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野蛮:恐怖主义时代的形而上学

 

特里·伊格尔顿

(吴万伟 译)

  

  为什么最不可能谈论上帝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突然对上帝感兴趣了呢?谁能想到神学在21世纪技术时代会再次出现?这几乎和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Zoroastrianism)的大规模复兴一样让人吃惊。我们当地书店突然冒出来一个贴着“无神论”标签的区域,摆放的是反上帝的宣言,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人甚至可能在思考标志为“对温和浸礼会派的天生怀疑”的另一个问题。就在我们信心十足地走向后神学、后形而上学、甚至后历史学的时代,为什么上帝问题又重新冒出来了呢?

   能简单地把它归咎为双子塔的倒塌和和狂热的伊斯兰分子吗?我认为不能这么做。当然,新无神论者对宗教的蔑视并非从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中产生的。尽管有些辩论从中找到了线索,但9-11袭击实际上并非宗教问题,正如北爱尔兰三十年之久的冲突并不是关于“教皇永远无错”(papal infallibility)的问题一样。实际上,极端伊斯兰一般来说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了解很少,有很多证据证明其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

   这并不是说这些行动没有宗教影响或者意义。伊斯兰极端主义遭遇西方文明伴随着西方自身的矛盾,一方面需要信仰,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失去信仰的能力。现在西方就站在精神旺盛的“形而上学”敌人面前,四目相对。人家的绝对真理和基础根本不是问题,这使得处于现代后期或者后现代动荡时期的西方文明不得不躲避,尽可能体面地相信少点。按后尼采的精神,西方的表现是用讲究实惠的物质主义、政治上的实用主义、道德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非神圣大杂烩竭力破坏自己从前的形而上学基础。可以说,所有这些是你为富足生活所付出的代价。

   高级资本主义阶段从本质上说属于不可知论。用物质丰裕来对抗信仰缺乏使它看起来软弱无力,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本土极端主义形式。现代市场社会倾向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世俗生活,相信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破坏形而上学价值的品质,而在过去,政治权威就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的。不过,资本主义不能轻易地摆脱这些形而上学价值,虽然在严肃接受它们时存在困难。(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模仿喜剧演员葛洛丘·马克思(Groucho Marx)的话宣称“我们的政府如果不是建立在深深感受到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就没有意义,虽然我不在乎这宗教信仰具体是什么”)。这个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既是重要的又是空虚的。从仪式上说,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总提到上帝,但在世界银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到上帝就不起作用。在美国,宗教右派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们很清楚市场驱逐形而上学的倾向,企图把价值观找回来。因此后现代相对主义产生了红脖子极端主义;那些本来很少有信仰的人与那些愿意相信几乎任何事情的人厮混在一起。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出现,这些矛盾对立迅速加剧。人们应该有信仰在当今就显得更为迫切,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失去了信仰的动机。

   因为苏联阵营的垮台,西方相信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地追求自身的全球利益,因而到处插手。就在笼统的意识形态似乎永远束之高阁的时候,美国用特别有危害的新保守主义的牌子把它重新放在议程上。像有些二流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一小撮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占据了白宫,开始推行精心设计的世界霸权计划。几乎同样怪异的是科学论者占据唐宁街十号,达芬奇密码爱好者巡逻在爱丽舍宫的走廊上。被大肆渲染的历史终结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现在是城中唯一的游戏,这反映了西方全球霸权工程的傲慢。这咄咄逼人的工程催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极端伊斯兰主义。

   所以试图封闭历史的行动本身又把历史打开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对人民和社会横行霸道,在此过程中激发了激烈的社会和文化反抗,但自由主义至少还有能力对付。在这个意义上,恐怖主义突出显示了自由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多元化自由社会并非相信人们应该被允许信仰自己相信的东西。至高的善(summum bonum)是让信仰者不受干扰地信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信仰的纯形式程序的途径使得人们有必要与根深蒂固的信仰或者身份认同保持一定距离。

   但这种价值观自由的社会的长期、难控制、外在非决定性的论证也造成了脆弱性的后果。全民一致的共识在面对外来攻击时,非常宝贵,但在自由民主社会很难成功,在转向多元文化时,就更难奏效了。在面对热血沸腾的形而上学敌人时,你对信仰的冷漠很可能是个缺陷。你看作精神优势的多元主义本身可能削弱你的政治权威,尤其是在反对那些把多元主义看作思想懦夫的狂热分子时。有些美国人特别喜欢兜售伊斯兰激进分子羡慕西方自由的观点,这种荒唐看法简直就像建议他们悄悄地渴望坐在酒吧里吸食大麻和阅读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一样。

   在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破坏面前,某些陷入困境的群体只有牢牢抓住排外性身份认同或者不妥协的主张才能觉得安全。实际上,高级资本主义能为他们提供的替代品很少。它从公民中寻找的这种自动的、内在的一致并不依赖其信仰。只要他们起床、上班、消费、交税、克制自己不痛打警察,头脑中或者心中想些什么是次要问题。高级自由主义不是要求民众严格接受很多精神承诺的政权。实际上,热情是让人害怕而不是受到鼓励的东西。在“正常”时期,这是优势,因为要求人们信仰太多很容易造成相反效果。但在政治动荡时期,它的优势就少多了。

   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产生了一拨又一拨的移民潮,在西方诞生了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其最不起眼的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温和地拥抱差别,并不仔细考察具体差别是什么。它想象对同一事务拥有不同观点似乎天生就是积极的。这种轻率的多元主义倾向于弱化激烈驳斥其他人信仰的习惯,不大可能说别人一派胡言或者是十足的屁话。这不是最好的训练,对那些顽固相信某些观念的人来说尤其是个挑战。希金斯的反宗教著作《上帝并不伟大》的比较容易接受的地方是作者愿意宣称他认为宗教是有害的和恶心的。或许他发现在他新的、后马克思主义性格中“宗教是鸦片”有点尴尬,因为这是毛在发动攻击西藏人和西藏文化时使用的口号。但是在坚持抓住自己的枪时他是正确的。信仰不能仅仅因为是信仰就值得尊重。一个社会如果容不得任何批评,稍一批评就翻脸,就被认为是“虐待”,那它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问题包含一个矛盾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越繁荣,多元文化主义就越威胁到民族国家对国民的控制。毕竟,文化是帮助权力生根的东西,文化和我们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而对我们的控制更紧密。一个需要在众多不同文化中同时生根的权力显然处于明显的劣势。英国国防思想库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没有能“在移民社区划一条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错误尊重”削弱了反对政治极端分子的斗争。报告警告说,这是多元文化国家越来越根据历史、身份认同、目标和价值分裂造成的社会碎片化的一个表现。简单地说,在反对恐怖主义时,国家的自由价值观起到了破坏性作用。

   多元文化主义威胁现有秩序不仅因为它能产生培养恐怖分子的土壤,而且因为政治国家依靠可靠的、强大的文化共识。英国首相们相信共同的文化,但他们的意思是人人都应该分享其信仰,这样就不会最终向伦敦地铁站放炸弹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任何一种文化信仰在推广到众多新来者群体时都要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这就是鼓吹“融合”的头脑简单的哲学没有能认识到的东西。白宫、唐宁街、爱丽舍宫没有一个假设信仰在推广到其他人时可能遭遇挑战或者改变。该观点认为共同文化把外来者纳入到早已建立的不受质疑的价值观框架内,让他们自由实践奇特的习俗,不会对共同文化造成任何威胁。这种政策在一个意义上改造了新来者,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忽略了他们,因为它既过分控制又撒手不管。在更激进的意义上,共同文化的术语不是人人都相信同一件事的文化,而是在这样的文化中,在共同决定共同生活方式时,人人都有平等地位。

   如果这包括来自现在处于边缘文化传统的人,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文化将和现在拥有的文化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它将多样化。和按自己的标准接收新成员的单一文化相比,一个从所有成员积极参加中诞生的文化很可能更加具有混合性,更加不平衡。在此意义上,平等产生差别。不是在英国性的大框架下集合起来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而是把整体接受的身份认同放在熔炉里看看最后产生出什么来。如果英国或者美国生活方式真的意味着接受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做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批评,西方文明很可能被永久性地改变。这与让穆斯林等人自己决定吸引他们的神秘内容,从安全的距离称赞的多元文化主义完全不同。

   我们时代发生的部分情况是上帝从文明一边转向了野蛮一边。他已经不再是短头发的、蓝色鲜艳服装的西方上帝,或许他在美国,但肯定不在波多黎各或者加的夫(Cardiff)或者波洛尼亚(Bologna)。相反,他是满心愤怒的、黑皮肤的上帝,如果他确实创造了约翰·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早就忘记这个事实了。人们仍然谈到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但这冲突的更微妙形式是谈到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在这两元对立中,文明意味着普遍的、自主的、繁荣的、个人的、理性预测的、自我怀疑的、反讽的;文化意味着习惯的、集体的、激情的、自发的、不加思考的、不会讽刺的、非理性的。文化放大了所有那些不加思考的忠诚和同盟,人们在极端情况下愿意去杀人。多数情况下,前殖民国家是文明,而前殖民地是文化。

   文明是宝贵的但很脆弱;文化是粗糙的,但很强大。文明杀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文化杀人是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些似乎是对立的,但我们时代让人担忧的现实是文明既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也不能与文化共存。文明变得越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文化就越被要求满足它无法对付的感情和心理需要,因此两者也就越来越相互对立。本来打算协调普世价值和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东西结果变得咄咄逼人地反对它们。受到压抑的文化以报复性的姿态杀回来了。因为文化被认为比文明地方色彩更浓、更直接、更有自发性和非理性特征、更容易成为有美学意义的概念。试图赞美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最有诗意的政治,正如有人指出的“文人的发明”。你本不应该让伟大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帕德里克·皮尔斯(Padraic Pearse)进入卫生委员会的。

   宗教同时落在这个篱笆的两边,这部分解释了它让人畏惧的力量。作为文明,宗教是信念、机构、权威、形而上学思考、超验的真理、唱诗班和大教堂。作为文化,它是神话、仪式、原始非理性主义、自发的情感、黑暗的神。在美国宗教基本上属于文明,而在英国,宗教基本上是传统生活方式,更类似黄昏茶点或踢踏舞而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达尔文理论,过分认真对待是不好的形式(在这点上,英国味很浓的道金斯异乎寻常地具有非英国色彩)。人们无法想象女王的牧师问你是否在羊血里洗澡了。正如英国人所说,当宗教开始干涉你的日常生活时,就到了放弃宗教的时候了。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英国人相信宗教弊大于利,类似的民意调查结果不可能在达拉斯得到民众的认可。

   文明鼓吹者反对文化的正确观点是用理性辩论替代争吵的倾向。正如在有些传统社会,你能够根据祖先惯例来为你做的事情辩护,对有些文化主义者来说,你能证明你做的是对的,只要你的文化一直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想到的是冰岛、非洲阿尚德族人(Azande)或者海洋社会,这似乎是有利的,但对电影《地狱天使》来说,新法西斯主义者或者科学论教派就未必如此了。在“伊斯兰、伊斯兰主义和西方”一文中,印度学者埃加兹·阿赫曼德(Aijaz Ahmad)指出文化在有些方面意味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种族主义者的观念。向文化求助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摆脱了道德责任或者理性辩论的麻烦。正如挖捕老虎的陷阱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样,生产巡航导弹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后现代思想讨厌思想基础的观点,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变成了新的绝对的概念终点站,是超验的能指。文化是人的铲子碰到的石头底,人们无法跳出它的皮,无法越过它看到地平线。这是一个说明历史时刻的特殊例子,一个有点过时的观念“自然”可能战胜整体的人类文化,而人们的注意力近来一直集中在自然可能遭到的破坏上。

   但是,存在一种对文化观点的神圣化回应。毕竟几个世纪来,它一直被当作宗教信仰失败的世俗替代品。这并非完全荒谬的观点。文化像宗教一样最终是价值观、本能确定性、神圣的传统、确认的身份认同、共同的信仰、象征性行为、超验意识等问题。在当今很多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世界的核心是文化而不是宗教。这是真实的,不管人们心里想的文化是文学艺术还是珍视的生活方式。多数美学概念是移位的神学碎片,被看作神秘的、依赖自我的、自我移动的艺术品是不可知论者时代的上帝形象。但文化作为人造的宗教失败了,艺术品不能挽救我们,只能让我们对需要修补的东西更加敏感。庆祝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是目光过于狭隘的救赎版本。

   有人试图调和文化和文明的矛盾(或者正如有些德国人和法国人翻译的这些术语那样),如宣称文明的价值虽然是普遍性的但需要在一个地方扎根,需要一个名称作为人类文明本身的邮寄地址,它当然一直是西方。按照这个观点,西方当然是一种文明,但它也是文明本身。或者法国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但也是思想智慧本身。对那些认为这个观点是超级种族主义的人来说,存在乍一看不那么沙文主义的形式。它和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也与文学批评家斯坦利·费希 (Stanley Fish)有关。

   罗蒂的观点让你承认西方文明在具有地方性和偶然性的意义上确实是一种“文化”,即使你宣称其价值观是人们推崇的价值观。这意味着行为方式上好象你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力量,但与此同时让它们隔绝任何彻底的批评。它们免除这种批评是因为你没有宣称它们的任何理性基础,毕竟,你的文化不过是众多文化的一种而已。一个大胆的动作是,作为文化主义者你放弃为你的生活方式的理性辩护,即使这么做的代价是让它处于危险的没有基础的境地。这里“文化”和“文明”贴切地碰巧结合。西方当然文明程度最高,但是因为它的文明是从偶然的文化历史演化而来,就没有必要提供其理性基础了。因此,人们为自己赢得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

   单单理性能战胜野蛮的非理性主义,但这样做就必须动员力量和比它更深刻的信仰来源。它因此能够承受让人不安的与它竭力要消除的非理性主义的相似之处。这种处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让欧洲遭遇过。自由派人道主义真的能证明足以战胜从强大的非理性源头吸取力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只能被对立的同样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来消灭?理性及其对立面的问题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伟大小说《魔山》的主题。在这部作品中,生与死、肯定与否定、爱神与死神、神圣与邪恶都交织在两个人的冲突中,一个是自由派人道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Settembrini),另一个是阴谋家、共产主义者、叛乱分子、邪恶的纳夫塔(Naphta)。纳夫塔是热血沸腾的人,反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精神,是牺牲、精神绝对主义、宗教狂热、死亡崇拜的代表,他从文化的古老和沾染血迹的源头汲取生命,而文明的塞特姆布里尼是思想阳光的人,支持理性、进步、自由价值和欧洲人思想。

   毫无疑问,我们文明的新无神论者如希金斯和道金斯会发现《魔山》中的哪个人物意气相投,哪个人物他们想攻击谴责。但是小说本身在做出判断的时候非常微妙。赞美生活的塞特姆布里尼实际上位于死亡门口,作为小说背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他对19世纪希望的破灭。纳夫塔或许病态地热爱死亡,但是塞特姆布里尼的高涨的人道主义是在压制它的基础上繁荣的。他不能忍受这个真理,要成为人就要生病,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反常和脱离常规是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不仅是非理性的偏离。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作为小说中活动背景的诊所中的人似乎没有得到治疗。

   小说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拖普(Hans Castorp)逐渐认识到的东西是来自死亡的生命,即不是纳夫塔也不是塞特姆布里尼的方式。这涉及确认人的卑微、谦恭、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性和必死性。这种悲剧性人道主义拥抱死亡的中断和破坏,塞特姆布里尼不这样;但是和纳夫塔不同,它拒绝把死亡变成崇拜。在小说的大雪场面中卡斯拖普的爱和同志情谊的动人场面的核心潜藏着孩子被一根根肋骨折断的让人恐怖的形象,这是支撑文明的血腥牺牲的象征。有了这个顿悟,汉斯从此拒绝让死亡占领他的思想。他认识到是爱而不是理性比死亡更强大,从这个来源流出文明的甜蜜。理性本身太抽象和太非人化的力量,无法面对死亡。但更真实的是,这种爱必须“永远悄悄地承认流血牺牲”的生活。 人必须尊重美、理想主义、渴望进步、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尼采式地承认在它们的根源存在着多少鲜血和苦难。只有屈服于必死性,我们才能满意的生活。

   如果文化证明不足以代替宗教,它同样也不能充当政治的替代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部分表达了文化而不是政治占据中心舞台的信念。后现代主义更多是关于生活方式的而不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更多是关于身份认同的而不是关于石油的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点上它和极端伊斯兰契合,极端伊斯兰也认为最终重要的是信念和价值。我曾在别处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部分根源是革命政治的失败。同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对于穆斯林左派失败的有毒反应,是西方积极谋划的失败。在某些地方,宗教语言代替了政治文本。

   如果政治没有能把世界上的受苦人团结起来改变他们的状况,我们可以肯定文化同样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方面,文化更多是认可你的现状和历史,而不是未来会如何。那么宗教如何呢?当然,基督教世界曾经把自己看作文化和文明的结合体,如果宗教无疑地证明是人类创造的最强大、最顽强、最普遍的象征形式,部分就因为它。其他什么象征形式能够在最绝对的和普遍的真理和千百万男女日常的实践之间形成如此直接的联系呢?什么其他生活方式把最深奥的观念和人类现实的最容易觉察的内容带进这么亲密的关系中呢?宗教信仰在个人内省和形而上学权威之间建立起热线联系,这是文化鼓吹者只能羡慕地看着的巨大成就。但宗教和文化一样在解放被剥夺者时无能为力。在很多时候,它根本没有丁点儿的兴趣要这么做。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文化和文明越来越多地分开,信仰被越来越多地驱赶到私人领域或进入日常文化中,因为政治主权传递到了世俗国家手中。连同艺术和性另外两个象征领域,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和世俗权力脱钩,这三种象征形式的私有化的结局是著名的双刃剑。一方面,它们可能充当替代性价值的宝贵来源,因此是对政治的批评,另一方面,它们和公共世界的孤立造成越来越多的病态。

   当时流行的全球体制如今成为不受欢迎的选择。要么在面对敌人的绝对主义时信任本土的实用主义,要么回到自己越来越失去光泽的和难以叫人相信的价值观的形而上学价值基础上。西方需要精力旺盛的形而上学来挽救自身吗?如果这样做,它能够在实现这个目标时不同时给其自由的、世俗的价值观带来太多伤害,因而确保仍然有值得保护免受非自由敌人侵害的东西吗?

   如果马克思主义曾经指出了调解文化和文明的前景,那部分是因为其创立人既是浪漫主义人道主义者又是启蒙理性主义者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同时讨论文化和文明-感官方面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世界的工人和公民、地方同盟和国际团结、有血有肉的个人的自由的自我实现以及全球合作共同体的诞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受到让人吃惊的政治冷遇。这些激进的冲动转移地方之一是神学。在如今的神学中,人们能发现关于德勒兹和阿兰·巴迪乌(Badiou)、福柯和女权主义、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最深刻、最有活力的讨论。这并不是完全让人吃惊的,因为神学仍然是越来越专业化的世界野心最大的理论探索领域之一,不管它的许多真正主张是多么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研究课题就是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形而上学命运。这些是分析哲学或者政治学不大容易提出的问题。在这方面,神学远离实用问题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来到非常让人好奇的景况中。在神学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的世界里,也形成一种批评性的反思,这可能有助于找到某些答案。世俗左派可以从宗教中吸取教训,尽管它有种种罪恶和荒谬。左派并不拥有丰裕的观点,能够贡献出来对礼物吹毛求疵。但是如今无论哪个方面愿意聆听吗?希金斯或者道金斯会读这些,经历使得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相形见绌的顿悟吗?使用两个神学术语作为回应:在地狱中没有希望。双方的立场过于根深蒂固,根本不允许两者之间的对话。正如有些自由派认为的那样,相互理解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生,它需要物质条件。只要所谓的反恐战争继续进行,这种对话就不可能出现。

   希金斯、道金斯和像我这样的人的区别最终在于自由派人道主义和悲剧人道主义的差别。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能消除神话和迷信等有毒的遗产,我们就能获得自由。在我看来这样的希望本身就是神话,虽然是可精神可嘉的神话。悲剧人道主义和自由派人道主义一样希望人类的自由繁荣,但是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遭遇最坏的结果。对人性最终值得拥有的唯一的确认是像后宗教改革的幻灭的弥尔顿那样认真地质疑人性最开始到底值得不值得拯救,理解斯威夫特的巨人国国王,认为人类是可憎的害虫。悲剧人道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者、基督徒、还是心理分析师都相信只有通过自我放逐的过程和激进的重新制造,才能重生。谁也不能保证将来会诞生这样变了形的人物。但是如果自由派教条主义者、空谈理论的进步的摇旗呐喊者和伊斯兰恐惧症知识分子不再挡道的时候,它可能会来的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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