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摘录)

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 本文是考茨基为纪念一九一二年五一节而写的。——编者按语 ]

  ……

  ……我们同主张裁减军备的资产者的一致只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性之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将和无产阶级一样由于战争受到最大的损害,而资产阶级社会所受的损害比无产阶级所受的的确还要大——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法,而是冷静的事实。因为无产阶级固然在战争中要遭受想像不到的痛苦,但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受的威胁有过于此,也就是要遭到彻底的破坏。当前的军备竞赛已经给各民族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对于有产阶级说来意味着不愉快的抉择:或者是自己承受这一负担,或者是把它转嫁给已经非常激怒的人民群众,从而增加对于现存制度的危险。

  这是很现实的利益,它至少能够对资产阶级中有远见的或者由于扩充军备而特别受到威胁的一部分人施加强大的压力,从而促成通过国际协定而裁减军备。

  像在上一世纪的争取标准工作日的斗争中一样,在目前反对军备的斗争中,单凭资产阶级分子来克服统治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如果,除了赞成裁军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精强力壮和毫无顾虑的无产阶级也以同样的心意发出声音,那么,这一要求的前途也就会完全不同。

  群众本能的代表者们也和其他党员一样地承认,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战争是可怕的灾难,工人阶级应当全力阻止战争,也许他们还更加强调一些。但是,他们胆怯地回避任何有可能使他们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的避免战争的手段,因而把自己局限于一种最不可靠、最无把握的手段,即在战争一旦爆发的情况下举行群众罢工。他们对关于那种措施的宣传连听都不愿意听,而那种措施的贯彻是会把战争可能性推得很远的。

  但是怎样对待军备竞赛呢?它不能用群众罢工来防止。但是反对军备竞赛的宣传毕竟必须包含一个积极的内容来作为具体的要求。民兵制的要求在这里应当是有用的;人们认为,民兵制具有极可喜的特性,即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支持它。在这一限度内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民兵制又具有不可喜的特性,即它并不构成对于军备竞赛的障碍。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迷恋“反动的一帮”这个词的朋友们也有一个反对裁军的科学理由。他们断言,我们因此会使自己同经济发展对立。因为经济发展造成资本不断扩展的欲望,由这个欲望产生了帝国主义,由帝国主义产生了军备竞赛。可见军备竞赛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人们能够要求首相限制军备,那么同样也能要求首相废除工资制度了。

  这一比喻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用不着详细叙述了。备战是以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决议为基础的,工资制度却不是。

  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这在今天已成为老生常谈了。当我在一八九八年在我的论述《老的和新的殖民政策》、《民主的和反动的裁军》(由于沙皇发表裁军宣言而写的,我用社会民主党对裁军的见解来同这一宣言对立)的论文以及后来在一九零零年在论述《席佩尔、布伦坦诺和舰队提案》的一组论文中分析这些关系时,它们还不像今天这样显而易见。如果今天我们的群众本能的崇拜者侈谈这一思想以致令人生厌,并且打算劝说我们相信只有还没有充分弄清楚帝国主义本质的人们才会提出裁军的要求,那么我只能用微笑来回答他们。

  不,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那些朋友对经济必然性的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者素来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产生的。

  有些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生存要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如果没有它们就不能存在。不言而喻,这些因素只能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一起被消灭。但是如果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后果的任何一种现象都看成它的生存要素,认为没有这一现象它就不能存在,那就是大大的误解了。

  取得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生存要素。它造成了延长工作日的意图。但是后者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生存要素。资本主义即使在工作日缩短的情况下也能发展,甚至发展得更好一些。限制工作日只会把增加剩余价值的意图引上别的途径。例如劳动时间愈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力的意图就愈强烈。

  例如不断扩展市场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生存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水平上,取得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似乎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恰当的方法,而这就引起了军备竞赛。但是如果杜绝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只是意味着有必要运用别的扩展资本主义的方法。

  军备竞赛是以经济原因,但不是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停止军备竞赛丝毫也不是经济上不可能的事。

  这样说,当然还是一点也没有说到实现裁军的可能性。大权在握的阶级对于军备竞赛是利害攸关的。是否能够克服它们的反抗,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问题,是一个事先无法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反对军备竞赛的斗争的成果才能够回答。但是取得成果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为我们的要求进行大力的鼓动。如果有人说,我们的要求本来就是荒谬的,裁军的反对者和我们比起来代表着更高明的经济卓见;如果这些人以此为借口企图把这种鼓动在萌芽时就扼死,并且打掉我们手中的武器,那么他们就是在为我们的敌人效劳。

  即使鼓动没有指望取得直接的、实际的成果,我们也必须进行鼓动。难道说,只有在我们的要求可望得到议会中的多数时,我们才为它们去奋斗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必须放弃争取实行民兵制的任何鼓动,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这种鼓动取得即刻的现实结果的希望,要比为和英国达成裁军协议而展开的鼓动的希望小得多。

  在不多几年以前,这个思想看起来还可能是空想。今天它不再是这样了。或许可以用一个比喻把这一点说得清晰易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不受限制的斗争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都把同一部门的所有的其他企业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它们各自的理想都是摧毁竞争者,把它们清除掉,以便最后独霸市场。竞争产生了对垄断的追求。资本家的这一“最终目的”,长时期以来是一个荒谬的空想,但是资本在某些工商业部门中的集中过程最后创造出一种只有少数大竞争者还相互对峙的局面。他们的人数越少,竞争搏斗对于失败者的毁灭性就越大。每一个人都力图排除另一些人,力图垄断,但是,谁也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全都筋疲力竭了,在斗争的这一阶段,竞争者们相互之间达成谅解的条件已经成熟。似乎是天然必需的竞争被消灭了,卡特尔、托拉斯产生了,它们的股东要比在自由竞争的角逐中远为兴旺。

  近二十年来越来越适合于企业之间相互关系的东西,现在开始变得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了。这些国家都力图扩张,它们在扩张中愈来愈扰乱别人,彼此破坏和妨害,因此就增加军事力量并提高扩张事务的费用,以致所有的利润都在这上面消耗掉了。只要个别的国家还认为,通过扩军能够达到压制竞争、垄断世界市场的阶段,那么,上述的方法就会照旧继续下去。这种前景越淡薄,继续竞争搏斗会毁灭所有的参与者这一点显得越清楚,各国的竞争搏斗通过卡特尔关系被消灭的阶段就愈益临近。这绝不意味着放弃本国资本的扩张,而只是意味着过渡到另一种比较便宜的、危害较小的方法上。

  在美国,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两条竞争的铁路在疯狂的价格战中竞相压价,企图把对方毁灭。但是并没有能做到使其中的一条铁路很快地真正破产,于是它们终于正式地联合起来并且在亲密的联盟中把价格提高了许多倍,这一来,它们发现自己的利益比在自由竞争的角逐中好得非常多。

  所以,如果德国和英国就它们的外交政策彼此取得谅解,并据此而限制自己的军备,两国的资本家也不会有丝毫损失。两国联合起来将至少能够带动欧洲的其他一切国家,使它们参加自己的协定并参加裁军,那时,两国的资本家将比以往远为强有力地、不受阻碍地开拓至少东半球的整个地区。

  正像托拉斯丝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甚至不意味着生产的调节一样,这个协定也丝毫不意味着国际主义或者持久和平的胜利。正像企业主联盟丝毫不能永远消灭竞争一样,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也不可能把它们世世代代的全部冲突对象清除掉。因此,它们之间也不可能达成任何会导致完全解除武装的协定。但是,如果能够从使得世界大战成为最近期间不可避免的目前这个阶段中摆脱出来,如果用另一种局面代替它,这种局面固然没有把握把战争永远排除,却至少能推迟它,那么,由此得到的好处就已经多得无穷无尽了。这甚至可能意味着,这样一来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将永远告终,因为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年俱增,它起着反对这样一场战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即使不能达到完全解除武装,如果能够至少首先制止对迄今的军备进行任何扩充,那也是个莫大的收获。

  但是,即使这一切都做不到,即使我们的裁军鼓动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根本得不到反响,它未能克服阻碍实现裁军思想的巨大困难,即使是这样,我们的鼓动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当然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说的,它那时将无可挽救地被推向世界大战;但是对我们的党是肯定可以这样说的,它至少在劳动人民的所有受军备竞赛及其后果压迫和威胁的阶层中的宣传力量必将大大地提高。这个考虑大概会使我们满意的。

发表于 1912 年 4 月 6 日。《新时代》第 30 卷(1911—1912 年)第 2 册第 30 期第 105—l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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