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不妥协和意大利历史
安东尼奥.葛兰西


最近《新闻报》就“社会主义的分裂”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新闻报》强调了这些文章的纯粹“知识性”和资料性。多么了不起的公正无私!这种对意大利民族提供知识和进行教育的愿望中有着怎样一种圣芳济修会式的好意啊!但是且慢下断语。让我们集中注意一下实质性的问题,看看在当前我们党内的争论中,不妥协者和相对主义者所表明的态度对于政治事件和意大利历史来说可能产生怎样的实际后果。

实际上,《新闻报》已经出来公开支持议会党团。对不妥协者的攻击进行得很巧妙,充满了焦利蒂的信徒所特有的狡诈手法。《新闻报》上的文章是某个“同情者”写的,这一情况有利于缓和这家报纸的无产阶级读者的不满情绪。写这些文章的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一位熟知马克思主义批判术语的人,一位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一位擅长于根据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来区别各种思想的能工巧匠。这位“同情者”,由于事物和价值的自然逻辑,已经成为合作主义者的理论家,他在迄今发表的3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大堆有争议的问题、思想和逻辑方法,这些东西将会用在各种文章特别是私下的谈话中来支持相对主义者的观点。

由于这种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些论点全部揭露出来,进行逐字逐句的批判。遗憾的是,我们终于不得不这样做,但是那些始终注视着我们的好心的读者无疑会深信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他们会看到《前进报》编辑们和合作主义者之间的这场论战,远远超过了一场有关议会策略或者党的纪律的小争论,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战斗的序幕,在这场战斗中将被置身于……均势之中……(被检查员删去一行)……对于今后20年的意大利历史来说。

这场争论的核心,用《新闻报》上刊登的相对主义者的话来说,在于:“这些干涉主义者的政党正在逐步接管国家机器的全部权力和机构,并直接和间接地对它们进行操纵和控制。此外,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政党对国家政权的这种控制,对国家政权的这种逐步‘吞并’以致现在居然把国家组织与他们自己的党组织等同起来,以便削弱和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治机构,即社会党,并使它最终变得软弱无力。”

这就是《新闻报》为之喝采的合作主义者发挥的论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吞并”现象的最初和唯一的牺牲者是焦利蒂和他的党。因为对意大利来说,这种“吞并”现象代表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的开始,这种新的政府形式以阶级国家为前提,在它面前,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平等的,就是说,谁也没有任何特权地位。它代表一个民主时代的开端,这并不是由于某个政党斡旋的结果,而是事物的不可抗拒的逻辑的结果。焦利蒂独有的统治权利遭到了挫折,另一个政党在成功地保有政权方面比预料的时间要长,而且正力求巩固自身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逻辑导致了以下的最理想的结局(英国各政党的历史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两个同样强大的政党(它们互相惧怕对方取得优势)之间紧张竞争的冲击下,国家摆脱了那些成为累赘的职能所加诸的负担,政府实行了分权,官僚主义的暴政减轻了,权力的席位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封建专制的、穷兵黩武的性质消失了,它的组成使得执政党的专政成为不可能,因为经常存在着权力交替的可能性:谁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精华,谁就能取得政权。同时,国家将会看到它的由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自然能力和自发的能力会受到鼓励,而不会由于寄生阶层的增长受到窒息——那些寄生阶层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玩弄权术,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超特权。

阶级、国家、政党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代表什么呢?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组织。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现代的具体的体现。资产阶级不是国家之外的一个统一的实体。作为自由竞争的结果,经常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实业家集团,去履行这个政权的经济职能。每一个集团都渴望借助于垄断来使自己从竞争的血腥斗争中摆脱出来。国家的职能是为内部的阶级争端,为互相对立的利益冲突谋求法律上的解决;因而它使不同的派别统一起来,并给予这个阶级一种稳固的、统一的外表。派别之间的竞争都集中在政府和国家权力上面。政府就是最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派别的战利品;它的实力为自己赢得了一种权利:控制国家权力,使之转向任何特定的方向,并根据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随时加以操纵。

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对于国家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资产阶级政党或是实业家利益的代表者,或者只不过是一群对于国家结构起不到丝毫影响的“鱼饵苍蝇”,它们只会嗡嗡作声,吮吸着由于受宠而得到的甜头。

社会党不是地区性的,而是阶级的组织:它的形态与任何其它政党的形态迥然不问。它只能把国家,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力网,看作敌对的东西。它如果直接或间接参加夺取国家的竞争,就等于自杀,就会丧失自己的本性,变成一个脱离无产阶级历史活动的单纯的政治派别,就会变成一群叮食一碗甜食的“鱼饵苍蝇”,在那里被粘住而可耻地死去。社会党不夺取同家,而要取代国家,取代政权,取消党派的政府,并且以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取代自由竞争。

意大利有一个阶级国家吗?

在讨论和争辩中,言词往往违背历史现实。当我们谈到意大利时我们用的是诸如资本家、无产者、国家、政党这样的字眼,似乎它们代表着一些社会实体,这些社会实体达到了自己的历史发展的顶峰,即达到了堪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匹敌的成熟水平。但是在意大利,资本主义还处在自己的幼年时期,它的法律同它的现实状况完全不相适应。法律只不过是长在古老大厦上的一个现代化的赘疣。它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模仿国际政治的产物,它是法学知识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劳动工具的产物。

最近,朱泽佩·普雷佐里尼联系有关“民主”的争论,注意到了这一点。意大利国家在民主制度的外表下保留了专制国家的实质和结构(法国也如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建立在拿破仑一世的暴政制度上的官僚主义的和中央集权的政体,它的明确的目的就是粉碎和遏制任何自发的倾向和运动。外交事务的进行是极端保密的——不仅不公开讨论,而且连签订条约的条件对于那些终将受到其影响的人也是保密的。军队(直到战争使它的古老的制度站不住脚为止)是职业性的,而不是全民皆兵。这里存在着受到国家财政和其它方面支持的国教;这里教会与国家不是分离的,也不存在所有宗教的一律平等。学校或者不存在,或者只有寥寥几个出身穷苦、斗米车薪的教师。他们同国民教育的需要是不相称的。选举权直到最近的选举中仍然受到限制,甚至在今天,国民还还没有得到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尚未触及国家事务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所处的情况是,政治结构只是一些随意建立的上层建筑——它们没有任何效力,因而一事无成。权力的席位仍然混乱而互相依存;还没有出现由农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大党。(删掉八又四分之一行)

因此,这显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国家,其中自由竞争的原则保证有高效率,一些大党代表皮埃蒙特的巨大利益,皮埃蒙特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而实行个人(皮埃蒙特的狭隘的政治利益的代表)独裁,并且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把一个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殖民统治强加给意大利。现在这个制度正在崩溃,新的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兴起,并且在不断强大起来——它们愈来愈坚持要求承认它们的利益。干涉主义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和平主义也是如此——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是焦利蒂的国家,全部巨大的寄生利益都渗透了这个旧国家,因此衰落了的旧资产阶级由于青年资产阶级的鼓动而感到自己的超特权受到威胁,青年资产阶级要求在政府中占有位置,并自由参加政治竞争。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使演变中断,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一代无疑将使这个国家复活起来,并把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渣滓抛弃掉。民主国家并不是一种慈悲心肠或自由主义教育的产物;对于大规模生产、繁忙的交换和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人口集中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无言的许诺

这些部是历史局面形成的条件。焦利蒂集团经过20年横行无忌的专政,已经装出一副正式承认自由的姿态,而实际上它巩固了这个为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所梦想的专制国家。这个集团统治的武器,即它的专政,现在已经落入了反对派的手中(由于二者都既无政治的,又无经济的组织.因此,我们无法把它们称为政党)。后者控制这个武器比人们预期的时间要长,而且正利用它,使它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并用它来反对过去的首领。如果这场代表不同的局部利益的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斗争继续下去。那么,一个新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就将在双方激烈的冲突中兴起。小的分歧将要消失,由于更高的利益它们将趋于一致,将要形成一些大的政党,并开始党派政府的时代。

焦利蒂分子希望避免这场冲突。他们不希望为大量的组织纲领而进行论战,否则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将会热到令人不适的程度。资产阶级的主宰者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能经受得住另一场狂热,以及这场骚乱会对无产阶级产生怎样的影响。焦利蒂分子希望避免这场冲突,他们宁愿在议会讲坛上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在大事化小这个同样的老传统范围内行事,使国家排除政治事件,避免受到舆论的非难。焦利蒂分子是少数派。如果国家要前进、要行动、要同惰性决裂,那就注视那些游手好闲的社会党议员们,注视那些高唱自由、议会控制和合作必要这类怀旧的咏叹调的海妖们吧。

且看《新闻报》是如何用“同情者”的文章来帮助他们的吧,用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们所不幸缺少的新文化来为错误的事业效劳;向他们提供一种“现实主义”’一种他们全然不懂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且看如何把不妥协者描绘成为神秘的空想家,愚蠢的抽象派,甚至是白痴,因为他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基于一些最简单的和无根据的假说,即“工人们将从战壕中回来,并以自觉的意志和政治力量来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把不妥协说成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惰性,还暗示无产阶级能够赢得地位的改善,一种又堂皇又诱人的无言的许诺,构成了整个方法的基础。这种无言的许诺,正由于它未曾表现出来而显得迷人。其结果是,在枯燥的、简单的词句里似乎隐藏着神秘的含义。这里暗示的是,通过议会撮合,战争能够消除,和平问题能够解决。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特别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无产阶级内部格会产生理智上的迷失方向,即它的批判性的阶级观念的迟钝化,这就可能给党的领导带来压力,从而导致议会党团即使对结成联盟并不热心或甚至勉强同意,至少会在纪律约束方面暂时松弛下来。议会行动带来的结局是什么呢?那就是使焦利蒂分子取得政权的选举。这样,无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直接干预,就会像妖魔一样被驱除。俄国的例子和被汹涌澎湃的群众怒潮所涤荡的反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可悲结局,吓坏了这些民主主义隐士的胆怯的灵魂,这些寄生虫本来只习惯于在暗中啃食国家的资金,他们就像修道士们把通心粉汤分给一群下贱的穷人那样,交出管理权和特许的权利。

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

《新闻报》认为相对主义者的观点,甚至在理沦上也基本上是幼稚的。不论是用偶然的理由,还是用逻辊的推理,都不能证明合作是正确的。这既是历史的错误,也是逻辑上的错误。

合作主义者的现实主义无非是经验主义。它和不妥协的关系就如同理发师-外科医生和奥古斯特·穆里(著名的外科医生——译注)的关系一样。

按照《新闻报》的说法。“历史证明了两种社会命题之间的矛盾,即阶级的对立是怎样常常在综合中得到解决,其结果是:一部分过去的东西常常会被分离出去,而一部分将来的东西会日益结合起来,因此通过这种渐进的转化,乌托邦变成了现实,并且在它的设计中显示出一种新的相应的社会结构。”

确实,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证明,这种“综合”、“将来形成的东西”是预先通过契约决定下来的、预知历史的综合是一种幼稚的梦想;把未来抵押在阶级之间订立契约上,这是经验主义,不是敏锐的历史感。我们在上周那一期的《呼声》报中用更为简洁的语言说明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的最大需要(乌托邦)的一部分日益得到实现(将来形成的东西);这一部分是不能通过演绎推断来决定的,因为历史并不是一种数学的计算。已经实现了的那一部分,是社会活动和最高目标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结果。只有不妥协地追求这些最高目标,历史才能是辩证的,而不是幼稚的偶然性,这是一种坚实的成就,而不是必须予以取消和加以纠正的错误”。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不妥协者和相对主义者都在说,要想取得火花,就必须用燧石来击打钢铁。但是,当不妥协者正要打击它的时候,相对主义者说:住手吧,我已经得到火花了,在我口袋里。他擦燃一根火柴并且说:这就是无目形地摩擦就会产生的火花。于是他燃着了他的雪茄烟。但是有谁会把这种可悲的魔术玩意儿看作是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或者是马克思的思想呢?

无产阶级的作用

社会党这个无产阶级的组织,不能够参加夺取政府的竞赛而不失去自己的内在价值并转变为一群鱼饵苍蝇,它同样也不能与任何有组织的资产阶级议会党团合作而不带来危害,而不去捏造一些终究必将被取消和纠正的虚假事实。阶级合作带来的政治上的堕落,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恶性膨胀,资产阶级政党不满足于仅抓住国家不放,而且还要利用与这个国家敌对的政党。这样,它就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传奇动物,一种缺乏意志或特殊目标的历史怪物,它关心的只是自己对国家的占有,它就像铁锈一样粘在国家上面。国家活动归结为只不过是墨守法规,归结为形式上解决争端,而从不触及实质。国家成为一列由木钉和铁栓制成的四小轮古象拖车所凑合起来的吉卜赛大篷车队。

如果社会党想要维持并保住它作为无产阶级执行机构的地位.那它本身就必须遵守并使所有其它人都尊重最激烈的不妥协的方法。如果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想耍依靠它们自己的力量来组成一个政府,它们就必须按照自然的程序来发展,使自己同国家进行接触,终止它们自己之间的争端,并且形成一个有特色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如果它们不愿意这样做。那么,由于没有任何政党能够自己独立起来,就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危机:在这个危机小,坚定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将加速兴起并得到发展。

既然不妥协迫使别人前进和行动,它就不是惰性。它不象《新闻报》如此巧妙地暗讽的那样,是出于愚昧无知。它是一项原则性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深知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化的推动者的革命使命,它深知自己作为一种反应试剂的革命使命,这种反应试剂被用来净化资产阶级生产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迫使现代国家彻底完成自己作为封建制度的摧毁者的天然使命,因为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崩溃之后这些封建制度至今却仍然存在并阻碍历史的发展。

不妥协是能够把阶级斗争表达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是:历史在发展并在创造着坚实的成就,这种成就不是由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共同协议所捏造出的“不受任何规律制约的”随意的合题,如同被传说中的水与火决定命运一样。

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法则,是所有社会力量之间的自由竞争。商人为夺得市场而竞争,资产阶级集团为夺得政府而竞争,两个阶级为夺得国家而竞争。商人力求在保护性立法的支持下造成垄断。每一个资产阶级集团都想要垄断政府,并且都希望能够独自利用那些不参与争夺政府的阶级的可观力量。不妥协者都是自由贸易者。他们不需要什么大王——不管是糖业大王、钢铁大王还是政府中的什么大王。自由的法则必须无限制地起到作用:这是资产阶级活动所固有的东西,是一种化学试剂,它在不断地分解自己的干部队伍,迫使他们进步,并使他们完善起来。强大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资产阶级干部队伍就是通过自由竞争的你死我活的较量而获得了他们的现代化的生产能力。通过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自由冲突,英国得到了发展并且消除了它的有害的因素;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力量最后组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大党——自由党和保守党。无产阶级从这种冲击中间接地获得了便宜的面包以及由法律和惯例加以保证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权利:集会权.罢工权以及人身安全;而在意大利,人身安全仍然只是幻想中的神话。

阶级斗争并不是幼稚的梦想—一它是一种自由决定的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必然性。用冥顽不灵的幻想家们所炮制的预定的“综合”,来肆元忌惮地阻挡阶级斗争畅通的进程,这是一种幼稚的错误,一种历史性的时间浪费。当今执政的非焦利蒂政党(完全撇开战争的事实,战争是偶发的事故,而且已充分证实了小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正在无意识地执行着摧毁乔万尼·焦利蒂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封建专制国家的任务,而乔万尼·焦利蒂为了把国家变成自己的专政工具想使它永存下去。焦利蒂分子能够感觉到垄断正在从他们的控制中滑走。让他们去行动吧,确实,让他们去斗争吧,让他们呼吁全国来裁判吧。但是不,他们宁可让无产阶级为他们采取行动,或者更理想的是让社会党的代表来投票表决。

因此,不妥协是一种惰性,不是吗?运动无论如何绝不会仅仅是体力的行动,它也是一种智力的行动。的确,除了被牵引的木偶之外,智力行动总是先于体力行动。如果剥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那么,你还有什么呢?只是一些被牵引的木偶的舞蹈而已!

载于《人民呼声》报19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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