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

 

【英】罗素  译者:李国山

 

无政府主义者通常被当作乱扔炸弹和制造其他恐怖活动的人,这些人要么是神经错乱,要么假借极端的政治观点来掩饰其犯罪癖。这种看法无论就哪一方而言都自然是不充分的。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扔炸弹;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不相信。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也都相信在适当的情况下扔炸弹:例如,那些在萨拉热窝扔了炸弹并引发了目前这场战争的人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因而,除了那些采纳托尔斯泰式的不抵抗态度的极少数人之外,那些赞成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同社会中的其他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同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是相信阶级斗争的。假如他们使用炸弹,那也像各国政府一样,是为了战争的目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每制造一个炸弹,政府要造成千上万颗,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行为每杀害一个人,国家的暴力行为要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我们要把目前占据公众想象力极大部分的关于暴力的问题统统排除脑外,因为对于采纳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而言,暴力既不是他们必备的,也不是他们所特有的。
   
从字源上看,无政府主义乃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政府的理论。它反对作为统治社会的强力政府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所能容忍的政府必须是自由的政府,不是多数人统治意义上的政府,而是经得所有人同意的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像警察和刑法这类制度,借助它们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志被强加于另一部分人。他们看来,只要少数人被强力或其潜在力量迫从于多数人的意志,那么民主制政府也并不比其他政府形式更为可取。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中,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善,这种善只有通过废除社会加于个人身上的所有强力控制这条直接的道路才能获取。
   
在这种意义上,无政府主义并非什么新学说。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一位中国哲学家庄周就美妙地提出过这种思想: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
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已。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
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分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上薛下足)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庄子·外篇·马蹄》)

 

我们所要探讨的现代无政府主义是同土地和资本公有制的信仰相联系的,因此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类似于社会主义的。这种学说被适当地称作无政府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从实践意义上讲它包含所有现代无政府主义,所以我们最好略去形形色色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而只着重于共产主义这一形式。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均源出于这样的观念,即私有财产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实施暴政的一个来源。正统社会主义相信,一旦国家成了唯一的资本家,个人就会获得自由。相反,无政府主义担心,要是那样的话,国家或许仅只继承下来私人资本家的暴政倾向。相应地,无政府主义致力于寻找使得公有制同国家权力最大可能地减少,事实上最终同国家的彻底消亡相协调的手段。它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左派而在其内部兴起来的。
   
就像马克思可看作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样,巴枯宁也可看作现代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但是,巴枯宁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创立了一个完满而系统的学说。接近做到这一点的是其继承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为阐释现代无政府主义,我们将从介绍巴枯宁的生平及其与马克思相冲突的历史开始,然后再对无政府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部分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更多的是由克鲁泡特金提出的)作一个简短的叙述。
米哈依尔·巴枯宁1814年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巴枯宁出生时,他已退休回到了特维尔省自己的庄园。
巴枯宁15岁时进了彼得堡炮兵学校,18岁时作为一名准尉被派到驻扎在明斯克的一个军团。其时,1830年波兰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圭劳姆说:"笼罩在波兰国土上空的恐怖情景,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年轻军官的心,唤起了他对专制统治的憎恶。"这促使他于两年之后放弃从军生活。1834年,他辞去军职来到莫斯科,在那里花了六年时间研读哲学。像那个时期所有哲学专业的学生一样,他变成了一个黑格尔的信徒,并于1840年到柏林继续攻读,期求往后谋得教授职位。但是,自此以后,他的观念很快发生了变化。他发现很难接受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理论。1842年,他迁居德累斯顿,在这里他认识了《德意志年鉴》的出版人阿诺德·鲁格。
这时他已成为一个革命者。第二年他遭到萨克森政府的仇恨。他于是到了瑞士,在那里接触到一群德国共产主义者。但是,由于瑞士警察纠缠他,俄国政府也要求他回国,他又迁居巴黎,1843年到1847年,他居留在那里。在巴黎的这几年对他的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他结识了蒲鲁士,并接受了后者相当大的影响;他还结识了乔治·桑等一大批知名人士。正是在巴黎,他认识了终生对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长时期之后的1871年,他叙述了当时同马克思的关系:
   
那个时候,马克思在思想上比我进步得多,如今他虽然不见得比我进步,但仍比我博学得多。我那时根本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我们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我主张的社会主义仅仅出自本能的表现。他尽管比我年轻,却已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有修养的唯物论者和一个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事着为他目前这套体系奠基的工作。我们相见的次数颇多,因为我敬重他的学问以及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热情而严肃的献身精神(不过,这总和他个人的虚荣心掺杂在一起)。我热切渴望与他交谈,这些谈话如果不是出于狭隘的仇恨,总是那样富于教益而又充满机智。可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谈话很少不是涉及这种仇恨的。我和马克思之间却从未发生过坦诚而亲密的友谊。我们俩性情相差悬殊,难以为友。他说我是一个热情的理想家,他是对的;我以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不义的、诡诈的人,我也没错。
巴枯宁每到一地便会招致当局的仇恨,从而居无定所,四处奔命。184711月,由于做了一次赞扬1830年波兰起义的演讲,巴枯宁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次被逐,是俄国使馆的要求,该使馆为了夺走公众对他的同情,散布谣言说他是俄国的间谍,由于行动过火而被俄政府革职。法国政府对此事的沉默,助长于此事的流传。巴枯宁有生之年里一直未能为自己洗刷掉这段耻辱。
   
被迫逃离法国后,他来到布鲁塞尔,重新开始了与马克思的交往。他在当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流露出业已在他心中形成的激烈仇恨,这种情绪往后会愈演愈烈。"德国人,工匠,波恩斯泰德,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马克思--在这里干着他们的老把戏。虚荣、恶毒、空谈、侈谈理论、怯于行动--空谈生命、行动和素朴,却完全缺乏生活、行动和素朴--玩弄文字和诡辩的工匠们卖弄风情:'费尔巴哈是一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字眼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反复念叨。但是,他们这些人才是彻头彻尾的偏狭的资产阶级。一句话,撒谎加愚昧,愚昧加撒谎。在这个圈子里,想深呼一口新鲜空气都办不到。我远远地离开他们,并十分坚决地宣布不加入他们的共产主义匠人联盟,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
1848
年革命促使他回到巴黎,再由那里回到德国。他就一件事与马克思发生争吵,后来他自己承认马克思是对的。他成了布拉格斯拉夫人大会的一员,并企图发动一次斯拉夫人的起义,未能成功。1848年底,他起草了"告斯拉夫人书",号召他们起来联合其他革命者一起推翻压迫他们的三个君主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马克思公开攻击他,说实际上鼓动波希米亚独立是徒劳的,因为斯拉夫人没有前途,至少对那些遭受德国和奥地利统治的地区来说是这样。巴枯宁指责马克思是日尔曼爱国主义,马克思则指责巴枯宁是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种指责无疑都是公开的。不过,在此之前,两人还有过一次更严重的争吵。马克思的《新莱茵报》载文说乔治·桑有文件证实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而其中的一份引发了最近的逮捕波兰人事件。巴枯宁自然要站起来回击这一责难,乔治·桑也致信《新莱茵报》声明绝无此事。马克思发表了这则声明,似乎就此事有了一个表面的和解。但是自此以后,这两位观点对立的领袖之间的积怒一直没有任何化解的迹象。他们直到1864年才再一次相见。
   
与此同时,各地的反革命势力都很猖獗。18495月,德累斯顿的一次起义使革命者夺取了市政权。他们坚持了五天并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府。巴枯宁成了抵抗普鲁士军队的灵魂人物。但革命者被镇压下去,巴枯宁在企图同霍伯纳、理查德·瓦格纳一起逃走时被捕了。音乐家瓦格纳则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从此,巴枯宁开始了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长期牢狱生活。1850114日,巴枯宁被判死刑。但是五个月之后又被改判,并引渡给奥地利,因为该国政府提出应由它负责惩处巴枯宁。18515月,奥地利人又判他死刑,后再次改判为终身监禁。在奥地利监狱中,他被戴上手铐脚镣,有一次还被用铁链锁在墙上。似乎惩罚巴枯宁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俄国政府又要求奥地利政府引渡他,后者竟也答应了。在俄国,他先是被监禁在彼得保罗堡垒,后又移至兹鲁斯堡。在那里,他得了坏血病,全部牙齿都脱落了。他的健康严重恶化,几乎不能消化任何食物。"但是,尽管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的精神仍钢铁般坚固。他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哪一天由于不堪忍受监狱生活而就得像西尔维奥·彼科利那样堕落。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仇恨,担心自己会感到一直支持着自己的那种反抗情绪消失了,担心自己会宽恕迫害者并屈从自己的命运。但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一天也没有丧失斗志,他出狱时与他进去时仍是一个人。"
沙皇尼古拉死后,许多政治犯都被释放了。但是巴枯宁的名字被亚历山大二世亲手从释放名单上勾掉了。巴枯宁的母亲设法见到了新沙皇,可他对她说:"记住,夫人,你儿子只要活着,就不会有自由。"然而,经过了八年监狱生活的巴枯宁于1857年被送到了相对自由些的西伯利亚。
1861
年,他从西伯利亚成功地逃到了日本,又从那里经美国辗转来到伦敦。他是因为憎恨政府而被投入监狱的,然而,奇怪的是,他所受遭遇并未让他转而喜爱那些迫害他的人。从此以后,他投身于宣传无政府主义反抗精神,而再未受到牢狱之灾。他在意大利住了几年,并于1864年在那里创立于"国际联谊会"或称"社会主义革命者联盟"。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自许多国家,显然就是没有德国人。它主要致力于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做斗争。1867年他移居瑞土,次年在他的帮助下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为这一组织制订了纲领。这一纲领很好地总结了他的政治见解:本联盟乃无神论者的组织。它旨在消灭阶级,实现男妇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它要求土地、生产工具以及其他资本归全社会集体所有,只能由工人即农业和工业联合会使用。它认为所有现存的政治和主权国家都将在各自的国度里降格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并注定要消失在农业和工业自由联合会的大联合中。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要求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拒绝,因为后者规定支部必须是地方性的,而不能自身就是国际性的。然而,该联盟下的日内瓦小组后来却被接纳了,时为18697月。
   
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成立于伦敦,其章程和纲领均由马克思起草。巴枯宁起初不认为它会获得成功,所以拒绝加入。但是,它成立以后便以惊人的速度在许多国家发展开来,并很快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一股巨大力量。起初,这一组织决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但是在随后的几次大会上马克思使之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在18689月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次大会上,它就确定地成为社会主义的了。
   
与此同时,巴枯宁后悔当初的选择,于是决定加入进来,并得到法语瑞土地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分部的响应。在18699月的巴塞尔第四次大会上,两派的分歧突显出来。德国和英国的会员跟随马克思,相信在废除私有制之后国家会一如既往地存在;他们还追随马克思要求在各国建立工人政党,并利用民主制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另一方面,来自拉丁国家的代表则主要站在巴枯宁一边,反对国家且不相信代议制政府。两派间冲突愈演愈烈,相互攻讦。巴枯宁充任间谍的旧帐又被翻了出来,但是,通过调查取证,这事又平息下去了。马克思在写给德国朋友的秘密信件中称,巴枯宁是泛斯拉夫主义党的间谍,每年收受2500法郎的酬金。此时,巴枯宁一度对发动俄罗斯农民起义感兴趣,从而于关键时刻忽视了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普法战争期间,巴枯宁热烈地站在法国一边,特别是拿破仑三世倒台以后。他竭力想煽起类似1793年那样的革命抵抗运动,并卷入了里昂的一次终告失败的起义活动。法国政府诋毁他是拿了酬金的普鲁士间谍,他费了好大的劲逃到了瑞士。同马克思的争论由于民族争论的掺入而日趋恶化。巴枯宁同其后的克鲁泡特金一样,认为德国新政权是对世界自由的最大威胁。他对德国人怀有刻骨仇恨,无疑部分因为俾斯麦的缘故,但更多地可能是因为马克思。时至今日,无政府主义几乎完全被局限于拉丁国家,同时怀抱着对德国的仇恨,这种仇恨正源自于共产国际内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斗争。
   
巴枯宁派最后遭到压制是在1872年共产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的威望是无人能替代的)在会址选定上是有预谋的--巴枯宁的朋友们这样认为--这使得巴枯宁无法与会(因为法国和德国政府仇视他),巴枯宁的朋友们要参加也遇到困难。巴枯宁终于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有人说他除了其他罪名外,还是个强盗。
共产国际的正统学说被挽救下来,可它也因此失却了生气,它不再是一股统一的力量,两派势力分道扬镳,而社会主义一支发展尤为迅速。最后新的共产国际成立起来(1889),并一直存在到战争爆发。关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问题不好妄加预测,尽管国际观念似乎已羽翼渐丰,战争结束后说不定仍然需要它过去在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中所找到的那种表现手段呢。这时巴枯宁的身体完全垮了,除了几次短暂的出行外,他一直隐退家中,直到1876年去世。
与马克思不同,巴枯宁的一生风暴迭起。每一次反抗政府的行动总能得到他的同情,在支持这些行动时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安危。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个性魅力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他的著述也像他的生活一样与马克思的著述大不相同。他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条理,大都是即兴而作,除了一些谈论当时的政治情况的篇章外,一般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
   
他从不面对经济事实,而通常是一头扎进理论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和马克思相比,一当他从这些领域脱身出来,他更要受制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而不相信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他赞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可他仍然从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的篇幅最大的著作《鞭笞统治的日尔曼帝国和社会革命》主要就是谈论普法战争后期法国的形势以及抵抗日尔曼帝国主义的措施。他的多数著作都是在每两次起义之间的间隔期内仓促写成的。他的文字的杂乱无序倒也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与国家》,而这不过是其思想的残篇断章,连书名也是编者加的。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家的信仰乃是人类自由的两大障碍。以下段落可代表这一著作的风格。
   
国家并不是社会,而只是它的一个既残暴又抽象的形式。它在每一国度中生来就是暴力、抢劫、盗窃,亦即战争和征服同各民族的宗教狂热所创造的诸神相结合的产物。从产生那天起直至今日都是对残酷的暴力和随处可见的不平等现象的神圣化身。国家就是权威,就是暴力,就是炫耀暴力,迷恋暴力:它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它从不屑于规劝臣民……甚至在它推行善道时,它也会毁了善本身,这正因为它在推行善,正因为每一推行都将激起自由的合法反抗;因为从真正的道德观点看,以人道(当然不是从神道来看,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来看,善一旦被推行就变成了恶。自由、道德和人类的尊严恰恰在于人们行善不是因为善被推行而是因为人们向往它、盼望它、热爱它。
   
我们在巴枯宁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幅他所向往的社会的清晰图画,也找不到任何证明这一社会将稳固存在的论证。若想了解无政府主义,我们必须转向他的继承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像他一样的一位熟悉欧洲各牢狱的俄国贵族,也像他一样的一个虽信奉国际主义却对德国人满怀仇恨的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的大部分著作是研究生产技术问题的。在《田地、工厂和作坊》与《面包的掠取》这两篇著作里,他力图证明,如果生产要注意科学并组织更合理些,只需要付出少量的愉快劳作就足以维持全体人民的舒适生活。即使考虑到他很可能多少夸大了我们目前的科学知道所能做到的事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看法包含很多真理成分。在对生产问题的论述中,他显示出他已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文明与进步同平等并不相矛盾,那么平等必然不应该包含以长时间的痛苦劳动来换取仅能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因为一旦没有闲暇时间,艺术和科学就不复存在,所有的进步也都无从谈起了。有些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意见,如果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克鲁泡特金理想中的生产体制,无论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都需要在现有水平上对生产方式进行大的改进。他要求彻底废除工资制度,这不光指像多数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不是概括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而是根据劳动意愿支付报酬,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劳动不再成为义务,全体人民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克鲁泡特金的看法是建立在使劳动变为享受这种可能性上的;他认为在他预想的社会里,实际上每个人都宁愿劳动而不愿无所事事,因为劳动将不再意味着过度劳累或奴役,也不再意味着工业化所带来的专门化,而仅仅是每天几小时的愉快活动,人们正好借机发泄一下自发的建设性的冲动。这里没有强迫,没有法律,没有施展暴力的政府;不过仍有社会的统一行为,只是这些作为都是经过一致同意而做出的,不存在对哪怕是最少最少人的胁迫。我们将在以后的一章里探讨这种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是极富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为公正对待无政府主义起见,我们还是谈谈它的阴暗面吧。正是这阴暗的一面导致它与警察的冲突,也导致普通市民闻之生畏。无政府主义的一般学说并不主张使用暴力手段,也并不对富人怀恨在心,相反许多接受其一般学说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不好弄武施暴。但是无政府主义的舆论腔调过激而几近疯狂的程度,再说,他们所要求助的,特别是在拉丁国家,实际是对幸运者的嫉妒而非对不幸者的同情。费利克斯·杜巴的《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性》一书对这类事情有所记载。这本书生动可读,但由于是站在一个敌对立场上撰写的,所以不完全可靠。该书还转载了一些刊于无政府主义报刊上的漫画。除了在那些因真正热爱人类而行为有所节制的人身上之外,对抗法律必然导致道德沦丧和残暴的复仇情绪,而这当然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眼下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最奇怪的特征是,模仿基督教的殉道精神,把断头台(在法国)当作十字架。许多由于暴力行为而死于当局之手的人无疑是对某一事业的信念的真正殉道者,但是其他一些光荣牺牲者是否是这样则是可疑的。1892年拉瓦舒尔因为几次恐怖行为而被送上断头台的事便是这种因为要发泄心中被压抑的宗教性冲动而就义的一个最为奇特的例子。他的历史不太清楚,可他临死时却大义凛然。他临刑时最后所说的是一首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歌曲《杜歇斯内神父之歌》中的三句歌词:

 

如果你想要快乐,他妈的!
去吊死你的雇主!

 

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人物自然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仪式;尽管如此,这个葬礼却依然极尽铺张之能事。假如以此类现象去判定无政府主义学说或者其主要人物的观点,会完全有失公允;但是无政府主义引来了许多的近于疯狂的行为和犯罪却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当局和漫不经心的公众必须记住这一点。事实上,他们时常把这一运动中的一些渣滓混同了那些真正具有英雄气概并为捍卫自己的理论而牺牲舒适生活和个人前程的人。
   
拉瓦舒尔这些人积极参与的这场恐怖运动实际上到1894年就完结了。打那以后,由于受到庇卢第埃的影响,比较温良的无政府主义者找到了一条较为无害的发泄方式,即在工会和劳动交换所内倡导革命工团主义。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经济组织同社会主义者所寻求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区别于社会主义者的是关于政府的问题:他们要求政府必须征得所有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不仅仅是征得多数人同意。无可否认的是,多数人的统治几乎同少数人的统治一样是有悖于自由的;多数人的神圣权利这一武断说法同其他说法一样也并不是绝对真理。一个强大的民主制国家很容易压迫其最优秀的公民,譬如那些成为进步之动力的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议会民主制政府的经历表明,它远远没有达到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期望,无政府主义者对它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反抗仍是分散而软弱的。是工团主义以及工团主义所引起的运动,才使得反抗议会制政府和反对用纯粹政治手段解放工人阶级的运动普遍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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