相矛盾的,也是和通常把剩余价值的发现和氧的发现相比有矛盾的)。整个价值理论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本身之间的区别,虽然这种区别对这个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却从来还没有为马克思或他的继承人从理论上明确整理出来,或在经验上确定起来。《资本论》体系所得出的最危险的结论是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普遍原理,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信条。这两点都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证明。第一点包含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会因其内部的机制而发生经济崩溃;第二点包含的意思是:如果不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生产劳动者这一庞大的工业劳动阶级就会在极少或没有中间集团的情况下最终以绝对压倒多数超过一小撮资产阶级而造成社会崩溃。因此,在晚期的马克思著作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任何政治理论这一情况,按逻辑推理,可能同他经济理论中潜在的崩溃主义有关,这种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思想使得政治理论无需发展了。



列宁的例子涉及另外一系列问题,因为列宁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创始者,而且是最终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实践的建筑师。所以他的理论同实践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理论主题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看来,他的一生和他的工作所提出的主要问题,都和无产阶级民主(党内的和国家的)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西方的和东方的)有关。

(1)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关于高度集中的新雅各宾式党的最初理论,显然是以专制俄国的秘密条件和立宪制德国的合法条件间的区别为前提的。然后,对1905—1906年革命期间所发生的群众暴动的理论多少做了一些整理,但列宁从来没有正式修正或修改过。1917年,苏维埃在俄国再度兴起,使列宁相信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革命形式,那是和欧洲资本主义政权的全体一致的形式相反的。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苏维埃的著名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第一次获得真正的发展。然而,列宁在那时,或在其后,都没有把他关于党的学说和他关于在俄国等地的苏维埃的论述联系或结合起来。他关于前者的著作并没有提及后者,而他有关后者的文章对前者也缄口不提。结果,就造成在国内战争爆发以后,从《国家与革命》的强烈的苏维埃民主主义,一下子倒转为俄国政府实际上的激烈的一党独裁主义。列宁在内战之后的演讲中记载了苏维埃的衰落,但他并没有经常为此操心,或感到真正的后悔。列宁关于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以反对沙文主义的官僚机构侵蚀的最后药方,只是提议在党内,而不是在阶级内或国内,进行有限的内部变革: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并未见提起苏维埃。这里涉及的理论上的失败,也许可以和内战期间及其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对反对派施加政治镇压并为之辩解时所犯的实际错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此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后,也许会证明这种镇压常常是没有必要的,并且是倒退的行为。

(2)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提出了西欧和东欧之间有着基本的历史区别,他的事业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其后他又多次(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到这点。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它严肃地当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考的对象。引人注目的是,也许是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在讨论资产阶级时,完全是泛泛而谈的——从他论述的方式来说,可以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事实上,刚刚被二月革命所消灭的俄国政府,在范畴上有别于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政府,而列宁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所涉及的却是这几个国家。由于未能把封建独裁和资产阶级民主明确地区别开,列宁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不自觉地留下了经常地混乱,使他们无法在西方发展一种有说服力的革命战略。这只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议制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直接和系统的理论基础上,以及与沙皇专制迥然不同的、既有许可又有强制的机制特殊结合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做到。这种理论上闭塞的实际后果是,列宁所创立和指导的第三国际无法在二十年代的现代帝国主义的最大中心——英国和美国这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广泛扎根。在这些社会中需要另一种政党和另一种战略,但这尚未创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部经济著作,在1916年写成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它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叙述情况的性质,到了战后这部著作似乎使人感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一蹶不振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中成了官方公式。于是,一种隐蔽的经济崩溃主义又一次发挥作用,使得社会主义的战士不再费力去发展一种有关国家结构的政治理论,来同西方进行论争。



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几乎还没有做过什么严肃的理论评价。在记载革命家生平的书籍中,多伊彻的传记可能是最广为传诵的一本,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或在此以后却没有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任何比较系统的研究——也许部分是因为这本书的许多长处反而使人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性。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今天的政治论战、而不是和古典传统的其他理论家的政治论战,更为接近。对托洛茨基的著作需要作心平气和而又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这是迄今尚未进行过的。它所提出的主要困难似乎是以下几点。

(1)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这证明是正确的。在俄国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出现介乎其间的资本主义稳定期,工人阶级的起义在沙皇专制结束后短短几个月内便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一旦被孤立于一国之内时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后,托洛茨基把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公式加以普遍化而把整个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世界也包括在内,宣称今后在任何落后国家中,不可能再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不可能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阶段。取得民族独立和解决农民问题,是经常用来说明任何殖民地资产阶级都无能为力的两件大事。战后的历史经验更加模棱两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例子显得和前一估计相矛盾;玻利维亚革命的例子又和后者相抵触。并不时常提到的第三个标准是建立代议制(议会制)民主;印度联邦三十年的历史说明,这或许也是可能办到的。有人会退而争辩说,没有一个前殖民地国家会符合所有三个标准,或者说由于帝国主义的作用和这些国家内部争权夺利及腐化堕落,哪个国家都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民主和解决农民问题。但是把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加以任何不适当的引伸,会使不断革命的理论本身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根据定义,只有社会主义可使一国完全脱离世界市场或解决农民的所有问题),或要求这种引申提出可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即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永远不可印证的。(譬如说,这些家花了多少世纪才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中间还穿插许多类似当代印度那样的倒退。)所以“不断革命”的定理,必须看作迄今还是一种没有得到证明的一般理论。也许可以假定,困难在于这种理论太拘泥于1850年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这种对马克思著作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并不见得会保证科学的精确性。

(2)托洛茨基论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代表了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直接而成熟的分析。托洛茨基这些著作的质量优于列宁写的任何东西,然而,这些分析涉及的是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非典型形式,尽管当时在历史上显得势头颇大。托洛茨基为了把法西斯国家的特殊性作为所有工人阶级最致命的敌人并加以理论化,当然就必须提供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相反的理论素材,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对比。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论述资产阶级民主的材料,要多于他的先辈们的任何著作。然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论述。由此看来,这种理论的缺乏,对他在纳粹主义得势后进行的政治判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论述德国的论文中曾强调了争取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极大必要性(引俄国的反科尔尼洛夫集团为例),他论述法国人民阵线的论文中却摈弃了当地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激进党,把它看作原则上必须从所有反法西斯同盟中排除出去的一个“民主帝国主义”正党而已。在他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中,这种同样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作了某些限制和改正。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托洛茨基把当时的国际冲突谴责为仅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重复而已,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不应选择任何一方——尽管一方是法西斯性质的,而另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这个立场得到下列断然的辩解,即:因为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在三十年代总是每况愈下地陷进经济灾难,所以对工人阶级来说,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形式已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这种理论演变的错误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自己早年论述德国的著作,正是他后期论述战争的著作的最好驳斥。当然,一旦苏联受到德国进攻,托洛茨基本来是会改变他对世界性冲突的立场的。但看来促使托洛茨基在后期发生错误的经济崩溃主义,从列宁起便始终存在于第三国际之中,并如我们所见,它的最后根源则在马克思。

(3)托洛茨基是得出工人国家官僚化理论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三十年代对苏联的论述,以任何标准来看,仍不失为一项高超的成就。然而,关于一个“工人国家”有计划地压制和剥削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和矛盾,则是托洛茨基所从来没有,或许必然不会探讨过的。特别是,他所留下的理论,除俄国以外,似乎并没有预言或解释这类新国家的出现,其中,或者没有类似的工业无产阶级(中国)或者没有类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东欧),然而即建立了明显相似的历史体制——事先并没有经历任何蜕化。后来关于引申“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的论战反映了这个困难。托洛茨基关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本质的一般理论,还在他的下列命题中遇到了进一步的问题,他认为:为了恢复篡权的官员阶层抛弃的无产阶级民主,就非得采用强制性的“政治革命”不可。同多伊彻等人认为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对官僚统治进行渐进的和平改革的希望相反,这种前景一再被苏联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其前提显然是,原来已经存在过无产阶级民主,但后来被废止了,因此可以在随后的政治起义中得到恢复。然而在中国、越南和古巴,“政治革命”的概念从历史上就显得远远没有明显的说服力,因为这些国家里原先就不存在什么苏维埃,所以无从恢复。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里,棘手的难题是:要确定何时才能把一场政治革命看作是切合时宜的、非乌托邦式的目标。托洛茨基对于这一切即使在俄国怎样才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没有留下多少说明。在那以后,对于在中国或古巴,怎样能够或怎样应该来完成这一点,实际上没有任何讨论。所以,和“工人国家”或“政治革命”任何概念有关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仍未获得解决。



这些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献的任何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典型问题。记下这引起问题,决不是不尊敬历史唯物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或列宁或托洛茨基能成功地解决他们有生之年的所有问题,那是荒谬的——更不要说那些在他们身后出现的问题了。马克思并没有解决民族主义之谜,列宁并没有阐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托洛茨基并没有预见到没有苏维埃的革命。这无需大惊小怪,或多加指责。他们的功绩并不因为举出他们的疏漏或错误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政治及经济结构有关,而特别偏重于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不是如此,所以实际上同样的这些问题,重又作为普遍问题而出现在当代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战士面前。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些问题是何等的为数众多和引人注目。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民族国家和职能和未来是什么?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真正的性质是什么?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的历史含义是什么?怎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国际主义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理想?在前殖民地国家中,怎样才能在相似条件下避免以前历次革命的命运?怎样才能进攻和打倒官僚特权和现有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最紧迫的议程上还没有答案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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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这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主义。最近有一部著作宣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实践,从它同历史著作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中并无所得。历史研究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无价值的,不管怎样设想,历史的对象,即过去,并不能影响现在的状况。历史事件现在并不存在,也无法对现在产生物质效果。现在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条件必然存在于现在,并不断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对象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市价作用的对象,并不是过去所赐予我们支配的“现在”,而是“当前局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不管多么抽象及所运用的领域多么普遍,由于有了这种理论,才使对当前的形势的分析成为可能……对“当前形势”进行历史分析是不可能的。”(B?辛德尼斯和P?赫斯特所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1975年,第312页。)发表这一见解的作者,是阿尔都塞的支系旁流,因以某种准确性宣布一条逻辑的后果而知名,这条逻辑原先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和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统一所作的老一套论述中,常常显得它是出于偶然或并无争议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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