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许多发言人受到这样的责备,说他们对问题没有发表任何新的见解,使代表大会大为失望。我担心如果人们期望我说出某些特别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一责备对我也将适用。我认为在我们已经进行过历次大辩论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决定性的观点都已经提出来了。如果不是我的职务受到了攻击并且我的沉默因此会引起误解的话,我本来是不会发言的。问题在于伯恩施坦的文章。我曾经满意地说过,没有人因为我发表这些文章而责备我。各方面都承认,这些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人们仅仅责备《新时代》编辑部在发表这些文章时没有提出反驳。提出反驳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尽管这些文章作为讨论的对象很有益处,但是如果它们始终没有受到驳斥,如果它们竟在将来对党的策略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它们一定会成为致命的。我只能说,再也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加因为这些文章没有在《新时代》上引起讨论而感到惊奇了。我曾经期待所有向伯恩施坦开火的人会在《新时代》上这样做。《新时代》是党进行讨论的机关刊物。我曾经期待,尤其是卢森堡同志也会在《新时代》上攻击伯恩施坦。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许多时间因此损失了;另一些人答应我写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但是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因此损失了。在这一期间,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 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发表于《新时代》第 16 卷(1897—1898 年)第 2 册第 44 期(《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389—404 页)。——编者注 ] 发表了,另外几篇将继续发表。我的自觉性还不足以使我认为,我在伯恩施坦发表意见以后立刻对此表示态度是很关重要的。我认为,党并没有因为我没有这样做而遭到任何损失。但是人们把我的沉默理解成赞同,或者象帕尔乌斯所说的,理解成不知所措。哦,我不需要反驳说我不知所措的这一责备;但是对于认为我是因为《新时代》编辑部完全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场上才不作回答的这一看法,我想反驳一下。

  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论,这个人在党的最艰难的时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流亡在外,没有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在应当消除模糊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因此有所顾虑。我只不过将努力避免任何伤感情的话,并且不再加重讨论的不必要的尖锐性。

  你们已经通过倍倍尔之口听到了伯恩施坦的声明。我认为,尤其使整个党代表大会感到惊奇的是,伯恩施坦认为有必要把一系列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的观点强调成特别必要的。如果他向我们说明,合法的道路在目前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合法状态不会致我们于死命,却会致我们的敌人于死命,我们有进行民主的和经济的改良的任务,有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那么每个人都一定要问:伯恩施坦说这些话干什么呢?党内难道有任何人不站在这一立场上吗?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同党失去了接触。我必须遗憾地说:伯恩施坦曾经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一场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等等。我相信,没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

  伯恩施坦还向我们说明,发展并不象许多人多半会假定的那么快。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也无需作同伯恩施坦相反的强调。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假设是一个性情问题。

  我不属于那些否定一切分歧的人;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策略性的和理论性的分歧,这些分歧从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摆在那里,党变得愈大,党愈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这些分歧肯定还要加深;但是速度问题恰好是一个感觉问题,性情问题。但是伯恩施坦超出了这一点。他企图用一些我完全不能赞同的论据来论证发展的缓慢情况。他对我们解释说,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们赖以建立我们的观点的根据是错误的。的确,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如果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在增加,那么发展愈向前进行,我们离开目的就愈远,那末巩固起来的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那末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但是我今天恰恰不想详细讨论这一点,因为这一来我就必须同伯恩施坦论战了,而凡是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我想尽可能避免同他论战。否则我必须详细谈论职业统计和收入统计以及类似的东西,而党代表大会不是这样做的地方。但是肯定无疑的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今天还是正确的:资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增加。

  伯恩施坦还说,未来的历史将不再在灾变中发展,灾变的时代过去了。他援引了恩格斯的许多话,认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他的这种说法。我现在不能精确地回忆出恩格斯的这一切引文,因此不能说它们的上下文联系怎样;但是我知道我想不起恩格斯有任何一句话会证明从今以后没有灾变的可能。

  我不打算用灾变论来麻烦你们。我只想在这里讨论伯恩施坦的危机理论中在这里的会议上也引起了反响的那一部分,即政治危机和灾变的问题。伯恩施坦认为,从现在起发展能够和平地进行,当然不是没有斗争,但是毕竟可以不经过大的灾变。无产阶级得到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利,通过工会运动、通过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影响、通过建立合作社等等获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后者有一天融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止。这一看法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不,伯恩施坦的这一看法是以很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一看法只有一个错误,而这也是我们的不幸,即这些事实在德国找不到,却要到英国去找。那么人们会说:是的,完全正确;但是英国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英国给我们指出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不是这样看的。英国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但是英国就它的政治地位来说,就它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规律来说,就它的政治趋势来说,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条件同全世界的都不相同。由于它的历史,由于它的岛国的地位,我们在那里见到的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官僚、没有农民的国家,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农业——农业人口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我们在英国看到,尽管经济是进步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却比别的地方小,英国的资本已经变得过分庞大,不能仅仅在英国的工业中寻找容身之处了。英国资本投放在全世界;投放在英国工业中的部分相对说来将愈来愈小,直接同剥削英国工人有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因此也愈来愈少。但是人类就本性来说是有同情心的,凡是在不同自己的利益抵触的地方,同情心总是要出来说话。因此我们看到英国的资产阶级支持工人罢工,而那里的资本主义公司却打算消灭工会。博爱主义在英国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不同,是一种力量。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这是马克思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说过的,他写道,英国是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排除灾变。如果工人使用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资产阶级将采取什么态度,今天的资产阶级那时是否会起来叛乱,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我们今天还不能知道。你们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象英国这样的状态,即使在其他方面与英国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的美国,你们发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暴力灾变的倾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美国这样大,这样明显,单是美国就已经会推翻伯恩施坦的理论了。但是我们欧洲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到处都是军国主义的最发达的形态,到处都是专制主义地统治着的官僚,不仅在君主制国家中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此外我们欧洲大陆上大地产还起着决定性影响,资产阶级向刺刀的统治低头,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民主力量。我们这里只有一种民主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们也许还能够利用资产阶级青年时代的民主残余,但是资产阶级争取新的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伯恩施坦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取得民主,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无产阶级引到胜利,那么我要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我们根本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我承认,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是不容易发展的。我承认,英国无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较好的,它要求的牺牲较少,我们必须希望我们能走同样的道路;但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由虔诚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而事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民主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取得。

  但是有一个人相信无产阶级的胜利有可能不经过灾变吗?我但愿如此,但是我不相信会如此。民主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被迫处于守势,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了。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我们正处于反动势力得势的支配下。这是一个戈尔迪乌斯之结 [ 古希腊传说中一个名叫戈尔迪乌斯的国王所打的乱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拔剑斩断,因此解开戈尔迪乌斯之结一语就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问题之意。——编者注 ] ,它愈来愈复杂,我不相信可以用与解开那一个古老的结不同的方法解开它。我们看见欧洲到处都在酝酿着大灾变。奥国不是面临着灾变吗?意大利不是面临着一场流血的灾变吗?西班牙不是吗?法国不是在酝酿着资产阶级自由同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之间的一场艰苦搏斗吗?而德国的人们正在谈论什么呢?难道是在谈论扩大人民的权利、扩大结社权吗?不是,人们在谈论政变,谈论取消选举权,谈论监狱。这是我们可能有的前途,在这种前景之下,伯恩施坦所建议的道路是不能想象的。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们中间,他会是第一个谴责这一道路的人,这是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艰苦的斗争等着我们,我们为了这些斗争首先需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信任,是胜利的信心。不是那一种也许会使我们低估敌人、轻率地挑拨敌人或者袖手等待的胜利信心;不,我们必须准备作沉重的牺牲,而这一信心只能是在于我们说:不管牺牲多么沉重,并且即使我们也要遭受暂时的挫败,归根到底胜利毕竟是我们的。有人责备伯恩施坦,说他的文章削弱了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么当我作为一家社会主义刊物的编辑而接受伯恩施坦的文章时,当然是失职了。但并不是这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应当是盲目的信心,不应当以人们不加思考地接受下来的、现在也许已不再站得住脚的传统见解为根据;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考察为根据。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在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们的信念不很牢靠,他们会利用第一个机会就背弃我们,而那时我们能够因为这件事现在就发生、而不是在一场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那种灾变中发生而感到高兴。不,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不想按照他向我们建议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照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就会胜利。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 1898 年德文版第 126―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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