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上)
罗莎.卢森堡


(1906年)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主义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全部著作和言论,几乎都是在大规模地运用这一斗争手段而进行的首次历史试验——俄国革命之前发表的。因此,它们大部分都过时了。就其观点而言,它们的立场同弗·恩格斯基本上一样。1873年,恩格斯在批评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制造革命的活动的文章中写道: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工作(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第234页),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j
        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后数十年里对群众罢工表态时所依据的论据。它完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理论的,即针对那种把总罢工当作与工人阶级日常政治斗争相对立的、发动社会革命的手段的理论。这一论据仅限于指出下述简单的两难处境,要么整个无产阶级还没有强大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因而不能进行总罢工;要么它已组织得足够强大,因而无须进行总罢工。这种论据竟然如此简单明了,而且乍看起来又是如此无可反驳,因此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它作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胡思乱想的逻辑武器,作为在工人当中最广泛地传播政治斗争思想的工具,为现代工人运动建树了卓越的功勋。所有现代国家的工人运动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进步,光辉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捍卫的、与巴枯宁主义相反的政治斗争策略;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象今天这么强大,它之所以能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主要是始终不渝地坚决运用这一策略的直接结果。
        现在,俄国革命对上述论据作了彻底的修正。它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我们下面将要进一步阐述的——总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当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议的政治斗争策略或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所作的批判是错误的;相反,目前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阶级斗争新因素和新条件的那些思想与方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的思想与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的实践也是以这些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作为群众罢工思想的第一次历史大演习,俄国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无政府主义的名誉,相反,它倒是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性清算。社会民主党近数十年来在德国的迅猛发展迫使这一思想流派处于可悲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议会政治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延续得很长久来解释。在风平浪静的议会日常活动时期,完全按照“动武”和“直接行动”来设想的、把革命理解成直截了当拿起草叉就干的那种“革命”派别,毕竟可以仅仅暂时停止发展,等到直接的公开斗争时期重新到来时才在街头革命中再活跃起来,并发挥它的内在力量。尤其是俄国,似乎特别适于作无政府主义英雄们试着大显身手的天地。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毫无政治权利,组织也极为薄弱;它的人民的各个阶层形成一群乌合之众,都有大相径庭的各自利益;它的民众的教养很差,而它的统治集团在使用暴力方面却十分野蛮——所有这些,仿佛特别适于让无政府主义起来突然夺取政权,那怕这也许是短命的。最后还有一点,俄国是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诞生地。但是,巴枯宁的祖国却反倒成了埋葬他的学说的地方。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未站在斗争的前列;革命行动及群众罢工的政治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当作“资产阶级政党”而拼命加以反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手中,或者部分地掌握在象恐怖主义的“社会革命党”那类多少受社会民主党影响并与之靠拢的社会主义组织手中;还不止如此,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派别。只是在情况极为困难——各民族的工人混杂在一起,分散经营的小企业占主要地位,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很低——的立陶宛小城比亚韦斯托克,在七八个不同的革命小组当中也有一小撮黄口小儿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竭力助成工人中的混乱和困惑j ;前不久,在莫斯科或许还有其他两三个城市里也发现了一小撮这类分子。不过,抛开这几个无政府主义“革命”小组不谈,无政府主义目前在俄国革命中的真正作用究竟如何呢?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了下贱的盗贼和抢劫犯的招牌。私人遭受的无数次失盗和抢劫,大部分都是打着“无政府共主主义”的旗号干的。每当不景气和革命处于暂时守势的时候,这类罪行就会象浊浪一样翻腾起来。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理论,倒成了象尾随革命战舰的一群鲨鱼似的反革命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招牌。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大概已经就此结束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俄国,群众罢工不是作为绕过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而运用戏剧性手法去突然发起社会革命的手段,而是作为首先为无产阶级创造日常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的条件的手段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证明了政治权利和政治条件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反对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而以全力捍卫了这一观点;在把群众罢工当作最重要的武器而加以运用的俄国,劳动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正是为了争取这些政治权利和条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因此,作为马克思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石的历史辩证法,现在已使得过去与群众罢工思想密不可分的无政府主义同群众罢工的实践本身形成了对立;与此相反,过去被看作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对立而遭到反对的群众罢工,今天却成了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因此,如果说俄国革命使得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罢工的旧的立场作彻底的修正,那么在这样做时获得胜利的仍旧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和观点。穆尔所爱的人只能死于穆尔之手。j

        由俄国发生的事件而导致的对群众罢工问题所作的第一次修正,涉及的是对问题的一般理解。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象伯恩施坦、艾斯纳k 等积极主张在德国搞“群众罢工”试验的那些人,还是象在工会阵营中例如由伯麦尔贝格所代表的坚决反对搞这类试验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基本相同,都是无政府主义观点。这两个表面上对立的极端不仅互相排斥,而且象常见的那样,同时又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来说,他们直接对“大崩溃”的投机,对社会革命的投机只是一个外部的、非本质的特征,他们对待群众罢工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切条件的全部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才是本质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搞“革命”投机的物质前提只有两样东西:首先是蓝色的空气,其次就是他们要将人类从今天的资本主义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善良意志和勇气。无政府主义者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根据推理凭空想出群众罢工就是跨入美好社会彼岸的最短、最有把握、最方便的途径;近来,他们根据冥想又同样地凭空想出,工会斗争是唯一真正的“直接群众行动”,也就是唯一的革命斗争——大家知道,这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工团主义者”最新的异想天开。无政府主放者在这样做时的致命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凭空杜撰的斗争方法总是打错算盘,即纯粹是些乌托邦,而且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把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糟糕现实考虑在内,所以他们在这种糟糕的现实中往往从投机革命突然变成反动派的实际帮凶。
        今天,无论是近期内想在德国通过执委员决议为举行群众罢工规定确切日期的那些人,还是象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那样想以“禁止”宣传来使群众罢工问题化为乌有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方法。这两派都是从共同的、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以为群众罢工仅仅是技术上的斗争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诚心诚意地“决定”或“禁止”它,就象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起来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也可以根据决定把它打开来使用。尽管群众罢工的反对者们恰恰认为自己与那些浮在空中硬是不顾严酷的现实及其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不同,认为理应将认识到德国当今局势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这份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们象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的格莱德格林特先生那样 叫喊着“事实与数字,数字与事实!”。工会里的反对群众罢工的人们理解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是指两个因素: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弱小,另一方面是普鲁士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强大。工人没有足够的组织和储金,而普鲁士的刺刀却灼灼逼人,这就是这些工会领袖们在当前情况下制定自己实际政策时所依据的“事实与数字”。诚然,工会的储金和普鲁士的刺刀无疑是十分物质和十分历史的现象,但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观点却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普特卡默的警察唯物主义。资产阶级警察国家的代表也非常而且仅仅注意组织起的无产阶级的实际威力和刺刀的物质威力,并且仍旧能从这两类数字的比较中得出令人镇定的结论:革命的工人运动是由个别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搞起来的,因此,我们用监狱和刺刀就足以制止这种令人不悦的“暂时现象”。
        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似乎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这种警察理论的幽默味是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早就领会了的。
        几位可爱的同志自愿组成一支夜巡队来警告德国工人提防一些“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危险行为和他们关于“群众罢工的宣传”,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同工会总委员会的某些“秘密”协议欺骗了他们,从而使德国群众罢工无法爆发,因此导演了一场哀婉动人的发泄不满的运动,但是这两件事所表现的观点却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问题取决于革命浪漫主义者点火似的“宣传”,或者取决于党领导的秘密或公开决议,那么俄国直到现在也不会爆发一次真正的群众罢工。1905年3月,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就已强调指出j ,在俄国,人们比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都更加不会想到去“宣传”或者那怕去“讨论”群众罢工,至于俄国党执行委员会的那些确实宣布自愿举行群众罢工的个别决定与决议,譬如上次在今年八月解散杜马之后的尝试,几乎全都失败了。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
        因此,不是靠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凭空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可以完全同样有力地证明群众罢工是绝对不可能的,是肯定要失败的;也证明它是完全可能的,是无疑会胜利的。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中,证明的价值相同,也就是毫无价值。所以,特别是对“宣传”群众罢工的那种恐惧,它只不过是令人发笑的误会的结果,这种恐惧甚至导致对被误认为犯了这一罪过的那些人一本正经地进行诅咒。把群众罢工当作抽象的斗争方法来加以“宣传”,这是不可能的,正象不能宣传“革命”一样。“革命”和“群众罢工”的概念本身都只表示阶级斗争的表面形式,它们只有同十分确定的政治局势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和内容。
        假使有谁想把群众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行动方式列为正规的鼓动的内容并兜售这种“思想”,以便使它渐渐获得工人的支持,那么这将是多余的,也是无聊而乏味的,正象有谁想把革命或街垒战思想当作一特殊的鼓动的内容一样。现在,群众罢工已成了德国和国际工人阶级深感兴趣的中心课题,因为它代表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而且作为这样一种新斗争形式,它又是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可靠标志。它证明德国无产者大众具有健康的革命本能和活跃的智慧,他们不顾工会领导人的顽固阻挠,以如此热烈的兴趣对这一新问题表示关注。但是,要满足工人的这种兴趣,满足这种高尚的求知欲和对革命行动的渴望,我们不能用关于群众罢工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抽象智力游戏去折磨他们,而是应该向他们说明俄国革命的发展情况,这次革命的国际意义,阶级斗争在西欧的尖锐化,德国阶级斗争今后的政治前景,群众在即将来到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只有以这种形式开展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才能扩大无产者的思想眼界,才能加强他们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他们的思想方法,才能锻炼他们的魄力。
        可是如果人们采取上述立场,那么反对“革命浪漫主义”的人要打的那场官司就显得十分可笑了,他们指责有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没有准确地遵照耶拿决议的原文。“实际政治家”们对这项决议至少还是满意的,因为它把群众罢工首先同普选权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他们以为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应使群众罢工保持纯粹的防御性质;其二,应使群众罢工本身从属于议会政治,成为它的单纯陪衬。但是耶拿决议在这一方面的真正核心却在于:就当前的德国形势而言,反动统治者对国会选举权所搞的破坏,非常可能成为进入激烈政治斗争时期的因素和信号。在这样的斗争中,群众罢工作为斗争手段或许将首先用于德国。然而,如果想以一项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措词对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现象和问题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历史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和人为地规定,那么这是同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对讨论下禁令毫无二致的目光短浅的作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党代会决议中正式记录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条件由于俄国革命所发生的深刻巨变,证明了党具有革命的发展能力和对下阶段阶级斗争所提出的新要求的适应能力。耶拿决议的意议正在于此。至于说到如何在德国实际运用群众罢工,这要由历史去作出决定,正象历史曾在俄国作出了决定一样;社会民主党连同它的那些决议固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仅仅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

        经常出现在德国目前的讨论中的群众罢工,是一种设想得十会明确简单、轮廓清晰的单一现象。谈到的仅仅是政治罢工。人们设想,某种影响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引起工业无产阶级搞一次伟大的罢工,而且是根据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之间时达成协议而开始的,然后罢工就本着纪律的精神极其有秩序的进行,并按领导机构及时发出的口号秩序井然地停止,而援助、费用和损失,总之,群众罢工的全部物质方面的收支平衡,则是事先就精密地确定的。
        如果将这一理论模式同五年来俄国发生的群众观点罢工作一番对比,那么我们必须说,已经发生的许多次群众罢工几乎没有一次符合在德国的讨论中占中心地位的那种设想;另一方面,俄国群众罢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完全不能说它们是“这种”群众罢工,即一种抽象的、符合模式的群众罢工。群众罢工的各种因素和它的特点不仅在俄国的不同城市和地区有差异,而且主要的是,它的一般性质在革命过程中多次发生变化。在俄国,群众罢工已经经过了一段历史,它还在继续创造自己的历史。所以,谁要谈论俄国的群众罢工,谁就必须首先着眼于它的历史。
        目前所谓的俄国革命的正式时期,理所当然地是从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奋起,即冬宫前二十万工人的队伍惨遭血冼开始的。大家知道,彼得堡的血腥屠杀是俄国第一次大批爆发群众罢工的信号,它们在几天之内横扫整个俄国,并把从彼得堡发出的革命的冲击呼号传遍帝国的每个角落和无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但是1月22日彼得堡工人的奋起也只是在这以前已经在1905年1月波及沙皇首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的最激烈的时刻。在这以前不久,在1904年12月,高加索和巴库爆发了大规模的总罢工,一度曾使整个俄国处于紧张状态,而彼得堡的一月大罢工无疑是在那次总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巴库十二月事件本身又无非是1903和1904两年中象周期性地震一样震撼整个南俄的一些强大的群众罢工的最后一次强烈余震,它们的序幕则是1902年3月的巴土姆(在高加索)大罢工。这是目前象火山般爆发的一连串革命的第一次大罢工运动,而归根到底,它和1896及1897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声势浩大的总罢工相隔不过四、五年,即使几年的表面平静和顽固的反动似乎从外表上将这一运动同今天的革命分开了,但每个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力量达到目前这种程度的内部发展史的人,都会认为现阶段群众斗争的历史是从那次彼得堡的总罢工开始的。彼得堡的那些总罢工已经孕育着后来的群众罢工的全部主要因素,仅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对群众罢工问题就是重要的。
        最初,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只是表现为一次纯经济的局部工资斗争。彼得堡纺织工人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是爆发那次罢工的起因: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十四甚至十五小时,计件工资少得可怜,而工厂主极端卑鄙无耻的刁难手段却是应有尽有。就是这种状况,纺织工人们也耐着性子忍受了很久,直到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冲破了他们的忍耐限度。1896年5月,目前在位的尼古拉二世举行因害怕革命家而推迟了两年的加冕典礼。为此,彼得堡的工厂主们给工人强行放假三天,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但奇怪的是不给工人发这几天的工资。被激怒的纺织工人开始行动起来。大约三百名最有觉悟的工人j 在叶卡特林娜公园进行磋商之后决定罢工,并提出下述要求:1、发放沙皇加冕日的工资;2、实行十个半小时工作日;3、提高计件工资。这事发生在5月24日。一周后,所有的纺纱厂和织布厂都停工了,四万名工人举行总罢工。用强大的革命群众罢工的尺度来衡量,这次总罢工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是件区区小事。但在当时俄国死气沉沉的政治情况下,总罢工却是空前的,甚至是一次完整的小型革命。当然,随即开始了最残酷的迫害,约一千名工人遭逮捕并被遣送还乡,总罢工被镇压下去了。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后来的群众罢工的全部基本特点。那次运动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但这次运动的实现却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在总罢工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分子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领导这次运动,并利用运动本身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鼓动。其次,从外表看,这次罢工是一次纯经济性的工资斗争,但政府的态度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却使它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政治事件。最后还有: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工人遭受了一次“失败”;但次年即1897年1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就再度举行总罢工,而且,这一次大获成功:在全俄国实行了法定的十一小工作日。但是更加重要得多的成果却是:1896年第一次总罢工是在既无任何组织又无任何罢工储金的情况下举行的。从那以后,俄国本土开始出现紧张的工会斗争,很快就从彼得堡波及全俄,这一斗争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并且在随后的表面上死气沉沉的时期通过隐蔽 的地下活动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了准备。
        1902年3月爆发的高加索罢工,似乎也和1896年那次同样是偶然的,引起它的因素虽然完全不同,但仍旧是纯粹经济性的,局部性的。高加索罢工与严重的工商业危机有关,而这一危机又是日俄战争的前奏,两者结合起来成了正在开始的革命动乱的最大的因素。危机使大批工人失业,这促进了无产者大众中的鼓动工作。为了使工人阶级安定下来,政府把“多余的人手”押送还乡。这一措施要使大约四百名石油工人受害,因此在巴土姆引起了群众的抗议,发生了示威游行、逮捕、屠杀,最后导致一场政治审判,于是纯经济性的局部事件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性的革命事件。这场“毫无结果的”并且遭到镇压的巴土姆罢工的反响是在下新城、萨拉托夫和其它城市爆发的一系列工人革命,也就是说是革命运动普遍浪潮的一次有力冲击。
        作为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回响,1902年11月已经在顿河沿岸的罗斯托夫爆发了总罢工。弗拉基高加索铁路的工厂里的工资争议促成了这次罢工运动的爆发。铁路当局想降低工资,于是社会民主党顿河委员会发出举行罢工的号召,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取消惩罚,解雇不受工人爱戴的工程师等等。铁路所属的所有工厂一齐罢工。随即,所有其他行业也纷起响应,于是整个罗斯托夫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个行业都停止了工作,每天都在露天举行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工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有时会场四周还布下哥萨克的纠察线,这时,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演讲员们首次公开露面,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振奋人心的的演说,使听众大受鼓舞,还散发了数以万计印有革命号召的传单。在顽固的专制主义俄国的中心,罗斯托夫的无产阶级通过猛烈冲击第一次争得了自己的集会权和言论自由。当然,这里也是伴随着一场屠杀的。弗拉基高加索铁路工厂的工资争议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一场政治总罢工和革命的街头战斗。立即随之而来的反响是,在这条铁路的蒂霍列茨克车站,也发生了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也引起了屠杀,并进一步引起一场审判。于是,作为一段插曲,蒂霍列茨克罢工成了由许多革命时刻结成的不可分割的链条中的一环。
        1903年春天,作出了对镇压罗斯托夫和蒂霍列茨克罢工的回答:在五月、六月和七月,罢工的火焰燃遍了俄国南方,巴库、梯弗里斯、巴土姆、耶里萨沃格勒、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沃、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都处于地地道道的总罢工之中。不过这里的运动也不是从某个中心按事先拟定的某种计划发生的,而是从各处汇合起来的,并且各有各的起因,各有各的形式。起初是在巴库,那里的个别工厂和行业的一些局部工资斗争最后汇成一场总罢工。在梯弗里斯,罢工是由两千名商业职员搞起来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六点直到夜里十一点。7月4日晚上八点,他们全部离开商店绕城游行,要求店主关上店铺。他们大获全胜:商业职员的工作时间改为从早八点至晚八点。所有的工厂、作坊和办事处立即参加了他们的罢工队伍,报纸不能出版,有轨电车只能在军队保护下行驶。在叶里萨沃格勒,所有的工厂于7月10日开始罢工,提出了纯经济性的要求,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满足,罢工于7月14日停止。但两周后罢工重新爆发,这次是由面包工人发起的,采石工人、细木工人、染色工人、磨坊工人以及全体工厂工人随即响应。在敖德萨,罢工运动是以一次工资斗争开始的,由政府奸细按著名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j 的计划建立起来的“合法”工人联合会j 也卷进去了。历史的辩证法又乘机玩了一个漂亮的恶作剧:早期的经济斗争——包括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夸大了所谓的“经济主义”,因而在工人中间为祖巴托夫的骗局准备了土壤。可是不久,伟大的革命洪流却使这条打着假旗号的小船掉转船头,迫使它漂浮在无产阶级革命舰队的先头。祖巴托夫的联合会于1904年春天发出了举行敖德萨大罢工的口号,1905年1月又发出了举行彼得堡总罢工的口号。敖德萨的工人被政府所表示的对工人的真挚友好和对纯经济斗争的同情冲昏了头脑,打算突然搞一次演习,于是强迫祖巴托夫的“工人联合会”宣布在一个工厂里为不高的要求举行罢工。后来厂主干脆把罢工工人开除,而当他们要求联合会领导人履行关于当局给予保护的诺言时,这位先生却溜走了,置处在愤怒骚乱之中的工人于不顾。社会民主党人立刻站到了前头,罢工运动波及其他工厂。7月1日,两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7月4日,港口工人罢工,要求将工资从八十 戈比增加到两卢布并将工作时间缩短半小时;7月6日,海员也参加运动;7月13日,有轨电车的工作人员开始罢工、于是召开了一次有七千至八千人参加的全体罢工大会,组成一支队伍到各工厂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地很快扩展到四五万人,奔向港口,使那里的各项工作都陷于瘫痪。不久便掀起了全市的总罢工。在基辅,铁路工厂于7月21日开始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也是劳动条件太差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次日,铸造工人起来响应。7月23日发生了一次冲突,成了总罢工的信号。那天夜里有两名铁路工人代表被逮捕,罢工者立即要求将他们释放,但未获得满足,于是罢工者决定不让火车从城里开出。全体罢工者携带妻子儿女坐到车站的铁道上——成了一片人山人海。人们以排射威胁他们;但工人们袒露胸膛高喊:“开枪吧!”一阵排枪射向坐在地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倒下了三四十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听到这一消息的当天,全基辅立即掀起罢工,群众抬着遇害的尸体,组成队伍到各处去游行。集会,演讲,逮捕和个别的巷战——基辅沉浸在革命之中。运动不久就结束了。但是印刷工人争到了缩短一小时工作和增加一卢布工资;一家酵母工厂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根据部里的决定,铁路工厂被关闭了;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其他行业还在继续坚持局部罢工。在尼古拉耶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想将罢工推迟到驻军出城进行军事演习那天举行,但在敖德萨、巴库、巴图姆和梯弗里斯等地罢工消息的直接影响下,总罢工还是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爆发了。群众不容阻挠。一个工厂带头,罢工者从一个车间走向另一个车间,军队的反对只能火上浇油。这样很快就组成了许多群众队伍,高唱革命歌曲,把全体工人、职员、有轨电车人员、男的、女的都卷进去了。罢工是全面的。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面包工人和铁路工厂的工人分别于8月5日和7日开始罢工,所有其他工厂也随即罢工;8月8日,有轨电车交通中断,报纸停印。——1903年夏天南俄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就是这样发生的。局部经济斗争和小规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细流,很快就汇成了汪洋大海,将沙皇俄国的整个南方变成一个为时数周的、奇特的革命工人共和国。当时,彼得·冯·司徒卢威先生的自由派刊物《解放》j 的记者这样写道:“从早到晚在市内的成千上万的汹涌人群中,可以看到兄弟般的拥抱,听到狂喜与热情的欢呼、自由的歌声和愉快的笑声,体会到幽默和喜悦的心情。人们情绪高昂,几乎可以相信人间就要开始美好的新生活了。这是一派十分严肃、同时又是田园般的动人景象……”
        1904年,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群众罢工运动停息下来。起初,警方搞的“爱国”游行象一股浊浪一样遍及全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被沙皇官方的沙文主义暂时击倒在地。但社会民主党很快就重新进入战斗,用工人的革命游行来对抗护国派流氓无产阶级所搞的警方游行。沙皇军队的可耻失败终于使自由派社会也清醒过来;自由化民主派召开代表大会,举行宴会和演讲会,发表请愿书和宣言的时代开始了。被战争的耻辱搞得一时狼狈不堪的专制主义无暇顾及这些先生们,只好听其自然,他们却已经以为自由派在今后将无往而不胜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曾占领政治舞台的前台为时半年,使无产阶级黯然失色。但是专制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消沉之后又振作起来,宫廷党积聚了力量。穿皮靴的哥萨克只是狠狠地跺一下脚,自由派的全部行动就在十二月被赶到地洞里去了。宴会、演讲和代表大会立即被当作“放肆的无理要求”而遭到禁止,自由派突然看到自己黔驴技穷了。可是正当自由派山穷水尽的时候,无产阶级却开始了自己的行动。1904年12月,由于失业,在巴库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工人阶级又走上战场。当言论遭到禁止而沉默时,行动又开始了。在巴库,在总罢工的几个星期中间,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局势,不受任何限制。假使十二月在高加索发生的这些独特事件不是迅速地被它们自己掀起的不断高涨的革命巨浪所盖过,那么它们是会引起极大轰动的。关于巴库总罢工的惊人的、不很清楚的消息尚未传遍沙皇帝国的各个角落,1905年1月就又爆发了彼得堡大罢工。
        大家知道,这次大罢工的起因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两名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因属于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联合会而被解雇了。1月16日,这一处分引起全厂一万二千名工人的声援性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借此机会开始积极进行扩大要求的宣传鼓动,并坚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实行结社、言论、出版等等自由。普提洛夫工厂工人的这一风潮很快就波及了其他无产者,仅在几天之内就有十四万工人举行罢工。经过共同磋商和热烈讨论,大家制定了无产阶级的公民自由宪章,头一条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1月22日,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二十万工人带着这个宪章到沙皇的皇宫前游行。普提洛夫工厂两名工人被开除所引起的冲突,一周之间就演变成现代最强大的革命的前奏。
        那以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月和二月,彼得堡惨案在俄国所有工业中心和城市,在波兰和立陶宛,在波罗的海沿岸省分,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不过,只要进行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群众罢工的形式已经同前一时期不一样了。这一次到处都是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事先发出号召;到处都明确表示对彼得堡无产阶级给予革命的声援是总罢工的原因和目的:到处都同时发生游行、演讲以及同军方的搏斗。然而在这里仍旧谈不到事先的计划,谈到有组织的行动,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号召很难同群众的自发奋起合拍,罢工领导人几乎没有时间来为向前冲击的无产者大众提出口号。再者:以前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都是由许多工资斗争汇合起来的,这些工资斗争在革命局势所形成的总的气氛中,受到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的影响,很快就成了政治示威;斗争的起因是经济性的,工会起初也是四分五裂的,发展到末尾时却形成了统一的阶级行动,而且有政治领导。现在的运动却相反。一月和二月的总罢工本来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统一革命行动,但这种统一行动很快就分化为各地区、各城市、各行业以及各工厂的无数局部的小规模经济性罢工。1905年,从开春直到盛夏,在辽阔无比的整个俄国,几乎整个无产阶级都起来反对资本家,开展坚持不懈的经济斗争。上自所有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如商业职员、银行职员、技术人员、演员、艺术工作者,下至家庭佣人、下级警官乃至流氓无产者阶层,全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同时,这场斗争又象洪流一样,从城市奔向广阔的农村,甚至冲击了兵营的铁门。
        这是劳动与资本发生全面冲突的巨幅彩色图画,它反映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每个社会阶层和每个社会角落的不同水平的政治觉悟,从大工业无产阶级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所进行的正规的工会斗争,到一群农村无产者的无定形的突发抗议,到被激怒的警备队士兵们第一次模糊的冲动,从银行事务所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斯文高雅的反抗,到被烟熏黑了的、阴暗而又肮脏的值勤室不满的警察们在不象样的集会上[七嘴八舌地、]既胆怯又粗鲁地发泄愤懑的嘟哝,形成了很长、程度参差不齐的系列。
        按照那些喜欢按计划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正”的斗争的人的理论,特别是按照那些站得远远的总是自以为是,认为“本来应该如何进行”的人的理论来看,伟大的1905年1月政治总罢工运动分散为无数经济斗争似乎是个“大大的错误”,这使那次行动“瘫痪”了,使它变成了“五分钟的热度”。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参与了革命,但革命却不是由它“造成”的,它必须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才学习革命的规模;总罢工的第一次惊涛骇浪似乎毫无结果地退了潮,这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开头的时刻也一度有些茫然。但是,犯下了这个“大大的错误”的历史却不顾这些不合格的好为人师的先生们的推理,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成就无可估量的伟大革命工作。
        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强大推动下突然爆发的无产阶级的全面起义,对外部来说是向专制主义进行革命宣战的一次政治行动。但正是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阶级行动本身,由于它象电击一样首次唤起了亿万无产者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因而它反过来对内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强大。被唤起的阶级感情立即使人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大众突然明确而痛切地意识到,他们在资本主义锁链下耐心地忍受了数十年之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原来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大家都自发地起来甩掉和挣脱这些锁链。现代无产阶级的千百种苦难,使它想起自己旧的、流着血的伤痕。他们纷纷起来斗争,在这里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那里反对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这里将残暴的工头放进麻袋装到手推车上“请出去”,在另一些地方反对各种卑鄙的惩罚制度,到处都要求增加工资,有些地方则要求取缔家庭手工劳动。大城市中那些落后的下等职业,各省里过去一直象沉睡的田园一样的小城,还带着农奴制遗迹的乡村——所有这些,都被一月的闪电惊醒了,忽然全想起了自己的权利并狂热地想要弥补过去所耽误的一切。因此,这里的经济斗争实际上不是行动的恢复和分化,而仅仅是战线的改变,同专制主义的第一次大战突然和自然地转变为同资本的一次总清算,它采取了同它的性质相符的零星分散的工资斗争的形式。并不是政治的阶级行动由于一月总罢工蜕变为经济罢工而中断了,而是恰恰相反: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和特定的革命阶段上完成了政治行动所可能完成的革命内容之后,政治行动就蜕变为,或者更恰当地说,转变为经济行动。
        实际上,一月总罢工再进行下去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只有毫无头脑的人才会期望,只要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公式仅仅搞一次“坚持到底的”总罢工就能一举消灭专制主义。俄国的专制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去推翻,但无产阶级为此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训练、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高水平的组织。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是可以从小册子和传单中得到的,只有从活活生生的政治学校里,只有通过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间,在不断前进的革命过程中才能获得。此外,专制主义不是在随便什么时刻,仅仅需要足够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精神”就能推翻得了的。专制主义的灭亡只不过是俄国社会内在的社会发展和阶级发展的外部表现。在这以前,为了能够推翻专制主义,必须先在它的内部,通过现代的阶级划分建立和形成一个未来的资产阶级俄国。为此需要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以及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政党的建立,为此需要各个人民阶层以及各个资产阶级阶层的自我思考、自我认识和阶级觉悟。但是也只有在斗争中,在革命自身的进程中,通过事件的活生生的教育,通过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通过相互之间不断的摩擦,这些阶层和政党才能形成和逐渐成熟起来。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阶级分化和阶级成熟及其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行动,一方面受到无产阶级的特有的领导作用与阶级行动的制约和阻碍,另一方面又受到这种作用和行动的鼓舞和促进。革命的社会进程的各种隐流互相交叉、互相抵触,加深了革命内部的矛盾,但是[它们]到头来只会加速和加强革命的磅礴爆发。
        因此,推翻专制主义这个看来似乎如此简单、如此明白和纯机械性的问题要求:一个完整的漫长社会过程,彻底破坏社会基础,最底层的必须升到上边,最上层的必须降到下边,把虚假的“秩序”搞乱并把这种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改造成一种新的秩序。在旧俄国的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的,不仅是第一次总罢工的一月闪电,而更多的则是接着爆发的春天和夏天的经济罢工大风暴。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的普遍的激烈斗争,以同样的程度助长了人民的各个阶层和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明确划分,促进了革命无产阶级以及自由和保守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城市的工资斗争促成了强大的、君主主义的莫斯科工厂主政党j 的建立;而里夫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则导致了著名的农业贵族的地方自治局自由主义的迅速瓦解。
        同时,在1905年春、夏两季的经济斗争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跃鼓动与领导,城市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事后汲取一月序曲的全部教训,认清今后的革命任务。此外,还有一项与此有关的带长远社会性的结果: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1905年的春季罢工几乎是大获全胜。这里仅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华沙领导的几次最重要的罢工列举一些数字,作为从大量的、大部分还无法了解的事实材料中取出的一份样品。在李波普·劳和吕文施泰因股份公司,鲁兹基公司,波尔曼、施韦德公司,汉特克、盖拉赫和普尔斯特公司,盖斯勒兄弟公司,艾伯哈德公司,沃尔斯公司,康拉德和雅尔姆兹基维茨股份公司,威伯和达恩公司,格威特钦斯基公司,沃兰诺夫斯基电线厂, 戈斯廷斯基股份公司,K·布隆父子公司,符拉盖特公司,诺尔布林公司,威尔纳公司,布赫公司,肯奈贝格兄弟公司,拉伯公司,迪特玛尔灯具厂,赛尔科夫公司,威斯屈茨基公司等二十二家华沙冶金行业中最大的工厂里,经过四至五周(从1月25日和26日开始)的罢工,工人们全都争取到了实行九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及其他一些较低的要求。在卡尔曼斯基、达米基、格罗麦尔、斯采宾斯基、特洛罗夫斯基、霍恩、贝文西、托尔科夫斯基、达伯和马特恩斯等十家华沙最大的木材业工厂里,罢工者在2月23日就已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但他们并不满意,坚持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又过了一周也获胜了,同时还增加了工资。整个泥水匠行业的罢工是在2月27日开始的。他们按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于3月11日争得九小时工作日、所有工种都增加工资,每周定期发放工资等等。油漆匠、车匠、马鞍匠和铁匠共同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而工资并未降低。电话工作间的工人举行了十天的罢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工资也提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五。黑勒和迪特利希大型纺厂(有一万名工人)的工人在进行了九周的罢工之后,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小时,还增加了百分之五到十的工资。在华沙的所有其他行业,在罗兹和索斯诺维茨,我们都看到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的同样的胜利。
        在俄国本土也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巴库石油工业一些工种的工人是在1904年12月了取得这一胜利的,基辅市区的制糖工人是在1905年5月,萨马拉市的全体印刷工人是在1905年1月(同时还增加了计件工资并废除了惩罚),彼得堡军用医疗器械厂、子弹厂和一家木器家具厂则是在1905年2月;另外,在海参崴的矿井里开始实行八小时一班制,国营国家证券机械厂是三月实行的,博布鲁伊斯克市的锻造厂是四月实行的,梯弗里斯市的电车职工们从五月起上八小时一班;莫洛索夫的大棉纺厂于五月开始实行八个半小时工作日(同时取消夜班并提高百分之八的工资),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轧油厂于六月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彼得堡港的锻工从七月起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而奥雷尔市的所有私营印刷厂则是在十一月实行的(同时将计时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计件工资提高百分之百,并成立了一个由劳资双方以同等人数组成的协调机构)。
        在所有的铁路工厂(二月),在许多国营军事和海军工厂,在贝尔德扬斯克市的大多数工厂,在波尔塔瓦市和明斯克市区的所有印刷厂,都实现了九小时工作日;在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机械厂和铸造厂实行了九个半小时工作日,华沙的许多餐馆和咖啡馆的侍者经过总罢工之后也于六月争得了九个半小时的工作日(同时还使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而且每年有两周休假)。
        罗兹、索斯诺维茨、里加、科夫诺、雷瓦尔、多尔帕特、明斯克及哈尔科夫等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工人,敖德萨市的面包工人,基什涅夫市的手工作坊工人,彼得堡的一些制帽工人,科夫诺市的火柴工人(他们的工资同时还提高了百分之十),所有国营海军工厂的工人以及所有港口工人,都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
        工资提高的程度一般都不如工时缩短的程度,但幅度总还是大的。譬如:华沙市工厂管理局于1905年3月中旬决定将工资普遍提高百分之十五;在纺织工业中心伊瓦诺沃一沃斯涅申斯克,工资提高的幅度达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在科夫诺,全体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三都增加了工资。敖德萨的一些面包厂和彼得堡的涅瓦造船厂等等都实行了固定的最低工资。
        当然,资方作出的这些让步在一些地方很快就又被收回了,但这只是促使工人重新进行更加激烈的报复斗争,因此,1905年春季的罢工时期自然地成了无数波及日渐广泛、彼此环环相扣的经济斗争的序曲,它们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革命表面上处于停滞状态的时期,来自斗争中的俄国的电讯未给世界带来任何耸人听闻的消息,而西欧的读者也总是失望地丢下他们手中的晨报,说俄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实际上,在整个俄国的深处,象田鼠挖掘一样的伟大的革命工作却每日每时都不停地继续进行着。持续而强大的经济斗争,以迅速简捷的方法使俄国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和家长式过度剥削阶段进入了高度发达而又文明的阶段。今天,俄国工业部门中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不仅早已不是俄国工厂法规定的,即法定的十一个半小时工作日,而且甚至也比德国的实际情况更为先进了。今天,在俄国大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里都已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而在德国,这被社会立法当成不可实现的目标。情况还不止于此。德国人热切向往“工业立宪制”,主张机会主义策略的人也为此想使唯一能救世的议会斗争的水域保持平静,不受任何清新空气的触动,而这种工业立宪制在俄国正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是从革命中,是伴随着政治“立宪制”而诞生的!实际出现的与其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倒不如说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在革命中不允许出现一个物质生活水平持久改善的阶段。革命既带来了惊人的经济胜利,同时也带来了资产极为野蛮的报复行动,充满了矛盾和鲜明的对比:今天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明天起大批解雇,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在革命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中,最可珍贵的是它的精神成果,因为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飞跃发展,为它今后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不可遏止的前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还不仅如此。就连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也颠倒过来了;自从1905年的一月总罢工和以后的罢工以来,实际上已经废除了资本家为“一厂之主”的原则。在所有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那些最大的工厂里都毫不费事地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工厂主只能同这些能就一切冲突作出决定的机构进行谈判。最后还有一点:一月总罢工之后表面上一团混乱的罢工和“毫无组织的”革命行动,竟成了蓬蓬勃勃的组织工作的起点。那些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主者愠怒地守卫着德国工会的幸运之门,而历史夫人却在远处笑着嘲弄他们。在德国,万一要进行群众罢工的任何尝试,事先就应当拥有坚强的组织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并把它们搞得象无法攻克的要塞一样,而在俄国却恰恰相反,这类组织是从群众罢工中诞生出来的!德国工会的守卫者最怕的是这些组织会在革命的漩涡中象珍贵的瓷器一样碎成片段。但俄国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图画:从群众罢工与街头战斗的漩涡、风暴和火焰中,产生了清新、年轻、有力和充满生活乐趣的工会,就象从大海的浪花中升起来的维纳斯一样。
        这里再举一个虽小却对整个俄国都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906年2月底于彼得堡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彼得堡工会的代表在他就沙俄首都的工会组织的发展所作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荡涤了加邦联合会的1905年1月22日成了一个转折点。来自群众之中的工人,凭着事件本身学会了重视组织的意义,并且理解到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创建这样的组织。同一月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彼得堡出现了第一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被选出来拟定工资等级表的委员会制定了工会章程 ,从6月19日起工会就成立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办事员会计师工会也成立了。除了这些几乎是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以外,从1905年一月至十月还出现了一些半合法和非法的工会。例如半合法的有药店伙计及商业职员工会;非法组织中应特别提到的是钟表匠联合会,它于4月24日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议,想召开一次普遍的公开大会的全部尝试都因警察方面和业主们通过手工业协会所进行的反对而失败了,但这种失败并未阻止工会的存在。除了主席团的成员们所举行的多次会议之外,该工会还在6月9日和8月14日召开了会员秘密会议。男女裁缝工会是于1905年春天在一次林中集会上成立的,有七十名裁缝到会。在讨论了建会问题之后,选出了一个负责拟定章程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想为工会争得合法存在的全部努力始终未获成功。该工会的活动仅限于在一些个别的工厂里进行鼓动和争取会员。制鞋匠工会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六月的一天夜里,先在城外的树林里举行了一次秘密集会,参加的有一百多名鞋匠。会上作了关于工会的意义、它在西欧的历史和它在俄国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决定成立工会;有十二人被选入了委员会,负责拟定会章并召集一次广泛的鞋匠大会。工会会章是制定了,但暂时还不能印刷,也无法召开广泛的鞋匠大会。”
        这是最初几次的、艰难的开端。继之而来的是十月的那些日子、第二次普遍的总罢工、10月30日的沙皇宣言j 和短暂的“立宪时期”。k 工人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到争取政治自由的浪潮中,以便立即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组织工作。除了每天都举行政治性的集会、辩论并成立各种联合会以外,还立即着手扩大工会组织。十月和十一月,彼得堡成立了四十个新工会。不久又成立了工会的联合机构——“中央局”,出版了各种工会报纸,从十一月份起还出版了中央机关刊物“工会”。上述关于彼得堡情况的报告,大体上适用于莫斯科、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夫、萨拉托夫、沃龙涅什、萨马拉、下新城以及俄国所有较大的城市;至于波兰,那就更加适合了。各个城市的工会谋求互相接触,举行了几次代表会议,“立宪时期”结束,1905年12月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工会虽曾一度停止了公开的广泛活动,但它的生命之火却并未因此熄灭。作为组织,它继续秘密地活动着,同时完全 公开地领导工资斗争。于是,与充满矛盾的革命形势相适应,形成了合法的与非法的工会生活混合存在的特殊局面。但是在斗争之中,组织在十分认真地,甚至是过分认真地继续扩大。譬如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它们有代表一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的五名代表参加了上次(1906年6月)的党代表大会j 。这些工会拥有正式的章程、印发的工会会员证和供粘贴的交费凭证等。就是这些曾在1905年1月在街垒上战斗并且在12月又准备只要彼得堡一发出号令就上街战斗的华沙和罗兹的面包匠和制鞋匠、冶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众罢工期间,在坐牢和厂方宣布停工期间,在戒严状态下,仍旧抽空十分严肃地就自己工会的章程进行深入而专心的讨论。的确,由于警方不停地追踪,那些不幸的工会会员证还不能在秘密印刷所里足够快地印出来,所以这些昨天和明天的街垒战士曾不止一次在集会上无情地斥责自己领导人,而且还以退党相威胁。这种热情以及这种严肃性,至今仍持续不怠。譬如1906年7月份的头两周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就成立了十五个新工会:科斯特罗马有六个,还有好几个在基辅、波尔塔瓦、斯摩棱斯克、车尔卡西、普罗斯库罗夫——直至省里一些最小的小城。在今年6月4日举行的莫斯科工会联合会会议上,在听取了各个工会代表的报告之后作出了下述决议:“工会应使会员尊守纪律,使他们不搞街头暴动,因为时机不适于举行群众罢工。鉴于政府方面可能进行挑衅,工会应谨防群众涌上街头。最后,本工会联合决定,在某一工会举行罢工之际,其他工会必须避免开展工资运动。”大部分经济斗争现在都是由工会领导的。?
        于是,从一月总罢工开始至今尚未停息的这场伟大经济斗争形成了广阔的革命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上,一再或者在这里和那里爆发一些个别的无产阶级运动,或者掀起一些普遍的、重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与政治鼓动和外部的革命事件不断互相促进。在这样的背景上,斗争的烈火曾在几处相继燃起:1905年5月1日,华沙爆发了庆祝五一节的空前的彻底的总罢工,伴以十分和平的群众游行,游行以手无寸铁的群众同士兵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六月,罗兹的一次小规模群众游行被士兵驱散,结果在为遭士兵杀害的数名牺牲者举行葬礼时,举行了十万工人的大游行,并再次同军队发生对抗,最后形成一场总罢工,进而演变为23日、24日及25日在沙俄帝国爆发的第一次街垒战。同样在六月,敖德萨港“波将金”号装甲舰上发生的一场小事导致黑海舰队水兵的首次大暴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两地立即以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来响应。进一步响应的还有喀琅施塔得、里堡和海参崴等地的群众罢工和水兵暴动。
        彼得堡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伟大尝试是在十月里进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以革命方式在彼得堡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这就是说,某一天,彼得堡的全体工人要向厂主们声明他们不愿每天干多于八小时的工作,并要在相应的时刻离开工作场所。利用这个想法开展了活跃的鼓动工作;无产阶级热烈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并付诸实行,毫不畏惧为此付出的极大牺牲。譬如对于一直每天按计件工资工作十一小时之久的纺织工人来说,八小时工作日意味着要损失相当大的一部分工资,然而他们都欣然承受这样的损失。一周之内,在彼得堡的所有工厂里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工人们为此欢呼不止。不过,开始时被搞得目瞪口呆的厂主们,很快起来反攻了:到处都以关厂威胁工人。一部分工人同意与厂方举行谈判,有的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有的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但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中坚——大型国营金属工厂的工人们却巍然不动,接着是厂方宣布禁止这类工人进厂做工,使四万五千至五万名工人被解雇达一个月之久。由于这样的结局,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影响到十二月份统一的群众罢工:大批解雇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次罢工的进行。
        但是在这期间,作为对布里根杜马计划的回答,十月份又接着爆发了全俄第二次强大的普遍性群众罢工。这次是由铁路职工带头的。和一月份的第一次主要革命行动相比,无产阶级的第二次主要革命行动的特征已大不相同。政治觉悟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得多。当然,爆发这次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原因,仍然是一个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铁路职工与管理当局在养老储金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但接着发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普遍奋起却具有明确的政治思想。一月总罢工的前奏是为争取政治自由去向沙皇请愿,十月大罢工的口号却是:收起沙皇统治下的立宪丑剧吧!由于罢工立即取得了沙皇于10月30日发表宣言这一成果,这次运动并未象一月份那样为了先去补上开头的经济性阶级斗争而回过头来朝内部进行,而是向外部发展,去积极地运用刚刚争得的政治自由。罢工工人举行游行和集会,创办了一家新的报刊,组织公开的讨论,最后遭到血腥的大屠杀,继而又掀起新的群众罢工和游行——这就是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日子里风起云涌的斗争画卷。在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下,十一月在彼得堡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性群众罢工,表示抗议在里夫兰和波兰所发生的血腥暴行及两地所宣布的戒严状态。短暂的立宪梦和梦醒后的残酷状态所引起的动乱终于在十二月导致了全俄国第三次普遍的群众罢工。这次,运动的过程和终结与前两次相比又大不相同:与一月份不同的是,这次的政治行动并未转为经济行动;与十月份不同的是,未能再一次取得迅速的胜利。沙皇宫廷党没有再拿真正政治自由来作尝试,因此革命行动第一次全面地碰到了专制主义物质暴力的顽固之墙。持续地进行着的事件的逻辑的内部发展,使这次群众罢工变成了一场在莫斯科爆发的公开起义,一场武装的街垒战和巷战。莫斯科十二月份的那些日子是政治行动和群众罢工运动向上发展的顶点,第一个工作繁忙的革命年头就这样结束了。
        同时,发生在莫斯科的这些事件作为一次小规模的试验,全面显示了革命运动逻辑发展和它的未来:它不可避免地要以一次普遍的公开起义为结局,但只有通过一系列预备性局部起义的训练,这种普遍的公开起义才能发生,这些预备性局部起义可能暂时以局部的和表面的“失败”告终,而且单个地看来,它们可能显得是“过早的”。
        1906年带来了杜马选举和杜马插曲。出于坚强的革命本能和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无产阶级抵制了整个这场沙皇立宪闹剧。有几个月,自由派重又占领了政治舞台的前台。1904年时的局面似乎又再次出现了:发表言论的时期代替了采取行动的时期,为了更加努力地从事工会斗争和组织工作,无产阶级在一段时间里退隐了。群众罢工销声匿迹,而自由派却每天都象放焰火似地哇啦哇啦发表漂亮的演讲。最后,铁幕突然哗啦一下落了下来,演员被赶得七零八落,自由派的焰火只留下一片烟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企图在全俄掀起第四次群众罢工,以表示支持杜马并恢复自由派演说时期,但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单纯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从群众罢工过渡到普遍的人民起义和巷战的时机又尚未成熟。自由派的插曲演完了,无产阶级的插曲又尚未重新开始。政治舞台暂时是空着的。

        前面,我们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俄国群众罢工的历史。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展示的画面同在德国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对群众罢工所惯于描绘的那幅画面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根据最高领导机构的决议按照计划慎重地进行的干巴巴的政治“行动”的那种僵死而空洞的模式,而是一段有血有肉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它根本就无法从庞大的革命整体中分割出来,而是同革命的一切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俄国革命给我们展示的群众罢工是一种可以变化的现象,它反映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反映着革命的每一时期和每一瞬间。群众罢工这一斗争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响力,发生罢工的时刻,都是不断地变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靠它时,它却遭到了失败。它有时象宽阔的海涛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象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着,变化着。这些现象的运动法则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本身,也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技术特点之中,而是寓于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对比之中。群众罢工只是革命斗争的形式。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每一变化,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每一变化,反革命所处的地位的每一变化,这一切都会通过千百条看不见的和几乎难以控制的途径立即影响到罢工行动。但罢工行动本身却几乎一刻也不会停止。它只会改变它的形式、它的规模、它的影响。罢工行动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脉搏,同时又是推动革命的强大齿轮。一句话:俄国革命向我们指出,群众罢工不是为使无产阶级斗争取得更有力的影响而冥思苦想出来的狡黠手段,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定群众罢工问题的一些一般观点。
1、  如果认为群众罢工只是一次单一行动,那就完全错了。相反,它是持续数年甚至数
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那种纯政治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和结束的,短暂的单一行动的群众罢工模式,只适合俄国四年来所发生的无数次形形色色的群众罢工中的一种,而且是次要的一种,即纯粹的示威性罢工。在长达五年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整个过程中,俄国仅发生了为数极少的几次示威性罢工,而且请注意,它们通常只局限在一些个别的城市。例如:华沙和罗兹每年庆祝五一节的总罢工——在俄国本土至今尚未发生过具有相当规模的庆祝五一节的罢工,1905年11月11日为悼念被处决的马尔岑·卡斯普沙克而举行的华沙大罢工,1905年11月为抗议在波兰和里夫兰宣布戒严状态而举行的彼得堡大罢工,1905年1月22日为纪念彼得堡血腥屠杀一周年在华沙、罗兹、琴斯托霍瓦、栋姆布罗瓦煤矿区以及在俄国几个城市的部分地区发生的群众罢工,另外还有1906年7月对因举行兵变被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的士兵们表示同情的梯弗里斯总罢工,最后还有同年九月于军事法庭审理期间因同一原因而举行的列瓦尔总罢工。所有其余的大规模的和局部的群众罢工都不是示威性罢工,而是斗争性罢工。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已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它们不是“有条不紊地撤退”,而是有时变成经济斗争,有时又演为巷战,有时则又自行收缩了。
        在这幅总的画面中,纯粹的政治性示威罢工只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巨大的平面上个别微小的点。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与斗争性罢工不同,示威性罢工所表现出的党的纪律性、有意识的领导和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因而按照模式来看,它一定显得是最高的和最成熟的群众罢工形式。实际上,这类示威性罢工在运动的开始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例如:1905年5月1日华沙总罢工,作为令人惊叹地贯彻社会民主党决议的第一个例子,它是对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事件;同样,作为有意识、有计划的群众行动的第一次演习,同年十一月彼得堡的同情罢工也在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汉堡的同志们在1906年1月17日举行的“群众罢工演习”j ,作为运用这一争议如此之多的武器的第一次新鲜尝试,而且如此大获成功并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汉堡工人阶级的战斗情绪和战斗喜悦,因此它在今后的德国群众罢工史上的作用也是杰出的。如果德国的群众罢工时期将来认真地开始的话,它肯定也将自行导致一场真正普遍的五一节大罢工。五一节自然就会作为群众斗争时代的第一次大示威而获得荣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匹“无力的老马”——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称呼五一节的——还有远大的前途,还要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是,随着严肃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这类示威的意义却在迅速地减弱。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无产阶级所受的训练,这两个因素从客观上促使按照预定计划和党的口号去进行的那些示威性罢工得以发生。现在,却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这类罢工不可能发生了;俄国无产阶级这支人民大众最得力的先锋队,今天根本不想再搞示威性罢工,工人们不想再搞任何儿戏,他们现在只想到严肃的斗争及其全部后果。如果说示威这个因素——当然不是以有意的,而主要是以本能的、自发的形式——在1905年1月的首次群众大罢工中还曾起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想在八月份掀起一场群众罢工以表示支持被解散的杜马,这个企图却因经过训练的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再搞软弱无力的不彻底行动和单纯的示威而失败了。
2、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处于次要的地位的示威性群众罢工,而是着眼于当今俄国无产阶
级行动的真正主体的斗争性罢工,于是我们就又会发现,在这类罢工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是无法彼此分开的。在这一点上,罢工的实际情况与理论上的模式也是大相径庭的。而且,一方面想从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中按照逻辑推出纯政治性群众罢工是最成熟、最高级的罢工阶段的结论,同时又要把这两种罢工形式搞得泾渭分明,这种迂腐之见也被俄国革命的经验彻底驳倒了。这一点不仅——如果历史地看——在下述事实中表现出来:所有群众罢工——从1896年至1897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第一次伟大的工资斗争直到1905年12月的最后一次群众罢工——都令人难以觉察地由经济罢工过渡为政治罢工了,因此几乎根本无法再在两者之间划一条界线。而且所有大的群众罢工中的每一次罢工都可以说是小规模地重现俄国群众罢工的一般历史,都是以纯经济性的或者至少是以资方同工会的局部冲穿突开始的,然后经过由低到高的各个阶段直至发展到政治性的大示威。我们看到,1902年和1903年俄国南方群众罢工的伟大风暴之所以形成,在巴库是因为处分失业工人所引起的冲突,在罗斯托夫是因为铁路工厂里的工资争议,在梯弗里斯是因为商业店员为争取缩短工时而进行斗争,在敖德萨是因为一个小厂里所发生的一场工资斗争。1905年1月的群众罢工是由普提洛夫工厂里的一场内部冲突演变而成的,十月罢工始于铁路职工争取养老储金的斗争,而十二月罢工则是由邮电职工争取结社权的斗争发展而成的。整个运动的进步并不表现在没有出现经济性的起始阶段,而是表现在运动从低级阶段一直发展到政治性大集会这个高级阶段是如此的迅速,表现在群众罢工向前推进的程度是如此的深远。
        但是,整个运动不仅是朝着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的,它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些大的政治性群众行动中的每一次行动,当它达到政治上的最高点之后,就会突然转成蜂拥而起的经济罢工。不仅每一次大的群众罢工是这样,就连整个的革命也是如此。随着政治斗争的扩展、明朗化和加强,经济斗争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也会亦步亦趋地扩展和加强,并使自己具有组织性。两类罢工之间有着完全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政治斗争的每一新的开始和每一新的胜利,都会变成对经济斗争的强大推动,政治斗争同时也在扩大自己外部的可能性,提高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内部动力和战斗热情。政治行动掀起的每一层浪花过去之后,都会留下肥沃的土壤,并立即萌发出千百株经济斗争的枝条。反过来也是如此:工人同资本处于不停的经济战状态,这使战斗劲头在一切政治间歇期间保持旺盛,可以说,它竟成了保存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永久的、新鲜的蓄水池,政治斗争随时可以从中重新汲取力量;同时,无产阶级坚持不懈的经济斗争总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又在那里引起一场场激烈的冲突,从这些个别的经济冲突中又会出乎意外地爆发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
        一言以蔽之:经济斗争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而政治斗争则为产生经济斗争的土壤定期施肥。这里,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置。因此群众罢工时期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远远不象学究们的模式所主张的那样彼此截然分开,更不是彼此排除的,不如说它们只是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它们的统一体就是群众罢工。如果那种冥想的理论为要达到论述“纯粹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目的,非要在群众罢工上搞人为的逻辑切割,那么这种解剖一定也象其他解剖一样,不会使人认识现象的活的本质,而只能使现象变成僵死的东西。
3、  最后,俄国的事态发展还告诉我们,群众罢工是不能同革命分离开来的。俄国的群
众罢工史也就是俄国的革命史。当然,我们德国的机会主义代表们一听到“革命”立刻就会想到流血和巷战,想到火药和枪弹,由此就会得出逻辑的结论:群众罢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革命,所以我们不应当搞。实际上,我们在俄国看到,差不多每一场群众罢工到最后都是以同沙皇秩序的武装卫护者发生遭遇战而告终。在这一点上,所谓的政治罢工同规模较大的经济斗争是完全相同的。不过,革命不同于流血,又比流血具有更多的内容。与那种只从街头闹事和暴动的角度,即只从“混乱”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观点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首先是社会阶级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变化。从这种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与罢工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它与人们通过平凡的观察所确认的群众罢工通常总以流血告终那样的关系完全不同。
        上面我们看到了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机制,它是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不停的互相影响为基础的,而这种互相影响恰恰又是由革命时期决定的。只有在革命时期急风暴雨的气氛中,劳资之间的每一场局部的小冲突才有可能发展为普遍的爆炸。在德国,工人同厂主之间最激烈、最残酷的冲突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但斗争并未超出有关的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甚至个别工厂的范围。象彼得堡那样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处分,巴库那样的失业,敖德萨那样的工资冲突,莫斯科那样的争取结社权的斗争,在德国也是常常发生的,却没有一次发展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即使它们独自发展成显然具有政治色彩的个别的群众罢工,也还是没有酿成普遍的斗争风暴。荷兰铁路职工的总罢工就为此提供了令人惊服的证明。j 它虽然赢得了极其热烈的同情,但由于国内无产阶级毫无行动,最后还是失败了。
        反过来,在阶级社会的社会基础和墙垣已经松动而且时时都在变化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每一次政治的阶级行动都会在几小时之内使过去从未受到触动的那些工人阶层全部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这立即会自然而然地表现为暴风骤雨般的经济斗争。被政治行动的闪电突然惊醒的工人,紧接着首先从事当务之急:为反抗自己在经济上所处的奴隶状况而自卫。政治斗争的风暴使他突然以从未料到的强烈程度感觉到身上的经济枷锁的沉重压力。在德国,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例如选举斗争或关于关税率的议会斗争,对同时正在开展的工资斗争的进程和强度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觉察的直接影响;但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行动都会立即影响经济斗争的广度和深度。
        由此可见,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会条件,使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这种转变就通过群众罢工表现出来。如果那些搞庸俗图式的人只在作为罢工尾声的街头流血冲突中看到群众罢工与革命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要稍微深入地观察一下俄国的事态进程就会发现一种完全相反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群众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罢工。
4、  关于对群众罢工加以有意识的领导以及在群众罢工时采取主动的问题,这只要对过
去的情况加以总结就足以搞清楚了。如果群众罢工并不意味着一次个别的行动,而是意味着阶级斗争的一整个时期,如果这个阶级斗争时期也就是革命时期,那么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使举行群众罢工的决心是来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但罢工还是不能光凭自己愿意就可以搞得起来的。只要社会民主党还不能随意自如地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发动和禁止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大军的热情和耐心无论有多大,都不足以开始一个真正的群众罢工时期,使之成为一场活跃而强大的人民运动。依靠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决心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所表现的党的纪律性,固然可以举行一次短暂的示威,象瑞典的群众罢工j 、最近奥地利的群众罢工k 或1月17日的汉堡群众罢工就是如此;但是这类示威同真正的革命群众罢工时期还有区别,正象外交关系紧张时那几次大家都知道的舰队到外国海港示威l 还不是海战一样。由纯粹的纪律和热情所产生的群众罢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段插曲,作为工人战斗情绪的一种象征而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以后又会恢复平静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是在革命期间,群众罢工也不能从天而降,它必须由工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搞起来。在这方面,工人们的决心与决定也是起作用的,而且主动发起罢工并且领导罢工的自然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核心即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如果革命时期已经来到,那么这种主动性和这种领导大抵只是在运用于个别的行动、个别的罢工时才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抵局限在某个个别的城市。譬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曾多次在巴库、华沙、罗兹、彼得堡等地直接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并且取得成功。但是,在用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运动时,上述做法就成效甚微了。而且,这种主动性和有意识的领导还受到十分确定的限制。恰恰是在革命期间,要预见并估计出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在这里,采取主动和进行领导同样不是随心所欲地指挥命令,而是要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局势和尽量密切地同群众的情绪保持联系。我们已经看到,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因为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间,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象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革命——即使是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俄国看到,革命使社会民主党难于对群众罢工发号施令,而且它喜怒无常,随时都会把社会民主党手里的指挥棒夺掉,或者把这根指挥棒塞到它的手里,但正是这一革命本身解决了在德国讨论的理论图式中被“领导”当作主要忧虑看待的所有那些困难:“口粮的供应”、“费用的支付”、和“牺牲”等问题。当然,革命决不是象人们在工人运动最高领导机构的一次安静的秘密会议上手里拿着铅笔处理事务那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革命使如此广大的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因而任何对群众运动所需的费用作出估计和安排的做法——就象事先计算一件民事诉讼所需的费用那样——都显得是完全无望的。其实,俄国的领导组织也是设法竭力救助因斗争所蒙受的直接的牺牲的。譬如,因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而遭到大批解雇的彼得堡罢工工人所作出的英勇牺牲,就曾得到长达一周之久的救济。不过在革命这本巨大的总帐上看来,所有这些措施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正的、严肃的群众罢工时期一开始,所有的“费用计算”就都变成了想用一只玻璃杯舀尽沧海这样的打算了。这是可怕的贫困与痛苦的苦海,无产者大众的每一次革命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苦海才能得来。对于这种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革命时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它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伟大的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他们对最艰难的痛苦也将毫无感觉。如果一个工会会员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在事先未得到万一遭到解雇肯定会受到怎样的救济的保证时,绝不参加庆祝五一节的罢工,——那么无论是革命还是群众罢工都搞不成。但正是在革命时期的暴风骤雨中,无产者从要求救济的未雨绸缪的一家之主变成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同斗争理想比起来,就连最可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也为之逊色更不用说物质生活了。
        如果说从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和计算、筹措罢工经费的意义上讲,领导群众罢工是革命时期本身的事,那么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对群众罢工的领导则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事。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成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却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会“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对于这两种情况,俄国革命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批判的知识库 http://www.leftlibrary.com)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