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停滞趋势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美刊《每月评论》200812月号发表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坚持主张当前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一样源于货币因素,这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场危机的本质。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未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该文以详尽的材料和数据证明了这些观点,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重演的危机
  
  1988年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斯威齐(Patti Sweezy)在《不可避免的危机》中预言,1987年的股票暴跌将再次重演,并会给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旦危机再度爆发,将造成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商业周刊》所言,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带来了一个“金融业的冰川时代”。为了应对危机,美英等国家的权威金融人士以及七国集团国家纷纷表示,要通过部分国有化的方式改变主要银行的股份结构,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同时扩大储蓄保险限额。
  尽管如此,金融体系的问题依旧在持续扩大,实体经济的紧缩也已经显现。尽管美国政府在20089月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了2500亿的低息贷款,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仍然面对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独户式住房建筑价格跌至26年来的最低点,消费水平的下降跌破记录,大量工作岗位迅速消失。在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即使存在挽救企业破产的预案,目前弥漫的对金融崩溃的担忧,也将导致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类似的长期经济停滞,甚至重演“大萧条”般的经济危机。
  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使问题救不胜救。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抵押债券、消费债务、企业债务以及各种各样为了分散风险设计出的衍生金融产品价值所剩几何。在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被收购期间,金融产品价值下降到其原有价值的1020%。此类资产价值的全面而迅速贬值导致金融资产净值与偿付能力大幅度下降,银行开始借贷囤积现金。这一切会在几十年内造成实际工资冻结和消费债务的不断增加,从经济根基上进一步恶化家庭的经济状况。
  
  最后贷款人
  
  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最后贷款人”要在危机期间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要为金融机构直接注入资本或者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对其进行国有化。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脱离以产品与服务生产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迈入金融化,但给予金融体系以信心的“最后贷款人”职责仍然是国家承担的首要责任。目前经济局势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美联储以及各国央行竭尽全力挽救金融体系却不能阻止其进一步恶化——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对市场进行的强力干预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解。
  金融危机的爆发展示了所谓“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的作用进程。1982年,以“金融不稳定假说”闻名的明斯基(HymanMinsky)提出了“大萧条是否会重演”这个尖锐的问题。如明斯基自己所言,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关键要看金融体制出现的问题是否会如同大萧条时期那样给实体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都不可避免,金融不稳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但金融不稳定也并不意味着大萧条必定重演”。
  但并不必定重演意味着可能重演——只要金融体制崩溃以及持续的不稳定超越了政府的反应能力,大萧条就会重演。理论上,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控制着世界货币的美国具有转移危机的能力;但经济学家忧心的是费舍尔(Irving Fisher)描述的“债务性通货紧缩”出现。如果这种“债务性通货紧缩”出现,每一美元债务都将演变成更高数量的债务,快速积累起来的债务将使债务清算赶不上资产价格的下降——债务人出售其资产偿还债务导致资产价格下降,资产价格下降意味着必须以支付更高的货币价值才能偿还未清偿债务。这将导致更多的债务拖欠、更低的资产价格水平的恶性循环。
  “债务性通货紧缩”的幽灵若隐若现。200810月,研究智库——资本经济学(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艾斯沃斯(Paul Asworth)警告,“资本市场混乱、失业率快速上升等诸多现象都预示着通货紧缩的到来”,《经济学家》杂志甚至直言“发达国家已经遭遇了温和‘债务性通货紧缩’,住宅价格下降和信贷紧缩已经迫使债务人削减开支出售资产,这将促使住宅等资产价格进一步走低;如果同样的现象在消费品市场上出现,经济局势必定更为艰难。”
  “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货币问题,货币问题总是可以通过货币手段解决”,这一逻辑的结论是美国今天的经济问题是政府“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问题;因而笃信这一逻辑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才会宣称“不要相信美国会通货紧缩”。伯南克认为,尽管金融的不稳定性在增长,但美国有充分的手段保证通货紧缩不会发生——美国具备依照美国需要几乎无成本发行货币的能力;提高美元的流通量,甚至仅仅威胁提高货币流动量,美国政府就能够减少美元的价值。
  作为一个对大萧条有着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伯南克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按照弗里德曼的解释,货币因素是大萧条产生的原因,货币政策是大萧条的治本之道。大萧条过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20年代投资过度膨胀、住房市场泡沫以及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等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许多研究者针对大萧条期间名义货币利率长期接近于零这一事实指出,通过货币政策挽救深度萧条无异于缘木求鱼。但伯南克坚决反对将萧条根源归结于实体经济,认为货币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惟一原因,货币因素也是应对“债务型通货紧缩”的惟一的手段;产能过剩等实体经济因素对于危机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根本无须考虑明斯基提出的资本主义金融体制不稳定的假说——因为投机狂热等经济非理性行为完全背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
  2002年美国股市危机期间,有研究者建议美联储对资产泡沫可能导致的经济灾难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此伯南克认为,“先发制人的打击”毫无必要,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预计泡沫什么时候成为泡沫;主动刺破泡沫无异于面对经济灾难自投罗网,正是美联储20世纪20年代末遏制泡沫的行为才造成了大面积的银行破产并最终导致了大萧条。伯南克的结论是:“无论理由看起来如何充分,面对经济泡沫,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最佳选择是恪守最后贷款人的职责。”
  在住房市场泡沫达到顶峰之时,伯南克声称,“尽管住房价格两年内提高了25%,某些地区也存在投机行为上升的趋势,但就全国整体而言住房价格的上升,是市场对就业良好、工资上升、低水平的抵押利率以及部分地区住房供给不足的正常反应”。2006年,住房市场价格开始下降;这时美联储正在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结果是住房市场与抵押贷款证券市场同时陷落。面对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竭尽全力增加美元发行量的伯南克很快沮丧地发现其政策毫无效果——再充足的流动性也不能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免遭破产。即便受到压力,银行也拒绝重新安排到期贷款,宁愿持有现金也不愿意发放贷款推动金融体系恢复正常——随着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那些危机爆发之前信誉良好的优质贷款客户几乎全部因无力清偿贷款而处于破产的边缘,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如火箭般蹿升。
  凯恩斯告诫我们,在流动性陷阱之中开足马力增加流动性只会助长更多的货币囤积而不会刺激经济萧条复苏。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应该从实体经济中生产与投资的停滞中寻找。
  
  从金融膨胀到金融崩溃
  
  基础性经济的停滞是近年来的金融膨胀和最近发生的金融崩溃的核心因素。而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短视地解释正在发生的这场危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不足、2000年“新经济”泡沫期间美联储过低的利率、住房市场泡沫、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发放给无法负担债务、也并不了解抵押条件的借款人,等等。
  对这场危机的技术层面质疑无疑是正确的——抵押贷款产品何以能够打包后再切分出售给全世界的机构投资者;那些明摆着根本就是一场骗局的金融诡计得以畅通无阻地实施表明,资本主义的体制存在根本的制度性缺陷。而住房市场泡沫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拖欠和倒帐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贪婪的金融机构极力推动的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才导致了这场危机。
  然而根本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与金融膨胀的对立;资本在实体经济增速不足之时通过扩大负债谋求投机利润,寻求以“杠杆”的方式释放实体经济遇到的问题。因而债务飙升成为了过去4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突出特征(参见表1)
  
  图1进一步说明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目前私人债务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上升的状况。金融行业债务在GDP中的比例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上扬,经历了80年代的加速后在90年代中期迅速攀升;家庭债务在GDP中的比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然后在90年代进一步加速;尽管非金融行业投机性较少,但其债务比例在这一时期也呈上升状态。如果再考虑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问题将更为严重;将所有债务合并计算,全美债务总额在GDP中的比率从1959年的151%令人震惊地上升到了2007年的373%。
  
  借债对经济、特别是金融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力量;它创造了巨额的金融利润,促使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成长,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重心从产品生产转移到了金融服务。图2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状况。以1970年金融与非金融利润在GDP中的比率为10070年代初期两类利润以同比率上升。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飙升的金融利润显然完全脱离了相对停滞的国民收入增长制约,成为了一场杠杆倍率越来越大的游戏;只要债务处于安全的范围之内,这种放大的杠杆倍率就是金融业赚取巨额利润的魔杖。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已经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麦格多夫和斯威齐在1987年股市泡沫破裂时指出,“在金融统治经济的今天,剩余价值的增长远远不能满足货币资本积累的需要。缺少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就有名无实;这种状态下的资本积累来自于纸资产并假定资产价值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之中。换句话说,这种资本积累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投机者坚信其持有的资产价格必定上升,但198710月股市大跌表明事实远非如此。股市大跌不仅显示了‘资产价值上升远未结束’谬论的可笑,也无情地展示了经济的非理性内核”。一年之后,他们再次强调,尽管无人能够准确预计时间与方式,但一场将会压垮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严重金融体系危机必定出现。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此类与投机泡沫有关的矛盾反复出现以至它成为了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这种特征在“二战”后显现得更为突出。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明斯基一直在强调,高额的债务累积必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缺少重度萧条形成的债务贬值调整,政府任何防范金融体系崩溃的救助只会造成下一个高涨时期更多的债务累积和更大的损害”,“没有危机和债务性通缩对风险投机热衷的颠覆,只会造成进一步的价格虚高和更高程度的经济金融化”。
  主流经济学家并非没有看到此类问题,但他们从未严肃认真地思考此类问题。尽管金融投机高涨使他们偶尔紧张不安——比如格林斯潘对过度投机形成“非理性繁荣”的担忧,但债务和投机的增长最终被他们确定为金融市场创新的结果,是革命性新风险管理技术支持下的可持续经济结构变迁。正是痴迷于“新经济”的格林斯潘促进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2004年格林斯潘撰文声称,“不仅私人金融机构具备抵御基本风险因素的能力,整个金融体系的抗击风险的能力也是乐观的”。直到这场始于2007年的危机持续到2008年无所缓解并日益恶化时,我们才发现正是这种认识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
  斯威齐早就认识到,大规模金融投机与经济停滞根植于同样的经济困局之中。他指出,实体经济的停滞意味着经济生活日益依赖金融业务扩大货币资本积累;但金融业务根本无法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持续扩张;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投机泡沫必定破裂并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巴兰、马格多夫、斯威齐等学者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政府支出(特别是军费开支)、商业促销、重大创新的刺激等都是吸取剩余的有效方式,但这些吸取剩余的方式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金融化以及债务的增长为经济提供了大量需求,但这种依靠金融投机和借债支撑的需求必定遭受清算;资本主义之所以走向金融化,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内部要弥补经济停滞损失别无他途。
  
  
  回到实体经济:经济停滞问题
  
  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等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除非某些特殊历史因素起作用,经济停滞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在他们看来,造就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是一系列暂时性的特殊历史因素:战争期间积累的消费储蓄、美国的第二波小汽车化建设浪潮、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和亚洲战争、美国广告业大规模促销手段的兴起、金融、保险和地产业的扩张、美元统治地位的确立,等等。而一旦这些因素耗尽,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重归停滞——缓慢的经济增长、攀升的产能过剩以及失业和隐性失业。于是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债务和金融投机成为应对停滞的刺激经济手段;但这些饮鸩止渴的手段不仅根本不足以制止经济停滞重现,还会使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表2显示了过去80年来美国经济的停滞状况。20世纪30年代的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大萧条中深度停滞的反映;之后40年代美国经济显著的经济增长是“二战”推动的结果。在19501969年期间,在前述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经济经历了“和平时期”强劲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是短暂的例外,在推动“黄金时代”高速增长的特殊因素耗尽之后,经济增长率从70年代开始迅速下滑;随后的经济增长率变动与其说是经济复兴毋宁说是缓慢的下降。
  
  非正统经济学家里卡尔多·贝罗菲奥雷(Riccardo Bellofiore)和约瑟夫·哈利维(Joseph Halevi)强调,20世纪70年代实体经济的滞胀催生了肇始于80年代的“新金融资本主义”这种依赖资产泡沫拉动需求的“金融凯恩斯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得以扮演“世界有效需求催化剂”的角色;美国也因此成为了全球资产市场泡沫的第一推动者。但金融化并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金融泡沫一旦开始破裂,被金融发展掩盖的实体经济停滞必定展现出来。
  工资在GDP中份额的下降是理解金融化无法克服经济停滞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使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挤压工人阶级利益、提高利润的战争,结果是几十年不平等的持续增加。图3显示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工资在GDP中的份额急剧下降。尽管这一时期利润水平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但以1982年美元价值衡量,美国非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2年的最高每小时8.99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8.24美元。
  而这不过是一场超大规模的向顶级阶层转移社会财富运动的一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低到高排列美国90%的人口每增加1美元收入,0.01%的最高收入阶层就增加162美元;而在1990年至2002年期间,总计由1.4万个家庭构成的0.01%的最高收入阶层,在这90%人口每增加1美元收入之时增加的收入高达18000美元。2001年美国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超过全美80%家庭收入总额的2倍;以金融资产数额衡量,这最富有的1%家庭则高出全美80%家庭资产总额的4倍。在1983年至2001年,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占有了国民收入增额的28%,净财富所得的33%,金融财富增额的52%。
  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的持续上升就尤为不同寻常。20世纪60年代,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率为60%强,2007年时这一数据上升到70%;而显然推动消费持续上升的并非更高的工资。推动消费上升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多的兼职工作、不断增加的贷款消费。人们被鼓励贷款购房,特别是住房价格不断攀升时期消费者可以借助所谓的“财富效应”以新债还旧债;逻辑上,这种“财富效应”可以持续到泡沫突然破裂、住房市场价格下降之前。图1显示的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0%提高到2007年的100%,清晰地显示了借债对刺激美国市场需求的关键作用。
  以住房贷款信用扩张为基础的消费增长是美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尽管美国几十年内实际工资没有提高,但住房抵押贷款支撑起了住房市场的繁荣泡沫;但是这样繁荣起来的市场一旦缺少足够的后续贷款购房者,住房价格就必定下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更缺少贷款购房者,导致住房市场的恶性循环。于是银行开始为平衡资产负债表而限制新贷款发放,消费下降、失业上升、投资不振等一系列互为因果的问题开始呈现。
  30多年以来社会经济剩余一直被控制在企业手中。保险公司、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大量剩余投入到难以控制的金融产品之中,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仅仅能够保证适应新技术不断出现条件下的简单再生产。实体经济产能利用率处于长期下降趋势,而社会需求越是不足,就越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于是,金融部门产品创新吸引资本牟利的能力越强,攫取利润就越来越远离在实体经济中扩大投资、增加产能这样传统的方式,资本也就越多地涌向金融投机。这种情况并非为美国独有而是一种全球性现象。2005年伯南克在论及“全球性储蓄充斥”时指出,全世界寻求更好投资机会的资本涌入美国,全拜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执牛耳的领袖地位。图4显示了这种金融化中利润与投资的严重不对称:一方面是近年来净非金融投资在GDP中的比率下降,另一方面是利润的大幅度上升——钱可以生钱但与生产无关。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是利润的惟一源泉的基本原理而演化成为纯粹的金融点金术。
  金融化是资本应对实体经济停滞的措施,金融化的危机不过就是实体经济停滞的外化。尽管削减近几十年来累积的巨额债务必将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但这次轮到被金融化捕获的金融垄断资本“别无选择”了。可以预计,即使资产贬值可以使危机稳定下来,低增长、高失业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在全球金融企业越来越多遭遇清算停业的环境中,美国消费以及财政赤字的变动对其他国家产品的有效需求更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一些国家可能是灾难性的。那些“新兴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不仅会陷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的诸如出口减少、商品价格下降等困境之中,也要承受高度金融化的中心国家的新帝国主义行径对它们的掠夺、压迫和给它们带来的经济动荡。
  而中心国家自身也自顾不暇。因过度金融化而陷入金融崩溃困境的冰岛就是预示金融危机恶果的那只“矿坑中的金丝雀”。在由极端保守的独立党联盟与中间派的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右翼政府主政冰岛的17年中,冰岛全面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全面金融投机化。这一时期冰岛银行与金融业总资产超常规增长,银行业资产从2000年末占国内GDP96%增长到2006年占GDP总额的9倍。而今天金融化的失败使其深陷危机之中,普通百姓长期积累的养老基金荡然无存,对此毫无责任的纳税人不得不以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为代价替过度投机行为买单。
  
  回归政治经济学范式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斯图尔特·穆勒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称作“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清晰地表明了阶级基础与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尽管斯密以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替代了封建君主那只“看得见的手”,但斯密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对政治与阶级因素的分析渗透在其经济理论之中。
  19世纪304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替代了地主阶级掌控了国家政权。而从这时开始,经济学理论走上了只关注个人、消费、生产与利润的纯经济分析之路,阶级分析退出了经济学理论;国家仍然被认为必须恪守不干预原则,但关于国家的分析研究成为了政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内容。从此,经济学将经济从社会阶级与政治中脱离成为立场“中立”的“科学”。
  这种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展示给我们的,是大量脱离历史背景的抽象概念、机械模型和数学公式;它不能反映现实经济生活。今天秉承这一模式的标准经济学理论完全没有从大萧条中汲取应有的教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实体经济的问题根源于实体经济之中而并非源自货币领域。事实上当前这场危机与大萧条完全相同——孱弱的需求导致生产过剩。但伯南克却如同他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对此视而不见,笃信经济自由主义,坚定地相信“稳住山崩的第一块岩石”就足以避免致命的金融体系崩溃。
  讨论这场危机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之中。大萧条爆发后的一个时期,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复兴并坚持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但由“新古典综合派”产生开始,“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之中;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一系列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学登上舞台。经济学就此再度告别了政治经济学范式重回与阶级、权力无关的自由市场经济神话之中。
  经济从来就没有摆脱与政治的关系;政治生活更随处可见经济力量的影响。尽管亚当·斯密将那只君主控制的“看得见的手”换成了由市场控制的“看不见的手”,但这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不是市场操控的,控制着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是隐藏在市场竞争面纱背后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每经历一次重大的危机,都会将这层面纱揭开,暴露出阶级力量对市场的影响。
  20089月,财政部长保尔森请求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拨款救市。这一在昔日不可想像的政府干预“暴行”广受赞誉。美国政府救市引发了这样的质问——谁将为如此大规模的救市买单?显然,资本主义置其引以为荣的市场机制不顾而动用政府干预将危机成本转嫁给了最底层的社会公众,将盈利的企业私有化、将亏损的企业国有化的游戏再度重演,社会公众被要求紧缩消费为资本主义体制买单。
  面对这场危机,社会进步力量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体制自身而不是什么“自然灾难”。尽管处于社会顶层的利益集团同样因危机受到损失,但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他们,却在竭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现有机制、以损害其他社会成员为代价弥补损失、获取利益。这个最富有的阶层理应为这场危机买单,这不仅仅是基于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更因为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体制制造了这场危机。挽救危机的真正方法是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而不是耗费普通纳税人的财富为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打造“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
  但私有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支出首要目标是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不会实施可行的政策满足公众的基本需要:它们不会为包括无家可归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提供必要的住房、不会建立一个覆盖全部人口的单一保险机构式的全国公共卫生体系来代替漏洞百出的医疗保险制度、不会大幅度削减支持帝国统治的大规模军费开支、不会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款向低收入者进行转移支付、不会使全球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或许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深受金融投机伤害之后,人们或许能创造出一种更为理性的社会秩序。
  
  [陈 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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