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上)?
罗莎.卢森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第一部分
    本文的标题,初看会叫人感动惊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么?或者说,它可可以把成为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么?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各种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达到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必经之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①这是对于伯恩斯坦发表在1897一1898年《新时代》上的一批论文“社会主又问题”的评论,那些论文在1898年由莱比锡《人民报》印成单行本。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7一1898年《新时代》报上的、题目叫作《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批论文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这一著作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论。这整个理论,总结起来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会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是这样写的:“在我看来,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个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区别了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适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装饰品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为如此,“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在伯恩斯坦的意义上,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同时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斯坦及其门徒论辩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认识这一点,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运动中影响的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斯坦从理论上表述了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靠拢党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上风、依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盲目的企图。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的现象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在伯恩斯坦理论的面前,就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一一往往是颠倒了的反映。伯恩斯坦的理论,是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之后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国机器工人失败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逊已经修改了宪法、国会普选权已经被扼杀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可是,伯恩斯坦论述的重点,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那些见解同这些话当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越来越分化,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发展而发生崩溃的事,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照伯恩斯坦的看法,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和交通通讯工作的发展,普遍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从此得出的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的总的指示是:它的策略,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不是通过一个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控制、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一贯采取的总方针,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很难否认,伯恩斯坦的见解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途径有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伯恩斯坦的全部修正总起来说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平常设想的要慢的多,那么,这种看法在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从此得出的结果,实际上顶多是斗争的速度放慢而已。但是,事情不是这样。伯恩斯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过程有关出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理论总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必须分别两个方面:其一,是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表面形式。这里的根本思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成为不可能存在。人们把这个时机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但是,虽然如此,对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附带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大家知道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斯坦所拔掉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一定形式,并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本身。他明确地说过:“或许有人答复说,当人们说到现社会的崩溃时,心目中多半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剧烈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矛盾引起的总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由于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现在的生产制度看来不是更有可能而是更不可能发生一个几乎同时的全面的崩溃,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适应性,另一方面,一一或者说,与之同时一一工业分化的过程加强了。”①
    如果是这样,倒出了一个大问题了:究竟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同伯恩斯坦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崩溃,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从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就是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一点,伯恩斯坦也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毫不丧失信心。因为,仔细看来,我们前面指出过的废除或改变从前的危机的一切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同时也就是使生产和交换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它的出发点的一切东西。”②
    只要稍为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贷、完善的交通工具,工人阶级的提高等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废除了或者至少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废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基础废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一一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升到中间阶层,一一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贷、工会之类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把资本主义保存了下来,一一因此伯恩斯坦才把它们称作“适应工具”,一一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出发点”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无须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过渡就成了多余的事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就只是就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就历史上说是如此了,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但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多余的事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崩溃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一一因为崩溃已经由适应工具防止了,一一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信服力量是使它自己的想象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①《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5页。
    ②同上,第554页。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根据,即唯心的根据,而客观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在将来也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或者,“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因而它的矛盾能够废止,如果是那样,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它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个两刀论法,总起来说也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乌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论就必然站不住。问题就在这里。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改良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
    从信用说起吧,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多方面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增加生产的扩张能力并媒介和便利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超越私有制的界限而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私人资本的有限规模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这个限制的手段,把许多个私人资本溶合成为一个资本一一股份公司一一,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去支配别人的资本,一一工业信用。另一方面,当作商业信用,它加速了商品交换,因而使资本更快地回到生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最主要的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有什么影响,是容易看得出的,既然,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危机是从生产的扩张能力、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得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爆发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造成促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而它又是从两方面着手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以商品交换的媒介的资格把自己所唤起的生产力打击的更加彻底。销路滞塞的现象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它在成为必需的地方遗弃了交换,而在它还提供的地方,则证明自己没有作用也没有目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重要后果外,还有许多影响。信用不但向一个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并且同时是推动一个资本家肆无忌惮地用别人资本进行大胆投机的刺激。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锐化,并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交换变成了一个十分集中和精致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现实的基础,因而很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
    由此可见,信用虽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那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一一最一般地说一一不外是从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清除等级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张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力量。因此,危机一一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力量的周期冲突一一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这同时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信用究竟怎样能够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的“适应”,不论从什么角度和什么内容来设想,它的本质显然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者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今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个手段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顶的话,这个手段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强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得生产变成极端紧张,但是使得交换稍为遇到些什么就会瘫痪下来。它加强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一种社会的东西,而利润的一部分却采取资本利息的形式,因而,资本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它加强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结合到少数人手中。它加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得国家参与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推动它们达到极端,加速了它走向自己的灭亡(崩溃)的过程。因此,如果说要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找一个适应手段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是废止信用,撤销信用。象现在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倒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破坏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越出资本主义本身的作用,甚至迷惑人们去作社会主义气味的改良方案,使法国的伊萨克.贝勒之流的竭力主张信用的人们,如马克思说的,表现为一半象先知,一半象废物。
    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一一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在仔细研究之后,证明这也是不堪一击的。依伯恩斯坦的说法,这种组织,通过管理生产的办法,应该使无政府状态告一结束,防止危机。当然,对于卡特尔和托辣斯的发展,还没有从它们的多方面的经济作用研究过,这个现象,还只是一个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只有当卡特尔、托辣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就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禁止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到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这个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又只有牺牲别的部门才行,因此,它恰恰不能变成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居然包括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就在它实际应用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废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要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而所要求的利润率则低得多,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结果,在国外剧烈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工业卡特尔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总之企业主联合组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形态,只应该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一定的局面来理解。实在是这样!归根结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个别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的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本地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这就是说,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对于疾病正是半斤和八两,到一定期间为止,比如对于小病,那是有效的,但是再往前去就不行了。当世界市场十分成熟,给竞争着的资本主义各国占完了地盘,一一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的,一一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把一部分资本勉强闲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增长到这种程度,以致连医生自己也病倒了,由这些组织大大社会化了的资本,就反过来变成私人资本。每个私人的资本部分,就要凭自己的本领用变小了的财产到销售市场去为自己找一块小小地盘。到那个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再让位于加强了多少倍的自由竞争①。
    ①恩格斯在1894年给《资本论》第三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说:“自从写了以上一段话(1865)以来,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是大大加强了。迅速而大量高涨的现代生产力,日益超过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高度,前者原来应该在后者范围之内活动的,这个事实今天迫得连资本家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得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两个征象上:第一、新的普遍的保护关税的热狂,它同过去的保护关税措施不同的地方,特别表现在恰恰是输出品最受保护。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厂主们为了调节生产、价格和利润而成立的厂主卡特尔(托辣斯)。一看就明白,这些试验只在经济气候顺利的时候可以实行,第一阵风雨必然把它们抛上垃圾堆去,并且证明,尽管生产是需要调节的,但配担当这个责任的一定不是资产阶级。暂时,这些卡特尔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大的吞小的,比以往的还快。”(参阅《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6页)。
    因而,总的说来,卡特尔正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归根结底只有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化,使它的内在矛盾暴露出来拜趋于成熟。它使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斗争发展到极顶,就象我们特别是在美国见到的那样。它还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把组织起来的资本的威势以最残酷的形式与劳动界对立起来,因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端。
    最后,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有普遍展开的关税战争作为随伴的现象,因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趋于极端。此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等还有直接的和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样看来,卡待尔和托辣斯,就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不仅不是什么消除它的矛盾的“适应手段”,恰恰是使它加强无政府状态、使它所包含的矛盾暴露,并加速它的崩溃的手段之一。
    可是,如果说信用和卡特尔之类并不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怎么会自从1873年以后二十年之久没有普遍的商业危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不是过时了吗?
    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在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打得一败涂地。同时,这证明了,有些人因为看到马克思危机理论两次据说“到期”不灵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是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的非本质的表面枝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周期定为十年一期,这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非依据什么自然规律,它所依据的,是同年青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明确的历史情况。
    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前十年间大规模投资兴筑道路、开凿运河和设立煤气厂的结果,事情主要是在英国,正如危机本身也是在英国。接着的1836一1839年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新的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建筑铁路的热狂召来的(1844一1847年,即三年间议会特许新建铁路约15亿泰勒!)。因此,所有这三次情况,都是由于资本以各种形式为经济奠定新的基础、为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基础,引起了危机。在1857年,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销售市场,这是发现金矿的结果,在法国特别是由于大规模兴建铁路,它追随了英国的足迹(1852一1856年法国兴建了新铁路12.5亿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奥国奠定新基础的直接后果,是那里在1866年和1871年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大工业高潮的后果。
    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至于那些国际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复一次,本身纯粹是外表的、偶然的现象。马克思关于危机的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提出的那样的图式,关于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危机的藏在深处的一股原因的部分,对于所有的危机都是切合的,不论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或者五年一次,或者交替地是二十年一次和八年一次都好。但是,最中肯地证明伯恩斯坦理论缺乏根据的是这个事实:最近的1907一1908年的危机,恰恰是在优美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一一信用、通讯和托辣斯一一最发达的那个国家闹得最凶。
    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以下述的两者之一为前提:或者是,世界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是,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着阻碍,以致它不会超出市场的框子。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与事实违反,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紧接着一步地前进,每天在唤起新的生产力。
    还有一个现象,在伯恩斯坦看来,同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是矛盾的,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中等企业这个“简直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看到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大工业的发展并没有起那么革命的和集中的作用,好像依照“崩溃论”应该期望它起的那样。可是,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表面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
    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进程中,恰恰和马克思设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而这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的扎了根的部门中应用新的生产方法,一方面,建立起大资本所还完全没有经营的新的生产部门。以为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历史是直线倒退、逐步灭亡的那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里也完全是辩证的,不断在矛盾对立中运动着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正如工人阶级一样,也受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所影响,一种是提高他们的趋势,一种是压低他们的趋势。压低的趋势是:在现实情况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地超过中等资本的范围,因而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提高的趋势是:现存资本的周期贬值,使得生产规模一一就最低限度必需资本的价值说一一又一再暂时缩小,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入新的领域,也属于提高的趋势。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的战争一样,在战争中,较弱的一方部队是直接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在这里,宁可说像割草,小资本被周期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的镰刀来再割。两种趋势好比玩捉球戏,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就像个球,两种趋势中,归根结底总是压低的趋势胜利,这是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的。但是,这决不表现为中间阶层绝对数减少,而是表现在:
    第一,在旧工业部门中,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须的最低限度资本额逐渐提高了,第二,小资本从自己手上经营新工业部门得到安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说是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说,是社会代谢(意指丧失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为别的阶层所吸收。一一译者)越来越快。
    刚才说的这些,伯恩斯坦知道的很清楚,他自己就确证过。他所忘记了的似乎是这一点,就是有了这些,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运动规律也就有了。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的动脉,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不可分离的、随伴现象,它要到资本主义消失的时候才一起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一一如果是在伯恩斯坦认为问题所在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一一那么,它就不是象伯恩斯坦所想象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倒是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利润率,即资本的按比例的增长,首先对于一切的独立结集中的资本幼株是重要的。一到资本的形成专门落在少数几个成熟了的……大资本的手中时,一般说来,活跃的生产之火就会熄灭。生产就会昏昏入睡。”①
    ①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9页。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拒绝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的“崩溃论”。那么,照“资本主义适应论”的观点看来,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伯恩斯坦只作了暗示,依伯恩斯坦的思想详细论述的,是康拉特.施密特①。照他的说法,“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统制”,通过立法“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直到最后“资本家眼看着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从驯服了的资本家解除辅导和管理企业的职务”,这样,终于把社会主义企业建立起来了。
    ①“前进报”,1898年2月20日,文学评论。伯恩斯坦对于“前进报”上关于他的意见的评论,连一句不同意的话都没有表示,我们更相信应该把康拉特.施密特的解释同伯恩斯坦的解释联系起来研究了。
    由此可见,工会、社会改良、还有伯恩斯坦补充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这就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
    我们从工会说起,工会的最重要的职能,一一伯恩斯坦自己就在1891年的《新时代》报上解释过,谁也没有比他解释的更好,一一在于它是站在工人方面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手段,这个规律就是照劳动力在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工会对无产阶级服什么务?在于为自己利用每一个时候的一定的市场情况。但是,这个情况本身,一一一方面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的自然繁殖造成的劳动力的供给,最后,还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一一却是在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的。因此,工会不能推翻工资规律,它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叫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的“正常”界限之内进行,但是决不是逐步地取消这种剥削。
    当然,施密特把现在的工会运动称作“孱弱的开始阶段”,他相信将来“工会对生产本身的调节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产调节这个名词,人们只能有两种理解:第一是参与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第二是决定生产本身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上,工会的参加能够是什么性质呢?显然,关于生产的技术方面,资本家的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在一定范围之内是一致的。正是他自己的急需在推动他去改进技术。反之,个别工人的态度倒是恰恰相反的:任何技术革命,因为它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使劳动更紧张,更单调,更繁重,所以同它所直接接触的工人的利益是违反的。如果说,工会可以参与生产的技术方面,那么,它的参与,显然只能在后一意义上,即代表直接有关的个别工人集团的思想来参与,因而,就是去反对革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解放的利益,恰恰相反,它是在反动的意义上处理问题,这是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解放的利益倒是同技术进步一致的,也就是说同个别资本家的利益一致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去发生影响出企图,不是在施密特所追求的未来,而是发生在工会运动的过去时代。它标志着英国工联主义的旧阶段(60年代为止),在那个阶段上,工联主义还同中世纪行会的传统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典型地表现在给过时的原理一一“既得的适当劳动权利”一一带着走。①由工会去决定生产范围和商品价格的企图,相反,倒是最近出现的新现象。我们是在最近才看到一一又只是在英国一一有这方面的企图露面。②但是,这个企图,同刚才讲过的那个企图,从性质和趋势上说,是同样的价值。工会的积极参加决定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到底必然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工人同企业主一道结成卡特尔反对消费者,并且运用强制措施来反对过来竞争的企业主,这些措施并不北平常企业主联合组织运用的方法差。从根本上看这已经不再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和劳动力结成统一战线向消费社会斗争。从它的社会价值看,这是一种反动的开端,因此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步骤,因为它宁可说恰恰代表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它的实际价值看,它是个乌托邦,稍加思索就可以证明,它决不能包括较大的和为世界市场生产的一些部门。
    ①韦伯著《工会的理论与实际》第二卷第100页以下。
    ②同上书第115页以下。
    因此,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就是说,仅仅限于依据市场情况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这件事,由于事情的本质所决定,仍然是工会所作不到的。不止这样,工会运动发展的整个进程,走着同施密特所想的恰恰相反的方向,它要使劳动市场完全脱离同其他商品市场的任何直接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按生活费指数调整的活动工资表制度使劳动合同同一般生产情况至少消极地直接联系的那种企图,现在也落到事物的发展之后了,英国工联越来越躲避这种作法。①
    ①韦伯著《工会的理论与实际》第二卷第115页。
    但是,就连工会运动事实上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它也不像资本适应论所假想的那样超于无限扩张。完全相反!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较大的范围着眼,人们就不能不关心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总的说来,这不是一个胜利地发展势力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困难增加的时代。如果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那时候,工会斗争还会加倍困难;第一,对于劳动力来说,客观的市场情况恶化了,因为需求增加的慢,供给增加的快,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第二,资本身,为了弥补世界市场上的损失,会越来越顽固地夺回已经归给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克减工资不正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吗①!英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第二阶段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运动不得不日益单纯地从事保护既得的成果,并且连这件事都越来越困难。上述的总的局势是这样一个局势,它的背面必然是政治的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高涨。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
    在社会改良问题上,施密特同样是犯了颠倒历史远景的错误,他相信社会改良“同工会组织拉起手来给资产阶级订出条件,必须遵守条件才许可应用劳动力。”伯恩斯坦在这样理解的社会改良的意义上,称工厂法是一点“社会统制”,既然是一点“社会统制”。因而也是一点社会主义。施密特在说到国家的劳动保护的地方,总是说“社会统制”,他这样就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然后他已经敢于补上:“就是说,上升中的工人阶级”,通过这样的手法,无辜的德国联邦议会劳动保护条例就一变而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了。
    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国家恰恰不是在“上升着的工人阶级”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是一种“社会统制”工作,就是说,不是自由的、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统制,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统制。因此,在这里,资本的利益,也就是社会改良的自然界限当然,伯恩斯坦和施密特在这方面现在也只看到仅仅是“孱弱的开始阶段”,他们相信将来有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无限高涨的社会改良。可是,这么一来,他们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如同他们设想工会运动势力的无限发展一样。
    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一定的客观发展作条件,既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定发展,也包括国家的一定发展,这里是这个理论的重点所在。关于前者,未来发展的图式照施密特的设想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严。他看到生产资料似乎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剥夺,就准备了一个逐步剥夺的理论。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把所有权分割为“总所有权”。和享用权。他把“总所有权”归给“社会”,他希望它不断扩大,享用权留在资本家手中逐步缩小到成为不过是对他的企业的管理权。这种想法或者是随便说说的文字游戏,其中并无重要之点要进一步考虑。那么,逐步剥夺论就一点遮盖也没有了。或者,它是一个认真考虑过的关于法权发展的图式。那么,它就是完全错误的。包含在所有权内的各种权限的分割,一一施密特在这里替资本“逐步剥夺”论找了个藏身之所,一一是封建自然经济社会的特色,在这种社会中,生产物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是采取实物形式,并且根据领主和臣属之间的身分关系来进行的。这里,所有权的分割为几种局部的权利,是事先决定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组织。随着过渡到商品生产,随着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人们之间一切身份联系的消灭,相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一一私人所有权一一巩固起来了。由于分配不再是通过身份关系而是通过交换,各种对于社会财富的要求权的计算,就不是靠分割一个共同对象的所有权,而是靠各人带到市场上的价值。随着中世纪城市公社中商品生产的兴起,出现了法权关系的第一次突变,在所有权处于分割状态的封建法权关系的娘胎里,成长了绝对的、排他的私人所有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个发展继续前进着。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纯粹建立在交换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权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资本所有权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生产物的权利,变成纯粹是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当资本家还是自己领导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关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领导日益变成多余,直到在股份公司中变成完全多余,资本所有权就变成完全同本人与生产的关系脱离了的、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头衔,以最纯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现。在股份资本和工业信用资本的形式上,资本主义的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因此,象施密特所描绘的资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一一“从所有者到仅仅是管理者”,是颠倒了的实际发展,实际发展正相反,是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仅仅是所有者。这里,歌德的诗句用在施密特身上就很恰当,他说:
    抓在手上的,看起来恍恍惚惚,
    早已消失的,对他倒真真实实。
    他的历史图式,如果从经济方面看是从现代股份公司退到手工工场、甚至退到手工作坊,从法律方面看,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缩到封建自然经济的蛋壳中去了。
    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统制”也就同施密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统制”起作用的,一一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一一事实上同所有权上的一份、同“总所有权”毫无关系。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限制,相反倒是对它的保护。或者在经济上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斯坦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在一个工厂法中或多或少总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事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统制”,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照伯恩斯坦的说法,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国家的发展成为社会。今天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国家,这已经是常识。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命题同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所有一切命题一样,不能理解死了,不能绝对化,要在流动的发展中来理解。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使国家的本质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它不断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不断给国家担负新的职能,特别在经济生活方面使国家的干预和统制越来越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它为将来的国家同社会的溶合,为所谓国家职能的归还给社会,逐渐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角度上,未尝不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向社会发展。马克思说劳动保护是“社会”对于它的社会生活过程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干预,伯恩斯坦引过这句话,无疑地,这句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国家本质中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国家为社会发展的利益担任了各种普遍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同整个统治阶级一般利益相符合的,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才担任了这些职能。例如,劳动保护,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来说,如同对于整个社会一样,同样是同直接利益相符合的。但是这种协调只继续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止,如果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利益,就同经济进步的利益一一也是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的一一开始分离了。我们相信这个阶段已经到了,这一点表现在今天社会生活的两个极重要的现象上,表现在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上。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它们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个别国家里,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大工业的兴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变了。今天,保护关税不是用来扶植年青工业使其成长,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过时的生产形式。从资本主义发表的观点看,也就是从世界经济的观点看,究竟德国向英国多出口商品还是英国向德国多出口商品,并无分别。从这个发展的观点出发,摩尔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走了。对,他原来应该走了。现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赖的,对于这些商品征收了保护关税,就会使本国的另外一些商品的生产昂贵,这就是说,又再束缚了工业。但是,从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事情不是如此。工业为自己的发展并不需要关税来保护,但企业主却要保护销路。这就是说,关税今天已经不再当作一个保护手段,保护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去对抗那些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当作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的斗争手段。关税,当作保护工业、形成和征服国内市场的手段,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它倒成为工业卡特尔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消费者的社会进行斗争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最后,最鲜明地表现了今天关税政策的特质的,就是现在在关税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工业,而是农业,就是说,关税政策已经变成将封建利益注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并且用来表现封建利益的手段了。
    军国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是用本来可以怎样或应该怎样的眼光看历史,而是根据它事实上怎样来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会经是尔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俄国和波兰,这些国家都是从战争中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或者推动的,不论是从胜利或者是从失败得到的,事情总是一样。只要有这样的国家,国内还有分裂状态或者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需要克服,军国主义也就起着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作用。今天这方面的情况也变了。如果世界政策已经变成威吓着人们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既不在于把新的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也不在于已经移植到世界别的部分而在那里爆发的现成的欧洲式的对立。今天执着武器面对面登场的,不论在欧洲或者在世界别的部分,不是这一面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一面是自然经济的国家,而是这样的国家,正由于他们同样具有高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追着要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旦爆发,由于它给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引起剧烈变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只能有致命的意义。但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看来,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军国主义已经对他们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里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是个斗争手段,用来拥护竞争着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第二,它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无论对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来说都是如此,第三,它是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用来反对劳动人民。一一这一切利益,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说,最足以暴露今天的军国主义的这种特殊性质的,首先是军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为比赛而普遍高涨,所谓受着本身内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动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完全没有的现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命定的性质,而引起爆发的直接原因、最先牵涉到的国家、争执的对象以及一切详细情况,却还完全不能确定。
    前面说到社会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彼此分裂的。国家在这个分裂中,站在统治阶级方面。国家同资产阶级一样,在政策上同社会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日益丧失着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的资格,在同一程度上,它日益变成纯粹的阶级国家。或者说得确切些,国家的两种性质彼此分离了,并且日益尖锐化成为国家本质内部的一个矛盾。因为,一方面,国家的一般职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统制”是增长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性质迫着它把它的活动的重点和权力手段,日益用在只对资产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范围中,用在军国主义上,用在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上。其次,由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统制”也越来越为阶级性质所渗透和支配(参考一切国家的劳动保护措施)。
    上面所说的国家本质方面的变动,同民主主义的成长一一伯恩斯坦把民主主义也当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一一并不矛盾,不如说,倒是完全符合的。
    施密特说过,争取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多数,甚至是这种逐步使社会社会化的直接道路。当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是最清楚地表现出国家向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这是无疑的,在这个限度内,它成为走向社会革命的一个步骤。可是,我们描写过的、在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中的那种分裂,倒是最鲜明地表现在现代议会制度中。诚然,从形式上说,议会制度要国家机构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的组织,变成了就内容说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有一个事实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只要民主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实际的人民利益的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面对这种情况,争取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多数这种思想,是完全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中做出的一个计算,只算了民主的形式的一面,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另外一面、它的实在内容。议会制度,就整个来说,不是像伯恩斯坦所假想的那样,是一个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手段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成长。
    在国家的这种客观发展之前,伯恩斯坦和施密特关于“社会统制”的成长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的信条,就成了与现实日益矛盾的一句空话。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总起来说,就是逐步在社会主义精神下改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可是,这两者由于现今社会的客观过程,是朝着恰恰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是越来越社会化了,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统制越来越广。但是同时,私人所有制越是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国家统制越是充满阶级利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即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法权组织),随着发展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它们在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前,提出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傅利叶想用他的Phalansteie(空想共产团体一一译者)制度把地上的海水全部变成柠檬汁,真是异想天开,可是伯恩斯坦要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是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墙。这座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只会因之更加牢固。要打垮这座墙,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我们在第一章中想说明:伯恩斯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错误地放到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去。这是关于理论根据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放到实际工作上,又怎样表现的呢?最初,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到今天为业的通常实际工作并无分别。工会、社会改良的斗争和政治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表面内容的东西。因此,区别不在于什么,而在怎么干。就现今实际情况说,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是作为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逐步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来理解的。照修正主义的见解,既然夺取政权是没有可能和没有目的的,这些斗争就只应该期望直接的结果,就是说,只应该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大社会统治。如果我们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个目的置而不谈,一一因为这个目的是到现在为止的党内普通的观点和修正主义的观点所共有的,一一那么,全部区别可以总结为:依照普通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把这个革命的主观因素即无产阶级准备好。依照伯恩斯坦,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身,从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地取去资本主义性质,盖上社会主义性质,总之,它们应该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客观上实行起来。因此,人们仔细一看,这两种观点甚至是恰恰相反的。从党内普通的观点看来,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可以深信用这些斗争来根本改变自己地位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从伯恩斯坦的观点看来,人们从夺取政权的不可能性出发,结果是通过单纯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伯恩斯坦的观点中,是在于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在事实上一一象我们已经表述过的那样一一纯粹是空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归根结底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当人们把它们理解成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单丧失了为它们捏造的作用,并且同时也丧失了其他意义:它不再是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教育工人阶级的手段了。
    由此可见,当伯恩斯坦和施密特自己安慰自己,以为就是把全部斗争限于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就工人运动来说也没有丧失目的,因为在这个轨道上的每一步都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当作一个趋势的运动本身,一一在这时候,他们是以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为依据的。如果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来说,情况倒的确如此,其所以如此,因为在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的面前,有夺取政权的自觉而坚定的企图作指路明星。可是,如果有人把这种事先确定了的企图与运动分开,首先把社会改良本身当作目的,那么社会改良不仅不是向着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走去,而且恰恰相反。施密特简单地相信所谓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根据吃食生胃口的格言,认为工人阶级不到社会主义完成就决不会满足。最后的这一点假定,当然是对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之无能,本身就为它向我们作了保证。但是那个从此得出的结论,却只有在对今天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像一个链子一般连续不断的、日益增多的社会改良能直接构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才是其实的。但这是空想,这个链子,就事情的本质说,很快就要断了,断了以后,运动所采取的可能的途径有好多种。
    那时,最接近和最可能的结果,是策略上放缓一步,以便用尽一切办法让斗争的成果、即社会改良的成果得以实现。一旦直接实际收获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格的阶级立场就越来越只是一个障碍,因而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一一用正确的德文说是“贿赂政策”,以及调和让步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就是在这一步上运动也不能停留太久。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经成为空壳,不论人们采取什么策略它总是存在着,那么,在逻辑上,下一步就是对于社会改良也失望了。一一社会改良是一个避风港,施摩勒教授之类现在正是停泊在这个港里,在社会改良的海水上钻研形形色色的事物,以便最后让一切听天由命。①一一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又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社会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如果像修正主义那样,不承认前者,又拒绝了后者,那么,工人运动最初是变成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最后并由于本身的重力而走到放弃阶级立场。
    如果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修正主义理论,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种观点的一般性质究竟是什么?那么,刚才指出的那个结论也就明白了。修正主义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一起否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它在理论上倒是也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样,把这种矛盾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从此出发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理论上不认为这些矛盾的消灭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彻底发展,不是以此为根据。一一这一点,既是修正主义观点一般的核心,也是它同到现在为止的普通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根本分歧。
    修正主义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它不愿意资本主义矛盾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尖头上消灭矛盾,它倒愿意折断矛盾的尖头,缓和矛盾。于是,它以为,危机的迟来和企业主联合组织应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应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统制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应该缓和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①1872年,瓦格纳、施摩勒、勃捷塔诺等教授在厄森纳赫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奥本海姆讥讽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人,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些“讲坛社会主义”的人们已经以议员资格投票拥护延长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了。这个同盟的全部活动,除此以外,就是常年开大会,会上宣读讨论各种问题的几篇教授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问题已经由同盟出版了100多本厚书。这些教授,除了主张社会改良以外,还拥护保护关税和军国主义之类,而对于社会改良,一点也没有动手。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都放弃了,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问题去了。
    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到极端,等着它们到那时候才发生的突变。相反,我们只是依靠已经认识的发展方向,于是在政治斗争中使矛盾的后果发展到极端,这是一般革命策略的本质。因此,例如对关税和军国主义,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们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了再说。伯恩斯坦则不然,他在策略上根本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尖锐化,而是依靠矛盾的缓和。当他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他把这一点说的最露骨。这种观点什么时候有过证明呢?今天社会的一切矛盾,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朝着到今天为止所取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就必然会不可分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使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矛盾缓和。因此,矛盾的缓和,反过来说,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滞为前提条件的。总之,伯恩斯坦的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顿。
    在这个前提下,自然建立起这个理论来,并且有两个方面。因为,第一,这个理论,在有关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暴露出空想性质,一一一个停滞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望而知的,一一这里,我们关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的说明得到了证明。第二,这个理论,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的事实看,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解释伯恩斯坦的理解方法,或者不如说,怎样才能把它的特征表现出来?
    伯恩斯坦在他的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经济前提一一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的,这一点,我们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看到,不论信用或者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论暂时延迟了的危机或者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适应性的征象。但是,上面说到的适应论的一切细节,一一姑且不管它们直接的错误,一一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作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的关联上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经济结构的联系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如此。如果看到,信用是内在于交换的矛盾的一个自然发生的较高阶段,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仿佛是什么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如不能把货币本身、不能把商品、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信用也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有机的一环,它在这一点上丝毫不次于货币、商品和资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完全同它们一样,既在经济的齿轮联动机构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齿轮,同时由于它增加了内在矛盾,它也是一个破坏工具。
    至于卡特尔和完美的交通工具,情况完全一样。
    伯恩斯坦把危机的延迟当作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象,这同样是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经济机构中的扰乱,如果危机延迟了,这个机构显然能圆滑地发挥机能。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的“扰乱”,如果硬要说是“扰乱”,不如说,它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少了就无法进行的扰乱。危机,简单地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因此是周期地解决生产的无限扩张能力和销售市场的狭隘限制之间的分裂的完全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实,那么,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扰乱的”前进过程中,倒不如说,包含着一种比较危机还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换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资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资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资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使活动中的资本有一部分停顿下来,恰恰是它倒起了提高利润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资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地盘。所以,危机好像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延迟,如果不是指我们说过的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时期的事,而是指单纯的延迟,那么,不是伯恩斯坦所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相反,倒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成为整个适应论的特色的机械理解方法,使伯恩斯坦既看不到危机的必不可缺,也看不到中小资本周期地重新萌发起来的投资也是必不可缺的现象,因为这样,在他和另外一些人看来,小资本的不断重生是资本主义停顿的标志,倒不是如实际情况那样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
    当然,是有这么一个立场的,从这个立场看来,上面所讲的一切现象实际上也表现得象“适应论”所总结的那样,这就是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因为经济生活的种种事实是由竞争规律改变了形状进他意识中去的。个别资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经济过程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还有,他只从它对他一一对个别资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单纯的“扰乱”或单纯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也只是扰乱,而危机的延迟让他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使他的不够用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对他来说,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取消了生产无政府状态。
    总之,伯恩斯坦的适应论不过是个别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现上究竟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精神和特点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其根源正在于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看到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现象。例如,伯恩斯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巧妙的对市场需要的“适应手段”,它也是从资本主义现象本身去寻求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斯坦一样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结底,它还是同伯恩斯坦的理论一样,是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和粘合资本主义的创伤的,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一种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个空想。
    因此修正主义理论,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现出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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