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雷蒙·威廉斯

伊格尔顿

编译者:薛君彦 刘胜坤 薛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是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其一生中,威廉斯广泛研究了文学艺术、政治、大众传媒、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独具匠心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新左翼评论》主编拉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指出:“威廉斯是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英国著名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刊《反潮流》(Against theCurrent)第137期(2008年11—12月号)发表文章,纪念威廉斯逝世20周年。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今年是20世纪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逝世20周年。戴·史密斯于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威廉斯一生的优秀传记《雷蒙·威廉斯:一位勇士的一生》。史密斯是当今在威尔士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最出色的专家之一,他从威尔士的边境山村(威廉斯的父亲曾在此担任铁路信号员)到剑桥大学再到其成人教育生涯(威廉斯和他的新左翼同僚理查德·霍加特及E.P.汤普森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选择的职业)细述了威廉斯的一生。
  一次幻想破灭之后,威廉斯曾经跟我说,在20世纪50年代,教成人学生和教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他坚信,任何一个称职的工党政府都会花大力气建设他所谓的“流行文化和教育的机构”。他痛斥从克莱门特·艾德礼到哈罗德·威尔逊的历任首相都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威廉斯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是通俗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他认为自己从山村中走出,到梦寐以求的繁华闹市绝不是个别现象:他本人就出身于威尔士工人阶级,而威尔士工人阶级总是在造就作家、教师和像他一样的政治活动家。
  直到生命的最后,威廉斯仍认为与他任特别研究员的剑桥大学——这个曾被他讥讽为“地球上最野蛮的地方之一”的学习中心相比,培育他成长的充满邻里友爱和互助合作精神的乡村社区,更有资格被称为纯粹的文化。工人阶级的英国或许造就不出米尔顿们和简·奥斯汀们来,但威廉斯认为它造就了至少有同样价值的自身文化:付出高昂代价所赢得的劳工机构、工会以及合作社运动。
  自1988年威廉斯逝世后,你可以说文化已经变得比从前更加通俗化了。这种通俗化不是指满大街都在贩卖的米尔顿的著作,也不是指奥斯汀的文学作品从大学图书馆涌现到电影和电视屏幕上以愉悦千家万户。
  威廉斯没有局限于前人对文化的理解框架,始终坚信媒体潜能的先进性。但是他同样认为,应把媒体这种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回,因为资本家利用媒体来剥削民众,谋取私利。对于当今世上的默多克们,他态度不像平时那样谨慎,而是令人振奋:“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文化的真实意义在后威廉斯时代变得更加通俗,这种趋势与但丁和莫扎特的影响无关。威廉斯对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认为文化不仅包括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应包含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全过程。
  在当代,从上面意义上讲,文化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以至于人们可以为之而献身,比如语言、遗产、身份、血缘、家族还有宗教。很多人以文化的名义牺牲自我或者牺牲他人。从前的但丁和莫扎特也许是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但他们至少还没有要谁的命。

文化和文明


  20世纪晚期主导世界的三大政治潮流: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都将文化作为各自运动的核心。在这三大潮流中,语言、身份、生活方式成为了关键词,而政治需求也通过它们得以形成和宣扬。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已经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措施的一部分。在政治斗争的传统形式中,一旦工人阶级赖以生存的工资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大的斗争热情。统治者们最难以打压下去的政治需求是文化与物质相结合的政治需求。
  自19世纪早期开始,文化或者文明就被认为是与野蛮相对立的。在这种对立中,一种看法认为,首先,社会中出现野蛮;然后,文明才会从深深的野蛮之渊中艰难地生长出来。
  相反,激进的思想家总是认为野蛮与文明是同时出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指出,“每一份代表文明的公文同时也是一项野蛮的记录”。一座座教堂底下都掩埋着一堆堆白骨。每一件艺术品都凝聚了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
  文明需要用暴力来夺取,但是暴力不会在夺取文明后就偃旗息鼓。它会在诸如国家机器等强制机制中发挥作用,以保护业已建立的文明。
  尽管如此,当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不祥的变化,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而这两者曾经是互为一体的。
  文明意味着理性的思考,物质上的富足,独立自主和讽刺式的自我批评。文化则意味着一种习惯性的、集体的、热情的、自发的、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拥有文明而他们拥有文化是不足为奇的。文化是野蛮的一种新形式。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也是日渐凸显。
  问题是虽然文明被认为是优于文化的,但是依然离不开文化。文明需要文化,因为文明的政权除非能安于与其相悖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不能正常运作。
  劳动人民不会轻易向一个无视人民利益的政权屈服。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在政治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文明不能与文化和谐并存,但是也不能离开文化独善其身。我们相信如果威廉斯还活着,他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两难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