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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 ,1886年出生于德国北部,1910年毕业于耶拿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了主张民主、平等的自由大学生运动,并在他以后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前马克思主义时期 1911—1919
获得博士学位后,科尔施赴英国研究法律,在此期间,他受到了费边社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主观因素的强调,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人本主义流派的共同特点。当然,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地区,对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还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背景下强调的,而且这种强调也并不是庸俗的“主观战斗精神”。科尔施并对第二国际“正统”派消极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不做任何实际的努力。很显然,科尔施日后思想的基调已经奠定了。
1914年一战爆发后,科尔施虽然被迫参战,但是他始终持坚定的反战立场,并产生了悲观情绪。1918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使科尔施摆脱了这种悲观情绪,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于次年加入了德共。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工人委员会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构想。
但是,十一月革命失败了,科尔施和其他不满意第三国际“正统”解释的知识分子一起开始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二}从1920起,科尔施在德共内部和第三国际内部积极从事理论和政治活动。1922年,他和卢卡奇、佐尔格(就是那个后来著名的间谍)等参加了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F?韦尔(Weil)发起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研究周”,并积极参加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活动,并于1923年在该学派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上发表了令他一举成名,也令他蛰伏二十余年的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1、《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个书名乍看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次提出要“消灭哲学”或“哲学的终结”,而且如科尔施自己所指出的,在当时,无论是学院中的哲学教授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那么,为什么科尔施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首先,科尔施认为,这种状况与对黑格尔哲学的极端漠视(包括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如科尔施指出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完全失去了对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考察,而这在黑格尔时代是全部哲学和科学的活的原则”。因此,科尔施认为,辩证法原则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的关键。科尔施因此认为,如黑格尔所强调的那样,任何哲学都只能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代,而资产阶级哲学的局限,就是以非辩证的原则割裂哲学与具体历史进程,寻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纯粹”哲学。因此,科尔施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作为独立观念形态的纯粹哲学观点的一般超越,并没有不加限定地宣布哲学的非法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哲学,其宗旨是把哲学从一种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转变为一种内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的维度。
2、接着,科尔施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的确立。“总体性”也是除了E?布洛赫之外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极力弘扬的一个原则和他们思想的共同特征,科尔施在其中相对而言较突出。
这个原则的主要涵义是
(1)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是一个活的整体,理论和实践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总体。因此,不能把经济从社会总体中单独切割出来加以静态的、实证主义式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按我个人的理解,是一种布迪厄式的“场域”(其对象,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是这个“场域”中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S?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指出的,是一种“社会学经济学”,即不是用物理学或数学等形式上科学的方法(当然并不排斥运用数学工具)去研究经济关系,而是对一切经济特征和经济范畴的社会品质的历史的分析。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正统”的“经济决定论”在把经济从社会总体中单独切割、抽象出来,因而用新古典的“纯粹”经济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的同时,又不加任何论证、分析地重复“决定”作用,很容易(如考茨基那样)沦为一种粗糙的功利主义和(更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宿命论,同时,由于这种说法在学理上难以成立,也由于二律背反的作用,也很容易走向一种泛伦理主义(即扣帽子式的庸俗社会学)或康德式的先验伦理。当然,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总体”,不是浪漫主义式的一团混沌,而是各部分相互之间通过一系列中介和传导机制,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的总体。对这些中介和传导机制,以及决定作用,都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念咒语式地重复几个空洞的词汇。
(2)总体性原则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理论对现实的把握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革命性的解释,是一种立足于实践改造的现实运动。当然,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正如科尔施自己已经指出的,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进程考察这个观点,更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地随意移用。而且,理论,即使是科学的理论,显然并不是无条件地、永远地正确的代名词。
(3)科尔施提出“总体性”原则不是无的放矢的 ,而是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极力通过“哲学转折”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从而真正恢复与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性和革命性。
3、科尔施根据他设立的总体性原则,将到他所处的时代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阶段,是总体性的理论。科尔施高度评价了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了其总体性和革命性。
(2)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世纪末的第2阶段,科尔施认为这一阶段是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但他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与第二国际“正统”派的理论相区别。科尔施尤其指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与其哲学的本质割裂开,并转变为一种实证性的理论,并必然转变为一种改良主义。应该说科尔施这里的批判还是很有道理的,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中主张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就是新康德主义的典型主张(在事实领域表现为实证主义,在价值领域则表现为先验伦理),但是,第二国际理论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比如上述的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O?鲍威尔对民族问题的考察都是积极的探索。
(3)总体性理论的重建。在这里,科尔施对列宁的哲学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判(尤其是在他1930年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如列宁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在《唯批》中)向旧唯物主义立场倒退、将自己的哲学神圣化、政治化等,这也是他后来被开除出德国党,可能也是在60年代的抗议运动中又“复活” 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无论科尔施的观点有多少错误,他的不盲从的独立思考精神比卢卡奇更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提到了卢卡奇和他自己等西方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的努力。
当然,一味地谈论哲学也不能说是妥当的,如卢卡奇晚年意识到的,确实缺乏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应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分析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见M?泰萨—铃木的《日本经济思想史》)。

4、不过在这里要补充一下,科尔施和卢卡奇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但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强调的,并不同于后来的萨特等将其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做法。
(三)丝毫不奇怪地,科尔施遭到了比卢卡奇更加猛烈的批判(斯大林甚至都亲自赤膊上阵),由于科尔施的不妥协态度,他最终于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离开德国移居丹麦,并于1936年移居美国,直至1961年去世并于60年代的全球抗议运动中被重新发现。
在这期间,科尔施的主要著作是1938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本书主要是对“晚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并强调了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其他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不同,科尔施对哲学的关心并非要表明马克思是“哲学”的,或从“早期马克思”出发寻找支撑物(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一样)。他的目的,如F?哈利迪指出的,是要表明马克思超越了“哲学”,但继承了作为古典哲学独特性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并第一次给了它唯物主义的基础。
他在此期间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主要还有《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4年)等。

 




 

 

卡尔.科尔施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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