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政权的道路(摘录)

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一、夺取政权

  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遗憾的是,人们对革命这个概念本身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关于我们党的革命性质的意见也是极为分歧的。它的不少敌人把革命仅仅理解为骚乱、流血、掠夺和纵火。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正在追求的社会革命,不外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但终将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东西,就像蒸汽机所曾经做过的那样。

  有一点是明显的,——这就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不到满意的生存条件,要解放无产阶级,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政权借以实现统治的手段,建立公有制,并且用公共生产来代替私人生产。无产阶级只有在根本不同于现存制度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满足。

  但是,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革命的,还因为它承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它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革命,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证的这条原理,使社会民主党有别于上一世纪前半期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欧文和傅立叶的拥护者;也有别于蒲鲁东的信徒。这些人都轻视甚至否定政治斗争,认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经济改造仅仅借助于纯经济措施便可以实现,而无须改变政权和夺取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必须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和布朗基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布朗基认为,通过极少数人的阴谋、暴动,就能够夺取国家政权并使它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革命不能单靠主观愿望;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则只能逐步地形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变为社会经济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又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既通晓本阶级的状况,又洞悉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和保持国家政权。

  这些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所产生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逐渐创造起来;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一样,终将对抗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

  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可遏止,是因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是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要组织到工会、合作社和政治团体里面去,是因为它必然要极力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更大的政治影响。不管无产阶级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它总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在于把无产阶级的各种反对剥削的行动,汇聚成为有目的的统一行动,而夺取政权的伟大决战则是这一行动的顶峰。

  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观,现在已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我们时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上面的。

  但是这个世界观在它胜利前进的道路上也曾受到社会民主党内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评。

  尽管如此,实际上事情却是按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道路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胜利地、一往直前地前进,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且首先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斗争的条件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错了,这就是他们把革命看得过于迫近。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末)上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0 页。——编者注 ]

  《宣言》完全正确地预言了德国革命的爆发,但它指出这个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一点则是错了。

  一八八五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关于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小册子的第二版序言中所做的另一个预言,在时间上说来是较近的。他在那里说道,下一次欧洲的震动“即将到来(欧洲各次革命——一八一五年、一八三零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一八七零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内是由十五年至十八年不等)”。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50 页。——编者注 ]

  这个预言也没有实现,当时所预期的革命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据以做出这些革命预言的马克思的方法不是正确的呢?绝对不是的。但是在这些估计中有一个因素是不正确的,它的意义被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十年以前曾经写道:“资产阶级的革命反对派的力量两次都被过高地估计了。”(《新时代》第 7 卷第 2 册第 45 页)

  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计在德国将发生像一七八九年在法国爆发的伟大事变那样的大规模革命。实际上却不过发生了一次可怜的起义,这次起义立即吓坏了几乎整个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退到自己政府的卵翼之下,以致重新加强了这些政府,使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受到阻遏。从此,资产阶级重新把继续进行革命的重任委托给各国政府(因为资产阶级还是需要革命的),而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统一了德国(尽管是局部地),推翻了德意志各邦的诸侯,帮助意大利实现了统一,把教皇推下了宝座,消灭了法兰西帝国,促进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预言而直到一八七零年才完成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演变。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在一八八五年预料将发生“政治震动”,并且估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仍然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这次震动之后“必将”在德国“第一个掌握政权”。

  恩格斯这一次关于发生“政治震动”的预言也实现了;但是他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期望却再度落空了。当事情发展到俾斯麦政权崩溃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完全屈膝投降了。因此,首相的下台并没有超出王朝斗争的范围,也没有造成任何革命的后果。

  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革命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而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和团结到足以把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任何现存政权的倒台,不管这种倒台带有道德的、财政的还是军事的性质,都意味着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因为这些政党都毫无例外地对这个政权负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是能够代替现存政权的唯一政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从预期的革命尚未到来这一事实做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未来革命的条件和形式,已经不同于那些根据过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推想出来的条件和形式。相反地,他们却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改变了的条件下,革命已经根本不可指望;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方面,他们认为业已获得的成就——保护劳动、工会和合作社的法律——的进一步发展,足以把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排挤出去,并且不知不觉地剥夺他们,而无须乎进行政治革命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本质。这种从经济上逐渐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不过是反政治的空想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旧词新唱而已。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不通过革命,亦即不通过国家政权的急剧移手,而只借助于同靠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协同行动和建立联合政府(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参加这个政府的政党都无力单独建立这样的政府)这种明智的策略,无产阶级就能够取得政权。

  他们认为可以这样来避过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一种所谓已经过了时的、野蛮的手段,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道德和博爱的文明世纪不适于采用的。

  这种观点,如果让它占了上风,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就将被尽行推翻。这种观点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相容的。当然,没有理由预先认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很明显地,任何一个做过仔细推敲的人都会承认这种观点的错误,并将积极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这里问题不是在于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在讨论这些分歧的时候,如果不充分准确地划清争论问题的界限,那就很容易偏到岔路上去。

  因此,正像前面已经一再做过的那样,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问题决不在于工会、合作社、保护劳动的法律和其他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没有分歧。争论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剥削阶级,能够容许这一切因素发展到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程度,而剥削阶级并不事先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政权手段,来进行那种只有通过决战才能消灭的抵抗。

  其次,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反对“反动的一帮”这种提法,认为这种提法过分抹杀了有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有时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成功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是工人立法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扩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归功于这种矛盾。

  争论的只是在一般条件下是否有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或联合执政党的问题,而提出的问题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会因此而陷入那种必将使它归于灭亡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国家政权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矛盾,却使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同任何有产阶级分掌国家政权。有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总是要求而且必定要求国家政权继续镇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总是要求它自己的党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利用国家政权来支持它反对资本的斗争。这种情况最后必将导致任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政府陷于崩溃。

  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镇压无产阶级的行动的共同参加者。这种情况将引起无产阶级对它的蔑视。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行动,都将受到它的资产阶级盟友的不信任,而这是会阻碍它进行任何顺利的活动的。没有一个这样的政权会加强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容许做到这一点;这只会败坏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麻痹无产阶级,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

  从一八四八年起直至今天发动了历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退化,完全排除了为夺取政权和共同执掌政权而同它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并且一贯反对“反动的一帮”这种提法。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即逝世前不久,还极力维护这个定义,肯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是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唯一形式。

  即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不能成为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手段,即使无产阶级在这种政权下进行社会改革和加强自己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也没有丝毫理由认为,既然政治革命还未到来,就说明这样的革命只能在过去发生,而今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怀疑革命的人们当中,有一些人的论调是不那么武断的。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还会发生革命,但那只是极其辽远的事情,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实际政策可以不把它估计在内。根据他们的意见,我们在最近几十年内应该坚持和平长入的策略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

  但是,正是在现时,有一些事实应该迫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认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发表于 1909 年。柏林 1909 年德文版第 7—13 页(中译文见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2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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