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下)?
罗莎.卢森堡


第二部分①
    一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个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所梦想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①这是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书评,该书由斯图加特第兹书店于1899年出版,是从1899年莱比锡《人民报》翻印的。
    伯恩斯坦否认在现在社会中存在着有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他在自己的论证中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发展。开头,在《新时代》报上,他只是否认工业集中的迅速,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企业统计结果的对比。为了利用这个结果来达到他的目的,他躲进了纯粹是简略的和机械的处理方法中去了。但是,伯恩斯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顽强性的提示,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丝毫不能损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因为,这个分析既没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一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实现的一定期限作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条件,也没有把一一我们已经指出过一一小资本的绝对消失或小资产者的绝对消失作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条件。
    伯恩斯坦,在他的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新的证明材料,这就是股份公司统计,他以为统计表明了股东在不断增加,因此资本阶级不是缩小而是相反地扩大了。伯恩斯坦多么不认识这些资料,多么不懂得为自己利益运用资料,真是可惊!
    如果他真是想用股份公司证明什么违反马克思的工业发展规律的东西,他该用别的数字才好呵。每一个知道德国股票发行情况的人,都知道平均到每个企业的创业资本,几乎是一贯减少的。这种资本,1871年约1080万马克,1871年①只有401万马克,1878年880万马克,1888一1887年不到100万马克,1896年只有56万马克,1892年62万马克,从那时以来,数额在100万马克上下摆动,并且它又从1895年的178万马克降到1897年9月1日的119万马克了。②
    ①此处原书两者都作“1871年”,疑有误。一一译者
    ②见博尔希特《政治科学手册》第一卷。
    可惊的数字呀!伯恩斯坦说不定会用这些数字组成一个完全反马克思的、由大企业回头过渡到小企业的趋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答复他说:如果你想用这统计证明一些什么,那么你必须首先证明,这些统计指的是在同一个工业部门中现在小企业代替了原来的大企业,而小企业不是出现在到现在为止只有个人资本甚至作坊和细小企业的地方。他是无法作这样证明的,因为从建立巨大股份公司过渡到建立中型、小型股份公司,只能用股票业务不断进入新的部门来解释,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它只适用于少数巨大企业,现在越来越适用于中等企业,有些地方并且适合于小企业了。(用1000马克以下资本建立的股份公司也出现了!)
    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什么意义呢?它表示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的往前发展,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的生产也社会化了,因此,这些情况,不是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倒是这个理论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辉煌的证明。
    确乎如此!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把许多个小的货币财产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从资本所有权脱离,因而,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一却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伯恩斯坦提出的统计中,参加一个企业的股东数目很大,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这不过是说明,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象从前那样相当于一个资本所有者,而是相当于大批的、人数不断增加的资本所有者,因而,“资本家”这个经济范畴,不再是指一个个人,今天的工业资本是一个集体,是由几百甚至几千人组织的,“资本家”这个范畴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框子里变成社会的了,它社会化了。
    情况既然如此,而伯恩斯坦却把股份公司这个现象恰恰相反地理解为资本的分散,而不是理解为资本的集中,在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所有权的扬弃”①的地方,伯恩斯坦看到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斯坦把资本家不是理解为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把资本不是理解为一个生产整体,而是简单的货币财产。
    ①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557页。一一译者
    因此他在英国纺线托辣斯中不是看到12300人合而为一,而是看到整整12300个资本家,因此,在他看来,他的工程师休尔兹也是个资本家,因为他从年金领受者摩勒尔得到“一笔数目较大的股票”作他妻子的妆奁(见第54页),因此,在他看来,全世界密密麻麻地一大片都是“资本家”①。
    ①注意!伯恩斯坦显然认为,小股票的大量推广是社会财富已经开始把它的股票之福降于细民的证明。实际上,除了小资产者或者甚至工人以外,谁还去买例如一分尼或20纸马克的股票这样的小东西呢?可惜的是,这个假定是根据一个错误的计算来的:他用了股票的票面价值,不是用它的市场价值,而这是两回事。举个例子!在矿山市场上,除了其他以外,有南非洲的边区矿山股票交易,股票大部分票面价值是1分尼即20个纸马克。它的价格在1899年已经是43分尼(见三月底行情表),即不是20马克而是860马克!一般情况平均都是如此,因此,“小”股听起来虽然很民主,实际上是殷实的资产阶级的“对社会财富的票据”,而决不是小资产者或者甚至是无产者的,因为按照票面价值能取得这种股票的人,在全部股东之中只占极小部分。
    但是,这里也同别处一样,庸俗经济学的谬论只是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基础。当伯恩斯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了财产关系中去,“不谈企业主而谈人们”(第68页)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问题从生产范围搬进了财产关系的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了富者和贫者的关系中去了。
    这么一来,我们就被他巧妙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带回到死囚犯的福音的作者威特灵这边来了,区别只在于威特灵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正是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贫富对立中认识到阶级对立,想把它做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斯坦相反,他是在化贫为富、即抹煞阶级对立中,因而在小资产阶级的手法中去看社会主义的前途。
    自然,伯恩斯坦不是限于收入统计。他还端出企业统计,并且是许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奥国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什么统计呀?这不是什么每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得出的可以比较的材料,而是不同各国各有一个时期的材料。它不是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组成情形作比较(德国除外,他把德国1895和1882年情况的对比又提了出来),而只是把不同各国的绝对数作比较(英国是1891年的,法国是1894年的,美国是1890年的,诸如此类)。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大企业今天事实上在工业中已经占优势,那么,把依靠它的企业一起计算进去,就是在普鲁士这样先进的国家中,最多只代表生产人口的一半”,在整个德国,在英国、比国等等情况大致一样(第84页)。
    他用这种办法来证明的,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或那个趋势,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不同行业的绝对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是因为这个证明有这样的理论作根据,就是,决定社会斗争的结果的,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此,因而是单纯的暴力因素。伯恩斯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这里他自己却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的错误。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区别:布朗基主义者是个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派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实现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暴力革命的前途,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但是,伯恩斯坦相反,他根据数量上达不到人口多数的事实,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社会民主党既不是从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中,也不是从多数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中。而是从经济必然性和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中,得出它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种必然性是引导到人民群众消灭资本主义的,而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上。
    说到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伯恩斯坦自己只否认大的、普遍的危机,而不否认局部的、个别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只是否认很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承认有一点无政府状态存在。在伯恩斯坦手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就象一一马克思有一次说过一一那个怀了孩子的傻处女一样,孩子“不过是那么一点呀”。问题的严重是在于在这样的像无政府状态的事情上,一点和很多是同样糟糕的。如果伯恩斯坦承认有一点无政府主义,那么,商品经济的机构会自动地留心让这点无政府状态发展到非常之大,一一直至崩溃。但是,如果伯恩斯坦一一在保持商品生产的同时,一一希望把这一点无政府状态也逐步地化除在秩序和协调之中,那么他又犯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错误,因为他把交换方式看成了不依生产方式为转移的东西。
    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的惊人的混乱,要把它全盘指出,这里不是适当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原理有关,我们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伯恩斯坦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个抽象,在他看来,那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话。但是,如果说劳动价值只是一个抽象,“一个想象”(第44页),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税的有权的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调制成这样的一个“想象”,即也来调制一个价值规律。“当然,马克思有权把商品的属性忽略到这样程度,直到商品最后只剩下一个简单人类劳动的结晶,正如奥地利学派有权把商品的一切属性,除商品的效用以外,都抽象掉一样”(第42页)。
    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正如半斤对八两,都是纯粹是抽象。可见,伯恩斯坦已经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十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到可以拿来剪和锤、秤量和铬印。马克思发现的抽象人类劳动不是别的,就是在它发达的形式上成为货币的东西。这恰恰是马克思天才的经济发现之一,而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货币的神秘本质一直是本不可理解的天书。
    相反,奥地利学派的抽象效用,倒事实上是一个想象,或者宁可说,是思想贫乏的写照,是一种个人的愚蠢,既不能由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由任何别的社会来负责,唯一应该负责的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伯恩斯坦、庞巴威和吉逢士同整批主观主义的一群,头里装着这种“想象”,就是在货币的神秘面前再站二十年,也得不到别的解决办法的,就是没他们,连每个皮鞋匠都早已知道货币也是一种“有效用”的东西了。
    由此看来,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凡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相信的人,不用多说就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说,如果不懂商品和它的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必然是一个谜。
    但是,马克思的魔钥是什么呢?是什么为他打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的最深奥的秘密的呢?是什么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里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有料到存在的问题的呢?不是别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观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象古典派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封建经济的过去,并且特别是也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货币分析、资本理论、利润学说以至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一一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此是一一这不过是另外一面一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因为并且只因为马克思事先就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资格,就是说,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能够解释它的象形文字,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立场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所以他反过来能够科学地创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这方面,我们得估量一下伯恩斯坦在他的书的结尾驳“二元论”的一段话。“有一种二元论贯穿着马克思的整部宏伟的著作,这就是,这个著作是科学研究,却又要证明早在起稿之前就已完成的一个论题,就是,在著作所依据的草图中,应该从发展中达到的结论,事先已经确立了。这里,回到共产党宣言(即回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表示实际上有马克思意义上的空想主义残余存在。”(第177页)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与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二元论一一即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一一的宏伟的科学反映。
    当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二元论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那么,这不过是一张坦白的供状,说明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上存在着的二元论,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说明社会主义本身对他已经变成“空想主义的残余”。伯恩斯坦的一元论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论,是放弃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却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的终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元论。
    但是,如果伯恩斯坦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身中看不到分裂,看不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那么,为了至少在形式上挽救住社会主义纲领,他就不得不求救于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的结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该用来装扮自己的、伯恩斯坦的“合作原则”,这个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最稀薄的“提炼物”,不是他的资产阶级理论对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让步,而是他的资产阶级理论对于一一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的让步。
    二 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我们已经看到,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是一个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这怎么实行呢?在他发表在《新时代》报上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批论文中,伯恩斯坦让别人只瞧到一点几乎难于理解的暗示,而在他的书里,对这个问题就提出了完整的线索:他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两条道路实现,即通过工会一一用伯恩斯坦的称呼叫做一一经济民主,及通过合作社。他想通过第一条路抓住工业利润,通过第二条路抓住商业利润。
    说到合作社,并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那么,就其本质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二重物,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之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交换统治着生产,面对竞争,使得肆无忌惮的剥削,也就是使得生产过程的完全听命于资本的利益,成为企业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必须尽量使劳动紧张,必须完全依照市场情况来缩短或者延长劳动时间,必须完全依照销售市场的要求吸收劳动力或者辞退劳动力,把他们抛到街道上去,总而言之,必须运用大家知道的一切办法使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和别人竞争。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向劳动者提出了充满矛盾的条件,他们必须用完全必要的绝对主义来管理自己,他们必须对自己行使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生产合作社遇到这种矛盾也就垮了,因为,或者它倒过头来变成资本主义企业,或者,遇到工人的利益较强的时候,它就瓦解。这种事实,伯恩斯坦本人也证实过的,但是他把它理解错了,他跟着韦伯夫人,以为英国生产合作社的所以垮台是由于缺乏“纪律”。在这里肤浅地称为“纪律”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那自然发生的、绝对的资本制度,工人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制度用在自己身上。①
    ①“工人的合作工厂,在旧形态内,虽然它必然在它的现实组织中当然地把现存制度一切缺点处处复制出来,却是旧形态的最早的破坏。”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62页。
    由此可见,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只有采取曲折的道路,巧妙地逃避了自由竞争的规律,消除了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它要能够这样,又只有在它事先为自己保证了一个销售市场、保证了一批可靠的消费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当作这种辅助手段替它服务的,正是消费组合。伯恩斯坦研究为什么独立的生产合作社会垮台,要有消费组合才能保证它存在下去,这个秘密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购销合作社的特征,或者如奥本海玛曾经想过的那样。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是同消费组合的存在条件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小量的地方销售和小量的直接必需品一一主要是生活资料一一的生产。一切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如纺织、煤炭、金属、石油、机器、机车和造船工业,是消费组合所容纳不下的,因而一开始就是生产合作社所容纳不下的。所以,就算不说生产合作社的二重性,如果把生产合作社普遍实行起来,它首先预定着要取消世界市场,拆散现今存在的世界经济,而把它变成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生产和交换的团体,因而就本质上说,是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中世纪的商品经济去。
    但是,生产合作社,在现今社会的基础上,那怕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它也必然不过是消费组合的附属品,消费组合站在前列,代表着想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改良的枱柱。因此,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并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小桠枝的斗争。
    至于工会,照伯恩斯坦看来,它应该是反对生产资本剥削的一个手段。我们已经指出过,无论在生产范围方面或者在生产的技术方法方面,工会都不能使工人影响生产过程。
    至于纯粹经济方面,即伯恩斯坦所谓“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斗争”方面,我们已经同时指出过,这个斗争不是在自由的蓝色天空中进行,而是在工资规律的一定的界限内进行的;这个斗争不能打破工资规律,只是使工资规律实现。如果人们把事情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问自己工会固有的职能是什么,那么,这一点也就明白了。
    伯恩斯坦认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工会要向工业利润率作真正的进攻,把它逐步化成工资率。但是,工会是没有能力采取反对利润的经济进攻政策的,因为工会不过是工人力量的有组织的防御,是防止利润的进攻的,是工人阶级防御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的。理由有二:
    第一,如果说,工会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去影响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市场情况的任务,但是,由于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新商品不断涌入劳动市场,组织就不断地被打破。第二,如果说,工会的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享受的社会财富的份额,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象一个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一样,我们是在不断地降低这个份额。后面这一点,无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才看得到,只要手上有一本洛贝尔图的社会问题说明就行了。
    因此,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经济职能上,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过程,变成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①。但是,如果劳动者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场情况他应该得到的工资,如果资本主义工资规律要实现,如果要麻痹、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减轻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西西法斯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如果人们要把工会变成逐步减少利润增加工资的手段,那么首先要有两个社会条件作前提;第一是中间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第二是劳动生产力停止提高,两种情况,也如消费合作社经济的实现一样,是回到大资本以前的状态。
    ①西西法斯一一希腊神话中,西西法斯是哥林多的王,被罚在冥府运巨石到山顶,石又滚下山坡,又得再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结果。
    由此可见,伯恩斯坦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一一合作社和工会,证明是完全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点,基本上连伯恩斯坦本人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的,他把它们只是当作摘去一些资本主义利润并用这样方法让工人变得富些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向,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分配的斗争。伯恩斯坦反复地把他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公平的”、“较公平”(他的书上第51页)、还有“更公平的”(1899年8月26日序)分配。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当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因此,社会民主党在为了使全部经济社会化而斗争时,当然也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是,根据马克思深入理解的结果,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分配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自然的、合乎规律的后果,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框子里的分配,而是要废除商品生产本身。总之,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的分配,而伯恩斯坦的方法正相反,他想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并希望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的发展趋势吗?当然不是,因为,第一,他根本就否认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希望达到的生产的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因。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经济的原因。在他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经济关系之后,他不能给他的纲领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论据,他被迫着要抓一个唯心主义的论据。
    于是我们听见他说:“社会主义究竟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来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的作用呢?”(1899年8月26日序)因此,伯恩斯坦的公平分配靠什么来实现呢?靠人类的自由意志,自由发挥作用的、不服从科学必然性的自由意志,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靠对于公平的判断,一一因为意志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一总之,是靠公平观念。
    好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公平原则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们,在缺乏可靠的历史的促进手段时都骑过这匹跑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唐吉诃德都骑着它出去干过伟大的改造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一只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家来。
    把贫富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把“公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公平观念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历史身份证书一一这一种社会主义,五十多年前威特灵曾经主张过,并且有力得多,聪明得多,光辉得多!不过无论如何这位天才的裁缝那时还不知道有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今天,在半个世纪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撕得粉碎的威特灵的观点竟幸运地被重新缀补起来,当作科学的最新发现献给德国无产阶级,那么这件事情,大约也要归功于一个裁缝一一但决不是天才的裁缝。
    ***
    如果工会和合作社是修正主义理论的经济支点,那么,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民主的不断往前的发展。今天的反动高潮在修正主义看来不过是“痉挛”,是暂时的,偶然的,在制定工人斗争的总方针时不必加以考虑的。例如,在伯恩斯坦看来,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不错,在他看来,正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是一般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的实现必定是为政治生活中所有一切发生作用的力量服务的。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把最近25年或80年来资产阶级发展的细小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是肤浅的夸张吧了。如果看一看民主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仔细观察一下资本主义政治史,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果。
    关于前者,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古代奴隶国家,在中世纪的城市公社中,都看到有民主。正如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回到专制和君主立宪一样。就另一方面说,资本主义在初期一一在商品生产时一一在城市国家中引起了一个民主宪法;后来,在它比较发达的形式上,作为工场手工业,它却把君主专制当作它的适当伪政治形式。最后,作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它在法国一个又一个地产生了:民主共和国(1793),拿破仑第一的君主专制,王政复古时期的贵族政治(1815一1830),路易.菲力普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后来又是民主共和国,又是拿破仑第三的君主制,最后第三次又成立共和国。在德国,唯一的实际的民主制度一一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一个在政治上把许多小国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上有意义,他们过去对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还表示满意的呢。在俄国,资本主义是长期在东方式的专制政治下成长的,资产阶级没有露出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国,普选权大部分是当作这个四分五裂的王国的救生圈来用的。最后,在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民主成果一一普选权一一无疑地同军国主义不强有关系,因而同比利时的特殊地理政治条件有关系,首先,它不是由资产阶级争来的,而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得来的“一点儿民主”。
    由此可见,仔细观察下来,民主的不断高涨,一一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样,以为这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规律,至少是现代历史的根本规律,一一原来是空中楼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构成普遍的、绝对的关系。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形式都是全部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总和的结果,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有一切层次,从专制君主直到民主共和国。
    因此,就是在现代社会范围内,我们也只有不管那民主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而专门注意资本主义历史的现阶段,这样,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这里,在政治形势中包含着的因素,也不是有利于实现伯恩斯坦的计划的,恰恰相反,倒是有利于牺牲资本主义社会到现在为止的成果的。
    一方面,民主制度曾经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一一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它对于小国的相互结合和现代大国的建立必不可少的范围内(德国、意大利),经济发展在当时带来了内在的有机结合。
    在整个政治的、行政的国家机构由半封建或封建机构变成资本主义机构的改造上,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在历史上同民主不可分离的改造,今天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国家机构中的纯粹民主成分,普选权和共和国的形式,已经可以告退,无须行政、财政和国防等等回到三月革命以前的形式。
    如果说,由于这种情况,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基本上是多余的了,那么,另一方面,在有些重要方面,它已经直接成为障碍物。这里有两个因素要考察,这两个因素恰恰是支配着当前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的:世界政策和工人运动,一一两者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世界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上竞争战的尖锐化和普遍化,使得作为世界政策的工具的陆海军国主义,在大国的无论对外生活和内部生活方面,都成了关键性的要素。既然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是现阶段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么,资产阶级民主的走下坡路是势所必然的。在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时代是从1893年开始的,同占领青岛同时树立起来的世界政策,立即从资产阶级民主方面收了两份献礼;自由主义的垮台和中间派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最近的1907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殖民政策旗帜下格斗过来的,这次选举同时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坟墓。
    如果对外政策把资产阶级投入了反动的怀抱,那么对内政策也并不差些,它把力求上进的工人阶级也投入反动的怀抱。伯恩斯坦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他说,社会民主党的“贪吃”一一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要替自由资产阶级的逃兵行为负责。接着他劝告无产阶级,为了把吓死了的自由主义再从反动的耗子洞里引诱出来,应该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他今天取消为生活条件和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前提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样,他自己就最明显地证明:正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今天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的产物,民主在同一程度上与这个趋势发生着矛盾。
    但是他借此还证明了一件事。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作为重新唤起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也就表明了:反过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多么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里,伯恩斯坦的推理陷入循环逻辑,最后的结论“贪吃”了它的第一个前提。
    要摆脱这个循环逻辑,事情很简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的面前吓得魂飞天外,根据这个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恰恰是并且能够是民主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资产阶级民主身上,相反,倒是民主发展的命运寄托在社会主义运动身上。民主的活跃程度,不是与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成此例,而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逃兵行为的反动后果而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坚强成比例。谁希望民主强大,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软弱,而放弃了社会主义斗争目标,就既放弃了工人运动,也放弃了民主。
    三 夺取政权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的命运寄托在工人运动的命运身上。但是,民主的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使得在掌握国家政权和夺取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多余的事,或者不可能的事呢?
    伯恩斯坦用彻底衡量合法改良和革命的优点和缺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优游自在地衡量着,叫人想起消费组合中秤肉桂和胡椒的样子。他看到,在合法的发展过程中,是理智用事,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是感情用事,在改良工作中,是历史前进的缓慢方法,在革命中,是历史前进的急速方法,在立法中,是有计划的方法,在革命中,是原始的暴力(第183页)。
    由来已久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上总是看到“优点”一面和“缺点”一面,对每一个花坛都津津有味。但是,同样也是由来已久了,事物的实际进程很少关心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推测,精心搜集来的一堆世界上一切可能事物的“优点”碰碰就烟消云散。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合法改良和革命所起的作用,有比这个或那个方法的优点、缺点更为深刻的根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上,合法改良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直到它感到充分成熟,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全部现存的法权制度,以便建立一个新的法权制度为止。伯恩斯坦反对夺取政权,把它当作布朗基主义的暴力理论来咒骂,不幸的是他把千百年来成为人类历史的关键和动力的东西当作布朗基主义的计算错误。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始点和终点。这种情况,我们在古罗马农民同货币资本家和贵族的长期斗争中,在中世纪贵族同主教的斗争和手工业者同贵族的斗争中,在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都可以见到。
    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像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盆一样可以由人任意加以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不同要素,它们既是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并且,每一个时候的法制都只是革命的一个产物。如果说,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立法就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继续成长。合法改良工作,就它本身来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离革命而独立的动力,它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它的刺激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或者,具体地说,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树立的社会形态的框子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以为合法改良工作不过是放宽了的革命,以为革命不过是压紧了的改良,那是根本错误的想法,完全违反历史。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要素,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为新质,具体地说,正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
    因此,如果谁把合法改良的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主张用前者代替后者,那么,他事实上选定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一个比较温和、稳当和缓慢的道路,而且也是选定了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无关紧要的变动。所以,从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同从它的经济理论一样,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根本上说,修正主义不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者少些,总之,它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本身。
    上面所说的关于合法改良和革命的话,或许只是对到现在为止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吧?或许,从今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法制的成熟,合法改良可以担负起运样的责任,把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引导到另一个,而无产阶级的夺取国家政权,如伯恩斯坦在他的书里第183页所说的那样,“变成无内容的空话”了吧?
    情况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前的阶级社会一一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特征的是什么呢?正在于:现在的阶级统治不是以“既得权利”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经济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在我们整个法制中,找不出现在的阶级统治的法律规定。如果还找到一些这样的规定,那么,它恰恰是一一如佣仆规则一一封建关系的遗物。
    既然雇佣奴隶制度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又怎么“通过合法的道路”逐步地予以废除呢?想靠合法改良工作替资本主义准备一个结束的伯恩斯坦,落在乌斯宾斯基说过的那个俄罗斯巡警的地位上了,巡警叙述他的冒险故事说:……“我一把抓住那家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是没有领子的!”……麻烦就在这里呀。
    “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①,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过去阶段上,这个对立,曾经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上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一定程度为止,新兴的关系还可以在旧关系的框子内找到地盘。“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②怎么做的呢?通过在城市郊区逐步废止那一切零零碎碎的、总起来构成农奴制度的权利,如徭役、选畜权、衣着权、借地继承税、人头税、强迫婚姻、遗产公享权之类。
    小资产者也下过类似的工夫,“封建专制制度铁蹄下的小资产者会能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③用什么办法?通过局部地正式废除行会的束缚或者事实上解脱行会的束缚,通过逐步地在最紧要的范围内改造行政、财政、国防制度。
    所以,如果抽象地研究问题而不是历史地研究问题,那么,在以前的阶级关系情况下,至少可以设想纯粹通过合法改良的办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在那时候,合法改良也不是使资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替夺取政权作了准备和引导。无论为了废除农奴制度,无论为了废除封建制度,真正的政治社会革命那时都是必不可缺的。
    ①②③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页。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强迫无产阶级受资本奴役的,不是任何法律,而是必需,是缺乏生产资料。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够宣布生产资料属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也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
    其次,在雇佣关系内部的剥削,同样也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因为工资的高低不是由法律的途径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剥削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依据一种法律规定,而是依据这样的经济事实:一一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场,它除其他特性以外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性质,就是它能生产价值,并且生产的价值比较它自己在工人生活资料的形式中消耗的价值还多。总之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根本关系,是不能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合法改良的手段来改变掉的,因为这些关系既不是由资本主义的法律带来的,而它们的形式也不是从这种法律得来的。伯恩斯坦在订定社会主义“改良”计划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所不知道的,就是他自己说了的,因为在他的书里第10页上写着:“经济动机,在从前用种种色色的统治关系和思想体系包藏着的地方,现在是无拘无束地登场了”。
    但是还得加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们不是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对社会主义疏远。在生产中,社会性越来越表现得明白。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一一大企业、股份公司、卡特尔,这里,资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情况发展到最高点。
    在国防上,义务兵役制有了推广,服役期限缩短了?因而就物质方面说向人民军队接近了。但是,这是采取现代军国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人民的受军事国家所统治、国家的阶级性质,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在政治关系上,民主有了发展,民主是最有利于所有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园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国家”发展。但是,民主采取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开展和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见,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所以,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的外壳里挖出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伯恩斯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那么,他答复我们说:“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倒是应该尽力去破坏社会改良和破坏民主措施的扩大了”(第71页)。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还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优点、抛弃一切缺点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它后来势所必然地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尽力去破坏”,因为这个制度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在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布下重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除了布下障碍以外,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民主方面也完全适用。
    如果说,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多余的,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正因为这样,对于工人阶级,它就成为必要的、不可缺的。首先,民主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之类),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对无产阶级起了跳板和支点的作用。其次,民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中,在为民主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任务。
    总之,民主是少不得的,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的事,相反,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既成为唯一可能的,并且同样成为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他论述的一一从序言的每一行都看得清楚一一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的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子内他的态度的问题。总之,恩格斯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了准绳。
    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发言则相反,一一伯恩斯坦同样引了它的一段话:“如果对地主实行赎买,或许是最便宜的”,一一这里所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它胜利之前的态度,而是指胜利之后。因为显然只有工人阶级已经掌了舵才说得上对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当作可能性拿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斯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埘,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一一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一一的机关。不过,伯恩斯坦让他的理论纯粹从忧虑和警告开头,一一无产阶级可不能太早地取得政权呵!在这种情况下,照他看来,只有让资本主义的现状完全维持下去,即使我们遭受一次可怕的失败也好。我们从这种忧虑中首先看出了什么呢,那就是,如果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伯恩斯坦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实际指示一一躺着睡觉吧!因此,这个理论没有指出更多的东西,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注定了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只该坐着不动、消极地背叛自己的事业。
    我们的整个纲领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紧要关头和时机为我们服务,并且是通过它的运用而不是不运用为我们服务,实际上就是一张倒霉的废纸。我们的纲领如果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表述,那么,必须在基本轮廓上表述这个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因而它也就能够向无产阶级指出,在每个时机如何为着使社会主义早日到来而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时一刻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或者他被这个纲领所放弃。
    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表现的,由于事态的发展,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可能或者不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他的纲领、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定措施的。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可以在某一刹那间完全不提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事,可以对它的实现完全不作指示,那么,在这种主张背后就不自觉地藏着另外一个主张,就是说,社会主义纲领根本是什么时候都实现不了的。
    要是过渡措施采取得过早了呢?一一在这个问题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变革的现实过程的一大堆错误认识。
    国家政权的由无产阶级掌握,就是说由一大批人民群众来掌握,首先不要认为这是可以用什么人工的方法造成的。它是以经济政治情况的一定的成熟程度为前提的。一一我们不说象巴黎公社这种场合,那里,政权的归到无产阶级手中,不是他的目标明确的斗争的结果,而是作为例外的情况,作为谁都不要的无主的财货现成得来的。一一这是它同布朗基主义的政变根本不同的地方。布朗基主义主张由“坚决的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象从手枪发射的一般,正因为如此,它总是不合时宜的。由广大的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本身只能是已经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崩溃的产物,因此,本身就带着及时出现的经济政治合法证书。
    因此,从社会前提的角度上来看,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完全不会“过早”发生的。可是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的角度上看,就是说,从政权的巩固来看,它却必然是“过早”地发生的。使伯恩斯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象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战栗和恐惧都毫无用处。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像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认为这也是可能的,那又是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他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决定的。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夺取政权,因为它无条件地必须作一次或几次的“过早”的夺取,才能有最后的、持久的掌握。因为如此,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天道通罗马,我们从这一方面也是必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方针,结果也就是放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
    四 崩溃
    伯恩斯坦修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的。但是,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斯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在辩论过程中,为了支持他的第一个主张,他就把社会主义的阵地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
    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一一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
    但是,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一一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想到改良商业和消费组合。
    但是,通过消费组合来改造社会,哪怕还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是不相容的,一一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了唯物的历史观。
    但是,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观点是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的,一一于是,伯恩斯坦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
    但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没有在现今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能进行,一一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
    但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一一伯恩斯坦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反对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有阶级存在: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群不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且在经济上都是四分五裂的个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也不是靠内在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而只是由于外来的压力一一从上来的或者从下来的一一在政治上结合起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上说也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将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它们到现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身和它的后果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事了。或者,如果是可以真理解的,那么,它同样只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一一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倒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倒是反动所生的私生子。这样,由于不由自主的逻辑,伯恩斯坦从唯物的历史观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息报”的观点上去了。在坚决地全盘否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批判之后,剩下的路,只有满意现状了,至少在总的方面表示满意。对于这一点,伯恩斯坦倒也并不退缩,他觉得现在德国的反动并不那么厉害,“在西欧各国,政治上的反动看到的不多”,几乎所有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而不是镇压”(见1899年8月26日“前进报”)。工人不是贫困了,而是相反,他们越来越富裕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健康的,不见有反动和压迫,一一在这所有世界的最好的一个世界中,万事万物都走向最好的境界……
    就是这样,伯恩斯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一贯到底。开始,他为运动的利益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没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因此,结尾,他必然把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
    因此,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观点全部崩溃了。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马克思体系建筑物,在他手上,现在变成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破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公墓地。马克思和蒲鲁东,黎峨.封.卜哈和法兰兹.奥本海玛,弗利特立希.阿尔培.朗格和康德,波罗戈洛维契先生和利推尔.封.纽包威尔,海克纳尔和叔尔兹.加维尼兹,拉萨尔和尤利乌士.沃尔夫一一所有这些人在伯恩斯坦思想体系中都有片断的贡献,伯恩斯坦把所有这些人都拜作老师。并不奇怪!他抛弃了阶级立场,也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在一个彻底世界现中结成有机整体的结晶轴。
    这个把一切可能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无区别地混堆起来的理论,初看起来倒是毫无偏见的。伯恩斯坦也不愿意听到什么“党的科学”,或者正确些说,阶级的科学,也不愿听什么阶级的自由主义,阶级的道德。他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不同的阶级有正相反对的利益、企图和观点,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自由主义、抽象道德,暂时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给伯恩斯坦当作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的东西,只是统治者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道德。
    实际就是这样!当他拒绝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以便效忠于布棱塔诺、庞巴威-耶方斯、萨伊、尤利乌士.沃尔夫的时候,他除了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论来代替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谈论自由主义的一般人类性,把社会主义变成它的变种的时候,他除了从社会主义抽去阶级性、抽去历史内容、因而根本抽去了一切内容之外,除了反过来把自由主义的历史代表人、把资产阶级当作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以外,又还能作什么呢?
    当他在社会民主党里攻击把“物质因素提高到作为决定发展的万能力量”、攻击“看不起理想”的时候,当他谈着理想主义和道德的字句,同时对于无产阶级重整精神的唯一泉源即对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生气的时候,老实说,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即向现存制度妥协把希望带到虔诚的理想世界的来生以外,他还能作什么呢?
    最后,当他用利箭针对辩证法的时候,除了同努力上进、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特有的思想方法斗争以外,还能作什么呢?他反对的是这把剑,这把剑曾帮助无产阶级砍破黑暗、看清自己的历史的未来。他反对的是这个精神武器,用这武器无产阶级虽然物质上还在羁轭之下但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它向资产阶级确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存在是暂时的,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精神世界中已经完成了革命!当伯恩斯坦向辩证法告别,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然,但是”、“虽然,可是”、“较多,较少”的思想跷板的时候,他就完全合乎逻辑地退化到没落资产阶级的、由历史所决定的思想方法中去了,这个思想方法,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行为的一幅忠实的精神画像。目前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但是”,表现得恰恰同伯恩斯坦的思想方法一模一样,而伯恩斯坦的思想方法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砚的最细致和最可靠的征象。
    可是,在伯恩斯坦看来,现在连burgerlich①这个字也不是阶级表现了,而是一般社会概念了。这不过是说明了一一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真是丝毫不差一一他已经用资产阶级的科学、政治、道德、思想方法以至于历史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科学、政治、道德,思想方法以至历史语言。当伯恩斯坦把Burger②理解为既是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因而无区别地是简单的人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就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了。
    ①②Burger原指中世纪城市中自由富裕的中等阶层,Burgertum与Bourgeoisie同义,现代社会中指“资产阶级”,burgerlich指“资产阶级的”。一一译者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
    伯恩斯坦的书,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替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建立一个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我们把一些零碎的表现一一如大家知道的汽船补贴问题等一一也计算进去,那是早就存在的了。可是,一个公开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九十年代之初开始的,是从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垮台后,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勒玛的国家社会主义、巴威略的预算投票、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海尼的补偿建议案、希伯尔的关税观点和民军观点,这些就是在机会主义的实际的发展中的界标。
    机会主义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实际活动,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设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们自然企图让自己的手不受束缚,就是,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据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迎头痛击丁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民军问题,都是机会主义遭到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它们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理,势必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单单装作不知道;势必想法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一种自己的理论。伯恩斯坦的理论正是向这方面走的一种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嘉特党代表大会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斯坦的旗帜周围集合了起来。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由于我们的斗争条件产生的现象,它的增长是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斯坦的理论也是一个不难理解的企图,它是想把这些思潮在一个普遍的理论表现中总结起来,找出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斯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
    这次试验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过了。机会主义树不起一个多少顶得住批评的实证理论。它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先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个别的基本原理进攻,最后,因为这个学说是各部分密切结合的一座建筑物,就想把整个学说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一起毁掉。由此证明,机会主义的实际在它的本质上和基础上是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不能相容的。
    但是,其次它也证明了,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是要把工人运动赶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去,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学说体系一一从历史上说一一不是一回事。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论上表现出适应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意图。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反对分配方式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贫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合作化”的企图,一一我们在伯恩斯坦思想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过去在它们那时代,尽管它们有一切欠缺的地方,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的理论,它们都是伟大的幼儿学校,无产阶级是在这些学校里学着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达到脱掉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外就不能再有任何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一至少在德国是如此。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去,现在不再是表示回到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幼儿学校,不是的,现在这是表示回到资产阶级的窄小的破鞋中去了。
    伯恩斯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者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尝试。我们说是最后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无论消极方面下坚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无论积极方面一一把可以抓得上的一切理论上的混乱堆到一起,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没有更多的事留着要作的了。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就完成了,作了最后的结论了。
    而马克思的学说,不仅能在理论上回击机会主义的学说,并且是唯一能够把机会主义当作历史现象放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达到它的最后胜利的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人民群众自己违反着一切统治阶级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过现在社会在未来世界中实现。这个意志,群众又只有在同现存制度不断进行斗争,在现存制度的框子里培养得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全部现存制度的目的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造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大问题,这个运动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是在两块礁石之间前进:一边是群众性的任务,一边是最后目的的任务;一边是重犯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世纪以前已经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锐利的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的头脑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去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它要在实践中降生以后,通过运动本身,当然只有靠马克思所提供的武器的帮助,才能克服。较小的一个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运动”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个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
    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到来,这时关于能否达到伟大目的的怀疑,和关于运动的观念因素的动摇,在运动中抬起头来。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这样而不能是别样,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马克思在半世纪以前在他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在这种革命中间演剧式的效果一个比一个更加眩目,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照耀得灿烂辉煌,每天都充满着乐极狂欢;然而这种革命总是为时暂短,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冷静地领略其疾风怒涛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宿酒末醒的状态。反之,无产阶级革命,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临时止住脚步,回复到仿佛已经作过了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极端彻底嘲笑自己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翻到地上,好像只是要让敌人能从地里吸取新鲜力量和更加强壮地挺立起来;它们畏于自己目标的无限庞大,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庄严地说道:
    这里是罗得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
    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对的。就是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还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它的变成这种性质的运动,也是在它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一一两者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要素。
    从这一点看来,值得奇怪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是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它仅仅表现在党的个别实际工作上的时候,人家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斯坦的书里已经完整的表达出来了,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觉得奇怪地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是这些了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一点思想不是早已在几十年前给马克思主义踢倒、踏破、嘲笑过的,并且一点也没有改变呀。
    机会主义说了话了,就足够证明它没有东西好说了。伯恩斯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实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因而,伯恩斯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还可以谢谢它们,因为它们对于他的变化认为还有条件可以从宽发落。因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豁达大度的,它们让他表现为负有使命而不自觉的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通过这个工具已经把它的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了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摇摇头发把这种不坚定性从自己方面远远地抛掷出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7页

批判的知识库 http://www.leftlibrary.com)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