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本书作者马尔库塞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下半期,美国和西欧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造反运动,造反学生拥戴马尔库塞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当然,就马尔库塞个人的意愿而言,他也许无意追求这种精神领袖的地位,但当造反学生把这个头衔加在他头上时,他也不反对。

 

1898年,马尔库塞诞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就读。1917年至1918年,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随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暗杀后,他便退出了该党,此后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为了取得在大学哲学系教书的资格,他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文,发表于1931年。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初步奠定了他后来思想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布于世后,他是最早认识到这篇手稿的重要性的人之一。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他移居国外,先在瑞士住了一年,后定居美国。在美国,起初他在法兰克福学派迁住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工作。以后他重新执教,先后在哥伦比亚、哈佛、勃兰第斯和圣地亚哥等大学工作。1970年退休。1979年7月29日,他在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

 

马尔库塞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如果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奇特的理论混合物。他毕生致力于把西方的某些哲学思潮同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他在1941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中,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根源,并且是同实证主义哲学对现实的肯定态度正相反对的。不言而喻,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继承了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1955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转折。这时,马尔库塞开始对弗洛伊德主义抱有浓厚兴趣,企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并在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乌托邦。据此,马尔库塞又被当作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

 

《单向度的人》(1964年)是马尔库塞的一部读者最为广泛的著作。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又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表现在,马尔库塞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的批判,主要依据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而是他早年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主题:人类解放的先验理性准则。而且,在这部著作里,马尔库塞还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早期论点,如批判工具的合理性,模糊手段和目的的区别。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的人。①

 

马尔库塞用“单向度”一词来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的“第二向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即把现存的世界同哲学的准则所揭示的真实世界相对照的习惯。哲学的准则能使我们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正性质。

 

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社会与单向度社会对立的哲学根源是辩证思维与形式思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图赞美同经验对象相比较的规①“单向度”(One-dimension)又可译为“单面”和“一维”。我们认为译为“单面”虽通俗易懂,但难以体现其中包含的“趋势”之意;译为“一维”虽准确严谨,但过于抽象而不便理解,故取“单向度”的译法。

 

范性概念(理念)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一种“不结果实的”形式逻辑,从而“把真理同现实割裂开来”。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柏拉图的本体论的真理概念,因为这种概念不仅是命题的特征,而且也是现实本身。我们在一般概念中所知觉到的,不是可直接达到的经验现实,而是一种更高等级的现实。对一般概念的直觉,引导我们走向一个非经验的但独立存在而且应该存在的世界。“理性=真理=现实,……在这个等式中,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引文未注明为其它书者,均见本书)这种真理在特点上是规范性的,而且在其中逻各斯和爱欲是一致的。形式逻辑根本不能把握这种真理,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并且把“是”一词的意义完全限定在纯经验的陈述上。其实,在“人是自由的”这样的陈述中,“系动词‘是’就表述着一种‘应该’,一种迫切的需要。”因此,“是”一词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是经验的又是规范的。辩证法承认本质的东西或应该存在的东西同表面的东西(即事实)的张力,所以,辩证法是对现实状况的批判,是社会解放的杠杆。而在形式逻辑中,这种张力被排除掉了,“思维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被形式化。它是对直接经验的批判,深入进了更深刻的现实中。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方式,把认识限定在直接经验和推理的形式规则上。这种思想方式是一切现代科学的基础。现代科学故意避而不谈事物的规范的“本质”,并把“何谓应该”的问题归结为个人主观爱好的问题。现代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技术,已经创造一个使得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不悖的世界。现代科学和技术确实提高了生活标准,但同时也带来了压抑和破坏。所以,马尔库塞说:“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同善、科学同伦理学分割开来。……逻各斯和爱欲之间不稳定的本体论联系被打破了,科学的合理性呈现为本质上中立的。……在这种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世界中,价值脱离了客观现实,成为主观的。”

 

这种被扭曲了的科学,导致了对人的奴役。它的哲学表现就是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和操作主义。这些哲学学说反对一切不具有“实证”意义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使我们超越现存世界。更为糟糕的是,实证主义主张容忍一切价值,鼓励在价值判断上不加任何限制,这实际上起了一种反动作用。

 

如果这种实证的思想态度占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就一定成了单向度的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是虚假意识的牺牲品。尽管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社会制度,却并不能使这种社会制度更合理。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掏空了对立面的批判内容,所以它能同化各种各样的对立面,而不会给自身造成危害。它能满足大量的人类需求,但这些需求本身是虚假的,是唯利是图的剥削者为了使不正义、贫困和侵略现象永远存在下去而强加给个人的。“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一种自由的条件下操纵这些人为的需求的,但这种自由的条件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工具。所以,“对个人开放的选择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人和万物都毫无例外地被贬低成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其“本质”和自主性。同样,艺术也被纳入顺从主义的轨道,它的文化价值被融合进现存秩序中。以前,高级的欧洲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的和非技术的,它独立于商业和工业领域而存在。现在,这种文化已经与商业和工业结合成一体。未来的文明应该通过创造思想和感情的另一向度,坚持否定精神,恢复普遍的爱欲的王权,来重建文化的独立性。

 

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操纵了虚假的需求,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并用一种虚假的意识把民众束缚起来。那么,有无摆脱这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呢?马尔库塞认为是有的。这就是:完全“超越”现存社会,追求一种“质的变革”;摧毁现实的根本结构,使人民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需求;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不是目前技术的新应用),重新把握艺术和科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统一;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给科学套上缰绳,使之用于人类的解放。

 

但是,当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已被这种社会制度同化,并且对“全球性超越”现存秩序不感兴趣时,由谁来做这些事情呢?马尔库塞提出的答案是;“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除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也就是说,既然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那么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任务就落在了造反学生、少数民族和流民无产者肩上。

 

不言而喻,马尔库塞在本书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持赞赏态度。他所说的“极权主义”国家,既指美国,也指苏联。然而尽管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建立在恐怖之上,因而是极权主义的,但他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他说“‘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作,这种协作的作用是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最近二十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无一不在回避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陶醉于富裕的繁荣景象之中。与这些学者相比,马尔库塞算得上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与这些著作相比,《单向度的人》算得上一本不同凡响的力作。难能可贵的是,马尔库塞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繁荣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厌其烦地大肆宣扬的成就,而在这种经济繁荣背后,马尔库塞看到的是日渐加剧的对人民的全面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在他看来,普通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普通群众被虚假的需求所操纵而丧失了自己的批判能力。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人依然处在物的境地。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一贯标榜“中立”,的确迷惑了不少的人,而马尔库塞却从这种所谓的“中立”立场背后发现了这些哲学思潮窒息人的实质,并针砭了它们无病呻吟式的、烦琐而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式,他的哲学批判有相当强的力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更是为资产阶级学者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荣的东西,而马尔库塞从这种自由中看到的却是实质上的不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这种自由不过是挑选哪个主人来统治自己的权利。甚至一向被视为西方世界之楷模的福利国家,也“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可以肯定,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马尔库塞堪称是勇猛的斗士。他的研究和批判,对我们来说不无可资借鉴的意义。至少在两个问题上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能给我们强烈的昭示。第一,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仅以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标准为尺度,还必须从新的角度,着眼于人类的全面解放来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合理性背后的不合理性。第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决非值得向往的“天堂”和“乐土”,而是一个应被否定的社会。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教育我国青年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无裨益。

 

当然,作为一个深受黑格尔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未来发展所表露出的悲观主义态度上。而造成这种悲观主义态度的原因大致有三点:首先,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管理的力量感触颇深,以致认为这个社会以其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已经消除了对立面,人成了丧失了否定性向度的单向度的人,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的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其次,他虽然承认无产阶级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但又认为这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已被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他甚至说:“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现实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的概念”。这样一来,他很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到现实的有力的否定力量,只能寄希望于一些为数不多的被排斥在社会正常体制之外的“亚阶层”。再次,他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品,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集权”特征又令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怀疑这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同样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哀叹:“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的观念成为一种梦想。”总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强有力的全面统治,马尔库塞找不到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和目标,他不能不走向悲观。所以,他的结论只能是:“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

 

张 峰

1990年2月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献给英奇

 

鸣  谢

 

我的妻子至少对本书表达的观点尽了一部分责任。我对她怀有无限感激之情。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曾以他的批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长达几年的讨论中,他促使我理清了我的观点。罗伯特..科恩、阿尔诺..迈耶、汉斯..迈耶霍夫和大卫?奥伯阅读了我各阶段的手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美国学会理事会、路易斯..拉比诺维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曾为我提供资金,大大促进了本书的完成。 

 

导   论

 

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

 

核灾难能够毁灭人类,但这种核灾难的威胁不是也有助于保护那些使这种危险长期存在下去的力量吗?种种力图防止核灾难的努力,掩盖了对当代工业社会中核灾难的潜在原因的研究。由于这些原因比起其它非常明显的外部威胁——东方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东方的威胁——来只居第二位,民众便未能识别、揭露和抨击这些原因。同样明显的是,需要进行准备,需要在边缘上生活,需要迎接挑战。我们屈从于和平地制造破坏手段、登峰造极地浪费,屈从于防御教育,而这种防御教育既扭曲了防御者,也歪曲了他们所保卫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的原因同组织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直接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这些需要的满足推进了商业和公共福利,整体成了理性的根本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

 

考察这些发展的根源和研究它们的历史的替代品,这是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目的。这种理论着眼于用社会使用和未使用的或滥用的改善人类状况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肯定,价值判断起了一部分作用。要用那些被认为为缓和人类生存斗争提供更好机会的其它的可能方式来衡量既定的社会组织方式;要用一个特定历史实践自身的历史替代品来衡量这个特定的历史实践。因此,从一开始社会批判理论就面临着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两个要点上产生的,而在这两个要点上,分析意味着价值判断:

 

 

 

 

 

 

 

导  论

 

1.判断:人生是值得生活的,或毋宁说是能够和应该使之成为值得生活的。这一判断构成一切思想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先验性,而且对它的拒斥(这是完全合逻辑的)则拒斥了理论本身。

 

2.判断:在一个既定社会里,存在着改善人生的特定可能性和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以及手段。批判的分析应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且这种证明应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既定的社会使得具有确定的数量和性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成为可利用的。如何能以最小限度的劳力和不幸,为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而使用这些资源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则是必然性领域中的机会的领域。因此,在各种组织并使用可利用的资源的可能的和实际的模式中,有哪些模式提供最理想发展的最大机会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抽象。为了鉴别和确定理想发展的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使用中,从这种组织和使用的结果中进行抽象。这种拒不承认既定的事实领域是最终的有效背景的抽象,这种依据其所限止和否定的可能性对事实的“超验”分析,符合社会理论的结构。它凭借这种超验之严格的历史特点来反对一切形而上学。①“可能性”应该处在各个社会的范围内,它①“超验的”和”超验”这两个词完全是在经验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们表达理论和实践中这样一种趋势,即在一个既定社会中,“飞越”既定的言论和行动领域,趋向它的历史替代品(现实可能性)。

 

们应该是可确定的实践目标。由于同样的原因,对既定制度的抽象应该是一种实际趋势的表达——这就是说,这些制度的改造应该是基层人民的真正需要。社会理论关心的是这样一些历史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而纠缠着既定的社会。当依附于这些替代品的价值靠历史实践而转化成现实时,它们就成为事实。理论概念的终端是社会变革。

 

但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使这种批判面临着似乎丧失它的根本依据的处境。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当代社会看起来能遏制社会变革——那种能确立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生产过程的新方向、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对社会变革的遏制,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独特的成就;普遍赞同国家目标、两党政策,多元论的衰落,在强大的国家内部劳资双方的串通,这一切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这种成就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

 

简明扼要地比较一下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状况,可以有助于表明这种批判的根据何以起了变化。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时,在它阐发这些替代品的最初概念时,它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历史中介中达到了具体性。这种历史中介表现在社会的针锋相对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们现在仍然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象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而且就技术进步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和团结而言,质变这一概念在关于非爆发性进化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避三舍。由于缺少可以证明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和动因,批判便被抛回到高层次的抽象上。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相汇合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品的最经验性的分析也成了非现实主义的思辨,而委身于这些历史替代品成了个人(或集团)爱好的事情。

 

然而,这种缺乏状态驳斥这种理论吗?面对着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继续坚持认为,象以前一样迫切需要质变。谁需要质变?回答一如既往:整个社会,社会的每一成员都需要来个质变。增长的生产力和增长的破坏力的结合,毁灭的边缘政策,思想、希望和畏惧屈服于现存权力的决定,在空前的富裕面前保留着贫困,这一切构成了最公正的控诉——即使这些东西不是这个社会的存在目的,只是它的副产品。它的那种促进效率和增长的普遍合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广大人民接受和被迫接受的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使它更合理一些和更不可指责一些。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真正利益和直接利益之间的区别仍是有意义的。但应该使这一区别本身得到证实。人们应该看到这一区别,并找出他们从虚假意识走向真实意识、从他们的直接利益走向真正利益的途径。只有当他们生活在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现实的东西并进行拒绝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既成的社会着手压制的,正是这种需要,以便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覆行诺言”,并为了对人的科学征服而科学地征服自然。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成就的这一总特点,批判理论处于未能为超越这个社会而提出基本原理的状态之中。真空状态会掏空理论结构本身,因为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得到发展的,即对拒绝和颠覆的需要就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中。这些范畴本质上是否定性和反对性概念,它们确定着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现实矛盾。“社会”这一范畴本身表达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同国家相对立的社会。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指那些尚未同既定状况一体化的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一体化的增长,这些范畴正在失去它们批判的涵义,并趋向于成为描述性的、靠不住的或操作的术语。

 

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意向并弄清楚这种意向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删除,这种尝试从一开始看象是从那种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复归于抽象的思辨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归于哲学。这种批判的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分析不得不从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生产和破坏的趋势“之外”的角度出发。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体——这就是所说的整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能是一种纯思辨的立场。它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立场,意思是说,它应该立足于既定社会的能力之上。

 

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模糊状态。《单向度的人》将在两个矛盾着的假设之间不断摇摆:(1)发达的工业社会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遏制质变;(2)存在着可以破坏这种遏制并炸碎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认为对此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这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甚至一方就在另一方之中。第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而且不论存在什么样的被用来阻止这种趋势的逆转的先决条件,都是如此。也许有一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除非对正做的事情和正防止的事情的认识改变了人的意识和行动,否则任何灾难也不会引起变革。

 

这个分析集中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设备(随着自动化部门的增长)在起作用,但不是作为那些可以同其社会政治效果分离开来的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设备的产品以及维修和延伸设备的操作的体系。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就此而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技术有助于组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表现出来——向世界的较不发达的甚至前工业的地区扩张,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一些类似的东西。

 

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

 

社会组织它的成员生活的方式,牵涉到最初的在历史的替代品中间的选择,这些替代品是由继承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水平决定的。这种选择本身来自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的作用。它预定着改造和利用人和自然的特定方式,并拒①绝其它方式。同别的设计相比,它是一个现实化的“设计”。但一旦这个设计在基本制度和关系中起作用,它就倾向于成为排他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的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是实现一个特定历史设计——即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的自然的体验、改造和组织——的最后阶段。

 

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文明的为人们熟悉的趋势时,我很少指出特定的资料出处。在关于技术和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事业、工业劳动和劳动力特性的变化等方面的众多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已搜集并描述了这种资料。出现了许多对①“设计”一词强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和偶然事件联系起来。让-保罗.萨特的著作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本书第八章进一步讨论了这个词。

 

这些事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分析——如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协作和私有制》,当代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七十六次大会关于《经济权力集中》的报告集,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出版物,而且还有底特律的《新闻通讯》和《通讯》。我想强调一下C.赖特.米尔斯的著作和下列研究著作的至关重要性,这些研究著作因为简单化、夸大或新闻业的悠闲而经常不被赞赏,如万斯.帕卡德的《隐蔽的劝说者》、《想往上爬的人》和《浪费的创造者》,威廉.H.怀特的《组织人》,弗雷德.J.库克的《战时国家》就属于这个范畴。诚然,这些著作由于缺乏理论分析,掩盖并保护了所描述的状况的根源,但任其自由讲话,这些状况就会非常响亮地表达出来。也许连续两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或听一小时的调幅广播,不关掉广告节目,不要不时地换台,我们就可以获得最有力的证据。

 

我的分析集中在最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的趋势上。在这些社会之内和之外,有广大地区并不盛行所描述的这些趋势——我认为,只是尚未盛行。我将展示这些趋势,并提出一些假说,仅此而已。

 

 

 

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的确,以社会必要的但痛苦的操作机械化来压抑个性,以更有效更多产的公司来集中个人企业,调节装备上不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剥夺掉那些妨碍国际资源组织的特权和民族主权,这可能再合理不过了。这种技术秩序还涉及到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协调,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然而前途可观的发展。

 

那些在工业社会初始和早期阶段作为生死攸关的因素和根源的权利和自由,屈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它们正在丧失它们传统的存在理由和内容。思想、言论和良心的自由——正象它们所助长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曾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观念,旨在用一种更丰富更合理的文化来取代一种过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旦被制度化,就开始分担它们已作为其一个内在部分的社会的命运。结果取消了前提。

 

就自由来自要求而言,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正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那些依附于生产力较低的状态的自由,正丧失它们以前的内容。思想的独立、自主和政治反对权,在一个日渐能通过组织需要的满足方式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被剥夺它们基本的批判功能。这样的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政策,并把对立降低到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讨论和赞助可供选择的政策上。在这方面,是靠独裁主义体系还是靠非独裁主义体系来日益满足需求,这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在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任何同这一体系背道而驰,在社会上都是无用的,特别是当它造成有形的经济和政治的劣势并威胁着整体的平稳运行时,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应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共存来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

 

企业的自由经营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福祉。作为不工作便挨饿的自由,它对绝大多数人意味着艰辛、无保障和畏惧。假如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就会是文明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机械化和标准化的技术过程可以使个人的能量释放到一个超出必然性的未知的自由王国中。人类生存的结构将会被改变;个人将会从把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强加于他的那个工作世界中解放出来。个人将会对他自己的生活自由地行使自主权。如果能把生产机制组织和引导得满足根本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来;这种控制力将不会妨碍个人的自主权,而是使得这个自主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力所能及的一个目标,技术合理性的“目的”。然而,在事实上,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设备把它的防御和扩张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强加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凭借它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社会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一技术协调,这种协调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因此,它就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不仅特定的政府或政党形式有助于极权主义,而且特定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也有助于极权主义,这种体系可以同政党、报纸、“抗衡力量”等等的“多元化”和睦相容。

 

今天,政治权力表现在它对机械过程、对设备的技术组织的权力上。已发达的和正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开发适合工业文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力时,它才能维持和保护自身。而且这种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器的物质的(只是物质的?)力量超过了个人的力量和任何特殊的个人集团的力量,这一残酷的事实在任何其基本组织是机械过程的组织的社会里,使机器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但这一政治趋向是可以倒转的;本质上,机器的力量只是人的储备起来并投射出来的力量。就劳动世界被当作一架机器并因而被机械化而言,它成了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证明自己已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不能再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自由来恰当地定义“自由社会”,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经没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太有意义,以致不能限定在传统的形式中。相应于社会的新的能力,需要有新的实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性术语来揭示,因为它们正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方式的否定。因此,经济自由将意味着摆脱经济——摆脱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摆脱日常的生存斗争,摆脱谋生状况。政治自由将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力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

 

同样,思想自由将意味着恢复现在被大众传播和灌输手段所同化的个人思想,清除“舆论”,连同它的制造者。对这些命题的非现实主义的表达,代表的不是它们的空想特点,而是那些阻止它们实现的势力。最有效而且最持久的反自由斗争的形式,恰恰镶嵌在那些使过时的生存斗争长期存在下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中。

 

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捆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被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而且就社会需要压抑个人的发展而言,个人的需求本身和满足需求的要求服从于凌驾一切的批判水准。

 

我们可以区别开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的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

 

这些需求具有一种社会的内容和功能,这种内容和功能是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这些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不管这些需求可以多么完全地成为个人本身的需求,并被他的生存条件所再生和增强,不管他同这些需求多么一致并在这些需求的满足中找到自我,这些需求仍将是它们一开始的样子——一个靠统治利益来实行压制政策的社会的产物。

 

压制性需求的盛行是一个在无知和失败气氛中被认可的既成事实,但这一事实从幸福的个人以及一切以其不幸为代价来满足需求的人的利益来看,则是不应有的。唯一绝对要求满足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在可达到的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这些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一切需求,高尚的需求和低下的需求的先决条件。

 

对任何意识和道德心来说,对任何拒不承认盛行的社会利益是思想和行为的至上法律的经验来说,既定的需求和满足的领域是一个可怀疑的事实——按真实和虚假之思想方式来怀疑。这些思想方式完全是历史的,它们的客观性是历史的。在既定条件下对需求及其满足的判断,牵涉到先验性标准——这些标准涉及到在最理想地使用人类可得到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条件下个人、所有个人最理想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计算的。就普遍满足必不可少的需求并进一步不断减轻困苦和贫穷是普遍有效的标准而言,“真实”和“虚假”标示着客观条件。但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随地域和发展的阶段而有所变化,而且它们还只能在和盛行的标准(或大或小)相矛盾中来确定。什么样的法庭能自称有裁决的权威性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求,什么是虚假的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回答。但也只是归根到底才这么说。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和操纵(下降到他们的本能上),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总之,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法庭都无正当权利决定应发展和满足什么样的需求。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受谴责的,尽管我们的厌恶并没有排除这样的问题:那些一直作为有效生产统治对象的人民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

 

社会的压制性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生产的、技术的和全面的,被管理的个人借以打碎他们的奴役枷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可以肯定,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这是荒谬不堪的和丑恶可耻的观念——尽管人们可以非难一个在嘲笑这种观念的同时又使其人民成为全面管理对象的社会的正当性。一切自由都取决于对奴役状态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和满足所阻碍,而且这些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身的需求和满足。这一过程总要用另一种体系来取代一种预先确定的体系;最理想的目标是用真实的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放弃压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也是从可容忍的、报偿性的和舒适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同时它维护和开脱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压制性功能。这里,社会控制急需的压倒一切的需求是:浪费的生产和消费;不再具有真正必要性的麻木般的劳动;缓和和延长这种麻木状况的娱乐方式;维持一些骗人的自由,如管理价格下的自由竞争、自行审查的自由出版、自由选择商标和小配件。

 

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自由选择之标准决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也不是完全相对的标准。自由选举主人并没有废除主人或奴隶的地位。如果广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维持着社会对艰难困苦和担惊受怕的生活的控制——即,如果它们维持着异化——那么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个人自发地再生被强加自己的需求,并不能建立自主权;它仅仅证明着这些控制的效率。

 

我们关于这些控制的深度和效率的看法,碰到了这样一种异议,即我们大大过高估计了“媒介”的灌输力量,人民本身会感觉到并满足那些现在强加给他们的需求。这一异议忽视了要害问题这种预先决定作用并不是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大众生产、它们的集中控制而开始的。人民是作为被预先决定的常设容器而登上这一舞台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消除既定的需求和可能的需求、满足了的需求和未满足的需求之间的反差(或冲突)。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象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

 

的确,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社会需求向个人需求的移植是非常有效的,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看起来纯粹是理论的。人们真的能把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把有危害的汽车同提供方便的汽车区别开来吗?把实用建筑造成的恐怖感同舒适性区别开来吗?把为国家防御而工作同为公司收益而工作区别开来吗?把增加出生率中牵涉到的私人快感同商业和政治功利区别开来吗?

 

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怀疑的。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

 

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可以肯定,生产性设备和破坏性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使人民隶属于既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而且,这种一体化曾一直伴随有较明显的强制形式:剥夺生计、司法管理、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如此。但目前阶段,技术的控制象是增进一切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福利的理性之体现——以致所有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所有反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社会控制已投入要害之处,甚至个人的抗争也从根本上受到侵袭。思想上的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这就是作为目前阶段之标志的政治事件的社会心理学方面:那些在工业社会的以前阶段代表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历史力量消逝了。

 

但“投入作用”这一术语也许不再表达个人借以再生并永久保留他那个社会行使的外部控制的那种方式。投入作用暗示着各种相对自发的过程,一个自我(Ego)靠这些过程而把“外在的”转换成“内在的”。因此,投入作用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不同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迫切要求的内在向度——处在①公共舆论和行为之外的个人的意识和个人的无意识。“内在的自由”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标志着那种人在其中①家庭功能上的变化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的“社会化”功能日渐为外部的集团和媒介所接管。见我的《爱欲和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第96页以下。

 

可以成为“他自身”并保持着“他自身”的私人地盘。今天,这个私人地盘被技术的现实所侵犯和削弱。大众生产和大众分配断定的是总的个人,工业心理学早已不再限定在工厂上。多种多样的投入过程看起来凝固在几乎机械的反应中。结果不是适应,而是模仿:个人同他的社会,因而同整个社会直接同一。

 

这种直接的自动的同一(也许曾是原始的联系形式的特点)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中再现出来;然而,它的新的“直接性”是复杂的科学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而正是在这一向度内才能找到同现状相对立的根子。在这一向度内,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是运用自如的。这一向度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平息并调和矛盾的物质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现象。进步的冲击使理性服从于生活事实,服从于产生更多更大的同一种生活事实的动态能力。这一体系的效率使个人不能明确认识到,它包含着传播整体的压制性权力的事实。如果个人在那些塑造他们生活的事物中寻找自身,那么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提出了事物的法则,而是因为接受了事物的法则——不是物理的法则,而是他们社会的法则。

 

我刚才曾指出,当个人同强加于他们的生活相同一,并在其中寻求他们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概念似乎成了可怀疑的。这种同一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然而,这一现实构成了异化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后者已成了完全客观的;异化了的主体被它的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存在一个向度,它以各种形式无所不在。进步的成就公然蔑视意识形态的控告和辩护;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成了真实意识。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被现实同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相反,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①这个命题以挑衅的形式揭示了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生产设备和它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出卖”或欺骗着整个社会体系。大众运输和传播手段,住房、食物和衣物等商品,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抵抗的输出,都带有规定了的态度和习惯,都带有某些思想和情感的反应,这些反应或多或少愉快地把消费者同生产者,并通过生产者同整体结合起来。产品有灌输和操纵作用;它们助长了一种虚假意识,而这种虚假意识又回避自己的虚假性。随着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要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变。因此,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在这种型式中,那些在内容上超出了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几项内容。它们被既定体系及其量的扩张的合理性所重新定义。

 

①西奥多..阿道尔诺《棱镜:文化批判和社会》(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55)第24页开始。

 

这一趋势也许关联到科学方法的发展:物理科学上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上的行为主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彻底的经验主义来对待概念;概念的意义被限定在对特殊的操作和行为的表象上。P.W.布里奇曼对长度概念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操作的观点:①

 

  如果我们能说出任何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显然就知道我们所说的长度的意思是什么,对物理学家来说不需要别的东西。为了发现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不得不进行某些操作。当测量长度所凭借的操作被确定时,长度的概念因而也就确定下来:也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所包含的恰恰是确定长度所凭借的一套操作。总的说来,我们用任何概念所意味的不过是一套操作;概念和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

 

在很大程度上,布里奇曼看出了这种思维方式对社会的广泛含义:②

 

  采纳操作的观点,不仅牵涉到纯粹限定我们据以理解“概念”的那种意义,而且还意味着我们一切思维习①P.W.布里奇曼《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纽约:麦克米兰,1928)第5页。从那时以来,操作主义学说已得以精练和定性。布里奇曼本人曾把“操作”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理论家的“纸和笔”的操作(见菲利普?J.弗兰克《科学理论的有效性》,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第二章)。基本动力是一样的:“可以想象”,纸和笔的操作“最终能同工具的操作相联系,尽管可能是间接地。”

 

②P.W.《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第31页。

 

 

惯上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因为在我们不能根据操作给予充分说明的那些思维概念中,我们将不再当作工具来使用。

 

布里奇曼的论断已经成为真实的。今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它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许多最严重复杂的概念,因为不能根据操作得到充分说明,正在被“排除掉”。彻底经验主义的冲击(在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我将考察它的经验主义主张)为知识分子揭露心灵提供了方法论的证明——一种实证主义,它在对理性的超越性因素的否定中,构成了与社会要求的行为相一致的学术现象。

 

在学术领域之外,“我们一切思维习惯上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把观念和目标同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所急需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封闭在这一体系中,并排斥那些同这一体系不相和谐的东西。这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浪漫豪放的作用正在消失。恰恰相反,存在着大量的“全周崇拜”、“为什么不试试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之类的东西。但这些抗议和超越方式小再同现状相矛盾,而且不再是否定的。它们毋宁是实践的行为主义的仪式部分,是它的无害的否定,而且很快就被现状当作它的一部分有助于健康的饮食而消化掉。

 

政治的制造者和他们的大众信息供应商系统地助长了单向度的思想。他们的言论领域充斥着自行生效的假设,这些假设不停地而且垄断性地一再重复,成了催眠性的定义或命令。例如,“自由”是在自由世界的各国中起作用的(和被操纵的)制度;其它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方式,按照定义,要么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要么是宣传。“社会主义”是由非私人企业(或政府契约)从事的对私人企业的侵犯,如普遍而全面的健康保险,或保护自然免受压倒一切的商业化危害,建立可以损害私人利润的公共服务业。这一关于既成事实的极权主义逻辑在东方有它的对立物。在那里,自由是靠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生活方式,其它一切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方式要么是资本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要么是极左宗派主义。在这两个阵营中,非操作的观念是非行为的和颠覆性的。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

 

这种思想限制肯定不是新的。正在上升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思辨的和经验的形式,显示出科学和哲学方法上的极端的批判激进主义同对现存的起作用的社会制度的非批判的寂静教态度之间的强烈对照。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根本未触及到“伟大的共和体”,而且霍布士主张,“现状总应受到偏爱、维护,并被当作最好的。”康德同意洛克的意见,只有当革命成功地组织整体并防止颠覆之时,才能证明革命合理。

 

然而,这些随和的理性概念,总是同“伟大的共和体”的明显不幸和不公平、同那种有效的或多或少自觉的造反相矛盾的。存在着一些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引起并且允许同既定事态真正决裂。出现了一种个人的和政治的向度,在其中这种决裂能发展成有效的对抗,证明它的力量和它的目标的有效性。

 

随着这一向度被社会逐渐封闭,思想的自我限制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科学——哲学的过程同社会的过程、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躲藏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社会禁止一切敌对性的操作和行为;结果,这些操作和行为所拥有的概念成了幻想的或无意义的。历史的超越表现为形而上学的超越,不被科学和科学思维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思维习惯”来实践的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成了既定的言论和行动、需求和渴望领域的观点。“理性的狡诈”象它以前经常做的那样,迎合现存的权力来起作用。坚持操作的和行为的概念,进而反对那些使思想和行为摆脱既定现实并拥护被压制的替代品的企图。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的行为主义和社会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进步”不是中性词;它有特定的目的,这些目的是由改善人类条件的可能性来确定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正接近这样一个阶段,即继续的进步将要求彻底破坏正盛行的进步方向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服务业)得以自动化,以致一切必不可少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到边际时间时,就会达到这一阶段。从这一点看,技术进步将超越必然性王国,而正是在这一王国它过去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限制了自己的合理性;技术将有利于在争取自然和社会安定中自由地发挥才能。

 

马克思的“废除劳动”思想预见了这种情况。“生活安定”一词似乎更适于表达一个濒临全球战争——通过国际冲突,国际冲突转移或暂时中止了既定社会内部的矛盾——的世界的历史替代品。“生活安定”意味着在竞争着的需求、欲望和向往不再由在统治和匮乏中被赋予的利益来组织的条件下——这种组织使斗争的破坏形式长期存在下去——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

 

今天,反对这种历史替代品的战争,在下层人民中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在对既定事实领域的刻板思想和行为倾向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使现状发挥效力,它增长的生产力证明现状合理,所以现状公然蔑视一切超越性行为。成熟的工业社会面对着在它的技术和思想成就基础上安定生活的可能性,使自身封闭起来反对这种替代品。在理论和实践上,操作主义成了遏制性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明显的动态背后,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生活体系:自行推进它的压制性生产力和富有效益的协作。对技术进步的遏制,同它按既定方向增长,并行不悖。尽管有现状强加的镣铐,技术越是能为安定创造条件,人的心身则越能组织起来反对这种替代品。

 

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到处显示出两个特点:趋于完善技术的合理性,和在既定的制度内进一步遏制这种趋势。这里存在着这种文明的内在矛盾:其合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这是它的成就的标志。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己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和平组织不同于战争组织;有助于生存斗争的制度不会有利于生活安定。作为目的的生活,在性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决不能把这种新质的生活方式当作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纯粹副产品,当作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的或多或少自发的效果。质变还牵涉到社会依赖的技术基础上的变化——它维持着经济和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把人的“第二天性”确定为不驯服的管理对象。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正因为这样,它们也就预断了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

 

诚然,劳动一定先于劳动强度的减轻,工业化一定先于人类需求和满足的发展。但由于一切自由都取决于征服异己的必然性,所以自由的实现取决于这种征服的技术。最高级的生产力能用来使劳动永久存在下来,最有效的工业化能有助于限制和操纵需求。如果达到了这一点,统治(以富裕和自由为伪装)便扩展到一切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领域,使一切真正的对立达到一体化,同化一切替代品。随着技术合理性成为更好的统治的巨大载体,便创造了一个真正极权主义的世界,使社会和自然、心和身为维护这个世界而处于长期动员状态,技术合理性也就显示出它的政治特点。

 

 

 

 

 

 

 

    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

 

 

 

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联合方面,同时具有福利国家和战时国家的特色。与先前的社会相比,这确实是一个“新的社会”。传统的污点正被清除或缩减,各种导致分裂的因素正被控制。人所共知的主要趋势是:因有政府作为推动、支持有时甚至控制的力量,国民经济集中于大公司的需求上;国民经济与世界范围的众多的军事同盟、金融机构、技术组织和发展组合结合在一起;蓝领群众与白领群众之间、劳资双方的领导层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级的闲暇活动与向往之间,逐渐同化;学术与国家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前定和谐;公众舆论的结合侵挠了私人家庭;寝室已向大众传播媒介敞开。

 

在政治领域里,这种趋势以对立双方引人注目的统一或结合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两党在对外政策上超脱了竞争着的集团利益,并扩大到对内政策上,两大政党的纲领在对内政策上更别无二致,以致虚伪和陈词滥调甚嚣尘上。对立党派的这种联合影响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它掌握了那些把这一制度的进步置于脑后的社会阶层,即那些其生活一度体现着同整个制度相对立的社会阶级。

 

在美国,人们注意到资方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勾结和联盟。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3年出版的《劳工看劳工;对话》一书中写道:

 

  “现在的情况是:工会在它自己看来,与公司几乎无甚区别。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工会与公司共同进行院外活动。当工会与公司为更大的导弹合同而进行院外活动,并力图把其它国防工业也纳入这一地区时,或者当工会与公司怀着碰巧能签订什么合同的希望,共同奔赴国会,共同要求生产导弹而不生产炸弹,或者生产炸弹而不生产导弹时,工会将不能使制造导弹的工人相信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个工贼集团。”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为了增进国家利益而同保守党对手竞选,这个党很难保全哪怕最温和的部分国有化纲领。在已经剥夺了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西德,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是温文尔雅的。这就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情形。在东方,直接政治控制的逐渐减弱,表明对作为统治工具的技术控制效率的信赖感正在增长。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强大的共产党,则坚持这样的最低纲领,即收起革命夺权的主张,遵守议会竞选的规则,从而证明了环境的总趋势。

 

尽管那种因为法共和意共受外来力量的支持而认为它们是“外来的”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这种宣传有着某种非故意捏造的真理内核:只要这两个党在当前现实中是过去(或未来?)历史的见证人,那么它们就是“外来的”。如果它们同意在既定体系的框架内活动,那么这不只是基于战术的基础,不是短期策略,而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基础已被削弱,它们的目标已因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而改变(正如默认这种政策转变的苏联的目标已经改变一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扮演着“被指责”为非激进的合法反对党的历史角色。它们证明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并证明着那些使得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质的差别表现为既定社会内部中量的差别的条件。

 

为找出这些发展变化的理由,看来不必作深入的分析。在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以前的冲突,在技术进步和国际共产主义这双重(而且相互关联的)影响下,得到了缓和与调解。在来自外部的威胁面前,阶级斗争被冲淡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被束之高阁。资本主义社会被动员起来反对这种威胁,显示出一种在工业文明早期阶段所不知晓的内在统一和凝聚力。这是一种有物质基础的凝聚力;同仇敌忾的总动员,起到了全面刺激生产和就业的作用,因而维持着高标准的生活水平。

 

在这些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行政管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生产力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现实威胁的有利结果,就是使萧条受到控制,社会冲突得到稳定。这种稳定,就其未触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现的这些冲突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来说,是“暂时”的呢,还是这种以容忍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对抗性结构本身的转变?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它又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历史否定呢?

 

 

 

对社会变革的遏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场政治革命:无产阶级要摧毁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器,但保留其技术设备,并使之为社会化服务。革命当中有连续性:从不合理的束缚和破坏下解放出来的技术合理性,在新社会里将继续下去,并达到尽善尽美。读一读一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连续性的论述,是很有趣的,这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的观点,至关重要:

 

  “(1)虽然技术的发展从属于某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但如同其它经济因素一样,它并不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规律失效而告终。在革命过程中,在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碎时,技术仍然存在,并从属于新的经济形态的规律,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2)与对抗性社会中经济基础的发展相反,技术不是通过飞跃,而是通过新质因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因素的消失而发展的。(3)〔与本书无关,故略——作者注〕。”①

 

①A.沃里金:“技术作为一种科学和一门学问的历史:一种苏维埃观点”,见《技术和文化》(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61年冬)第2页。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的应用尽管是不合理的,但在生产设备中还是体现了技术的合理性。这不仅适用于机械化的工厂、工具和资源开发,而且也适用于“科学管理”所安排的适合机器操作程序的劳动方式。国有化或社会化本身并没有改变技术合理性的这种物质体现。相反,后者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一切生产力的前提。

 

诚然,马克思主张,“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设备的组织与指导将在这种技术的连续性中引起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将趋于满足自由发展的个人需求。但是,既定的技术设备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吞没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就是说,它成为把各劳动阶级组合在一起的政治世界里的控制和凝聚中介,这样一来,这种质的变化将牵涉到技术结构本身的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预先决定于劳动阶级在根本生存上同这个世界相异化,他们的意识是对他们完全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这一状况的意识,以致对这种质变的需要竟成为生死攸关的事情。因此,否定性先于这种质变本身而存在,那种认为自由的历史力量在现存社会内部发展的观点,乃是马克思理论的一块基石。

 

今天,社会所禁止的恰恰是这种意识,这种“内部空间”,亦即超越性的历史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社会里,主体和客体成了总体中的工具,而总体以其极为强大的生产力的成就获得了它的存在理由。这个社会的最高承诺,就是为日益增多的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而这些人们,严格地说,想象不出有一个性质不同的言论和行动世界,因为遏制和操纵颠覆性想象力和行动的能力,是现存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生活在富裕社会的地狱里的人,因使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做法死灰复燃的残暴行为而被迫循规蹈矩。对其较少丧失特权的人来说,社会关心自由的要求,满足了那些使奴役变得轻快甚至不引人注意的要求,而且社会是在生产过程中做到这一点的。在这种影响之下,发达的工业文明地区的劳动阶级,正经历着一场决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学研究的课题。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列举如下:

 

(1)机械化使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日益减少。这种演变对马克思的工人(无产者)概念有很大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即便使用机器劳动,也基本上是在劳动过程中花费和消耗体力的体力劳动者。为了私人攫取剩余价值而以非人的条件购买和使用这种人力,引起了对非人的剥削现象的反抗。马克思的思想谴责劳动者肉体上的痛苦和悲惨状况。这是在工资奴役制和异化——古典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向度——中可感触到的物质内容。

 

  “在前几个世纪里,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使自己的生物个性适合于技术设备的需要:人是工具的附属物;不把人作为工具的附属物纳入其中,技术的联合体就不能建立。这种占有的本性,在其结果上,既是心理上的畸形也是生理上的畸形。”①

 

 

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1958年秋)第103页注释。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在技术组合内部,由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反应占据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劳动时间的机械化劳动,作为终生职业,仍然是耗费精力、愚昧头脑的非人的奴役——由于控制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的速度加快和劳动者的彼此孤立,更使得精力消耗①殆尽。可以肯定,这种奴役形式表现了有限制的、局部的自动化,以及同一个工厂里自动化、半自动化和非自动化生产环节并存的情况,但甚至在这种状况下,“就肉体疲劳来说,技术已取代了紧张操作和(或)脑力的奋争。”②对更为先进的自动化工厂来说,体力向技术技巧和智力技巧的转变更为显著:

 

  “……与其说是手的技巧,不如说是脑的,如其说是工匠的技巧,不如说是逻辑学家的;与其说是肌肉的技巧,不如说是神经的;与其说是轮机工的技巧,不如说是导航员的;与其说是操作工的技巧,不如说是维修③工的。”

 

这种技艺上的奴役,与对打字员、银行出纳员、超级市场男女售货员和电视播字员的奴役,并无本质区别。标准化和程式化,使生产性工作与非生产性工作同化了。资本主义初期的无产者,的确是负重的牛马,以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取生存①见查尔斯?登比“工人周自动化斗争”(《新闻通讯》,底特律,1960)。②查尔斯?R.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19页。

 

③同上书,第195页。

 

 

 

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同时又生活在肮脏和贫困中。因此,他们曾经是他们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力量。①相反,在技术社会的先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身上的这种否定性却非常不明显了,象社会劳动分工的其他人类对象一样,他们也被结合进被管理的民众的技术共同体中。而且,在自动化最成功的地方,某种技术共同体看来已经把工作岗位上的每个人,都融为一体了。机器向操作者逐渐输入了某种单调乏味的均匀节拍:

 

  “人们普遍认为,一群人按一种节拍演奏交织的曲子,会使人产生满足的感受,更不消说这种曲子所完成②的东西了。”

 

而且这位社会观察家还认为,这就是“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人类某种重要满足”的“一般时尚”逐渐发展的缘由。他谈到了所谓“每个人群中的强烈的类感情的增长”,并引用了一位工人的话说:“我们大家都处在摇荡不定的境遇中……。”③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机械化的奴役上的变化:境遇不是压迫性的,而是摇荡不定的。这种境遇摇荡着人类器官,①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和贫困化概念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后者有了一些新的定义,如贫困化或是文化方面的,或是相对于备有自动化设施、电视机等的别墅那样的水平而言的。贫困化意味着有绝对需要和必要推翻不能容忍的生活条件,而且在一切反对社会根本制度的革命的初期,都表现出了这种绝对必要性。

 

②查尔斯.R.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104页。

 

③同上书,自第104页起。

 

 

 

不仅摇荡人的肉体,而且摇荡人的心灵,甚至灵魂。萨特的评论阐释了这一过程的深度:

 

  “调查表明,引入半自动化机器后不久,熟练女工们在工作时会沉缅于一种性生活的梦幻中;她们会想起寝室、床、夜晚以及仅与一对男女独居时的个人有关的一切。但是,她们心中梦幻着的爱抚,却正是机器①……。”

 

技术领域的机械化过程,泄露了最深处的自由隐私,以一种下意识的、均匀单调的自动性,把性生活同劳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与各种职业的同化过程相同步的过程。

 

(2)在职业分层中进一步显示出这种同化趋势。在关键的工业体制里,“蓝领”工人的劳动力相对于“白领”工人来说正在衰减;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在增加。②这种量的变化反过来涉及到基本生产工具的特点上的变化。在先进的机械化阶段,机器作为技术现实的一部分,并不是

 

  “一种绝对的统一体,而仅仅是在两个方向上——同各种因素的关系,技术整体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展①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巴黎:加利马德,1960)第29页。

 

②《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1958)第5页以下诸页。索罗蒙.巴尔金《劳工运动的衰落》(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1)第10页以下诸页。

 

 

 

①开的一种个体化的技术现实。”

 

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越了个别的劳动过程,就此而言,机器削弱了劳动者的“职业自治”,并使劳动者与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其它职业融为一体,从而建立了它的更大的统治权。诚然,劳动者以前的“职业”自治,毋宁说是职业奴役。但是,这种特定的奴役形式同时也是他的特定的、职业的否定力量之源泉,即阻止奴役过程对他的人身灭绝威胁的力量之源泉。今天的劳动者正在失去这种职业自治,而过去这种自治因体现了对现存社会的抗拒,曾把他造就成与其他职业集团不同的阶级的成员。

 

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个别生产工具、作为“独立单位”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一笔勾销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和关于剩余价值形成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机器从不创造价值,只是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剩余价值依然是对活劳动的剥削的结果。机器是人类劳动力的体现,通过它,过去的劳动(死劳动)得以保存并制约着活劳动。今天,自动化看来已从性质上改变了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这种关系;它走到这样一步:决定生产力的,“不是个别产品,而是机器。”②而且,对个别产品的精确计量,也成了不可能的: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动化实际上意味着工作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1958年秋)第146页。②赛奇.马利特,见《论证》第12—13期,巴黎1958年,第18页。

 

 

 

计量的结束……。自动化使你无法计量单个人的产品;现在你不得不仅仅计量设备利用率。如果把这概括成一种概念,……就没有任何理由,例如,按产品件数或按劳动时间付酬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这种“双重付酬制”了。①

 

这个报告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甚至走得更远,他把这种技术变化同工业化的历史体系联系起来:

 

  工业化〔的意义〕不是随着工厂的引入而产生的,它“产生于对劳动的计量。一旦能够计量劳动,一旦你能把一个人拴在职业上而使他有固定岗位,并按单件计量他的产品,计件或计时付酬,你也就有了现代工业化。”②在这些技术变化中,最关键的东西远不是付酬制度、工人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和劳动组织。关键的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化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

 

(3)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广泛讨论的劳动阶级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一体化”上。这仅仅是意识上的变化吗?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给予的肯定性回答,看来有着惊人的矛盾。不假定在“社会存在”方面也有相应的变化,

 

①《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1958)第8页。

 

②《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1958)第8页。

 

 

 

能理解意识上的这种根本变化吗?即使承认意识形态的高度独立性,这种变化与生产过程的转变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作出这种理解。需求和愿望上的同化,生活标准上的同化,闲暇活动上的同化,政治上的同化,均来自工厂自身即物质生产过程的一体化。能否在并非讽刺的意义上谈论“自愿的一体化”(赛奇?马利特语),确实值得怀疑。在目前情况下,自动化的消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急剧增长的技术性失业,经理地位的增强,工人日渐软弱和无能为力。晋升的机会减少了,因为经理更偏向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①然而,也存在着其它的趋势。那种有利于现行机械共同体的技术组织,也产②生了把工人同工厂融为一体的更大的相互依赖性。人们注意到工人“参加解决生产问题”的“热忱”,即“积极为解决明显与工艺有关的技术和生产问题而出谋献策的欲望。”③在某些技术最先进的部门,工人们甚至表现出对这种部门的持久兴趣——这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经常可见的“工人参与”的结果。关于法国阿姆贝斯高度美国化的卡尔台克斯炼油厂的动人描绘,也许有助于刻划这种趋势。这个工厂的工人意识到了使他们依附于这家企业的关系:

 

①查尔斯.R.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97页以下各页。另见伊利.奇诺伊《汽车工人与美国之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55),随处可见。

 

②弗劳伊德.C.曼和L.里查德.霍夫曼《自动化与工人:对电厂里社会变化的研究》(纽约,亨利.霍尔特,1960)第189页。③查尔斯.R.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第213页开始。

 

  职业的、社会的、物质的关系:他们在炼油厂学到的技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那里建立的某些生产联系;在突然死亡、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最终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因为自己属于这家工厂就可望获得各种社会福利,在他们一生中的生产时期之外也可以继续保证他们安全。因此,这种同卡尔台克斯炼油厂活生生的、不可断绝的联系,使得工人能够以出乎意料之外的关切和精明来思考有关这家工厂的财政经营问题。“企业委员会”的代表们,以股东们贡献于企业的忠实热忱,来检查和讨论公司的帐目。当工会因为需要新的投资而同意暂不满足自己的工资要求时,卡尔台克斯董事会的董事们,确实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代表们严肃地对待法国分厂伪造的资产负债表,并为这些分厂做出的不利交易而担忧的时候,董事们就开始表现出“合情合理的”焦虑,甚至敢①于在产品成本上竞争,提出节省费用的措施。

 

①赛奇.马利特“技术工资”,见《舟》(巴黎1959年第25期)第40页。关于美国的一体化趋势,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工会领袖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许多次,……我们打算在工会大厦聚会,讨论工人已提出来的困难和我们解决困难的办法。到第二天我安排和经理会面时,问题已经解决了,工会没有因解决困难而博得信赖。这是争宠的战斗……。我们为公司所奋争的一切东西,现在正给予工人。我们必须找到的东西,是工人想要的而雇主却不情愿给他们的另外一些东西……。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东西,我们正在找。”《劳工看劳工:对话》(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3)第16页以下。

 

(4)这样,新技术的劳动世界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这一趋势因生产的技术组织对另一方,即对经理和指挥的影响,而①强化了。统治让位于行政管理。资本主义的老板和所有者正在失去作为责任总督的身份;他们在公司机器中正发挥着官僚的职能。行政人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庞大等级制度,远远超出了个别机构而进入科学实验室和研究所、国家政府和国民活动中,剥削的有形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伪装背后。仇恨和破坏失去了其特定的目标,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在人隶属于他的生产设备的意义上,不自由随着作为它的工具的技术进步,以众多自由和舒适的形式被永恒化和强化。新的特点是,在这种不合理的企业中有压倒一切的合理性,以及那种塑造个人的个别冲动和激情,并模糊真假意识之区别的深刻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无论是采用行政管理的控制(而不是采用饥饿、人身依附、暴力等肉体的控制),还是繁重劳动特点上的变化,无论是各个职业阶级的同化,还是消费领域里的平等,都没有弥补这样的事实: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

 

①还有无必要去指责“经理革命”的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为私人吸取和攫取剩余价值而发放私人资本投资来进行的,资本是人对人统治的社会工具。推行股票持有权,使所有者与经营权相分离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个过程的本质特点。

 

  “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①

 

作为工具,作为物而存在,这就是纯粹的奴役形式。如果这物有生命,并择取物质和精神养料,如果它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物,如果它是漂亮、洁净、自动的物,这种奴役的存在方式并没有被消除。相反,由于物化凭借其技术形式而走向极权主义,组织者和管理者本人便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组织和管理的机器。这种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争取相互承认的斗争中已被破坏),毋宁说是一种将主人和奴隶都封闭在内的恶性循环。是专家统治着那些把专家当作设计者和执行者来信赖的人,还是专家的统治就是那些人的统治?

 

  “……当代技术手段激烈竞赛的压力,已从责任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夺回了创制权和做出重要决策的权力,并把这些权力交到技术专家、计划者和科学家的手中,这些人受雇于庞大的工业帝国,并对其雇主的利益负责。他们的职业是,发明新的武器系统,并说服军人相信其戎武生涯和国家的未来全仰仗于购买他们发明的东西。”②正如生产部门信赖军队是为了自卫和发展一样,军队也信赖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巴黎,大学出版社,1958)第三卷,第600页。

 

②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1959)第9页。

 

公司,“不仅是为了它所需要的武器,而且也为了了解它需要哪种武器,这些武器值多少钱,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这些武器。”①恶性循环的确是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个社会由它所产生同时又遏制的增长着的需求所推动,按它预定的方向自我扩充并自我延续。

 

 

 

 

这种生产力和压抑同时增长的链条,有没有被截断的前景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当前的发展来设想未来,假设一种相对规范的演进,即不考虑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根据这种假设,敌人将“长期存在”,即共产主义将继续与资本主义并存。同时,资本主义有能力继续为日益增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靠的是加紧生产破坏性手段、有条理地浪费资源和才能。即便有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制度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种能力还是表现出来了。

 

这种能力的物质基础将继续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技术的进步);

 

(2)基本人口出生率的提高;

 

(3)永久性国防经济;

 

(4)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建立它们与不发达地区的联系。

 

①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1959)第9页。

 

但是,社会生产能力与其破坏性、压制性的使用之间的持续冲突,必然极力把技术装置的要求强加于群众,即取消多余的能力,创造购买为利润而销售商品的需求,以及为生产和增加商品而工作的欲望。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使趋于全盘行政管理,趋于完全依赖占统治地位的公共和私人的经理们的管理,加强了大型公有和私有公司的利益与其顾客和雇员的利益之间的前定和谐。只要劳动者本身仍然是一种支柱和肯定力量,无论是部分国有化还是劳动者广泛参与管理和利润分配,都不能改变这个统治制度。

 

存在着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离心倾向。其中之一在技术进步即自动化中是内在固有的。我认为,广泛的自动化不只是机械化量的增长——它是基本生产力特点上的变化。受技术可能性限制的自动化,似乎同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私人剥削人类劳动力基础上的社会不相容。在自动化成为一种现实以前近一个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见了这个爆发性前景: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①

 

自动化确实表现为发达工业社会强大的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上,它是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量转化为质的技术动因。因为,自动化的社会过程表达了这种转变,或者说劳动力的变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与个人相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对象,因而成为一个主体自身。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会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趋于完善的人类劳动力物化,将通过割断个人与机器

 

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第217—218页。

 

 

 

相联系的纽带——人的劳动对人的奴役机制——而打碎这种被物化的形式。在必然性王国里的完全自动化,将开辟自由时代的向度,人类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将得以形成。这将是通往新文明的历史超越。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组织起来的劳工有理由反对无助于解决就业情况的自动化。他们坚持在物质生产中广泛利用人的劳动力,于是反对技术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更为有效地使用资本,抵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强化措施。换言之,持续不断地阻挠自动化,可以削弱资本在本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引起大规模的萧条,最终使阶级利益的冲突再度发生。

 

当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竞争,由军事领域转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时,这种可能性便变得更现实了。苏联体制内的自动化,一旦达到某种技术水平,就能靠全盘行政管理的力量来更迅速地进行。这种对西方世界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威胁,将推动西方世界加速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遇到了本国劳动者的抵制,但这种抵制没有政治上的激进化相伴。至少在美国,劳工领袖的目的和手段并没有超出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共同框架,而且集团利益服从或归属于国家利益。在这个框架内,这些离心力量仍是可驾驭的。

 

在这里,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日益缩小,也意味着敌对者的政治力量的衰减。由于生产过程中白领阶层的份量不断增长,政治上的激进化应随着白领集团中独立的政治意识和行动的出现而产生——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发展过程。把工业工会中不断增加的白领人员组织起来的每一步骤,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促进这些集团的工联意识增长,但很难导致他们政治的激进化。

 

  “在政治上,更多的白领工人在劳动工会里出现,将使得自由和劳工的代言人们有更可靠的机会,把‘劳工的利益’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压力集团的劳工群众基础将进一步扩大,劳工代言人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关于国民政治经济的更有长远意义的各种交易中。”①

 

在这样的环境里,对这些离心倾向的流线式遏制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能否调节既得利益及其经济以适合于福利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和政府指令,按全国和国际的范围制订计划,扩大援外项目,全面实行社会保险,大规模进行公共事业,甚至实行部分国有化。②我认为,统治利益会逐渐地和犹豫地接受这些要求,并把它们的特权让给一个更有影响的力量。

 

当我们转而讨论另一工业文明体系,即苏联社会中对社③会变化的遏制前景时。一开始就碰到双重的不可比性:(1)

 

①C.赖特.米尔斯《白领阶层》(纽约:奥克斯福德大学出版社,1956)第319页以下。

 

②在不怎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强大的战斗性的劳工运动仍很活跃(法国、意大利),它们集中力量反对以权力主义形式加速技术和政治的合理化。在最发达的工业地区,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也许会强化后者,有助于迎合根本趋势,并与之联盟。

 

③以下论述请参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

 

从年代上看,苏联社会处在工业化的一个早期阶段,很多部门仍处在前技术阶段;(2)从结构上看,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本质上不同的(全部国有化而且实行专政)。

 

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加重了我们分析上的困难。这种历史的落后性,不仅能使而且必然使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没有有计划的浪费和废弃,没有为谋取私人利润而对生产力的限制,而是在优先满足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后或同时,有计划地满足尚未实现的生活需要。

 

这种工业化的更大的合理性,仅仅是那种一旦达到发达程度就可能消失的历史落后性的标志和优越之处吗?另外,在同发达资本主义竞争共存的条件下,这种历史落后性是否靠专制政权来全面发展和支配一切资源?因而,在实现了“赶上并超过”的目标之后,苏联社会能否放松极权控制以致达到发生质变的地步?

 

根据历史的落后性做出的论证认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成熟性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解放必然是强力和行政管理的事情。这种论证不仅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且也是从柏拉图到卢梭主张“教育治国”的理论家们的核心。嘲笑这种论证容易,但驳倒它很难,因为它的优点在于它几乎赤裸裸地承认那些有利于保护真正明智的自决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而且,这种论证还揭穿了那种压抑性的自由意识形态,即人类自由能够在艰辛、自私和愚昧的生活中开花吐蕊。的确,社会在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之前,首先必须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自由的物质前提;在它能够按照个人自由发展的需求分配财富之前,首先必须创造财富;在它的奴隶们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他们为变革它而做的事情之前,首先必须使他们能够学习、观察和思维。如果奴隶们被预定为奴隶而存在并安于此种角色,那么,他们的解放必然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和来自上面的。他们一定是“被迫而为自由的”,“把对象看作是其现实的样子,有时看作是其应是的样子”,一定要给他们指出他们在寻找的“善的道路”。①

 

但是,这种论证连同其全部真理性都不能回答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谁教育教育者?教育者拥有“善”的证据何在?这个问题仍然有效地证明它同样适用于某些民主的政府形式,即有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均由选举出的代表们做出(或者说经他们通过)——选举是在有效的并被自由认可的灌输条件下进行的。对于“教育治国”,唯一可能的宽宥之处(这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在于,它所包含的可怕危险,也许并不比自由的或专权的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危险更可怕,付出的代价更高。

 

然而,辩证逻辑反对这种关于残酷事实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坚持认为,奴隶们在能够成为自由的之前,必须自由地赞成自身的解放,目的必须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中起作用。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行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就表明了这种先验性。社会主义一定随着第一个革命行动而变成现实,因为在进行革命的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必然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七章;第二卷第六章——见本书第22页。

 

 

 

诚然,社会主义建设有其“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社会“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但是,自这个阶段一开始就发生了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质变。在马克思看来,“第二阶段”正是在第一阶段中构成的。由新的生产方式形成的新质的生活方式,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和终点。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革命的第一阶段。

 

同理,从“按劳取酬”向“按需取酬”的转变,也取决于第一阶段——不仅取决于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创立,而且也取决于(这是决定性的!)创立这种基础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该开创一个把自由人的历史同人类史前史区别开来的发展过程。这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以前的生产力对象第一次变成人类个人,他们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劳动工具,以实现他们自身的人的需要和能力。在历史上人们第一次能够受制于并依赖于限制他们自由和人性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和集体地行动。因此,必然性所强加的一切约束,将确实成为自我施加的必然性。与这个观点相反,目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推迟了(或者说因为国际形势而不得不推迟了)向第二阶段的质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有革命发生,也仍然表现为量变。人的劳动工具对人的奴役,仍以高度合理化的、广泛有效而且有前途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0页。

 

 

 

敌对性共存的局面,可以说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恐怖主义特点,但它也调动了旨在使技术进步永久化为统治工具的各种力量;手段损害了目的。假如没有核战争或其它灾祸中断其发展过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有利于控制的持续松弛。国有经济在显著地减少劳动时间、增加生活舒适程度的同时,能够开发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而不遇到结构性阻力。①而且,它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而无需放弃对人民的全盘行政管理。认为技术进步加国有化会导致“自动的”解放,并释放否定性力量,这是毫无根据的。相反,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奴役性组织之间的矛盾——甚至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②——有可能缓和,而不会激化。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

 

这些关于苏联社会中遏制质变的前景,看来好象是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前景平行的,但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又引入了一种决定性的差别。在苏联制度内部,生产过程的组织确实使“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相脱离,从而加剧了这一制度根本基础上的阶级区别。这种同生产资料支配权的脱离,早在短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时代”之后,已由政治决定和权力确立起来了,而

 

①关于内在固有阻力和易消除的阻力的区别,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109页以下各页。

 

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90页等页。

 

 

 

且自那时以来一直如此。但是,它不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动力,也没有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资本与劳动的分化而纳入这个生产过程中。因此,统治阶层本身是可以同生产过程相脱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更替无需摧毁社会的基本制度。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可以非爆发性地解决,这两种因素之间的“一致”可以通过“渐变”而产生。①这种论点有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量变仍需转变为质变,转变为国家、政党、计划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消亡。只要这种变化不触动社会的物质基础(国有化生产过程),它就仍将限于政治革命。如果这种变化能导致人类生存基础,即必要劳动方面的自决,那么它将是历史上最彻底和最完整的革命。不考虑劳动表现而分配必需品,把劳动时间减至最低限度,以及旨在促进职业交流的普遍的全面教育,这一切是自决的前提,而不是它的内容。尽管这些前提的创造是居高临下的行政管理的结果,但这些前提的确立将意味着行政管理的终结。当然,一个成熟而自由的工业社会,将继续依赖于牵涉到职业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真正的社会需要、技术上的要求以及个人之间体力和脑力的差别,必然造成这样的不平等。但是,行政和管理的职能将不再享有以某种特殊利益支配他人生活的特权。向这种状态的转变,即使在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也是一场革命的而不是进化的过程。

 

①同上书,下卷。

 

 

 

 

 

能否设想,共产主义制度以其现存形式将发展(或者说由于国际的竞争而被迫发展)那些有助于这种转变的条件?许多强有力的证据不利于这种设想。人们强调指出了这种顽固的官僚政治造成的强大阻滞力——但这种阻滞力正是在促进创造解放的先决条件,即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基础上,有其存在理由。

 

人们不需要关于人类天性中有一种天赋“动力”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心理学观念,完全不适合用来分析社会的发展。问题不在于,一旦达到有可能发生质变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官僚们是否“放弃”其特权地位,而在于他们能否防止达到质变的程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将阻碍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以使得统治仍然是合理和有利可图的,而下层群众仍然依附于职业、国家利益或现存制度。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看来还是全球性的并存格局,这一格局早就是两个对峙社会的国内局势的一个因素了。全面应用技术进步的要求,在优越的生活水平上生存的要求,可以证明比固有的官僚政治的阻滞力更为强大。

 

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落后国家的新发展不仅会改变发达工业国家的前景,而且会组成“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力量。我想就这种说法作几点评论。根据前面的讨论,有无证据表明,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会走上与资本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呢?在这些地区固有的文化和传统中,有无迹象表明了这样一种替代品呢?我的评论将限于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落后的模式,即工业化与尚未破坏的前工业文化和反工业文化并存的国家(印度、埃及)。

 

随着这些国家一起进入工业化进程的群众,是在自行推进的生产力、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价值上未经训练的群众,换句话说,是尚未变成脱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广大基本群众。这种状况有利于工业化同解放的新的合流吗?也就是说,有利于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工业化方式,这种方式既着眼于下层群众的生活需求又着眼于平息生存斗争的目标来建造生产设备吗?

 

这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所发生的历史条件是,原始积累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大部分必定来自外部,来自资本主义阵营或共产主义阵营,或来自这二者。而且还有一个流行很广的设想,即现存的独立将要求迅速工业化,使生产力达到在同两大巨人的竞争中至少保证相对自主权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尽快地抛弃前技术的形式。在那些连群众的最基本的需求都远未满足的国家,即首先要求在整体的数量上维持低劣的生活水平,要求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大众生产和分配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前技术的甚至前“资产阶级的”习惯和环境的腐朽力量,对于这种外加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阻力。机械化过程(象社会过程一样)必须服从于一种无形的力量体系——把那些几乎一直奉若神明的价值和制度全部世俗化和毁灭掉。能否合乎情理地设想,在全盘技术管理的两大制度冲击下,将会以自由和民主的形式消除这种阻力呢?不发达的国家能否实现从前技术社会向后技术社会的历史飞跃,而在这个飞跃中,已被掌握的技术设备可以为真正的民主提供基础呢?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国家外加的发展将产生一个全面管理的时代,这种全面管理将比建立在自由主义时代成就上的发达社会所经历过的管理,更为残酷,更为严密。总之,落后地区极有可能要么屈服于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中的一种,要么屈服于原始积累的或多或少恐怖主义的制度。①

 

但是,另一种替代品似乎也有可能。如果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引进,遇到本国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阻力——甚至在可感触到的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前景里也不能避免这种阻力——那么,这种前技术的传统本身会成为进步和工业化的源泉吗?

 

这种国内的进步,将要求实行一种有计划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把技术外加给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而是在其自身的基础上推广和改进这些方式,消除那些不是利用这些方式来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压迫和剥削力量(物质的和宗教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社会革命、土地改革和减少过剩人口,而不是模仿发达社会类型的工业化。本国的进步在一些地区看来是确实可能的,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充足,只要摆脱了压制性侵占,自然资源不仅能维持生计,而且足以保证体面的生活。在缺乏资源的地方,不是也能通过逐步的零星的技术援助(在传统形式的框架内)而使资源充足吗?

 

①以下参见勒内.迪蒙写的优秀著作,特别是《充满活力的地区》(巴黎,普隆,1961)。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在老牌的发达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而且从不存在)的条件,将会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直接生产者”本身将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和闲暇去创造他们自身的进步,并决定进步的速度和方向。自我决定将由这个基础开始,为获得必需品而劳动能超出自身而趋于为满意的幸福而工作。

 

但是,即使在这些抽象的假设之下,也必须承认有对自我决定的严格限制。那种通过废除精神的和物质的剥削,为新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早期革命,几乎不能认为是自发的行动。而且,本国的进步也以今天左右着世界的两大工业阵营的政策变化——抛弃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前提。目前,还没有这种政策变化的迹象。

 

 

 

福利国家与战时国家

 

 

 

可以这样来概括:由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所造成的遏制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福利国家似乎能够提高被行政管理的生活标准,这是一切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固有的能力。在这些社会里,作为支配并超越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流水线技术装置,在其作用上则取决于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削弱自由和对立,不是道德或精神的堕落与腐败的事情。毋宁说,就大量增长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使顺从成为一种合理的技术态度而言,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

 

然而,福利国家尽管有其一切合理性,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行政管理限制了(1)“技术上”可得

 

①到的自由时间,(2)“技术上”可得到的满足个人根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3)能理解并实现自决能力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智慧。

 

后期工业社会(如果不是对个人来说,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已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于寄生和异化职能的需要。广告、公共关系、灌输、有计划的废弃商品,都不再是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开支,而是基本的生产性开支的因素。这种社会必需的浪费性生产,为了更有效,则要求不断合理化,即冷酷无情地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因此,一旦克服了某种落后状态,政治上操纵的工业社会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中央占有和分配,都能容纳已增长起来的消费——尽管生产力的闲置业已增长。只要这个天体雄居天穹,它就会减少自由的使用价值;只要被管理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好的”生活,就没有理由执着于自决权。这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单向度政治行为的合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内部越轨的政治力量被遏制了,质变可能只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变化。

 

 

 

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曾经是前两个世纪的真正业绩,而在能够使得被管理的生活安逸而舒适的国家里,这两种自由的丧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如果个人都满足于行政管理带给①“自由”时间不同于“闲暇”时间。后者在发达工业社会是充裕的,但就其受商业和政治的管理而言,并不是自由的。

 

他们的商品和服务的幸福,他们为什么非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不同生产而执着于不同的制度呢?而且,如果个人都被这样地预先制约着,以致令人满足的商品中也包括思想、感情和向往,他们何必非要自己思索、感觉和想象呢?的确,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商品也许是坏的、浪费的、低劣的,但绝对精神和知识并没有提出拒绝满足需求的论据。

 

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带有或不带有“新的”这一前置词)去批判福利国家,就其有效性而言,根据的是福利国家已超越的状况,即较低水平的社会财富和技术。这种批判的凶险方面,表现在反对全面社会立法和政府开支充分用于非军事防卫事务的斗争中。

 

斥责福利国家的压制能力,因而有助于保护福利国家以前社会的压制能力。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阶段上,这种社会是一种被征服的多元体系,其中,相互竞争的制度共同把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凝固化。而且,对被管理的个人来说,多元管理较之全盘管理要好得多。一种制度可以保护他免受其它制度之害;一种组织可以缓和其它组织的冲击;逃避和矫正的可能性是能被预测到的。无论怎样受限制,法律的统治也比超越法律或没有法律的统治,不知安全多少倍。

 

然而,鉴于这些主要倾向,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否加速多元化本身的灭亡。发达的工业社会确实是各种起抵销作用的力量的体系。但是在更高度的统一中,即在保卫和扩大既定状况、抵制各种历史替代品并遏制质变的共同利益中,这些力量却彼此抵销了。这些相互抵销①的力量,并不包括那些反对整体的力量。这些相互抵销的力量趋于使整体形成免疫力,以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否定。对外的遏制政策表现为对内的遏制政策的延伸。

 

多元化的现实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靠不住的东西,看来是扩大而不是减少了操纵和定向,推进而不是阻碍了命定的一体化。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竞争,都把敌手当作这个体系内部的死敌。这个死敌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但不是通过“扇形”防御的大规模的经济冲击,而是通过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防御社会。因为敌人是长期存在的。敌人并不处在非常紧迫的局势中,而是处在正常的状态中。他在和平时期的威胁如同在战争时期(而且或许不止是在战争时期)的威胁一样大,因此他正被当作一种凝聚力而纳入这个体系中。

 

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或高标准的生活水平,都不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它们对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永久化的用途,却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敌人是一切行动和毁灭的公分母。敌人不能等同于实际上的共产主义或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在这两种情形中,他都是自由的真正幽灵。

 

再说一遍:整体的精神错乱消除了特殊的精神错乱,并把违反人性的罪行变成合理的事业。当易受公众权威和个人权威激励的人们准备过总动员的生活时,他们所以通情达理,不仅是因为面前的敌人,而且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上投资和

 

①对加尔布雷思的意识形态观的现实主义批判评价,见厄尔.莱瑟姆“公司的主体政治”,见E.S.马森《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第223、235页等页。

 

 

 

就业的可能性。甚至最疯痴的计算都是合理的:五百万人的灭绝总比一千万、两千万人的灭绝要好,如此等等。不要指望以这种计算来证明其防卫正当的文明会宣告它自身的终结。

 

在这种气氛里,甚至现有的自由和逃避行为也摆脱不了有组织的整体的控制。在被严密组织的市场这个舞台上,竞争是缓和还是加剧了更大更迅速的倾覆和毁灭的竞赛?政党之间是为和平安定还是为更强大而且代价更高的军事工业在激烈竞争?“富裕”的生产是在推进还是在推迟满足仍未实现的生活需求?如果选择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当代的多元化形式就会加强这种遏制质变的潜力,从而防止而不是推进这种自决权的“灾难”。民主将会成为最有效的统治制度。

 

以上各段所概括的福利国家的形象,描述了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奴役与自由、极权主义与幸福之间的一种历史反常现象。技术进步的现行趋势足以表明它的可能性,而爆炸性势力也足以构成对它的威胁。当然,最强大的危险,还是核大战的准备可以变为现实:威慑也有助于威慑各种消除威慑要求的努力。另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它们可以排除专制和幸福、操纵和民主、他治和自治的友好结合——简言之,有组织的行为和自发的行为、受制约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权宜之计和坚定信念之间的前定和谐的永恒化。

 

甚至最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调节者,也保留着对私人占有和分配利润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它继续把实现一般的利益同实现特殊的既得利益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它继续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缓解生存斗争的潜力同强化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以及进一步“废除劳动”同保存作为利润之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永久保存了那些构成人类社会金字塔基底的人们的非人生活,即外来者、穷汉、失业者和无力就业者、受歧视的有色人种、监狱的囚徒和精神病院的病人的非人生活。

 

在当代共产主义社会里,外部敌人、落后状况和恐怖传统,使得“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成就的压抑性特点永久化了。由此便加强了手段对于目的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唯有达到缓和才能被打破。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规模上并通过全球性设施而非武力性地展开竞赛。这种缓和意味着真正的世界经济的诞生,即民族国家、国民利益、民族事务以及它们的国际联盟寿终正寝。这正是当前世界得以动员起来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继续流行,是如此无知无识。二十世纪的军备或工业,不以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在世界规模上举足轻重的组织,则不能保障“祖国”的安全和生存。但是,在东方以及在西方,集体的信仰并不适应现实的变化。那些大国形成了它们的帝国或修补了它们的大厦,而不承认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给了这种或那种联盟以效力和意义。

 

并且:

 

被国家所欺骗,被阶级所蒙蔽,受苦受难的民众到处都被卷入冲突的氛围中,在这氛围中他们唯一的敌人是那些故意利用工业和权力的神秘性的主人。

 

现代工业和恐怖权力的勾结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较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要现实得多,必然性①的辩证法并不必然地消除这种罪恶。

 

当代世界上仅有的这两种“君主式”社会制度之间命中注定的相互依赖性,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进步与政治的冲突、人与其主人的冲突,已经变成全面的。当资本主义遇到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在削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私人谋取利润之后,使全部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的挑战时,他也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提供惊人的舒适、自由,并减轻生活负担。两种制度都有这些未被认识到而被歪曲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中,归根到底理由都是一样的,即反对那种会使统治的基础解体的生活方式。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第3卷,第631、632、633页。

 

 

 

 

 

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

 

 

 

 压抑性贬黜

 

 

 

我们已经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这个成就之所以可能,靠的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人和自然的征服。现在我们转来看看文化领域中相应的一体化。在本章,我们将用一些关键的概念和文学形象及其命运,来解释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怎样肃清“高级文化”中的敌对性和越轨性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屈从了当代社会发达地区盛行的贬黜过程。

 

这个社会的成就与失败使得它的高级文化失去效力。对自立的人格、人道主义、悲剧的和浪漫的爱情的赞美,象是倒退了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想。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现实压倒了它的文化。人们今天所能做的超过了文化英雄和半神似的人物所能做到的;人们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也背叛并破坏了那些在高级文化的升华中得以保存的希望和真理。可以肯定,高级文化一直是同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了这种文化的幸福并代表着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抗领域一直是共存的;高级文化一直是随和的,它的理想和它的真理极少挠乱现实。

 

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

 

实际上,这些文化价值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性、人道主义的理想、个人的悲欢、个性的实现,是东西方之间竞争斗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被用来激烈抨击目前的共产主义形式,每天都受到管理和出卖。人们未能考虑到它们同出卖它们的社会相矛盾这一事实。由于人们知道或感到广告和政治讲坛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且聆听和阅读这些东西,甚至听任它们来指导,所以他们接受传统的价值,并使之成为他们精神资质的一部分。如果大众传播工具和谐地而且经常不引人注意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同广告节目混成一体,它们就使得这些文化领域成为它们的公分母——商品形式。灵魂的音乐也是推销商品的音乐。计算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理价值。现状的合理性集中在这种交换价值上,而且一切异化的合理性都服从于它。

 

由于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屏幕、广播和舞台上奢谈自由和实现抱负的伟大言词,这些言词便成为无意义的声音,只是在宣传、生意、训练和休息的语境里才有意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同化证明着理想已经堕落的程度。它从灵魂、精神或内在的人的崇高领域堕落下来,转化成操作的术语和问题。这里有大众文化的进步因素。这种堕落表明,先进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质化的可能性。这个社会的能力正进一步降低那个使人的状况得以表现、理想化和控诉的崇高领域。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变中,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

 

西方的高级文化——工业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思想的价值——在功能以及年代的意义上说,是前技术的文化。它的效力来自对一个不复存在而且不能重新得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技术社会会使它失去效力。而且,甚至在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最持久的配方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封建的文化。它之所以是封建的,不仅是因为它限于少数特权者,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内在浪漫的因素(一会儿我将论述这一点),而且还因为它的典型作品在方法上表现出自觉疏远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疏远其斤斤计较和注重赢利的秩序。

 

当这种资产阶级秩序在艺术和文学中找到它丰富的甚至是肯定性的表现时(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中,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在托马斯.曼那里),这种秩序仍然受到另一向度的贬损、破坏和拒绝,这另一向度势不两立地同商业秩序相对抗,控诉它并否定它。

 

这另一向度的代表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的英雄(他们经常支持既定秩序),而是象艺术家、妓女、奸妇、大罪犯和流浪汉、武士、造反诗人、恶魔、蠢汉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们不靠挣工资生活,至少不按有秩序的规范方式生活。

 

诚然,这些人物并没有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学中消失,但他们的残存有了根本的改变。勒索金钱的荡妇、民族英雄、垮了的一代、神经过敏的家庭主妇、匪徒、明星、有超凡魅力的巨头,起了一种和他们的文化前辈非常不同乃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形象,而是同一种生活的畸形者或典型,与其说是对既定秩序的否定,毋宁说是肯定。肯定,他们前辈的世界是以前的一个前技术世界,一个对不平等和劳苦状况怀有良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劳动仍然是命中注定的不幸;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人和自然还没有被当作物和工具组织起来。这个过去的文化,以它的形式和方式的准则,以它的文学和哲学的风格与词汇,表现了一个宇宙的旋律和内容,在这个宇宙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店、贵族和恶棍、沙龙和宫廷都是所体验到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中,其旋律表现的是那些漫游或乘马车的人,那些有冥想、沉思、感觉和叙述的时间和快乐的人。

 

这是一种过时的被超越了的文化,只有梦幻和幼稚的倒退才能重新得到它。但在它的某些决定性因素上,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后技术文化。它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幸免于被同化进管理的舒适和刺激中;它们继续意识到在技术进步的完善中它们再生的可能性。它们表现了同既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觉的疏远,文学艺术甚至在它们装饰这些既定生活方式的地方,也以这种疏远来反对这些既定生活方式。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一种“高水平”或中介了的异化。同进步世界的冲突、对商业秩序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中的反资产阶级因素,既不归结为对这一秩序的美学贬低,也不归结为浪漫的反应——对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阶段的怀旧式忠诚。“浪漫的”是一个用恩赐态度进行诽谤的术语,容易用来诽谤先锋派立场,正如“颓废的”一词更经常斥责的是一种垂死文化的真正进步的特性,而不是真正的腐朽因素一样。艺术异化的传统形象,就它们在美学上同发展中的社会不相容而言,的确是浪漫的。这种不相容性是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志。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保存的东西涉及到未来:将使压制性社会解体的一种满意的形象。二三十年代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以它们颠覆性和解放性作用,已经恢复了这些形象。在基本的文学词汇中偶尔有例子可以表明这些形象的范围和血缘关系,以及它们显示的向度:如“灵魂、精神和心灵”;“绝对之探求”,”不舒服的花”,“妻子儿女”;“海边王国”;“陶醉的船”和“长腿的诱饵”;“远方和家乡”;而且还有精灵朗姆酒,魔机和魔钱;唐璜和罗米欧;“建造大师”和“当我们死而复醒之时”。

 

 

 

单纯枚举这些词例便可表明,它们属于一个丧失了的向度。它们之所以失去效力,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学上被废弃。有一些这样的形象适合于当代文学,并在当代文学最先进的创作中幸存下来。已经失效的东西是它们的颠覆性力量,它们的破坏性内容——它们的真理性。在这个转变中,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它们的家园。思想文化的被异化了和正在异化的作品成了人们熟悉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大规模的再生产和消费只是量的变化,即不断增长的对文化的欣赏、理解和民主化吗?

 

文学艺术的真理性一直被视为(如果过去被视为的话)一种“高级”秩序,它不应该而且的确也没有挠乱商业秩序。在目前阶段,已经变化的是这两种秩序同它们真理性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同化力量通过吸收其对抗的内容而耗空了这一艺术的向度。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上的调和到来之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曾是异化,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被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它们的真理性就在于唤起的幻想中,在于坚持创造一个留心并废除生活恐怖——由认识来支配——的世界。这就是杰作之谜;它是坚持到底的悲剧,即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办法。要使人的爱和恨活跃起来,就要使那种意味着失败、顺从和死亡的东西活跃起来。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成了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现实的东西与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冲突中调和作用以作品的宽厚作为形式:

 

美成为“幸福的许诺”。在作品的形式上,实际的环境被置于另一向度上,在那里既定现实表现为它存在的样子。因此,它讲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它的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顺从的语言。虚构坦率地说出事实和事实的统治崩溃;虚构颠覆了日常经验,并表明这经验是残缺不全的和虚假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性力量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同于当代文学同样悲哀的爱情故事,因为她的现实生活对应者的谦卑词汇仍然包含了女英雄的形象,或者说她理解了那些仍然包含这些形象的故事。她的焦虑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精神分析学家,而当时没有精神分析学家乃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分析学家还不能治愈她。她会把精神分析学家当作毁掉了她一生的那个永镇制度的一部分来反对。她的故事是“悲剧的”,因为发生这个故事的社会是一个倒退的社会,有着尚未解放的性道德和尚未制度化的心理学。当时即将产生的这个社会,现在已经通过压抑手段“解决了”她的问题。诚然,说她的悲剧或罗米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现代民主中得到解决了,这是废话,但否定这种悲剧的历史本质也是废话。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传统形式,也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不仅趋于使某些“风格”失去效力,而且也趋于使艺术的实质失去效力。

 

可以肯定,异化不是艺术的唯一特点。本书不打算分析甚至陈述这个问题,但为澄清问题起见,可以做几点提示。在文明的各个时期,艺术都象是完全被合并进社会中。埃及的、希腊的和哥特的艺术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巴赫和莫扎特一般也被用来证明艺术的“肯定性”方面。在前技术和双向度的文化中,艺术作品的地位完全不同于在单向度文明中的地位,但异化既标志着否定性艺术的特点,也标志着肯定性艺术的特点。

 

决定性的差别不是喜悦中创作的艺术同悲哀中创作的艺术、精神健全同神经过敏之间的心理学差别,而是艺术的现实同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心理学差别。同后者的决裂,即神奇的或合理的超越,甚至是最肯定性艺术的根本性质;它还疏远了它力图影响的公众。不管庙宇或教堂对生活在它们周围的人民是多么密切和熟悉,它们依然对奴隶、农民和工匠的日常生活,甚至对它们主人的日常生活形成恐怖的或高高在上的反差。

 

不管是否被仪式化,艺术都包含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表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并重建它们实际生存的方式。但这些否定方式歌颂的是它们与之相联的那个对抗的社会。它们创造的艺术世界,脱离社会再生自身和自己的悲惨生活的劳动领域,以其全部真理性保持着一种特权和一种幻想。

 

艺术尽管有过各种民主化和普及化,但它以这种形式经历了十九世纪,并进入了二十世纪。那种赞美这种异化的“高级文化”,有其自身的仪式和自身的风格。沙龙、音乐会、歌剧、戏院,旨在创造和产生现实的另一向度。它们的参加者要象过节一样进行准备;它们割断并超越了日常经验。

 

这种在艺术异化中展现的艺术同时代秩序之间的基本裂痕,正在逐渐被发达的技术社会所弥合。而且随着它的弥合,大拒绝反倒被拒绝;“另一向度”被同化进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中。异化的作品被结合进这个社会中,并作为对盛行状态的装饰品和精神分析设备的一部分来传播。因此,它们成了广告节目,它们起销售、安慰或激励的作用。

 

大众文化左翼批评家的新保守主义批评,嘲笑那种抗议把巴赫的音乐当作厨房背景音乐,把柏拉图和黑格尔、席勒和波多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摆在药房里的作法。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古典作品已离开了陵墓,重新苏醒过来,人民由此获得教养。的确如此,但作为古典作品而苏醒,它们却成了不同于自身的东西;它们被剥夺了它们的对抗性力量,丧失了作为它们真理性之向度的外化。因此,这些作品的意图和功能已根本改变了。如果它们一度同现状是矛盾的,那么现在这种矛盾已被克服了。

 

但是,这种同化在历史上是不成熟的;它建立了文化上的平等,同时却保留了统治。社会正在排除封建贵族文化的特权和专权,连同它的内容。美术的先验真理性、生活和思想的美学,过去只是极少数有教养的富人才能得到的,这一单向度的社会事实是过去的压抑性社会的过失。但这一过失不是靠平装本、普及教育、慢转密纹唱片和在剧院及音乐厅里不规定礼仪服①装新能纠正的。文化特权表现了不公平的自由、意识形态同现实的矛盾、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的脱离;但它们也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领域,使得被禁忌的真理能以抽象的完整性幸存下来——疏远压制这些真理的社会。

 

现在这种疏远已被克服——连同超越和控诉。乐谱和乐音仍然存在,但使它们成为另一个行星的空气的那段距离已被克服。②艺术的异化,象它在其中演出的新剧院和音乐厅的建筑一样,成了从实用角度来设计的。毫无疑问,这种新建筑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古怪建筑更好,即更美更实用。但它也是更“一体化的”——文化中心正在成为销售中心、市政中心或管理中心的一个合适部分。统治有自己的美学,而且民主统治也有自己的民主美学。不错,几乎每一个人旋开他的音响组合旋钮或跨入他的乐房,随时都可以得到优美艺术。然而,在这种普及中,优美艺术成了一架翻新优美艺术内容的文化机器上的齿牙。

 

艺术的异化,连同其它的否定方式,都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如果把这一变化视作技术进步结果的话,便可以看出它的不可逆转性的深度和广度。现阶段按其可利用的新

 

①请不要误解:在其所及的范围内,平装本、普及教育和慢转密纹唱片确实是一种福祉。

 

②斯蒂芬.乔治,见阿诺德.舍恩伯格的升F小调四重唱。参见T.W.阿道尔诺《新音乐哲学》(图宾根,J.C.B.摩尔,1949)第19页以下几页。

 

 

 

的实现手段,重新确定了人和自然的可能性,据此看来,这些前技术的形象正在丧失它们的力量。

 

它们的真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和自然的一个未被理解和未被征服的向度,取决于对组织和操纵上的狭窄限制,取决于那种抵制一体化的“不可消除的核心”。在充分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这个不可消除的核心逐渐被技术合理性所清除。对世界的物质改造,要求对它的象征、形象和观念进行精神改造。显然,当城市、公路和国家公园取代了村庄、山谷和森林时,当摩托艇竞驰湖面,飞机划破长空时,这些区域也就失去了它们作为一种性质不同的现实,作为矛盾领域的特点。

 

既然矛盾是逻各斯的作用——“不现实的东西”同“现实的东西”的合理对立,那么它一定具有一种交流媒介。争取这种媒介的斗争,或者说反对它被同化进占统治地位的单向度中的斗争,在先锋派力图创造的疏远状态中表现出来,这种疏远使得艺术的真理重新成为可交流的。

 

伯托尔特.布莱希特为先锋派的努力构画了理论基础。

 

现存社会的总特点使剧作家面临着还能否“在剧院里表现当代世界”的问题,即对世界的表现能否使观众认识到剧中所传递的真理。布莱希特回答说,只有在当代世界被表现为可①变化的东西,即表现为应被否定的否定状态时,它才能得到表现。应该学习、理解并据之行动的是学说,而戏剧是而且

 

①伯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作品》(柏林和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57)第7,9页。

 

 

 

应该是娱乐、乐趣。然而,娱乐和学习不是对立的;娱乐可以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为了讲出处于意识形态和物质之网后面的当代世界是什么,它如何被改造,戏剧应该割断观众同舞台上事件的自居作用。所需要的不是移情作用和感情,而是保持距离和作出反应。“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应产生这种把世界当作它的现实样子来认识的分离作用。“日①常生活的事物被抬高到超出不证自明的领域……。”“‘自然的’东西应具有超日常的特点。只有以此方式,因果规律才②能显示出来。”

 

这种“间离效果”不是附加在文学上的。它毋宁是文学本身对整个行为主义威胁的回答——企图挽救否定的合理性。以这种企图,文学的大“保守”同激进的行动主义齐心协力。保罗?瓦莱利坚持诗的语言具有不可摆脱的否定义务。这种语言的诗句“从不谈论不在眼前的事物”。③它们谈论那种尽管不在眼前却把既定言论和行为领域当作它最禁忌的可能性来纠缠不休的东西——既非天堂亦非地狱,既非善亦非恶,只是“幸福”。因此,诗的语言谈论那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在人和自然中可见的、可触知的和听得见的东西——和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东西。

 

诗的语言以表现不在眼前的东西为中介来创造和运动,

 

①同上书,第76页。

 

②同上书,第63页。

 

③保罗.瓦莱利“诗和抽象思想”,见《作品》(巴黎,加利马德,1957)第1卷,第1324页。

 

 

 

它是一种认知的语言——但这种认知彻底破坏了肯定的东西。在其认知功能上,诗履行着思想的伟大任务:

 

“努力在我们身上使不存在的东西获得生命”。①说出“不在眼前的事物”就是破除现存事物的迷惑力;此外,它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现存秩序的超越——“一个世界的开始”。②

 

为了表现在一个世界内部作为一种超越的另一种秩序,诗的语言依赖于日常语言中的越轨因素。然而,一切媒介为维护既定现实的总动员,已经协调了各种表现手段,以致越轨性内容的传播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的。自马拉美以来一直对艺术意识纠缠不休的幽灵——说出非物化的语言、传播否定东西的不可能性——已不再是一个幽灵。它已被物质化。真正先锋派的文学作品传播着同传播的决裂。先是在里姆鲍德那里,然后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里,文学反对在整个文化史上把艺术语言同日常语言联系起来的论述结构。命题体系(有作为它的意义单位的句子)是现实的两个向度得以汇合、交流和被交流的媒介。最崇高的诗和最低下的散文都共有这种表现媒介。所以,现代诗“破坏了语言关系,并使论述返回到语词阶段”。③

 

 

 

语词拒绝句子的统一的可感知的规则。它破除前定的意

 

①同上书,第1333页。

 

②同上书,第1327页(涉及到音乐语言)。

 

③罗兰.巴特《文字的零等级》(巴黎,杜.塞维尔出版社,1953)第72页(我加的着重号)。

 

 

 

义结构,而且成为一个“绝对的客体”,标志着一个不可容忍的、自拆台脚的宇宙——一个不连续体。这种对语言结构的破坏意味着对自然经验的破坏:

 

  由于孤独而可怕的客体只具有虚的联系,自然便成了这些客体的不连续体。任何人都不能为它们选定一个特定的意义、用途或效用。任何人都不能认为它们意味着一种精神态度或一种意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意味着一种脆弱……。这些语词客体没有联系,都武装上了它们爆发性力量的暴力……,这些诗的语词排斥人们,根本不存在“新式”的诗的人道主义:这种暴躁的论述是一种充满恐怖的论述,意味着它不是把一个人同别人相联系,而是同最非人的自然形象相联系,如天堂、地①狱、圣者、稚童、疯子、纯物质等等。

 

传统的艺术材料(形象、协调、色彩)只重视为“引语”,即在拒绝的语境中过去意义的残余。因此,超现实主义的绘画把机能主义用禁忌所包含的东西汇集一起,因为它背叛了作为物化和物化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的现头。超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机能主义对人否定的东西;这些歪曲证明着禁忌对所欲的东西所做的事情。因此,超现实主义挽救过时的东西——一些特质,幸福的要求蒸发掉

 

①同上书,自第73页开始。

 

 

 

 

 

①技术化的世界对人拒绝的东西。

 

另外,伯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保留了在浪漫文学和拙劣文艺作品中包含的“幸福的许诺”(月光和蓝海;悦耳的音调和甜蜜的家庭;忠诚与爱情),使之成为政治酵素。他的人物歌唱失去的乐园和不能忘记的希望(“情人,你看见索霍区天上的月亮了吗?”“但有一天晴空万里”,“当初,那是个星期天”,“一艘张帆起航的船”,“毕尔巴鄂时代的月亮,那里值得爱”)——这歌是关于残忍、贪婪、剥削、欺诈和谎言的歌。被欺骗者唱出了他们的欺骗,但他们了解(或已经了解)了欺骗的原因,而且只是在了解这些原因(和如何去对付它们)时,他们才重新获得他们梦想的真理性。

 

这些在文学语言中重新进行大拒绝的努力,遭受了被它们拒绝的东西所同化的命运。作为现代古典派的先锋派和垮了的一代,都具有娱乐的功能,而不会危害善意的人们的良心。技术进步证明这种同化是合理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对悲惨状况的缓和,拒绝了这种大拒绝。对高级文化的清理,是征服自然的一个副产品,不断征服匮乏的一个副产品。

 

这个社会把珍贵的越轨形象结合进它无所不包的日常现实中,从而使这些形象失去效力,证明了不可解决的冲突已达到了可管理的程度——悲剧和浪漫文学、原型的梦想和焦虑正听任技术来解决和溶解。精神病学医生关心唐璜、罗米欧、哈姆雷特、浮士德,就象他关心奥狄蒲斯一样,为他们

 

①T.W.阿道尔诺《文学笔记》(柏林-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58)第160页。

 

 

 

治疗。这些世界的统治者正在失去他们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在电视上、记者招待会上、议会上和公共意见听取会上的出现,对超出广告剧的戏剧是很难适合的,①但他们行动的结果超出了戏剧的范围。

 

非人性和不公平的旧习惯,正被合理组织起来的官僚所管理,而这种官僚的生命核心却是无形的。灵魂极少包含不能被敏感讨论、分析和民意测验的秘密和渴望。即使个人能反对并超越他的社会条件,孤独在技术上已成为不可能的。逻辑和语言学的分析证明,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幻想的问题;对事物的“意义”的探索,可被重新概括为对语词意义的探索,现存的言论和行为领域可以提出非常充分的解答标准。正是这合理的世界,单靠设备的份量和能力,封闭了一切逃避行为。过去的高级文化,在其同日常生活现实的联系中,是多样化的——敌对和装饰、呐喊和顺从。但它也是自由王国的表现:拒绝循规蹈矩。如果没有比这种拒绝更令人满意的补偿物,这种拒绝就不能被封闭。对对立面的征服和同一,在高级文化向通俗文化的转变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的荣誉。这种征服和同一是在增长起来的满足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物质基础也是荡涤一切的贬黜之基础。

 

艺术的异化是升华。它创造着那些同既定现实原则不相协调的状况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作为文化形象,是宽容的,甚

 

①传说中的革命英雄仍然存在,他可以蔑视电视和出版——他的世界是“不发达的”乡村世界。

 

 

 

至是有教益和有用的。现在这类形象失去了效力。它被纳入厨房里、办公室里和商店里;它开始为生意和基金而在商业上发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贬黜——用直接的满足来取代间接的满足。但它是从社会的“力量角度”来实践的贬黜,比以前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社会的利益已成为它的公民们最内在的推动力,因为它承认的喜悦有助于社会的凝聚和满足。

 

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性在社会结构形式上获得了解放(或者说自由化)。这一观念意味着存在着压抑的贬黜方①式,,与这些贬黜方式相比较,升华了的动力和目标意味着更加偏离、更加摆脱、更不留心社会的禁忌。看来,这种压抑性的贬黜在性领域里的确是有效的,在这里如同在对高级文化的贬黜中一样,它是作为技术现实的社会控制之副产品而起作用的。社会控制扩大了自由,同时又加强了统治。也许讨论一下本能力量的社会用途上的变化,最能解释贬黜和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社会里,并非在机器上和操作机器上所花费的一切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即不令人愉快但又必要的苦力),并非机器节省的一切精力都是劳动力。机械化还“节省了”里必多,生命本能的精力——也就是说,使它避免了以前的实现方式。这是对现代司机同流浪诗人或工匠,流水线同手工艺、乡镇同城市、工厂生产的面包同家制的面包、帆船同摩托艇进行浪漫对照的真理内核。的确,这个浪漫的前技术世界充

 

①见拙著《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特别是第十章。

 

 

 

 

 

满了不幸、艰辛和污秽,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又是一切快乐和喜悦的背景。而且,过去存在着一种现在不再存在的“风景”,里比多体验的媒介。

 

随着它的消失(本身是进步的一个历史前提),整个人类主动和被动的向度已被非性欲化。个人从中得到快乐的环境——他几乎是把这个环境当作身体的延长地带而满意地神往的——已被苛刻地缩小了。结果,里必多神往的“宇宙”同样被缩小了。从而导致里必多的定点化和收缩,爱欲的体验和满足降低成性欲的体验和满足。①

 

不妨可以比较一下在一块草地上做爱和在一辆汽车里做爱,在城墙外边情人活动场所里的做爱和在曼哈顿大街上的做爱的不同感受。在前一种情形中,环境参与并促进里必多的精神集中,而且趋于被性欲化。里必多超越了直接的性感应带——一个非压抑性的升华过程,相比之下,一个机械化的环境似乎封闭了这种里必多的自我超越。里必多不得不力图扩大爱欲满足的领域,成了不怎么“多形的”,而且在定点化的性活动之外不怎么能产生性冲动,而这种定点化的性活动却得以增强。

 

因此,技术现实减弱了爱欲的能量并增强了性欲的能量,它限制了升华的范围。它还减弱了对升华的需要。在精神机制上,所欲望的东西同所允许的东西之间的紧张状态似乎被大大缓和了,而且现实原则看起来不再要求全面而痛苦地改

 

①根据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使用的术语,性是“专门化”的部分的动力,而爱欲是整个机体的动力。

 

 

 

造本能的需求。个人应该使自身适应一个似乎不主张否定他的需求的世界——一个本质上非敌意的世界。

 

因此,机体注定要自发接受所提供的东西。只要更大的自由意味着缩小而不是扩大和发展本能的需求,那么这种自由就拥护而不是反对普遍压抑的现状——人们所说的“制度化的贬黜”。这种贬黜在我们时代的权力主义人格的形成中,是一个致命的因素。

 

人们可以经常注意到,发达工业文明是在更大程度的性自由上起作用的——“起作用”的意思是说,性自由成了一种市场价值和一种社会习俗的因素。身体依然是一种劳动工具,但可以在日常的劳动世界和工作关系中显示出它的性特点。这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它之所以可能,靠的是减轻了肮脏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靠的是廉价而绚丽多彩的衣着、美的文化和生理卫生的便利性,靠的是广告工业的要求,等等。性诊所和女售货员、英俊而年轻的男性职员和招待员,是高级市场的商品;对称心如意的情妇的占有——一度是王公贵族的特权——推进了商业共同体中不怎么高贵的行当。

 

现存的艺术的机能主义助长了这种倾向。商品和办公室敞开了巨大的玻璃窗,把它们的全体人员暴露于外;在内部,高柜台和不透明的隔板拆除了。大公寓和别墅里单间的废弃,打破了以前把个人同公共生活隔离开来的遮栅,并且很容易暴露出别人妻子和别人丈夫的引人注目的特性。

 

这种社会化不是同环境的非爱欲化相矛盾的,而是相补充的。性被结合进工作和公共关系中,因此更容易得到(受控制的)满足。技术进步和更舒适的生活能够系统地把里必多的成分包含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不管本能活力的动员如何被控制(它有时等于对里必多的科学管理),不管它如何成为现状的一个支柱,对被管理的个人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就如同摩托艇比赛、推割草机和开快车是一种娱乐一样。

 

这种对里必多的动员和管理,可以说明志愿的服从、恐怖事件的消失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明个人需求同社会要求的欲望、目标和激情之间前定和谐的主要原因。对人类生活中越轨因素的技术和政治征服,作为先进工业文明的特点,在本能领域也表现出来了:通过鼓励顺从、削弱抗议的合理性来满足需求。

 

社会允许的和向往的满足范围,大大扩大了,但正是通过这种满足,削弱了快乐原则,它被剥夺了同现存社会不协调的要求。这样一调整,快乐便导致服从。

 

同被调整的贬黜的快乐相对照,升华开始意识到了压抑性社会借以打击个人的遗弃作法,因而保留了对自由的需要。诚然,一切升华都受到社会力量的强制,但对这种力量的痛苦意识已冲垮了异化。诚然,一切升华都接受社会对本能满足的禁闭,但升华也超越了这种禁闭。

 

超自我,在审查无意识并嵌入道德心时,也审查潜意识压抑力,因为发展起来的道德心不仅审核个人的,也审核他那个社会的被禁止的邪恶行动。相反,因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所认可满意的自由而造成的道德心丧失,则有利于幸福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人们接受这个社会的罪行。这是日渐衰落的自主性和理解力的标志。升华要求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理解力;它是意识和无意识、第一过程和第二过程、思想和本能、放弃和造反之间的中介。在其最完善的方式上,如在艺术作品中,升华成为认识力量,在服从压抑的同时战胜压抑。

 

着眼于这种升华方式的认识功能来看,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猖獗一时的这种贬黜,显示了它真正循规蹈矩的功能。这种性自由(和侵略的自由)使本能的动力摆脱了不幸和不安,而正是这种不幸和不安说明了既定的满足领域的压抑力量。可以肯定,存在着普遍的不幸,幸福意识是非常不稳固的——在畏惧、挫折和厌恶之上建立的一种贫瘠的外观。这种不幸,很容易促进政治动员;用不着为自觉的发展留下余地,它就可以成为新的法西斯主义生活和死亡方式的本能水库。但是,幸福意识之下的不幸,可以经由多种方式变成社会秩序的外力和内聚力源泉。这些不幸个人的冲突,现在比起那些造成弗洛伊德的“文明中的不满”的东西,更容易治愈;用“我们时代的神经过敏的人格”比用爱欲与死亡的斗争,更能充分确定这些冲突。

 

有控制的贬黜可以削弱对既定现实原则的造反,这种情况也许可以通过古典和浪漫文学中的性表现同我们当代文学中的性表现之间的对照来解释。如果人们从那些在实质和内在形式上为爱欲义务所决定的作品中,选择一些本质上不同的例子,如拉辛的《费德拉》、歌德的《选亲》、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么,性始终如一地是以高度升华的、“间接的”、反映的形式出现的——但在这些形式中,它是绝对的、不妥协的、无条件的。爱欲的统治从一开始也是死亡本能的统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道德或社会学的意义上,实现就是毁灭。它超出了善和恶,超出了社会道德,因而它超出了这种爱欲拒绝并破除的既定现实原则的范围。

 

相比之下,在奥尼尔的酗酒者和福克纳的粗鲁者那里,在《欲望号街车》中,在《躁热的铁皮屋顶》下,在《罗丽塔》中,在好莱坞和纽约的狂欢、别墅主妇的冒险的一切故事中,性泛滥猖獗。这是无限地更现实主义的、大胆的、无所顾忌的。它是它发生在其中但从不被否定的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所发生的事情,肯定是粗野的和淫秽的、雄浑的和可口的,相当不道德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才是完全无害的。

 

性摆脱了作为它的不协调的梦想标志的升华形式(作为讲故事的风格、语言的形式),变成了压抑性畅销书的载体。不能说当代文学中的风流女人都象巴尔扎克所说的妓女埃赛尔一样:她是无限繁茂的温柔之花。这个社会把它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变成进步和剥削、艰辛和满足、自由和压抑的潜在源泉。性也不例外。

 

关于被控制贬黜的概念,意味着可同时发泄被压抑的性和侵略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似乎同弗洛伊德的关于在两个原动力之间分配固定量的本能活力的概念不相容。在弗洛伊德看来,性(里必多)的加强必然引起侵略性的减弱,反之亦然。然而,如果社会允许和鼓励里必多发泄是部分定点的性发泄的话,它将等于实际压缩爱欲能量,而且这种贬黜将同非升华的和升华的侵略形式的增长是相容的。后者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极为盛行。

 

这种情况是否已达到了规范化的程度,以致个人在正常的国民准备过程中已逐渐习惯了自身被分解和解体的冒险呢?或者说,他们的默认是否完全归因于他们无能为力对付这种冒险?总而言之,不可避免的人为的破坏的冒险,已在人民精神和物质家务中成了家常便饭,以致不再能用它来指责或拒绝现存社会制度。而且,作为他们日常家务的一部分,它甚至可以使他们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绝对的敌人和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和所欲望的就业水平!)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是非常容易识破的,但也是完全被合理地接受的。

 

假定破坏本能(归根到底:死亡本能)是培育着技术上征服人和自然的那种活力的很大成分,那么,社会在不断增长操纵技术进步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它操纵和控制这种本能的能力,即“生产上”满足本能的能力。因而,社会的凝聚力会在最深刻的本能根源上得到加强。最大的冒险,甚至战争事实,不仅会和无可奈何的接受,而且会和对罪行的本能认可相汇合。在这里我们也碰到了被控制的贬黜。

 

因此,制度化的贬黜表现为单向度的社会取得的“征服越轨行为”的一个方面。正如这个社会趋于减少甚至同化政治和高级文化领域里的对立(质的差别!)一样,在本能的领域亦是如此。结果是使把握矛盾和替代品的精神器官萎缩了,而且在剩下的技术合理性的向度里,幸福意识开始盛行起来。

 

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这样的信念,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现存制度提供了商品。人民被引向到生产设备中去寻找有效的思想和行动的动因,而他们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能够而且应该归结为这种动因。在这一转变中,这种生产设备还具有道德动因的作用。物化、万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脱了道德心。

 

在这种一般必然性中,内疚感没有任何地位。一个人可以发出消灭成千上万的人民的指令,然后声称自己根本不受良心的谴责,并心安理得地生活。在战场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收获了纳粹科学家、将军和工程师的利益;他们具有后来者居上的历史优势。最初作为集中营的恐怖东西,现在成了训练人民适应反常状况的实践——人类的地下生活和每日摄取放射性物质。一个基督教牧师声称,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阻止你的邻居进入你的避弹所,这同基督教的原则并不矛盾。另一个基督教牧师和他的同事意见相左,说这违背了基督教的原则。谁正确呢?技术合理性的中立立场表明它凌驾于政治之上,但它也表明这是虚假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它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

 

  “集中营的世界……不是例外的畸型社会。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我们每天都身陷其中的地狱社会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社会的典型。”①

 

看来甚至最隐蔽的越轨行为也可以被压抑住,以致对一切实践目的来说,它们已不再是社会的危险。或者说,即使

 

①E.爱奥奈斯库,见《法国新闻杂志》,1956年7月号;引自1960年3月4日《伦敦时代文学副刊》,赫尔曼在1959年的一份兰德研究报告(RM—2206—RC)中提出:“应该研究在象非常拥挤的避弹所那样的环境里(集中营、俄国和德国使用的拥挤不堪的货车、部队运输船、人满为患的监狱……等等)人口的幸存,从中也许可能发现一些有用的指导原则适用于避弹所方案。”

 

它们的爆发会导致个人的功能素乱(如一个广岛领航员的情况),但这种爆发并不会扰乱社会的功能。精神病院治疗个人的功能紊乱。

 

幸福意识没有任何界限——它安排着同死亡和破坏的演习,在演习中娱乐、协同作战和战略意义结合起来鼓励社会的和谐。兰德公司把学术、研究、军事、气象和健康生活统一起来,在它的《兰德信息》第9卷第1期中以“安全胜于悲伤”为题,以开脱性的装腔作势风格报导了这些演习。火箭在跃跃欲试,氢弹在弯弓待发,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问题是“如何保卫民族和自由世界”。尽管如此,军事计划者仍忧心忡忡,因为“把握时机的代价,试验和犯错误的代价,也许高得可怕。”于是,兰德公司应运而生;兰德公司伸手救援,而且“象兰德安全计划那样的计策开始进入画面”。它们进入的画面是不分类别的。它是这样一幅画面,在这幅画面上“世界成为一幅地图,导弹纯属象征〔象征主义的安慰性力量万岁!〕,战争只是〔只是〕写在纸上的计划和计算……”。在这幅画面上,兰德公司已把世界美化成一种有趣的技术比赛,人们不必紧张——“军事计划者用不着冒险便能获得有价值的‘综合’经验”。

 

 

 

演  习

 

 

 

  为了理解演习,人们应该参与演习,因为理解就是“体验”。

 

由于防卫计划的演习者差不多都来自兰德公司和空军的每一部门,所以我们可以在蓝方设置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经济学家。红方也将有类似的配置。演习的第一天是就有关演习的一切事情下达共同简令并制定规则。当两方在地图上各自的地盘就位时,演习就开始了。两方都从演习指挥者那里得到它的政策报告。这些报告一般是由控制集团的一个成员准备的,他对演习期间的世界形势做出评价,提供关于敌军政策的情报,指出军队应达到的目标、军队预算。(由于每一次演习都要考察范围广泛的战略可能性,这些政策应有变化)。

 

在我们假设的演习中,蓝方的目的是在演习的始终保持威慑能力,即保持能击退红方的力量,这样红方就不愿冒险进攻。(蓝方还获得关于红方政策的情报)。红方的方针是获得优于蓝方的力量。蓝方和红方的预算同实际的防卫预算相一致……。

 

我们不胜宽慰地听说,自1961年以来兰德公司已“在我们迷宫似的地下室——快餐部下面的某个地方”进行了这种演习,“贴在蓝房间和红房间墙上的菜单上,列举了双方可购买的武器和导弹构件……大约七十项”。演习有一个“演习指挥者”,他负责解释演习规则,因为尽管“用图表和说明书制定的规则达66页”,但在演习期间还是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演习指挥者还有另一个重要职能:“无需事先通知演习者”,“他可以引入战争来检验现存军事力量的效力。”但接着,字幕打出“咖啡、饼子和意见”。休息!“在此后的时间演习继续进行——直到1972年结束。那时蓝方和红方都销毁了火箭,在‘善后’会议上坐在一起喝咖啡吃饼。”然而,不能太松懈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现实的世界形势,它不能被有效地变换成安全”,于是就需要“谈判”。我们感激它:这种在现实的世界形势中留下的希望是超出兰德公司所及范围之外的。

 

显然,在幸福意识的领域里,内疚感没有任何地盘,算计清除了道德心。当整体危若累卵时,唯一的犯罪就是反对整体或不维护整体的罪。犯罪感、过失感和内疚感成了一种私事。弗洛伊德在个人的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罪行,在个人的病史中揭示了整体的病史。这种致命的联系被成功地压抑了。那些同整体相同一的人,那些作为整体的领袖和维护者而就职的人,可以犯错误,但他们不会不舒服——他们没有内疚感。只有当不再坚持这种同一性时,只有当他们离任时,他们才开始内疚。

 

 

 

 

 

    第四章

 

 

 

 言论领域的封闭

 

 

 

  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一切政治作品只能证实着一个警察世界,犹如一切思想作品,只能产生不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庇护文学一样。

 

——罗兰.巴特斯

 

幸福意识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现存制度提供着商品。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新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性之一面。它之所以是新的,乃因为它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它维持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减少了——而且在其最发达的地区已经排除了——以前阶段的较原始的不合理性,因而比以前更有规则地延续和改善生活。毁灭性的战争未曾发生;纳粹灭绝人口的集中营已被清除。幸福意识拒斥这类东西。严刑,只是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上发生的殖民战争中,才被当作正常事物起用。在因为战争而问心无愧地实行严刑的地方,仍然有战争。但这种战争也是在边缘地带发生的,它只蹂躏“不发达的”国家。其它国家则是和平统治。

 

这个社会的效率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它达到的对人的统治权进行开脱。如果这个社会能同化它接触的一切,如果它能吸收对立面,如果它即使有矛盾也能运转自如,那么它便证明了它有文化上的优势。同样,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的激增,证明着它的富裕和“福利高水平”;“共同体太富裕了,所以无忧无虑!”①

 

 

 

全面管理的语言

 

 

 

这种福利,这种凌驾于不幸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多产的上层建筑,充满了把主人与其奴仆联接起来的“媒介”。它的公共力量塑造着传播领域,使得单向度的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来。它的语言有助于同一和统一,有助于系统地彰扬肯定性思维和行为,有助于一致攻击越轨的批判性观念。在流行的言语方式上,双向度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技术行为或社会“思维习惯”之间的对照显示出来。

 

①约翰.K.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波士顿,霍夫顿.米夫林,1956)第96页。

 

在这些思维习惯的表达上,现象与现实、事实与因素、实质与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趋于缓解。自主、发现、证明和批判的因素,退居于指派、断定和模仿之后。魔术般的、权力主义的和仪式性的因素充斥了言语和语言。言论丧失了作为认识和认识评价过程之环节的媒介。那些理解事实并因而超越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它们真正的语言表现力。没有这些媒介,语言便趋于表现和助长理性与事实、真理与既定真理、本质与存在、事物与其功能的直接同一。

 

这些同一性,曾表现为操作主义的一个特点,现在在社会行为上重现为言论的特点。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有助于拒斥言语结构和运动上的非循规蹈矩的因素。词汇和句法同样受到影响。社会直接在语言材料中表现它的要求,但不是没有对立面;在官方和半官方的言论中,通俗语言以恶意和挑衅性的幽默在博动着。俚语和口语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富有创造性。仿佛普通人(或他的无名代言人)会以他的言语来表现他的反现实权力的人性,仿佛在政治领域里被压抑的拒绝和造反行为,会以坦率粗俗的词汇爆发出来。例如,说精神病医师是“割敌人的头颅作为战利品来保存的人”,称知识分子为“鸡蛋脑袋”,把电视机叫做“笨蛋管”,说“打它”、“挖它”即是滚,而说“滚,人,滚”却是在说“了不起,人”。

 

然而,国防实验室和办公室、政府和行政机构、计时员和经理、效率专家和政治美容厅(它为领袖们提供合适的化妆品)却说一种不同的语言,很快它们似乎就有了最终的辞令。正是用这种辞令发布命令、进行组织工作,引诱人民去行动、去购买、去接受。这种辞令正以一种风格来传播,而这种风格则是十足的语言学创造。它是一种句法,使句子的结构得以节约和压缩,以致句子的各部分之间不留下任何张力,任何“空白”。这种语言形式阻碍了意义的发展。待一会儿我将试图阐释这种风格。

 

操作主义的特点是认为概念与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操作主义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这样的语言倾向上,即“认为事物的名称同时标明事物的作用方式,性能和过程的名称是用于察觉或产生这些性能和过程机制的象征”。①这就是技术的推理,它超于“使事物与其功能相同一。”②

 

这种推理,作为科学技术语言之外的思维习惯,塑造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行为主义的表现。在这一行为领域里,语词和概念趋于一致,或者说,概念趋于被语词同化。概念所具有的内容仅仅是在公布的标准化用法上语词指派的内容,而语言能反应的不过是公布的标准化的行为(反应)。语词成了陈词滥调,而且作为陈词滥调来支配言语或写作。因此,大众传播阻碍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可以肯定,任何语言都包含数不胜数的用语,这些用语并不要求发展它们的意义,这些用语标示着日常生活的物体和工具、明显可见的性质、至关重要的需要和渴求。这些用语是普遍被理解的,它们一出现,便会产生同说出它们的实际语境相一致的反应(语言的或操作的)。

 

①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见《科学哲学》1942年6月,第156页。

 

②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见《科学哲学》1942年6月,第156页。

 

 

 

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另外一些用语的情况,这些用语是在无争议的语境之外来标示事物或现象的。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表现了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省略。事物的名称不仅“标志它们的作用方式”,而且事物的(实际的)作用方式也规定并“封闭”事物的意义,排除其它的作用方式。名词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样式支配着句子,句子成为应被接受的断言——它拒绝对它的被编纂和断定的意义进行证明、定性和否定。

 

在公共言论领域的关节点上,出现了不证自灵的分析命题,它们的功能象是巫术-宗教公式的功能。它们被硬塞进和一再塞进接受者的头脑里,它们产生的效果是把接受者的思想封闭在公式所规定状况的圈子里。

 

我已经提到,不证自灵的假说是政治言论领域里的命题形式。“自由”、“平等”、“民主”和“和平”之类的名词,在分析上意味着一些特定的属性,当说出或写下这些名词时,这些属性便一定呈现出来。在西方,这种分析的论断表现在象自由企业、创制、选举、个人这样的用语中;在东方则表现在象工人和农民、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除敌对阶级这样的用语中。无论在哪一方,尽管强化真理的手段和惩罚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只要言论超越了被封闭的分析结构,都是不正确的或宣传性的。在这个公共言论领域里,言语是同义反复的;实际上,它决不会趋于发生质的差异。分析的结构,使支配性名词脱离了它的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政策和舆论陈述上会取消或者至少会干扰这个名词被认可的用法。仪式化了的概念,避免了矛盾。

 

因此,现行的自由方式是奴役,现行的平等方式是被强加的不平等,这是事实。然而,这些概念被封闭的定义,依靠支配有关言论领域的权力,禁止表现这一事实。结果造成大家所熟悉的奥韦尔的语言(“和平是战争”和“战争是和平”等等),这种语言决不单是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语言。如果这种矛盾在句子中不明确,但又被封闭在名词中,也同样会出现奥韦尔的语言。那种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政党被叫做“社会主义的”,那种专横的政府被叫做“民主的”,那种被操纵的选举被叫做“自由的”,这些是早在奥韦尔之前很久大家就已熟悉的语言(和政治)的特点。

 

相对新一点的是,公众意见和个人意见普遍接受这些谎言,压制它们怪异的内容。这种语言的传播和影响证明,社会战胜了它包含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再现,并不能炸毁这种社会制度。正是坦率的大叫大嚷的矛盾,成了言语和宣传的计策。省略的句法通过把对立面缠绕进一种固定的习以为常的结构,从而宣布对立面重新和谐。我将力图表明,“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和“无害的放射尘埃”只是一种规范风格的极端创造物。一旦把这当作违背逻辑的主要过错,那么,矛盾就成了操作逻辑的原则——辩证法的现实主义漫画。这种逻辑是一个可以不要逻辑而从事破坏工作的社会的逻辑,一个用技术来统治精神和物质的社会的逻辑。

 

重新协调对立面的言论领域,有着统一的坚实基础——它的有利的破坏性。全盘商业化在形式上结合了对抗的生活领域,这种统一表现在言语的冲突着的各部分顺利地联结起来。对一个尚未被充分制约的头脑来说,许多公共演说和出①版物是完全超现实主义的。象“劳工在寻求导弹均衡”这样②的标题,象“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难所”这样的广告,仍会使人们朴素地认为,“劳工”、“导弹”和“均衡”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任何逻辑和语言都不能正确把豪华同放射性尘埃组合一起。然而,当我们知道“弹道导弹核潜艇”“带有一亿两千万美元的价格标签”,“一千美元规格的避难所备有地毯、保护装置和电视机”时,这种逻辑和语言就成为完全合理的。效力并不主要在于这种语言是在推销商品(看来放射性尘埃的事情不是那么好),而在于它推进了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生意和国家力量、繁荣和潜在的灭绝之间的直接同一。如果把一出戏宣布是“演出斯特林贝格的《死亡之舞》前夕的特定选举”,③那么这只是真理的疏忽。这一声明以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形式,而不是以正常被认可的形式,揭示了二者的联系。

 

作为商业和政治风格特点的对立面同一,是许多用来避免抗议和拒绝行为的言论和交流方式之一。当现存社会机关承认并宣扬和平是战争的边缘,极限武器带有可观的价格标签,避难所带来了舒适时,这种抗议和拒绝还怎能找到它们的正当言词呢?这个言论领域显示自己的矛盾就是自己的真理标志,从而封闭了自身,抵挡其它无自身根基的言论。它

 

①《纽约时报》,1960年12月1日。

 

②同上刊物,1960年11月2日

 

③同上刊物,1960年11月7日。

 

 

 

 

 

有着把所有其它主张同化于自身的能力,它提供了把最可能的宽容同最可能的同一结合起来的前景。然而,它的语言证明了这种同一有压抑性特点。这种语言,以强加于接受者的句法结构,谈论被歪曲和节略的意义、被阻止的内容发展,以及接受按提供这种语言的方式所提供的东西。

 

这种分析性论断是一种压抑的句法结构。一个专有名词并不总是与同样的“解释性”形容词和定语相配对的,从而使得句子成为催眠性的无止境重复的公式,在接受者的头脑里形成了固定的意义。他想不到这名词还有本质上不同的(而且可能真实的)涵义。后面我们将考察其它显示这种语言的权力主义特点的句法结构。它们都缩短和节略了句法,使得句法创造了一些具有普遍僵化的具体性的自欺欺人的固定形象,从而割断了意义的发展。正是众所周知的广告工业的技术,在方法上促进“建立一种”依附思想和产品的“形象”,并帮助出卖人们和商品。言论和写作麕集在“冲击线”上和“观众唤起者”周围,来传播这种形象。这种形象也许是“自由”或“和平”,也许是“好人”、“共产主义者”或“莱茵金仙女”。读者或听众可以联想(而且实际上也在联想)起一种固定的制度、态度和激情的结构,并以一种固定的特殊方式做出反应。

 

在这种相对无害的商业领域之外,结果更为严重,因为这种语言同时也是“威胁和炫耀”。①命题采取了暗示性命令的形式——命题是启示性的,而不是证明性的。论断成了规①罗兰.巴特斯《文字的零等级》(巴黎,杜?塞维尔出版社,1953)第33页。

 

 

 

定;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管理指导的结果。这种大众传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联系——没有地位、教育和职务的距离,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不拘礼节的气氛中射中他或她。

 

那种在发达的大众传播中起重大作用的语言,也确立了一种同样的亲近感。①例如,“你的”国会议员,“你的”公路,“你”满意的药店,“你的”报纸;带给“你”,“邀请你”等等。这样一来,附加的、标准化的和一般的事物和功能表现为“专为你的”。听到这话的人是否相信它,这无关鸿旨。它的成功表明,它助长了个人同他们及别人履行的功能自我同一。

 

在机能化的和被操纵的传播领域最发达的部分,语言以真正惊人的句法结构兜售着个人和功能的权力主义同一。《时代》杂志可以作为这种倾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使用了曲折变化的所有格,使得个人象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雇主或企业的附庸或属性。例如,它介绍的个人是弗吉尼亚的伯德、美国钢铁公司的布劳、埃及的纳瑟等等。用连字号连接的定语句法结构,创造了一种固定的综合症:“佐治亚州专-横的、低-前额的州长……,现在为他下一周的野蛮政治联盟做了准备。”这个州长②,他的功能、他的生理特点和他的政治实践,熔炼成一种

 

①见利奥.洛温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学徒厅,1961)等109页以下和理查德.霍格特《文学的用途》(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1)第161页以下。

 

②这段话不是指目前的州长,而是指塔尔梅奇先生。

 

 

 

不可分割和不可改变的结构,这种结构以其自然的天真和坦率征服了读者的头脑。这种结构没有为意义的区分、发展和差异留下任何地盘:它只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运动和生活。文章被这种人格化和催眠的形象所统治,甚至能继续提供本质的消息。这种叙述能安全地保存在或多或少人们感兴趣的故事被剪辑的框架里,这种框架是被出版者的政策所确定的。用连字号连接进行节略的用法广泛流行。例如,“毛刷-眉毛的”特勒,“氢-弹之父”,“公牛-肩臂似的导弹手冯?布朗”,“科学-军事餐”①和“核-动力、弹道-导弹-燃料”潜水艇。这些句法结构在一些把技术、政治和军事结合一起的短语中特别常见,也许不是偶然的。那些标示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或性质的术语,被迫组合成一个坚固不可抗拒的整体。

 

效果也是巫术般的和催眠性的——散布那些表示矛盾不可避免的同一和和谐的形象。因此,是可爱而又可畏的天父,生命的挥霍者,为消灭生命而产生了氢弹;“科学-军事”齐心协力用那种制造焦虑和苦难的工作来减轻焦虑和苦难。另外,也有无需连字号的短语,如“冷战专家的自由学院”②和“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认为是毁灭促成了道德的和物质的一体化。那些说出并接受这种语言的人民,似乎不受每一事物影响——但又易受每一事物影响。这种语词连接法(明

 

①后三个术语引自《民族》,1958年2月22日。

 

②《生命》杂志的一个提法,引自《民族》,1960年8月20日。据大卫?萨尔诺夫说,国会曾收到一个建立这种学院的议案。见约翰.K.杰瑟普、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的《国家目标》(在《生命》杂志编辑部的监督和帮助下出版,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1960)第58页。

 

 

 

显的或不明显的)并不总是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通常,这种连接显得非常顺眼,如“公牛-肩膀似的导弹手”,或者它表达一种威胁或一种鼓舞人心的动力。但结果都是类似的。这种加强于人的结构,闪电般地把暴力、权力、保护和宣传的行动者同行动本身统一起来。我们是在操作中而且只是在操作中看到人或物,不可能是别的情况。

 

注意一下缩略语。NATO(北约组织)、SEATO(东南亚条约组织)、UN(联合国),AFL-CIO(美国劳联-产联)、AEC(原子能委员会),以及USSR(苏联)、DDR(民主德国)等等,这些缩略语大多数是非常合理的,这些指示词如果不被缩略也显得太长了。然而,人们可以大胆从一些这样的缩略语中看出“理性的狡计”——缩略语有助于压制不想碰到的问题。NATO并没有指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说的东西,即北大西洋沿岸各国之间的条约——否则人们可以质疑希腊和土耳其作为它的成员国的地位是否合理。USSR缩略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的意思;DDR缩略了“民主”的意思。UN省略了对“联合”的突出强调;SEATO使人忽略了那些并不属该组织的东南亚国家。AFL-CID掩盖了一度使劳联和产联这两个组织各自独立的根本政治差别。AEC显得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这些缩略语表明而且只表明那种以割除越轨涵义的方式而被制度化的东西。意义被固定、修改并负载。一旦它成为一个在通常用法上被不断重复、被知识分子“认可”的官方言词,它也就丧失了它的一切认识价值,并仅仅用于承认不加怀疑的事实。

 

 

 

这种风格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与自身功能相同一的事物”比与自身功能相分别的事物更现实,而且这种同一性的语言表达(在实用的名词上,在许多句法节略形式上)创造了阻碍分化、分离和区别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不断兜售形象,妨碍了概念的发展和表达。它直接而径直地阻碍了概念性思维,因而阻碍了思维。因为概念并不使事物与其功能相同一。这种同一可以是合法的,甚至是操作和技术的概念的唯一意义,但操作和技术的定义是概念的有特定目的的用法。此外,这些定义把概念溶解在操作中,并排除那种同这种溶解相对立的概念意图。概念先于概念的操作用途,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的同一;它把存在的事物同事物在既定现实中的偶然功能区别开来。

 

盛行的言语趋势,排斥这些区别,表现了前几章论述的思维方式上的变化——这种被功能化、节略和同一的语言是单向度思维的语言。为了说明它的新颖之处,我想把它同一种古典语法哲学对比一下。这种语法哲学超越了行为领域,并把语言范畴同本体论范畴联系起来。

 

在这种哲学看来,一个句子的语法主语首先是一个“实体”,而且在该句子论断主语的各种状态、功能和性质中均是如此。这个主语积极地或消极地同它的谓语相关联,但不同于谓语。如果这主语不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它就包含着一个名词之外的涵义:它命名着一个事物的概念,即该句子在一个特定状态或功能中所定义的一般概念。因此,语法的主语具有一种超出了句子所表达意义的意义。

 

用威尔海姆..霍姆勃尔特的话说:作为语法主语的名词,标示着某种“能进入某些关系中”的东西,①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关系。而且,它一直是处在这些关系之中并“反对”这些关系的东西;它是这些关系的“一般的”和实质的核心。命题的综合把行动(或状态)同主语联系起来,以致主语被指定为行动者(或负担者),因而有别于它在其中发生的状态或功能。当人们在说“闪电”时,人们“不仅想到引人注目的闪光,而且想到闪击的雷电本身”,想到一个“投入行动”的主体。如果一个句子对它的主语有了定义,那么它并不把主语溶解在其状态和功能中,而是确定它存在于这种状态中或发挥这种功能。主语既不会湮灭在它的谓语中,也不会在它的谓语之前或之外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而是在它的谓语中构成自身——这是句子中体现的中介过程的结果。②

 

在阐述语言上的缩略在何种程度上标志着它们促成的思想上的缩略时,我已间接提到了语法哲学。坚持语法中有哲学因素,坚持语法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主体”之间有联系,旨在指出在实用语言中有被压抑的内容,这些内容被禁止表现和传播。用固定形象来节略概念,用不证自灵的催眼性公式来约束意义的发展,回避矛盾,使事物(人)与其功

 

①W.V.霍姆勃尔特《论人类语言构造之差异》,柏林1936年重印本,第254页。

 

②关于辩证逻辑的这种语法哲学,见《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的“作为主语的实质”和“思辨性句子”的概念。

 

 

 

能相同一,这些趋势在其语言上显示了单向度的思想。如果语言行为封闭概念的发展,如果它阻碍抽象和中介,如果它向直接的事实投降,那么它也就拒绝承认事实背后的因素,因而拒绝承认事实,承认历史的内容。在社会中,并且对社会来说,这种实用言论的组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成了协调和奴役的载体。统一起来的实用语言,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反批判和反辩证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和行为的合理性同化了越轨、否定和敌对的理性因素。

 

我将根据“是”和“应该”之间,本质和现象、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来讨论这些因素——逻辑的否定性的决定因素进入了逻辑的肯定性的决定因素中。这种得以维持的紧张状态弥漫了作为批判的抽象的思想领域的双向度言论领域。这两个向度是彼此对抗的;现实带有这二者的特征,而且辩证概念发展了这些现实的矛盾。辩证思想在自身的发展中,开始理解了这些矛盾的历史特点和它们作为历史过程的中介过程。因此,思想的“另一”向度表现为历史的向度——即作为历史可能性的潜在性,作为历史事件的潜在性实现。

 

在操作的合理性的社会领域里,压制这一向度就是压制历史,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种压制是压制社会自身的过去——就未来将引起质变并否定现在而言,这种压制也是压制社会的未来。如果一个言论领域使得自由的范畴和它的对立面成为可互换的,甚至相同一的,那么这个言论领域不仅使用着奥韦尔或伊索的语言,而且是在排斥和遗忘历史的现实——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社会主义的观念、民主的先决条件、自由的内容。如果一种官僚专政统治决定着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世界的好伙伴,如果开明的资本主义福利纲领因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失败,如果在民主过程中反而和谐地废除了民主的基础,那么旧的历史概念就会因新式的重下的操作定义而失效。这些重下的定义是虚假化的东西,现存权力和实际权力把它们强加于人,用来把谎言变成真理。

 

实用的语言是一种彻底的反历史的语言:操作的合理性几乎没有为历史的理性留下任何地盘和任何用场。①在反单向度心灵的斗争中,离心的才能和力量可以发展起来,可以阻碍个人同社会的完全协调。实用的语言不是在反对这场斗争的历史部分吗?对过去的记忆可以产生危险的见解,现存社会似乎担心记忆的破坏性内容。记忆是同既定事实相离异的方式,一种短暂地破坏既定事实的至上权力的“中介”方式。记忆使人想起了逝去的恐怖和希望。但一旦二者在现实中重新复活,前者能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后者依然是希望。在个人记忆中重现的个人事件里,人类的畏惧和向往表现了出来——特殊中的一般。这种个人事件是记忆保存的历史。它屈服于行为领域的权力主义力量:

 

①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一般的历史从言论领域中消失。人们经常想起过去:如奠基之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总统候选人的卑贱出身。然而,这些回想也是宗教仪式化的祈祷,这些祈祷并不允许所想起的内容有所发展。通常,纯粹的祈祷是封闭这种发展的,使其显示出历史不适当性。

 

  “无记忆的人的幽灵……不止是衰落的一个方面——它必然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进步原则相联系。”“象弗纳?松巴特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把传统原则与封建原则相提并论,把合理性原则同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相提并论。这不过意味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记忆、时间、回忆当作不合理的过去遗物来清除……。”①

 

如果发达工业社会的进步的合理性,想把时间和记忆的干扰性因素当作“不合理的残余”来清除,那么它也会清除这种不合理的残余包含的干扰的合理性。承认作为现在的过去,并与之相联系,这会抵制既定现实中的并因既定现实而造成的思想机能化。它阻碍着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封闭;它把那些动摇并超越被封闭领域的概念发展理解成历史的领域,从而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批判思想面对着作为它的反映对象的既定社会,而发展成为历史的意识;这样一来,它本质上就是判断。它根本不需要中立的相对主义,而是在人的现实历史中寻求真理与虚假、进步与倒退的标准。把过去同现在沟通起来,便能揭示那些造成事实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生活方式,确定了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这种沟通制定了界限和替代目标。一旦这种批判意识说话,它就说出“认识的

 

①T.W.阿道尔诺“更新的过去作何解释?”见《在威斯巴登11月6—7日教师会议上的报告》,法兰克福1960年,第14页。我将在第七章进一步讨论这种反历史的斗争。

 

 

 

语言”(罗兰.巴特斯语),这种语言能打破被封闭的言论领域日渐僵化的结构。这种语言的关键术语不是那些无止境地造成同样僵化的谓语的催眠性名词。相反,它们允许公开的发展;它们甚至用矛盾着的谓语来展示它们的内容。

 

《共产党宣言》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这里的两个关键术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每一个都“支配”一些相反的谓语。“资产阶级”既是技术进步、自由、征服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语,也是滥用并破坏这些成就的主语。同样,“无产阶级”既具有全面压抑的定语,也具有全面击败压抑的定语。

 

在命题之中并依靠命题而形成的这种对立面的辩证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乃在于它承认主体是一种历史的动因,这种动因的地位是在它的历史实践中并靠这种历史实践而形成的,是在它的社会现实性中并靠这种社会现实性而形成的。这种论述提出并陈述了事物与其功能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些把矛盾着的谓词结合成一个逻辑单位的句子中,找到了它的语言表现——客观现实的概念对应物。同一切奥韦尔的语言相对比,矛盾现在得到了证明,成为明白的,解释了的和被斥责的。

 

我曾涉及马克思的理论风格,阐明了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但批判的、认识的性质不是马克思的风格专有的特点。在那些对正在展开的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保守的和自由的伟大批判的风格中,也能找到这些特点(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例如,一方面有伯克和托克威尔的语言,另一方面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语言,它们都是高度证明的、概念的、“开放的”语言,并未屈服于现代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催眠-仪式性公式。

 

然而,言论的权力主义仪式化对辩证语言的侵袭,是很惊人的。竞争的工业化的要求、人对生产设备的完全屈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向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语言的根本转变中。这些要求,由于是由控制设备的领导人来解释的,所以便决定着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真实的和虚假的。它们没有为会提出分裂性替代品的讨论留下任何机会和余地。这种语言本身根本不会引起“言论”。它断定了事实,并凭借设备的力量确定了事实——它是不证自灵的公告。这里,应该充分引用罗兰?巴特斯的一段话,这段话描述了这种语言的巫术-权力主义式的特点:“命名和判断之间不容有一点耽搁,而且语言是完全封闭的……。”

 

这种封闭的语言不去证明和解释——它只是传达决定、裁决、命令。如果它下了定义,那么定义就会“把善与恶分离开来”;它确定着不可置疑的正确和错误,一种价值便是另一种价值的证明。它一直在同义反复,但这些同义反复是极有效力的“判决”。它们以“预断的形式”进行裁决;它们宣判定罪。例如,“客观的意图”,即对“异端分子”、“修正主义者”之类术语的定义,是刑事法典的定义。这种效果助长了一种意识,对这种意识来说,现存权力的语言是真理的语言。

 

不幸的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现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增长,还谴责自由的共产主义反对派;这种力图回想并保存最初真理的语言,屈从了它的宗教仪式化。用“无产阶级”、“工人委员会”、“斯大林主义机构的专政”之类的术语进行言论(和行动)的倾向,成了依据于宗教仪式性公式的倾向,在这里,“无产阶级”不再存在或尚未存在,“自下而上”的直接控制会妨碍大众生产的进步,反官僚的斗争会削弱在国际规模上能动员起来的反资本主义的唯一现实力量的效率。在这里,过去被刻板地保留下来,但并未和现在相沟通。人们反对那些理解历史状况的概念,不把它们纳入现实状况内——人们封闭了概念的辩证法。

 

这种宗教仪式-权力主义的语言,通过民主的和非民主①的、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而遍布当代世界。在罗兰?巴特斯看来,这是“专制政权特有的”语言。今天在发达工业文明的势力范围内,还能存在一个不受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吗?既然各种政权的实质不再表现在可供替代的生活方式上,那么它就开始静止在可供替代的操纵和控制技术上。语言不仅反映着这些控制,而且甚至在它不传达命令而传达信息的地方,它本身也成了一种控制工具,尽管它要求的不是服从而是选择,不是屈服而是自由。

 

这种语言的控制方式是,贬低关于反映、抽象、发展、矛盾的语言形式和象征,用形象取代概念。它否定或同化越轨性因素;它不是探求,而是确立并兜售真理和虚假。但这种

 

①关于西德的情况,见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50—1951年在美因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群体经验》,F.波洛克编(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1955)特别是第545页以下。亦见卡尔?科恩《被管理的世界中的语言》(法兰克福,海因里希.舍弗勒,1958)有关德国的两部分。

 

 

 

 

 

言论不是恐怖主义的。看起来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接受者相信或被迫相信他们得知的东西。这种巫术-宗教仪式的语言的新格调是,人民并不相信它或不关心它,然而却据之行动。人民并不相信一个操作概念的陈述,但这个陈述在行动中——在已做过的工作中,在买卖中,在拒绝听别人所言中——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

 

如果政治的语言趋于成为广告的语言,因而沟通了这两个形式上很不相同的社会领域,那么这种趋势似乎表明统治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成为技术社会一个孤立的独立职能。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政治家的权力已经减少,恰恰相反,他们为了满足权力欲而进行的挑战越是全球性的,全面破坏的逼近也就显得越正常,他们越有更大的自由来摆脱有力的公众统治。但他们的统治已经结合进公民的日常工作和休息中,政治的“象征”也成了工作、商业和娱乐的象征。

 

语言的变迁和政治行为的变迁是相平行的。在推销避弹所的休息娱乐设备时,在竞选国家领袖的候选人的电视演说中,政治、商业和娱乐完全结合起来了。但这种结合是欺骗性的,命中注定是不成熟的——生意和娱乐仍然是统治的政治。这不是悲剧之后的讽刺剧,也不是悲剧的结束——也许

 

悲剧刚刚开始。作为这仪式牺牲品的将不是英雄,而是人民。全面管理的研究实用的大众传播只是单向度世界的外层,它训练人们忘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这样人们就能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虽被贬低,却心安理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并不妨碍同既定现实的精神协调。所造成的事情是对思想本身及其功能和内容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个人同其社会的协调深及心灵的各个层次,对概念的详尽阐释旨在理解既定现实。这些概念来自思想传统,被转换成操作术语。这种转换削弱了思想的否定力量,从而缓和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

 

这就是哲学的发展。为了表明它同传统决裂的程度,分析将不得不日益成为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正是脱离具体社会最远的领域,恰恰最明显地显示了社会征服思想前程度。而且,分析将不得不返回到哲学传统的历史中,并试图统一趋于分崩离折的各种倾向。

 

然而,在深入讨论哲学的分析之前,作为向更抽象的理论领域的过渡,我想简单明了地讨论一下经验研究的直接领域的两个(在我看来有代表性的)例子,并直接涉及到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之特点的某些状况。语言的问题或思想、语词、概念的问题,语言学的或认识论的分析,都是应加以讨论的妨碍做出明确学术区分的问题。纯语言学的分析同概念的分析相分离,这本身就是思想改变方向的表现,在以下几章我将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为了给以后的哲学分析做准备,必须先对经济研究进行批判。有鉴于此,初步陈述一下“概念”一词的用途来指导这一批判,可以作为一个导言。

 

 

我们用“概念”来标示某种事物的精神表象,这种事物是被当作一个反映过程的结果来理解、领会和认识的。这种事物可以是日常实践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种状况、一个社会、一本小说。不论在何种情形中,如果它们被领会了,它们就成了思想的对象,这样一来,它们的内容和意义就与直接经验的现实对象相同一,但又不同于这些现实对象。“同一”是就概念指示着同一个事物而言的;“差别”是就概念是一种反映的结果而言的,这种反映联系到(或根据)其他并未出现在直接经验中而又“解释”这一事物的事物,来理解这一事物。

 

如果概念并不标志一个特定的具体事物,如果它一直是抽象的和一般的,那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单是一个特定事物,还有某种一般的条件或关系,这种条件或关系对这一特定事物是根本的,并且决定着它作为一个具体经验对象而呈现的形式。如果任何具体事物的概念都是精神分类、组织和抽象的产物,那么,只有当这些精神过程在某一般条件和关系中重新构造特定事物,因而超越它的直接现象而超于它的实在性时,这些精神才开始去理解。

 

同理,一切认知的概念都具有一种及物的意义:它们超出了描述性的指称特殊事实。而且,如果这些事实是社会事实的话,那么认知的概念也超出事实的任何特殊语境——进入这个社会所依据的过程和条件,而这些过程和条件深深触及到一切具体事实,塑造、维持并毁灭这个社会。认知的概念由于涉及这一历史的总体,便超越了一切操作的语境,但它们的超越是经验的,因为这种超越使可认识的事实成为它们真正的样子。

 

这种意义对操作概念的“超越”,解释了事实得以被经验的有限甚至欺骗的形式。因而解释了概念与直接事实(具体事物)之间,指称概念的语词与指称事物的语词之间的张力、差异、冲突;解释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观念。同时也解释了这样一些思想方式的非批判的随和的特点,即把概念当作精神计策,并把一般概念转换成有特殊的客观指称的术语。如果这些被贬低的概念支配了对人类现实的(个人的或社会的,精神的或物质的)分析,那么,这些概念就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脱离了构成它的实在性的条件。在这种语境里,对待概念的操作态度,具有了一种政治功能。在疗法的意义上个人和他的行为——适应他的社会——受了分析。思想和表现、理论和实践不得不同他的生存事实保持一致,而没有对这些事实进行概念批判的余地。

 

如果概念性思维在方法上被限于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内来探索和改进现存社会条件,即限于工业社会学、动机研究、市场和舆论研究上,那么操作概念的疗法特点就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既定的社会形式是而且仍将是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参照系,那么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就没有任何运行不正常的东西。如果有良好的劳动管理关系,而不是恶劣的关系,如果有愉快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不愉快的工作条件,如果消费者的欲望与商业和政治需要之间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那么这就是更人道的而且更丰富的。

 

但是,如果现存社会在保持这个参照系的同时又成为那种针对这个社会根本结构的批判理论的对象,体现在一切特殊事实和条件中并决定着这些事实和条件的地位和功能,那么,这种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就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显示出来。于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特点就成了显而易见的,如果想精心阐释完全认知的概念,就必须超越实证的经验主义虚幻的具体性。疗法的和操作的概念之所以虚假,乃在于它孤立了事实并使事实原子化,使它们稳定在压抑性总体中,并把这个总体的术语当作分析的术语来接受。于是,一般概念向操作概念的方法论转化,成了对思想的压抑贬低。①我想举一个工业社会的“经典”例子:对西方电力公司霍索恩工厂劳工关系的研究。②这是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进行的一项老研究,自那时以来,方法已经大大精确化了。但在我看来,方法的实质和作用仍是一样的。而且,自那时以来,这种思想方式不仅已经扩及到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中,扩及到哲学中,而且它还帮助塑造了它所关心的人类主体。这①在机能主义理论中,分析疗法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并未出现;它被概念(“体系”、“部分”、“单位”、“项”、“多样结果”、“功能”)的抽象一般性所模糊。这些概念在原则上可应用于社会学家所选择的作为他的分析对象的任何“体系”——从最小的集团到现存社会。实用的分析被封闭在所选择的体系中,这个体系本身并不接受批判分析,因为批判的分析要超越体系的界限而趋于历史连续体,使得体系的功能和反常功能表现为它们现实的样子。因此,机能理论显示出错误抽象的荒谬。它的概念之所以获得一般性,靠的是抽象掉一些根本的性质,而正是这些性质使体系成为一个历史的体系,并使其功能和反常功能具有批判-超越的意义。

 

②引语搁自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中精彩的论述(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1960)第五、六章。

 

 

 

些操作概念的目的在于改善了的社会控制的方法上:它们成了管理科学的一部分,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劳工看劳工》中记述了一位汽车工人的话:

 

  经理们“不能把我们阻挡在纠察线上;他们不能靠伸手硬拦的策略来阻止我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人际关系’,以便找到阻止工会的办法。”

 

在调查工人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抱怨时,研究者偶然碰到这样的事实:这些抱怨的大多数说法都包含着“模糊而不确定的用语”,缺乏对“公认的标准”的“客观指称”,而且①具有的特点“本质上不同于通常与共同事实相关的性质。换句话说,表达抱怨的一般说法是,“盥洗室不卫生”,”工作危险”、“计件工价太低”。

 

在操作性思维原则指导下,研究者们开始转换或重新概括这些表述,把它们模糊的一般性还原成特殊的指称和术语,标明产生抱怨的具体情况,从而“精确地”描绘出“公司的状况”。一般形式被分解成鉴别产生抱怨的特定操作和条件的表述,并通过改变这些特定操作和条件来消除抱怨。

 

例如,“盥洗室不卫生”这一表述被转换成“在某某时候,

 

 

 

①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1960)第255页以下。

 

 

 

我进这个盥洗室,发现脸盆有点脏”。于是,要求查明这“主要归因于某个雇工的粗心”,制定反对乱扔废纸,随地吐痰等规矩,规定每个使用者对盥洗室都有永久性义务。“这样一来,①许多抱怨被重新解释了,并用来促进进一步的改善。”

 

再举一个例子:工人B做出一般陈述,认为他工作的计件工价太低。通过访问证明,“他的妻子正住医院,他为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形里,抱怨的潜在意图在于,B因妻子生病,他目前的收入不足以应付他目前的财政支出。”②

 

这种转换手法大大改变了实际命题的意义。那种未经转换的表述,以其一般性而概括了一种一般状况(“工资太低”)。它超出了特定工厂的特定条件,并超出了工人的特定状况。以这种一般性,而且只能以这种一般性,这个表述表达了一个普遍的控诉,把具体情形当作一般事态的表现,并暗示改善前者不一定会改变后者。

 

 

 

 

 

 

 

    第五章

 

 

 

   否定性思维:被挫败的抗议逻辑

 

 

 

“……现存的不可能是真实的”。对我们训练有素的耳朵和眼睛来说,这个陈述既是轻率无礼的,也是滑稽可笑的,或者象另一句似乎相反的陈述“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样令人憎厌。然而,在西方思想传统上,这两个陈述都以挑衅的简略公式,显示了一种作为自身逻辑指南的理性观念。而且,二者都表达了同样的概念,即现实的对抗性结构,以及力图理解现实思想的对抗性结构。应该理解、改造甚至颠覆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直接经验的世界,以便使之成为它真正的样子。

 

理性=真理=现实,这一等式把主观的和客观的世界结合成一个对立统一体。在这个等式中,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西方思想的最初旨趣和它的逻辑——不是哲学一个专门学科意义上的逻辑,而是借以把现实的理解为合理的那种思维方式的逻辑——的起源在于,力图证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真理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条件。

 

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的最后变形。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努力阐明理性观念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即逻辑成为统治逻辑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就其集中注意历史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和分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一体中展现——而言,将有助于理解现实的发展。

 

发达工业文明的被封闭的操作领域,造成了自由与压制、生产与破坏、增长与倒退之间可怕的和谐。这个操作领域在理性观念中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设计被预先指定的。技术阶段和前技术阶段共有某些基本的关于人和自然的概念,这些概念表现了西方思想的连续性。在这个连续体内,不同的思维方式彼此摩擦;它们属于不同的理解、组织、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方式。稳定性倾向同理性的颠覆性因素相冲突,肯定性思维的力量同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相冲突,直到发达工业文明的成就使单向度的现实取得了战胜一切矛盾的胜利。

 

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哲学思想本身的起源,并在柏拉图的辩证逻辑同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形式逻辑之间的对比中找到了令人惊奇的表现。此后的对古典辩证思维模式的概括,可以为分析技术合理性的鲜明特点提供基础。

 

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是把真实的东西同虚假的东西区别开来的认识能力,因为真理(和虚假)是存在、现实的首要条件,而且只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命题的属性。真实的言论、逻辑,揭示并表达着真正存在的东西——有别于象是存在(现实)的东西。由于真理和(真正的)存在之间有这种等同关系,所以就存在胜于非存在而言,真理是一种价值。非存在并不就是虚无;它是存在的潜在性和对存在的威胁——破坏。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反对破坏的斗争,“拯救”存在的斗争(如果它攻击既定现实是“不真实的”,那么它就表现为一种破坏性的努力,如苏格拉底反对雅典城邦)。只要争取真理的斗争“拯救”现实免于破坏,那么真理就担负并保证着人类生存。真理在本质上是人类的设计。如果人学会了观察和认识什么是真正存在的,那么他将按照真理来行动。认识论本身就是伦理学,而且伦理学也是认识论。

 

这种思想反映着对一个本身对抗性的世界的经验——这个被匮乏和否定所侵扰的世界,不断受到破坏的威胁,但它也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是按终极原因来构造的。就那种对一个对抗性世界的经验指导着哲学范畴的发展而言,哲学是在一个本身断裂的(本体论的断裂)——双向度的——领域里运动的。现象和实在、非真理和真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还有不自由和自由)是本体论的条件。

 

这一区别不是凭借或依仗抽象的思维;它毋宁是扎根在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参与的世界的经验中。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人们和万物“独立”和“自在”的存在方式,也存在着它们并非如此的存在方式,即它们是在对自身的性质(本质)的歪曲、限制或否定中存在的。克服这些否定的条件,是存在和思维的过程。哲学起源于辩证法;它的言论领域是对抗性现实的事实的反应。

 

这种区别的标准是什么?根据什么,把“真理”的地位指定给一种方式或条件,而不指定给另一种方式或条件?古希腊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后来所谓的(有点贬损意思的)“直觉”的东西,这种认识形式使思维的对象明显表现为它真正存在的样子(在其根本性质上),并同它偶然的直接状态处于对抗关系。的确,这种直觉的证据同笛卡尔的直觉的证据没有太大差别。它不是心灵的一种神秘才能,也不是一种陌生的直接经验,而且它也不脱离概念分析。毋宁说,直觉是概念分析的(初步的)目标——条理分明的精神中介的结果。这样一来,它就是具体经验的中介。

 

可以用人的本质的概念做个解释。如果人分析了他发现自己所处世界的条件,人似乎就拥有了某些才能和力量,能使他过一种“善的生活”,即尽可能摆脱苦难、依附和丑陋的生活。达到了这种生活就是达到了“至善的生活”:按照自然或人的本质去生活。

 

可以肯定,现在这仍然是哲学家的格言;正是哲学家,分析了人类状况。他使经验服从于他的批判判断,而且这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摆脱苦难的自由比苦难更可取,聪明的生活比愚蠢的生活更可取。幸好,哲学过去生而具有这些价值。科学的思想不得不破坏价值判断和分析的这种统一,因为它日渐明白,哲学的价值并不指导社会的组织,也不指导对自然的改造。这些价值是无效的、不现实的。希腊的观念包含着历史的因素——在奴隶身上和在自由民身上,在希腊人身上和在野蛮人身上,人的本质是不同的。文明已经克服了对这一差别的本体论稳定化(至少在理论上)。但这一发展并未使本质的自然与偶然的自然、真实的生活方式与虚假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区别失效——只是因为这一区别来自对经验状况的逻辑分析,并理解了它的潜在性和它的偶然性。

 

对柏拉图的晚期对话来说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的方式就是运动的方式——从潜在性向现实性的过渡,即实现。有限的存在是不完全的实现,易于变化。它产生的是腐化;它充满了否定性。因此,它不是真实的实在——真理。哲学的探索从有限的世界出发去构造实在,实在不具有潜在性同已支配了其否定性的现实性之间的痛苦差别,它本身是完全的和独立的——自由的。

 

这个发现是逻各斯和爱欲的作用。这两个关键术语标志着两种否定方式;爱欲的以及逻辑的认识,破坏了现存的偶然现实的阵防,并寻找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真理。逻各斯和爱欲集主观的和客观的于一身。由实在性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上升,既是物质的运动,也是精神的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善的实在、神吸引着人间的世界,他是一切存在的终极原因。逻各斯和爱欲本身是肯定和否定、创造和破坏的统一。在思维的迫切感中,在爱的疯狂中,有对现存生活方式的破坏性拒绝。真理改造着思维和存在的方式。理性和自由汇聚在一起。

 

然而,就现实的对抗性特点,它以真实的和不真实的生活方式扩张,就它表现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本体论条件而言,上述动态有其内在的界限。存在着一些决不可能“真实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方式决不可能在它们的潜在性的实现中,在存在的喜悦中静止下来。在人类现实中,一切力图实现生存先决前提的生存,因而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和不自由的生存。显然,这反映着基于如下命题的社会的根本非本体论的条件:自由同实现生活必然性的活动是不相容的,这个活动是一个特定阶级的“自然的”功能,对真理和真实生活的认识意味着摆脱这种活动的整个向度。的确,这是前技术的和反技术的灿烂明星。

 

但是,前技术的合理性和技术的合理性之间的现实分界线,不是那种建立在不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同那种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对社会的组织,仍然使得特定社会阶级的全部时间和毕生时间都用来实现生活的必然性,因此这些社会阶级是不自由的而且被阻止在人类生活之外的。在这种意义上说,那种认为就社会必要劳动来说真理与奴役不相容的古典命题,仍然是有效的。

 

这种古典思想蕴含着这样的命题:只要这种奴役在盛行,那么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一定是一个阶级的特权。因为思想和言论是思维和说话的主体的思想和言论,如果这主体的生活依赖于执行被强加的功能,那么它就要依赖于实现这种功能的要求——因而它也就依赖于那些控制这些要求的人。前技术的设计和技术的设计之间的分界线毋宁说在于对生活必然性的屈从(屈从“挣工资养家糊口”)的组织形式上,在于与这种组织相应的新的自由和不自由、真理和虚假的方式上。

 

在古典思想中,谁是理解真理和非真理的本体论条件的主体呢?是纯思索(理论)的大师和受理论指导的实践的大师,即哲学家-国务活动家。可以肯定,他认识并解释的真理,潜在地说是每一个人都可达到的。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奴隶在这位哲学家的引导下,能够把握几何公理的真理,即超越变化和腐败的真理。但是,既然真理既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既然思想状态是存在状态的表达和表现,那么,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理中并靠真理生活,接近真理就依然是纯粹的潜在性。这种生活方式对奴隶是禁止的——而且对任何不得不毕生去实现生活必然性的人,也是禁止的。

 

其结果是,假如人们不再毕生处在必然王国里,那么在真正严格的意义上,真理和真实的人类生存会是普遍的。哲学正视人的平等,但同时它屈从于对平等的实际否定。因为在既定现实中,实现必然性是大多数人的毕生职业,而且必然性不得不被实现和满足,这样真理(它是摆脱物质必然性的自由)才能存在。

 

在这里,这一历史的障碍约束并歪曲了对真理的探索;社会劳动分工达到了本体论条件的高位。如果真理以摆脱艰苦劳作的自由为先决条件,如果这种自由在社会现实中是大多数人的特权,那么现实只是近似地准许一个特权集团拥有这种真理。这种状态同真理的普遍性特点是相矛盾的,真理不仅确定和“规定着”一个理论目标,而且还着眼于人的本质,确定和规定着人作为人的最好生活。对哲学来说,这一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矛盾,因为它是哲学并未超越的奴隶或农奴社会的结构。因此,哲学把历史甩在背后,没有支配它,并安全地把真理抬高到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在那里,真理不受触动地保存下来,但不是作为天堂或天上的成就,而是作为思想的成就——不受触动的原因是,真理的概念表达了这样的见解,那些毕生靠劳作养家糊口的人不能过一种人的生活。

 

本体论的真理概念是一种作为前技术的合理性模式的逻辑的核心。这种双向度言论领域的合理性,同在实施技术的设计中发展起来的单向度思想和行为模式是相矛盾的。亚里士多德用“apophantic logos”一词,来区分出一种专门的逻各斯类型(言语、交流)——它揭示了真理和谬误,而且在它自身的发展中又是受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别决定的(《解释篇》,16b—17a)。它是判断的逻辑,但在突出的意义上是一个(审判的)句子的逻辑:当且仅当(p)从属于(s),作为(s)的一个属性,那么便把(p)归因于(s);或者,当且仅当(p)不从属于(s),那么便对(s)否定(p),等等。从这一本体论的根本出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而去建立一切可能真实的(和虚假的)论断的“纯形式”;它成了判断的形式逻辑。

 

当胡塞尔复活这种逻辑的观念时,他强调它最初的批判意图。他恰恰是在判断逻辑的观念中——即在思想并不直接涉及存在,而是涉及关于存在的“要求”、命题这一事实中——发现了这个意图。①胡塞尔在这一判断的倾向中看出了对逻

 

 

 

①胡塞尔《形式的和超验的逻辑》(哈雷.尼梅耶,1929),特别是第42页和第115页。

 

 

 

 

 

辑任务和范围的限制和偏见。

 

古典的逻辑观念的确显示出一种本体论的偏见——判断(命题)的结构指称着一种分化的现实。言论在关于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事实、生育与腐败、潜在性与现实性的经验之间运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从这种对立面的统一中抽象出命题及其(正确或不正确的)联系的一般形式;而且,这种形式逻辑的决定性部分促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①

 

在这种形式化之前,关于分化世界的经验,可以在柏拉图的辩证法中找到它的逻辑。在这里,“存在”、“非存在”、“运动”、“一与多”、“同一性”和“矛盾”等术语,在方法上是开放的、模糊的、未被充分定义的。它们具有一种开放的地带,一个完整的意义领域,这个领域是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构造起来的,但从未被封闭。命题通过对话而得以驯服、发展和证明。在对话中,对话者被引导去质疑常规上不成问题的经验和言语领域,并进入言论的新向度中——另外,他是自由的,言论有助于他的自由。他应该超越对他既定的东西——作为说话者,他应该在他的命题中超越术语起初的设定。这些术语有多种意义,因为它们所指的条件有多种不能被孤离和稳定的方面、含义和效果。它们的逻辑发展是对现实过程或事物本身的反应。思维的规律就是现实的规律,或者说,如果思维把直接经验的真理理解为另一种真理(现实的真实形式的真理,即理念)的现象,思维的规律就成为现实的规

 

 

 

①卡尔普兰特尔《西方逻辑史》(达姆施塔特,1957)第1卷第135,211页。反对这种解释的论述见本书有关论述。

 

 

 

律。因此,辩证思维和既定现实之间与其说是一致的,毋宁说是矛盾的;真实的判断对这个现实的裁决,不是依据这个现实本身的术语,而是依据那些正视对现实的破坏的术语。而且在这种破坏中,现实成为它自身的真理。

 

在古典逻辑中,这种构成辩证思维核心的判断,被形式化为“S是P”这种命题形式。但这种形式掩盖而不是揭示了这种表达经验现实的否定性特点的基本辩证命题。按其本质和理念来判断,人和万物的存在不同于它们现在的样子,这样一来,思想就同现存(既定)的东西相矛盾,使它的真理同既定现实的真理相对立。思想所注视的真理是理念。这样,在既定现实看来,它是“纯”理念,“纯”本质——潜在性。但这种根本的潜在性,并不类似于在现存言论和行动领域中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这一根本的潜在性具有一种很不相同的秩序。它的实现牵涉到要颠覆现存秩序,因为同真理相符合的思维必须根据真理而存在。(在柏拉图那里,阐明这种颠覆的极端概念是:死亡是哲学家生命的开端,以及从洞穴中解放出来的强烈自由感。)因此,真理的颠覆性特点使思想具有一种绝对命令的性质。逻辑集中注意那些作为证明性命题、绝对命令的判断——谓词“是”意谓着“应该”。

 

这种矛盾的、双向度的思想风格,不仅是辩证逻辑的,而且是一切力图对付现实的哲学的内在形式。这些定义现实的命题,证明某种并非(直接)现存的东西是真实的;因此,这些命题同现存的东西是矛盾的,而且它们否定现存东西的真理性。这种证明性判断包含着在命题形式(S是P)中消失的否定。例如,“美德是知识”,“正义是每一个人履行对自己的本性最为合适的职能”,“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认识的”,“凡是真实的,就是有理由的”,“人是自由的”,“国家是理性的现实”。

 

如果这些命题是真实的,那么系动词“是”就表述着一种“应该”,一种迫切的需要。它判断在何种条件下美德不是知识,人们不履行对自己的本性最为合适的职能,他们不是自由的,等等。或者说,范畴的S—P形式陈述着(S)不是(S);(S)被定义为非它自身的它者。这种命题的证实,既牵涉到一个实际上的过程,也牵涉到一个思想上的过程:(S)应该成为它的实际样子。因此,这种明确的陈述成为一种明确的绝对命令;它陈述的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产生一个事实的必然性。例如,能把它读作如下:人(事实上)不是自由的,不具有非异化的权利等等,但他应该是自由的,因为在上帝①的眼里、在本性上他是自由的等等。

 

辩证思维首先把“是”和“应该”之间的批判的紧张状态理解为一种本体论的条件,从属于存在本身的结构。然而,承认这种存在状态(它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具体①但是,如果这一命题意味着“应该”,为什么它不说出“应该”呢?为什么否定消失在肯定中呢?逻辑的形而上学起源是否决定着这种命题形式呢?前苏格拉底的思想以至苏格拉底的思想在时间上早于逻辑同伦理学的分离。如果只有真实的东西(逻各斯,理念)真正存在,那么直接经验的现实带有非存在的性质。然而,这种非存在是存在的,而且对直接经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现实)来说,它是唯一存在的现实。因此,“是”的双重意义将表现一个世界的双向度结构。

 

 

 

的实践。根据在既定事实中显得被虚假化或被否定的真理来看,既定事实本身表现为虚假的和否定的。

 

结果,思维对象的状况引导思维根据另一种逻辑,另一个言论领域来衡量对象的真理性。这种逻辑设计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在人的言论和行动中实现真理。只要这种设计牵涉到作为“社会动物”的人,那么,城邦、思维运动就具有一种政治内容。因此,只要苏格拉底的言论同既定政治制度相矛盾,他的言论就是政治言论。对正确定义的探索,对美德、正义、虔诚和知识“概念”的探索,成为一种颠覆性事业,因为这种概念意指着一种新城邦。

 

除非思维超越自身而投入实践,否则思维没有力量产生这样的变化;哲学一旦脱离它起源于的物质实践,哲学思维便带有了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性质。由于这种脱离,批判的哲学思维必然是超验的和抽象的。哲学同一切真正的思维共有这种抽象性,因为任何真正进行思维的人都要从既定事物中进行抽象,都要把事实同造成事实的因素联系起来,都要——在头脑里——消除事实。抽象是思维的生命,它的权威性的标志。

 

然而,存在着虚假的抽象和真实的抽象。抽象是历史连续体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它保持着同它疏远的基础的联系:既定的社会领域。甚至在批判的抽象否定了既定言论领域的地方,这一基础仍然存在于否定(颠覆)之中,并限制着新立场的可能性。

 

在哲学思想的古典起源中,这些超验的概念一直献身于盛行的精神劳动和手工劳动的分离——献身于既定的奴隶制社会。柏拉图“理想的”国家在按永恒真理来组织奴役的同时,又保持并更新着奴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家-国王(在这种人身上,理论和实践还是相结合的)把至上地位让给生命思辨家,生命思辨家很难再主张颠覆性的功能和内容。那些在不真实的现实面前首当其冲的人,即那些看来最需要颠覆现实的人,是不关心哲学的。哲学从他们中间抽象出来了,并且继续从他们中间抽象出来。

 

在这种意义上,“唯心主义”这个提法对哲学思维是贴切的,因为思想(意识)至上性的观念也断定了思想在哲学——从思想上——超越和纠正的经验世界中是软弱无力的。哲学以合理性的名义进行它的判断,而这种合理性达到了抽象的和一般的“纯洁性”,使得哲学回避了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除了那些唯物主义的“异教徒”而外,哲学思维极少为人类生存的苦难而苦恼。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哲学思维中的这种批判意图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净化——这种批判意图针对的是整个经验世界,而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思维或行为方式。哲学的批判,依据具有本质上不同的思想和存在秩序的潜在性来定义它的概念,它发现自身被它与之分离的现实所封闭,进而去构造一个净化掉经验偶然性的理性王国。真理的两个向度——本质真理的向度和外观真理的向度——不再彼此抵触,它们具体的辩证关系成为一种抽象认识论的或本体论的关系。对既定现实的判断,被那些定义思想的一般形式、思想的对象、思想与其对象关系的命题所取代。思想的主体成为摆脱一切殊相的纯粹而一般的主体形式。

 

 

 

对这种形式的主体来说,存在与非存在、变化与持久、潜在性与现实性、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生活上①的事情,毋宁是一件纯哲学的事情。柏拉图的辩证逻辑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三段论法的“项”是“完全缺乏实质意义的,以致一个字母就是完全相等的替代物”。它完全不同于“形而上学的”项(也用horos一词),这种项标②示着本质定义的结果,对“是什么?”问题的回答。卡普反对普兰特尔,坚持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意义是彼此完全独立的,而且亚里士多德本人从未把它们混同起来”。总而言之,在形式逻辑中,组织思维的方式是一种与柏拉图的对话方式大不相同的方式。

 

在这种形式逻辑中,思维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不管这些对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不管它们是从属于社会还是从属于自然,它们都服从于同样的组织、演算和结论的一般规律——但它们被抽象掉它们特殊的“实质”,成了可移换的符号或记号。这种一般性质(量的性质)是规律和秩序(在逻辑中以及在社会中)的先决条件——普遍控制的代价。

 

①请不要误认为我不相信后存在的问题和类似的问题是或应该是一种生活上的事情。在哲学思想的起源上有意义的东西,也许在其终点会成为无意义的,而且意义的丧失也不是因为缺乏思维能力。人类历史已经对“存在的问题”做了确定的回答,并且已经以证明有效的非常具体的术语做了回答。技术的领域是其中的一个回答。进一步的讨论见本书第六章。

 

 

 

②恩斯特卡普《传统逻辑的希腊基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2)第29页。

 

 

 

  “推理逻辑发展起来的这种一般概念,在统治的现实中有其基础。”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表述了概念和控制之间的联系:对“第一原因”的认识,作为对一般的认识,是最有效和最确定的认识,因为处理原因就是处理原因的结果。凭借这种一般概念,思想达到了对特殊原因的支配。然而,最形式化的逻辑领域,也要涉及既定的被经验的世界最一般的结构;纯形式仍然是它加以形式化的内容的形式。形式逻辑的观念本身就是发展普遍控制和演算的精神和物质工具的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人不得不从实际的不协调中创造出理论的和谐,使思想净化掉矛盾,在复杂的社会和自然过程中使可辨别的和可替换的单位实体化。

 

在形式逻辑的统治下,关于本质和现象相冲突的概念,如果不是无意义的,也是可牺牲掉的;物质的内容被中性化;同一原则与矛盾原则(矛盾是不正确思维的过失)相分离;终极原因脱离了逻辑的秩序。概念在范围和功能上被充分定义,成为预言和控制的工具。因此,形式逻辑是走向科学思维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仅仅是第一步,因为更高程度的抽象和数学化仍应调整思维方式以适应技术的合理性。

 

在古代逻辑和现代逻辑中,逻辑的程序方法是很不相同的,但在这所有差别背后,建立了一种普遍有效的、在物质内容上中立的思维秩序。早在技术的人和技术的自然呈现为

 

 

 

①M.霍克海默和T.W.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阿姆斯特丹,1947),第25页。

 

 

 

合理控制和演算的对象之前,头脑就已经变得易受抽象概括的影响。那些能被组织进一种齐一的逻辑体系中、不具有矛盾或具有可管理的矛盾的术语,同一些并非这样的术语相分离;于是形成了思想的一般的、可演算的、“客观的”向度同特殊的、不可演算的、主观的向度之间的区别;后者只有通过一系列还原,才能进入科学。

 

形式逻辑预示着第二性质向第一性质的还原,在还原中前者成为可衡量和可控制的物理学属性。于是,思维的因素能被科学地组织起来,正如人的因素能在社会现实中被组织起来一样。前技术的合理性和技术的合理性、本体论和工艺靠一些思维的因素而联接起来,这些思维的因素调整思维的规则以适应控制和统治的规则。前技术的统治方式和技术的统治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就象奴隶制不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制、异教不同于基督教、城邦不同于民族、对被占领的城市的人民的屠杀不同于纳粹集中营一样。然而,历史仍然是统治的历史,思维的逻辑仍然是统治的逻辑。

 

形式逻辑意味着思维规律的普遍有效性。的确,没有普遍性,思维就会是私人的一种非义务性的事情,甚至连生活的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不能理解。思维总是有别于个别思维。如果我开始思考特定情况下的个人,我会发现他们处在他们参与的一种超个人的环境中,我是以一般概念来思考的。一切思维的对象都是一般。但同样真实的是,这种超个人的意义,一个概念的一般性,决非一种形式的东西;它是在(思维着和行动着的)主体和他们的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被①构造的。逻辑的抽象也是社会学的抽象。存在着一种逻辑的模仿,它在同社会规律的保护性符合中概括了思维规律,但它只是其它思维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人们经常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是不结果的。哲学思想是在这种逻辑的旁边甚至之外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唯心主义学派还是唯物主义学派,不论是理性主义学派还是经验主义学派,在其主要倾向上,并不把任何东西归功于它。形式逻辑在根本结构上是非超越的。它在任何三段论所不能超越的一副框架内,使思维神圣化并组织起来——它保持了“分析”。逻辑在哲学思想的基本发展的旁边,继续作为一个专门学科而存在,尽管出现了标志这种发展的新概念和新内容,逻辑本质是没有变的。

 

的确,不论是经院哲学家还是近代早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不曾有理由反对这种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使其一般形式神圣化的思维方式。它的意图至少符合科学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而且其余的也并不同对新经验和新事实的概念性阐释相抵触。

 

当代数理逻辑和符号逻辑肯定大不同于它的古典前辈,但它们都是同辩证逻辑彻底对立的。依据这种对立,旧的和新的形式逻辑表达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它被净化掉了在逻辑和哲学起源时普遍隐隐呈现的“否定性”——关于现存社会否定的、骗人的、虚假力量的经验。随着这种经验被排除,那

 

 

 

①见T.W.阿道尔诺《论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斯图亚特,1956)第一章“逻辑绝对论批判”。

 

 

 

种保持“是”和“应该”之间的张力并以自身的真理来颠覆既定言论领域的概念力量,很可能从一切客观的、准确的和科学的思想中被排除掉。因为对直接经验的科学颠覆,确立反直接经验的科学真理,并不要发展那些本身带有抗议和拒绝色彩的概念。这些概念用来反对既定真理的新科学真理,本身并不包含谴责既定现实的判断。

 

相比之下,如果辩证思想是这种谴责既定现实的判断,那么它就是而且仍将是非科学的,而且这种判断是被它的对象的性质——它的客观性——强加在辩证思想上的。这一对象是有真正具体性的实在;辩证逻辑排除一切把具体内容孤立地甩在背后而不予理解的抽象。黑格尔在他的时代的批判哲学中,觉察出这种“对对象的畏惧”,他要求真正科学的思想克服这种畏惧立场并在它的对象的具体性中理解“逻辑的和纯理性的”。①辩证逻辑不能是形式的,因为它是由具体的实在之物决定的。这种具体性,根本不是反对一般原则和概念的体系,而是需要这种体系,因为它是在有助于实在之合理性的一般规律下运动的。正是矛盾的合理性,力量、趋势、因素的对立的合理性,构成了实在的运动和(如果被理解的话)实在的概念。

 

思维的对象,作为本质和现象之间活生生的矛盾而存在,②具有“内在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是对象的概念的特定性质。辩证的定义规定着事物从它们的不存在向它们的存在的

 

 

 

①《逻辑学》,拉松编(莱比锡,迈纳,1923)第1卷,第32页。②同上书,第38页。

 

 

 

运动。矛盾因素的发展既决定着它的对象的结构,也决定着辩证思维的结构。辩证逻辑的对象既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客观性形式,也不是抽象的一般的思维形式——但也不是直接经验的材料。辩证逻辑消除了形式逻辑和先验哲学的抽象物,但它也否定了直接经验的具体性。就这种直接经验随着表面的和碰巧发生的事物一起静止而言,它是有限的甚至虚假的经验。如果它摆脱了那种掩盖事实背后的因素的骗人的客观性,如果它把它的世界理解成一个历史的领域,从而使既定事实成为人的历史实践的作用,那么它就达到了它的真理性。这种实践(精神的和物质的)是经验材料中的实在性,也是辩证逻辑理解的实在性。

 

当历史的内容进入辩证的概念中,并在方法论上决定着它的发展和功能时,辩证思维就达到了把思维的结构同现实的结构连接起来的具体性。逻辑的真理成为历史的真理。本质和现象、“是”和“应该”之间的本体论的张力,成为历史的张力,对象-世界的“内在否定性”被理解成历史主体——同自然和社会进行斗争的人——的作用。理性成为历史的理性。它同人和万物的现存秩序相矛盾,代表着那些揭示现存秩序不合理特点的现存社会力量——因为“合理的”是那种力图减少无知、破坏、残酷和压迫的思想和行动方式。

 

本体论辩证法向历史辩证法的这种转变,获得了作为批判的否定性思维的哲学思想的双向度性。但此时,本质和现象、“是”和“应该”在社会的各种实际力量和能力之间的冲突中互相对抗。它们不是作为理性和非理性、正确和错误互相对抗的,因为二者都是同一个既定世界的一部分,都具有理性和非理性、正确和错误。奴隶能够废除主人,能和主人合作;主人能够改善奴隶的生活并改进对奴隶的剥削。理性的观念从属于思维和行动的运动。它是一种理论上的迫切需要,也是一种实践上的迫切需要。

 

辩证逻辑之所以把矛盾理解为服从于“思想本性”的①“必然性”,乃是因为矛盾服从于思想对象的本性,服从于现实,在现实中理性仍是非理性,不合理的仍是合理的。相反,一切既定现实都反对矛盾的逻辑;这种现实喜爱的思维方式,维持着现存生活方式和再生并改进这种生活方式的行为方式。既定现实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真理;对这种逻辑和真理的理解与超越,是以一种不同的逻辑、一种矛盾着的真理为前提的。这后一种逻辑和真理属于那些在根本结构上非操作的思维方式之列;它们对科学的以及常识的操作主义是异己的;它们的历史具体性,一方面阻碍定量化和数学化,另一方面阻碍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这些思维方式象一切非科学的和非经验的哲学一样,是过去的遗物。它们在一种更有效的理性的理论和实践面前退避三舍。

 

 

 

①《逻辑学》,拉松编(莱比锡,迈纳,1923)第1卷,第38页。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实证性思维:技术合理性与统治的逻辑

 

 

 

在社会现实中,不管有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把前技术的理性与技术的理性联结起来的历史连续体。然而,提出并从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逐渐用对“万物客观秩序”(对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附取代了人身依附(奴隶对主人的依附,农奴对庄园主的依附,庄园主对采邑授与者的依附等等),从而改变了这种统治的基础。诚然,“万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是,现在的统治也确实产生了一种更高的合理性——社会在维持它的等级结构的同时,又更有效地开发自然的和精神的资源,并更大规模地分配这种开发的收益。这种合理性的局限性和它的邪恶力量表现在生产设备对人的进一步奴役上,这种设备使生存斗争永久化,并把它扩及到毁灭那些建造并使用这种设备的人的生命的整个国际斗争中。

 

显然,在这个阶段,这个体系的合理性本身一定出了某种差错。错就错在人们组织自己的社会劳动的方式上。目前,一方面是大企业家为了政府秩序和管理的福祉而自愿牺牲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幸福,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继续通过进一步的统治来进行,这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了。然而,疑问不能就此止步。需要根据发达工业社会的状况来进一步说明社会的这种错误组织方式。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以前的否定性和越轨性力量同现存制度并为一体,似乎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由否定性立场向肯定性立场的这种转变指出了问题:如果“错误的”组织在内在的基础上成为权力主义的组织,便会拒绝其它替代目标。非常自然,似乎用不着深刻的解释便可以看出,这种制度的明显效益被认为是值得维护的——特别是鉴于存在着表现为历史替代目标的当代共产主义的抵制力量。但这只是对一种思想和行为方式来说才是自然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不愿意甚至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发生,它阻碍任何不同于现存合理性的东西。就思想和行为与既定现实相符合而言,它们表达着一种虚假意识,同事实的虚假秩序相呼应并有助于保存这一虚假秩序。这种虚假意识已经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技术设备中,技术设备反过来又再生产出这种虚假意识。

 

我们合理地、不断地生生死死。我们知道,正如死亡是生命的代价一样,破坏是进步的代价,克制和艰辛是满足和喜悦的前提,商业应该继续下去,别的替代品是空想的。这种意识形态服从于现存的社会机制;就这种意识形态继续下去的功能和它的一部分社会合理性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果社会机制的目的是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人类生活的话,那么这种机制就使自身的目的失败了。如果这不是它的目的,那么它的合理性甚至更可疑。但它也是更合逻辑的,因为从一开始否定就处在肯定之中,非人性就处在人化之中,奴役就处在自由之中。这种动态是现实的动态,而不是心灵的动态,但在现实中,科学的心灵在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在一起上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在不断增长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大合唱(包括对人的技术利用)中再生了自身——换句话说,生存斗争和对人与自然的开发,成为更科学的和更合理的,在这种背景下,说“合理化”有双重意义”,并且是贴切的。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的劳动分工大大增长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造成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在同样的基础上,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了一种精神和行为的类型,这种类型证明这一事业最有破坏性和压抑性的特点是合理的,并为之开脱责任。科学的-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被焊接到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上。人们能心安理得地假定,这种非科学的产物是科学的特定社会应用的结果吗?我认为,科学开始被应用的总方向在纯科学中是内在的,即使并未抱有任何实际目的;在理论理性变成社会实践的地方,这一点是能被鉴别出来的。为此目的,我想简要提一下新合理性的方法论起源,把它同前一章论述的前技术模式的特点对照一下。

 

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不管科学现在多么能确定自然的客观性和它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但它不能科学地根据“终极原因”来看待自然。不管作为观察、测量和演算之尖兵的主体作用是多么根本,但这一主体不能象伦理学或美学、政治的动因那样发挥它的科学作用。理性同下层人民(这曾是理性的对象,但极少是理性的主体)的需要和需求之间的紧张状态,从哲学的和科学的思想开始时起就是存在的。“万物的性质”,包括社会的性质曾被充分确定,以致可以证明压抑甚至压迫是完全合理的,真实的知识和理性要求统治(如果不是摆脱)声色之欲。逻各斯和爱欲的统一,在柏拉图那里导致逻各斯的至高无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神和神驱动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是根据类推才是“爱欲的”。于是,逻各斯和爱欲之间不稳定的本体论联系被打破了,科学的合理性呈现为本质上是中立的。自然(包括人)可以为之努力的东西,只有根据一般的运动规律(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在科学上才是合理的。

 

在这种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世界中,价值脱离了客观现实,成为主观的。唯一能挽救价值的某种抽象而无害效力的途径,似乎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法令(神圣的和自然的规律)。但这种法令不是可证实的,因而不是真正客观的。价值也许具有一种更高的尊严(在道德上和精神上),但价值不是现实的,因而在真正生活事务中很少考虑它们——越是很少考虑它们,它们越是更高地居于现实之上。

 

这种非现实化也影响了一切在本性上不能被科学方法证实的观念。不管它们怎样被人们承认、敬重并视若神明,但凭它们本身的资格,它们难免成为非客观的东西。但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客观性,它们才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因素。人道主义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观念仅仅是“理想的”;它们并不过分干扰现存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同商业和政治的日常必然性所要求的行为相矛盾,而失去它们的效力。

 

如果善和美、和平和正义既不能来自本体论的条件,也不能来自科学的-合理的条件,那么它们在逻辑上就不能享有普遍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在科学的理性看来,它们仍然是参照物,即使复活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主义的哲学也不能挽救这种状况,因为科学的理性已经先验地拒绝了这种哲学。这些观念的非科学的特点,注定削弱了同既定现实的对立;这些观念成了纯粹的理想,它们具体的批判内容挥发成伦理学或形而上学的气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只用可定量的性质装备起来的客观世界,在它的客观性上开始愈来愈依赖于主体。这一漫长的过程开始于几何学的代数化,用纯精神的操作取代“可见的”几何图像。在当代科学哲学的某些概念中,可以找到它的极端形式。在当代科学哲学看来,一切物理科学的东西都可以分解为数学的和逻辑的关系。同主体相搏斗的客观实体的概念,似乎趋于瓦解。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科学家们和科学哲学家们在排除特殊种类的实体的基础上,得出了类似的假说。

 

例如,物理学“并不测定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质——这些性质仅仅是完成这些操作而达到的结果。”①对象仅仅是作为“方便的中介”,作为逐渐废弃的“文化假定”而继续存在。②事物的不透明性和阻光性消失了:客观世界失去了它的“讨厌的”特点,它同主体的对立。只要不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来解释,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现实就表现为观念化的现实。

 

这些是极端的表述,为一些较保守的解释者所不齿。这些解释者坚持认为,当代物理学的命题仍然指称“物理事物”。③但物理事物又表现为“物理事件”,于是这些命题指称着(而且仅仅指称着)作为各种物理事物和过程之特点的属

 

 

 

①赫伯特丁格勒,见《自然》第168卷(1951)第630页。

 

②W.V.O.奎因《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第44页。

 

奎因谈到“物理对象的神话”时说:“就认识论的基础而言,物理对象和〔荷马的〕神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不同”(同上)。但物理对象的神话在认识论上是优越的,“因为它已经比其它神话更灵验地证明是一种把可管理的结构纳入经验之流的计策。”用“灵验的”、“计策”和“可管理的”术语来评价科学概念,便可揭示它的操作的-技术的因素。

 

③H.赖欣巴哈,见P.G.弗兰克(编)《科学理论的有效性》(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第85页开始。(引语来自阿道夫格律恩鲍姆)

 

 

 

 

 

①性和关系。马克斯博恩说:

 

  “……相对论……一直试图把属性归于物质……。”但“通常,一种可测定的量不是一个事物的属性,而是它同其它事物的关系的一种属性……。物理学上的大多数测定并不直接同那些引起我们兴趣的事物相关,而是直接同某种设计(就这个词最可能广泛的意义而言)相关。”②

 

另外,W.海森堡说:

 

  “我们在数学上确定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是‘客③观事实’,大部分是对可能性的测量。”

 

这样一来,“事件”、“关系”、“设计”、“可能性”,只有对一个主体来说,在意义上才是客观的——不仅根据可观察性和可测定性,而且根据事件或关系的结构。换言之,这里涉及到的主体是一个组成的主体——即,对这一可能的主体来说,某种材料应该或能够被设想为事件或关系。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赖欣巴哈的表述也就是说:概括物理学的命题可以不涉及到一个实际的观察者,观察手段的干扰不归因于人类观察者,而归因于作为“物理事物”的工具。

 

①阿道夫格律恩鲍姆,H.赖欣巴哈,见P.G.弗兰克(编)《科学理论的有效性》(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第87页开始。

 

②同上书,第88页以下。(着重号系我加)

 

③“论‘封闭的理论’的概念”,见《辩证法》第2卷第1章,1948,第333页。

 

 

 

 

 

当然,我们可以承认,数理物理学建立的方程式,表达(概括)着原子的实际星座,即物质的客观结构。尽管主体A“之外”的任何观察和测定可以“包括”B、“先于”B、“导致”B,B可以在C“之间”、“大于”C,等等,然而千真万确,这些关系意味着A、B、C差别上的地点、区别和同一。因此,它们意味着能够在差别上是同一的,是以一种特定方式相关于或对立于其它关系的,等等。这种能力只会在物质本身中,因此物质本身在客观上会具有心灵的结构——一种包含着浓厚唯心主义的解释:

 

  “……无生命的客体,毫不犹豫、毫不错误地仅靠自身的存在,正把它们一无所知的等式一体化。在主观上,自然不具有心灵——她并不用数学术语来思维。但在客观上,自然具有心灵——可以用数学术语来思维她。”①

 

卡尔波普提出了一个较少唯心主义色彩的解释。②他认为,在物理科学的历史发展中,物理科学揭示并确定了同一个客观现实的不同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被超越的概念正在被勾销,它们的意图正被并入此后的概念中。这种解释似乎意味着向现实的真正核心,即绝对真理前进。要不

 

 

 

①G.F.冯威茨萨克《自然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第20页。

 

②见《本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纽约:麦克米兰,1957)C.A.马瑟编,第155页以下诸页。亦见马里奥邦奇《形而上学的质疑》(斯普林菲尔德:查理斯C.托马斯,1959)第108页以下诸页。

 

 

 

然,现实就会表现为一个没有核的洋葱头,科学真理的概念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我认为,当代物理学哲学并没有否定甚至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中止对现实本身可以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判断,或者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和不可回答的。在方法论原则上,这种中止判断具有双重结果:(1)它在理论上促进了从强调形而上学的“是什么?”向强调功能的“如何?”转变;(2)它确立了一种实践的(尽管决非绝对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在其物质操作中和良心一起,摆脱了对操作领域之外的任何实体的义务。换言之,在理论上,改造人和自然所碰到的唯一客观限制,来自物质的残酷事实性,物质未被支配的对知识和控制的抵抗。就这一概念在现实中是可应用的和有效的而言,现实可被视若一种(假设的)工具体系;形而上学的“是如此”让位于“是工具”。此外,从其效果上来证明,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先验性而起作用——它预先决定着经验,它设计改造自然的方向,它把整体组织起来。

 

我们刚才看到,当代科学哲学似乎正同一种唯心主义因素斗争,而且以其极端的公式正危险地逼近唯心主义自然观。然而,新的思维方式重使唯心主义“站立起来了”。黑格尔概括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如果理性是主体和客体的共同统治者,那么它是作为对立面的综合而成为统治者的。以这样的观念,本体论把握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张力;它饱含了具体性。理性的现实是自然、历史、哲学中这种张力的穷竭。因此,甚至最极端的一元论体系也坚持认为,实体在主体和客体中展现自身——一种对抗性的实在。科学的精神已日益削弱了这种对抗性。现代科学哲学起始于两个实体概念:思维和存在。但由于存在的物质成了在数学的等式中可理解的,而这些等式被转换成技术,并“改造着”这种物质,那么存在也就失去了它作为独立实体的特点。

 

  “过去把世界划分成时空中的客观过程和反映这些过程的心灵,即,笛卡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区别。今天对我们理解现代科学来说,这种划分已不再是一个合适的出发点。”①

 

笛卡尔对世界的划分,在其基础上也受到了质疑。胡塞尔指出,笛卡尔的自我归根到底决非一种真正独立的实体,而是定量化的“残数”或界限;看来,伽利略关于作为“普遍和绝对纯粹的”存在的世界之观念,先验地统治了笛卡尔的概念。②在这种情况下,笛卡尔的二元论就会是靠不住的,笛卡尔的思维着的自我-实体就会近似于存在之物,预示着可定量的观察和测量的科学对象。笛卡尔的二元论已经包含着

 

 

 

①W.海森堡《物理学家的自然概念》(伦敦,哈钦森,1958)第29页。在《物理学和哲学》(伦敦:艾伦和昂温,1959)第83页中,海森堡写道:“‘自在之物’,如果对原子物理学家来说,如果他使用这一概念的话,最终是一种数学结构;但这一结构(同康德的看法相反)是直接从经验中推演出来的。”

 

②《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W.毕梅尔编(哈格,内伊霍夫,1954)第81页。

 

 

 

 

 

自身的否定;它会清扫而不是封闭通向建立单向度科学领域的道路,在这个科学领域中,自然“在客观上具有心灵”,即具有主体。这个主体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同它的世界相关联:

 

  “……自然被打上活动着的人的标记,即那些把技①术刻在自然之上的人的标记。”

 

自然科学在技术的先验性之下发展起来,这种先验性把自然设计成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及材料。把自然理解成(假设的)工具,这预示着要发展一切特殊的技术组织:

 

  “现代人把存在的整体当作生产的原材料,并使整个对象-世界服从生产的视野和秩序。”“……使用机械和生产机器本身并非技术,而纯粹是在其客观原材料中实现技术本质的一种适当工具。”②

 

只要对自然的改造牵涉到对人的改造,只要“人为的创造”来自社会总体并重返社会总体,那么技术的先验性就是一种政治的先验性。人们可以继续认为,技术领域的机器对政治目的“如此”漠不关心——它能使一个社会革命化,也能阻碍一个社会。一个电子计算机能同样地既服务于资本主

 

 

 

①加斯东巴歇拉尔《当代物理学积极的理性主义者》(巴黎,大学出版社,1951)第7页。其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②马丁海德格尔《错路》(法兰克福,修道者,1950)第266页以下诸页(自译)。另见他的《学术讲演和文章》(普福林根,根特奈斯克,1954)第22,29页。

 

 

 

义行政管理,也服务于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一个回旋加速器对一个好战党和一个和平党都可以是同样有效的工具。这种中立性受到了马克思的驳斥。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中被进一步修正了,认为基本的历史因素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然而,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便约束着整个文化;它设计了一个历史的总体——一个“世界”。

 

我们能否说,科学方法的进化仅仅“反映着”在工业文明进程中自然的现实转化为技术的现实?这样概括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假定有两个单独的彼此对立的领域和事件,即(1)有其内在概念和内在真理的科学和科学思维,(2)在社会现实中科学的使用和应用。换言之,不管这两种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多么密切,它们并不互相蕴含和定义。纯科学不是被应用的科学;它撇开了它的功利性,保持自身的身份和有效性。而且,这种关于科学根本中立性的观念还被扩展到技术上。即使机器的社会用途仍属于机器的技术能力范围之内,机器对这些用途也是漠不关心的。

 

从科学方法内在的工具主义特点上来看,这种解释显得不充分。看来在科学思想和它的应用之间、科学言论领域和日常言论行为领域之间,似乎盛行起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在

 

 

 

①《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二个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页。

 

 

 

这种关系中,二者都在同一种统治的逻辑和合理性之下运动。在自相矛盾的发展中,科学努力建立严格的自然客观性,同时又导致自然日渐非物质化:

 

  “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关于无限的自在自然的观念,因为它是现代科学的神话。科学曾经摧毁了中世纪的神话,由此而起程出发。现在,科学因自身的一致性而被①迫承认,它仅仅是以另一种神话取而代之。”

 

这种以排除独立的实体和终极原因为开端的过程,达到了对客观性的观念化。但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念化,使得客体在同主体的一种实践关系中构成自身:

 

  “什么是物质?在原子物理学上,物质是由它对人类实验的可能反应,是由它服从的数学——即思想——规律来定义的。我们正在把物质定义为人的操作的一个可能对象。”②

 

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科学本身就成为工艺的:

 

“实用科学具有适合技术时代的自然观。”③就这种操作

 

 

 

①G.F.冯威茨萨克《自然史》第71页。

 

②同上书,第142页(着重号系我加的)。

 

③同上书,第71页。

 

 

 

 

 

主义成为科学事业的中心而言,合理性采取了方法上的构造形式;把物质当作控制的纯材料、当作导向一切目标和目的的工具(“自在的”工具本身)来组织和操纵。

 

“正确”对待工具的态度是技术的方式,正确的逻辑是技术论,它设计并反应着一种技术的现实。①在这种现实中,物质和科学是“中性的”;客观性既不具有一种自在的目的,也不是朝着一种目的而构造成的。但正是它的中立特点,把客观性同一个特定的历史主体联系起来——这个历史主体即是这种中立性依靠的并为之而确立自身的那个社会盛行的意识。它是在构造新的合理性的抽象中起作用的——作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纯粹的操作主义和应用的操作主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科学事业和商业事业都执行着把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定量化和从“特殊种类的实体”中进行抽象的任务。

 

诚然,纯科学的合理性是自由价值,并不规定任何实践目的,它对任何强加于它的外来价值都是“中立的”。但这种中立性是一种肯定性特点。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助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提供了能在实践上服从一切目的的纯形式(或纯物质——在这里,所有别的对立方面都结

 

 

 

①我希望人们不要误以为我提出数理物理学的概念被指定为“工具”,它们具有一种技术的、实践的意图。“技术-逻辑的”毋宁是对这样一个领域的先验“直觉”或理解,即科学在这个领域中运动,使自身构成纯科学。纯科学仍然具有它从中抽象出来的先验性。用数理物理学的工具主义地带这种提法,可以更清楚一些。见S.巴歇拉尔《理性的良心》(巴黎,大学出版社,1958)第31页。

 

 

 

合在一起)。先于一切应用的形式化和机能化,是具体社会实践的“纯形式”。在科学使自然摆脱内在的目的,并使物质丧失除可量化之外的一切性质时,社会也使人们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自然的”等级制度,并使他们按可量化的性质彼此联系起来,即作为在时间单位上可计算的抽象劳动力单位。“由于劳动方式的合理化,对性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转到了日常经验领域。”①

 

在科学的定量化和社会的定量化这两个过程之间,是否存在着平行和因果联系,或者说,它们的联系是否纯属社会学事后认识的结果?前面的论述提出,只要新的科学合理性是在一种工具主义的水平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在它抽象性和纯粹性上它本身就是操作的。观察和实验,对材料、命题和结论进行方法上的组织和协调,决不是在一个非结构的、中立的理论空间中进行的。认识的设计牵涉到对客体的操作,或对那些在一个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中发生的客体的抽象。科学是从这个领域的一个角度上进行观察、计算和理论概括的。伽利略观察的星星和古典时代的星星是一样的,但不同的言论和行动领域——简言之,不同的社会现实——敞开了新的观察方向和范围,以及整理观察到的资料的可能性。在这里,我关心的不是近代开始时科学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之间的历史联系。我的目的是证明,这种科学合理性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特点,由此它成为先验的技术或特定技术的先验性,即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

 

 

 

①M.霍克海默和T.W.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50页(自译)。

 

 

 

 

 

现代科学思想,只要是纯粹的,就不设计特殊的实践目标,也不设计特殊的统治形式。然而,并不存在着统治本身这种东西。随着理论的发展,它从一种实际的目的论背景中抽象出来或反对这种背景——既定的具体的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背景。正是在这个领域内,科学的设计出现或不出现,理论设想或不设想可能的替代目标,它的假说颠覆或扩展前既定的现实。

 

现代科学的原则是先验地构造起来的,所以它们能成为一个自行推进生产控制领域的概念工具;理论的操作主义开始和实践的操作主义相一致。因此,趋于更有效地统治自然的科学方法,开始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为人对人更有效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理论理性虽然仍是纯粹的和中立的,但开始为实践理性服务。这种结合证明对二者都有利。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

 

在这个世界上,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很大的合理性,并且证明,自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而表现为服从于扩大生活的舒适面并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设备。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地平线在一个合理集权的社会上展开:

 

  “人们可以把技术哲学叫做独裁的,因为它把技术整体当作靠机器来获得权力的地方。机器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征服自然,通过原始的奴役驯化自然力:机器是一个用于制造其他奴隶的奴隶。这种盛气凌人的奴役性的推动力,可以和人类自由的要求结合起来。但它很难通过把奴隶变成其他存在物、人、动物或机器,来解放自身;对遍布全世界的工业人口的统治,仍然意味着统①治,一切统治都包含着认可屈从的先验图式。”

 

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

 

这种解释将把先于一切应用和功利化之前的科学设计(方法和理论),同一种特定的社会设计联系起来,将在科学合理性的内在形式中,即在它的概念的功能特点中找出这种联系。换言之,科学的领域(不是关于物质结构、能量及其相互关系等等的特定命题,而是把自然设计成可定量的物质,指导假说上的对客观性的接近和数理逻辑上的表达)将是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地带,而这种实践将在科学设计的发展中保留下来。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科学合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这也没有确立科学设计的社会逻辑的有效性。即使承认最抽象的科学概念的形态仍然在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中保留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联系仍可以

 

 

 

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奥毕尔,1958)第127页。

 

 

 

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让皮亚杰在他的“发生认识论”中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皮亚杰根据对主体和客体的一般相互关系的不同抽象,来解释科学概念的形成。抽象并非来自纯客体,主体不是只作为观察和测量的中立点而起作用的;抽象也不是来自作为纯认知理性之载体的主体。皮亚杰区别了数学中的认知过程和物理学中的认知过程。前者是“行动本身内部的”抽象:

 

  “同通常所说的相反,数学的实体不是在客体基础上抽象的结果,而毋宁是在行动本身中间进行抽象的结果。集合、整理、运动等等,比起思维、推动来说,是更一般的行动,因为它们坚持一切特殊行动的协调,因①为它们作为协调因素进入它们每一者之中。”

 

因此,数学的命题表达着“客体的一般协调”,同作为物理学真实命题之特点的特殊调整形成对照。逻辑和数理逻辑是“关于任何客体的一种行动,即一种调节一般方式的行②动”;而且这种“行动”具有普遍有效性,因为

 

  “由于这种行动的协调机制在其源泉上总是依附于反映和本能的协调,所以这一抽象或区别扩及到遗传的③协调核心。”

 

在物理学中,抽象来自客体,但归因于主体方面的特定

 

①《发生认识论导论》第3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0)第287页。②同上书,第288页。

 

③《发生认识论导论》第3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0)第289页。

 

 

 

行动,因此抽象必然采取一种逻辑-数学的形式,因为

 

  “如果特殊行动之间要协调的话,如果这种协调在本性上是逻辑的-数学的,那么,特殊行动就产生知①识。”

 

物理学中的抽象必然返回到逻辑-数学的抽象,后者作为纯粹的协调,是行动的一般形式——“行动本身”。这种协调由于保持着遗传的“反映的和本能的”结构,因而构成了客观性。

 

皮亚杰的解释承认理论理性内在的实践特点,但这个特点是从行动的一般结构中派生出来的,而这种一般结构归根到底是一种遗传的生物学结构。科学的方法最终落脚在一种超历史的生物学基础上。此外,即使承认一切科学知识都以协调特殊行动为前提,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这种协调“本性上”是逻辑-数学的——除非这些“特殊行动”是现代物理学的科学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解释才能行得通。

 

同皮亚杰的有点心理学和生物学色彩的分析相对照,胡塞尔提出了一种集中注意科学理性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发生认识论。在这里我只涉及胡塞尔的一本著作,②这本著作强调现代科学是前既定的历史现实的“方法论”,现代科学在这个历史现实的领域中运动。

 

 

 

①同上书,第291页。

 

②《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

 

 

 

胡塞尔的出发点是,自然的数学化产生了有效的实践知识,从而建立一个能有效地同经验现实“相联系”的“观念化”现实(第19,42页)。但这种科学成就可以回溯到一种前科学的实践,而正是这种实践构成了伽利略科学的最初基础。伽利略并未质疑实践世界(它决定了理论的结构)中的这种前科学的科学基础,反而这一基础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掩盖。结果造成了一种幻觉,认为自然的数学化创造了一个“自主的绝对真理”(第49页以下),同时在现实中它仍是实践世界的一个特定方法和技术。因此,数学科学的观念面纱是符号的面纱,这些符号代表着同时又掩饰着实践世界(第52页)。

 

这种在科学的概念结构里保存下来的最初前科学的意图和内容是什么呢?实践上的计量发现了使用某些基本形式、形状和关系的可能性,这些东西“对精确确定和计算经验的对象和关系来说”,是普遍地“同等地可利用的”(第25页)。运用所有抽象和概括,科学方法保持(和掩饰)着它的前科学技术的结构;前者的发展代表(并掩饰)着后者的发展。因此,古典几何学使考察和丈量土地的实践“观念化”。几何学是实践客体化的理论。

 

诚然,代数学和数理逻辑构造了一个绝对的观念现实,摆脱了实践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主体的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然而,这种观念的构造就是使新的实践世界“观念化”的理论和技术:

 

  “在数学实践中,我们获得了在经验实践中对我们来说被否定的东西,即精确性。因为根据绝对同一性来确定观念形式是可能的……。这样,这些观念形式成为普遍可利用的和可自由使用的……。”(第24页)

 

观念的世界同经验的世界的协调,使我们能够“设计实际生活世界被预期的规则”:

 

  “一旦人们拥有了公式,人们也就拥有了在实践中所向往的预见”,即在具体的生活经验中所期望的那种预见(第43页)。

 

胡塞尔强调数学的精确性和可互换性具有前科学技术的内涵。现代科学的核心概念的出现,不是作为纯科学的纯粹副产品,而是从属于它的内在概念结构的东西。科学对具体性的抽象,对性质的定量化产生了精确性和普遍有效性,但牵涉到实践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具体经验——一种特定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观察”,尽管具有“纯洁的”、无偏见的特点,却是在一个有目的的实践背景中的观察。它是预期和设计。伽利略的科学是关于有条理而系统的预期和设计的科学。但是(这是决定性的),它是关于特定的预期和设计的科学,也就是说,这种科学根据确切同一的单位之间可计算、可论断的关系,来体验、理解和塑造世界。在这种设计中,普遍的可定量性是统治自然的一个先决条件。不可分割的、非定量化的性质,阻碍着按照从这些性质中抽象出来的可测定的力量来组织人和万物。但这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设计,从事这种设计的意识是伽利略科学的隐蔽主体;这种科学是无限扩展的预见的技术和艺术(第51页)。

 

正是由于伽利略的科学在概念形态上是一个特定实践世界的技术,所以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超越这个实践世界。它本质上仍处于基本的经验框架之中,这个现实所设定的目的领域之中。胡塞尔概括说,在伽利略的科学中,“具体的因果性领域成为被应用的数学”(第112页),而在知觉和经验的世界中,

 

  “我们过着完全实践的生活。这个世界在本质结构上,在自身的具体的因果性上仍保持它的实际样子,没有改变……。”(第51页,我加的着重号)

 

这是一个容易被极度轻视的挑衅性陈述,我有自由尽可能突出地强调解释一下。这一陈述并不简单地意指,尽管出现了非欧几里德几何,我们仍然在三维空间中知觉和行动;或者说,不管“统计学的”因果概念如何,我们仍然在常识上按照“旧的”因果性规律行动。这一陈述也不同作为“应用数学”之结果的日常实践世界循环往复的变化相矛盾。它更根本的意图是指明现存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内在限制,由于这种限制,现存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使占主导地位的实践世界得以扩展、合理化并得到保证,而不改变它的存在结构——也就是说,用不着建立一种新质的“观察”方式,建立人们之间和人与自然的新质关系。

 

因此,在制度化的生活方式问题上,科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具有一种稳定化的、静态的、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革命的成就,也不过是根据现实的特定经验和组织来进行的建设和破坏。科学的连续自我更正——建立在科学方法中的科学假说的革命——本身推进并扩大了同样的历史的领域,同样的基本经验。它保持着同样形式的先验性,这种先验性有助于一种物质的实践的内容。胡塞尔的解释,根本不是轻视随着伽利略科学的确立而发生的根本变化,而是指出了同前伽利略传统的彻底决裂;思维的工具主义眼界,的确是一种新的眼界,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世界,但它仍然效力于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纯方法上和应用方法上有明显局限性的特定历史世界。

 

上述论述看起来不仅指出了科学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和偏见,而且也指出了它的历史的主观性。此外,这种论述似乎意味着需要某种“定性物理学”,复活目的论哲学等等。我承认这种怀疑是有证据的,但在这一点上我只能确定,决不是想要那些蒙昧主义的观念。

 

不管人们如何定义真理和客观性,真理和客观性都是同人类的理论和实践力量相联系的,同人类理解并改变其世界的能力相联系的。这种能力反过来又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和理解物质(不管它是什么)是在一切特殊形式中自在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当代科学具有它的过去无法比拟的客观有效性。人们甚至可以补充说,目前科学方法是唯一能自认这种有效性的方法;假说和可观察的事实的相互作用,使假说具有效力,并确立了事实。我力图提出的要点是,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对这整个领域来说超于成为命定的。在科学上理解和支配的自然,重现在生产和破坏的技术设备中,这种设备维持并改善了个人的生活,同时又使他们屈服于设备的主人。因此,理性的等级制度同社会的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如果是这么回事的话,那么,那种可以割断这种命定联系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根本结构——科学的设计。科学的假说,无需丧失它们合理的特点,也会在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经验环境(安定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结果,科学将会达到本质上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立本质上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颠覆着理性的观念。

 

我曾经指出,这种颠覆的因素,另一种合理性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体现在思想史中。在古代的国家观念中,存在得到了实现,以一种永恒复归的循环来消除“是”和“应该”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观念带有统治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它也从属于自由的形而上学——从属于逻各斯和爱欲的和谐。这种观念设想理性的压抑性生产率行将停息,统治将在满足中终结。

 

这两种形成对照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分别同古典的思想和现代的思想相提并论,不象约翰杜威所概括的那样,“从沉思的乐趣到积极的操纵和控制”,“从作为对自然财富的美学享受的认识……到作为世俗控制手段的认识。”①古典思

 

 

 

①约翰杜威《对确定性的探求》(纽约,明顿和鲍尔奇公司,1929)第95、100页。

 

想对世俗控制的逻辑有丰富的贡献,在现代思想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谴责和拒绝的成分,所以约翰杜威的概括是无效的。理性,作为概念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支配、统治。逻各斯是借助知识力量的法则、规则、命令,把特殊情形归类于一个一般概念之下,使特殊情形服从它们的一般概念,思想便达到了对特殊情形的支配。它不仅能理解它们,而且还能作用于它们,控制它们。然而,尽管一切思想都处在逻辑统治之下,但这种逻辑的展现在各种思想方式中是不同的。古典的形式逻辑和现代的符号逻辑,先验的逻辑和辩证的逻辑,每一者都统治着一个不同的言论和经验领域。它们都是在它们歌颂的统治的历史连续体内发展起来的。这个连续体使实证性思维方式具有顺从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否定性思维方式具有思辨和空想的特点。

 

总之,我们现在可以努力更清楚地识别科学合理性的隐蔽主题和它的纯形式中的隐蔽目的。科学关于普遍可控制的自然的概念,把自然设计成无终点的功能物质、理论和实践的纯材料。以此形式,对象-世界参与构造一个技术领域——自在的精神和物质工具、手段的领域。因此,它是一个真正“假设的”体系,依赖于一个有效的证实性的主题。

 

这些生效和证实的过程,也许纯粹是理论的过程,但它们决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决不停止在私人、个人的头脑里。这一假设的形式和功能体系,开始依赖于另一个体系——它在其中并为其而发展的前定的目的领域。那种表现为在理论设计之外的外来东西,又表明是它的根本结构(方法和概念)的一部分;纯客观性显示自身是一种提供目标和目的的主观性的对象。在技术现实的构造中,决不存在着作为纯合理的科学秩序的东西;技术合理性的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

 

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它们被归属于设备之下,设备的效率和生产力给组织这种设备的特殊利益罩上了一层面纱。换句话说,技术已成为物化的巨大载体——这种物化是具有最成熟最有效形式的物化。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同别人的关系,不仅是由客观的性质和规律来决定的,而且这些性质和规律看来也要丧失它们神秘的和不可控制的特点;它们成了(科学)合理性的可计算的表现。世界趋于成为全面管理的材料,这种材料甚至同化了管理者。统治之网已经成为理性之网,这个社会命中注定要陷入其中。越轨的思想方式看来要超越理性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物理科学之外的科学思想(由于同混乱的、形而上学的、经验的、非逻辑的思维相对立,因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一方面采取了一种纯粹的自我包容的形式主义(符号主义)的形式,另一方面采取了彻底经验主义的形式。(这种对照不是冲突,例如电子工业中对数学和符号逻辑的经验应用。)与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相关联,无矛盾和无超越是共同的特点。彻底经验主义显示了它在当代哲学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着眼于这种作用,下一章将讨论语言分析的某些方面。这个讨论是基础性的,以便进一步揭示一些障碍,这些障碍阻止这种经验主义同现实相搏斗,阻止它确立(或重新确立)一些可以打破这些障碍的概念。

 

 

 

 

 

    第七章

 

 

 

 实证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

 

 

 

 

 

把精神操作同社会现实中的操作协调起来而重新界说思维,其目的在于治疗。当思维被纠正,不再超越一个要么是纯公理的(逻辑、数学),要么同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共存的概念框架时,思维便和现实处于同一个水平。因此,语言分析要求治愈思维和言论,使其免遭混乱的形而上学概念侵袭,免遭不怎么成熟不怎么科学的过去的“幽灵”侵袭,因为尽管这些幽灵不言不语,也仍然在纠缠着心灵。哲学分析的重点是它的治疗功能,即纠正思维和言语上的反常行为,清除模糊之词、幻想和怪念头,或至少揭露它们。

 

在第四章中我论述了社会学的疗法上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揭露并纠正工厂里的反常行为。它的这一步骤意味着要排除那些能把这种行为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的批判性概念。凭借这种限制,这一理论的步骤直接成为实践的步骤。它提出了更好的管理、更安全的计划、更大的效率、更精确的计算方法。这种分析,经过纠正和改进,终止于证实;经验主义证明自身是实证性思维。

 

哲学的分析不具有这种直接的应用性。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现实化相比较,对思维的治疗仍然是学术的。的确,精确的思维,从形而上学的幽灵和无意义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这本身可以被当作目的。此外,在语言分析中治疗思维,这是它自己的事务,它自己的权利。不能把反对概念超越现存言论领域的斗争同反对政治超越现存社会的斗争相提并论,以此来预断它的意识形态特点。

 

象任何名副其实的哲学一样,语言分析也为自己说话,并确定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它认为自己主要关心的是揭穿越轨的概念;它声称自己的参照系是语词的通常用法、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的变化。它以这些特点,规定了自己在哲学传统中的立场,即,反对那些在同现行言论行为领域的紧张状态甚至矛盾状态中阐释其概念的思维方式。

 

从现存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些相矛盾的思维方式是否定性思维。“否定性力量”是支配概念发展的原则,矛盾成为理性的独具性质(黑格尔)。思维的这一性质并不限定在某种类型的理性主义上;它也是经验主义传统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经验主义并不必然是实证的;它对既定现实的态度取决于作为知识来源和作为基本参照系而起作用的特殊的经验向度。例如,感觉论和唯物主义本身对一个未实现基本的本能物质需求的社会,都是否定性的。相形之下,语言分析的经验主义却一直想不出一个并不允许这种矛盾的框架——这种自愿限于占统治地位的行为领域之内的作法,有利于本能上实证的态度。尽管哲学家有严格中立的方式,未受约束的分析仍然服从于实证性思维的力量。

 

在力图表明语言分析的这一本能上的意识形态特点之前,我应先简单明了地评论一下“实证的”和“实证主义”这些术语的起源,以便证明我明显专横而贬损地对待这些术语是合理的。“实证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就既定现实被科学地理解和改造而言,就社会成为工业的和技术的社会而言,实证主义在社会中找到了实现它的概念(并使之生效)的中介——理论和实践、真理和事实之间的和谐。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哲学的批判是在社会的框架内的批判,并把非实证的概念诬蔑为纯粹的思辨、梦幻或幻想。①

 

 

 

①实证主义的顺从主义态度同彻底的非顺从主义思想方式的对立,也许最早出现在实证主义对傅立叶的斥责中。傅立叶本人(在《扭曲的工业》,1835,第1卷第409页)曾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商业主义视为“我们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上的进步”的成果。引自安德烈拉兰德《技术词汇与哲学批判》(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6)第792页。关于“实证的”一词在新的社会科学中与“否定的”一词相对立的各种涵义,见《圣西门的学说》,多格勒和哈勒维编(巴黎,江河,1924)第181页以下。

 

 

 

在圣西门的实证主义中开始表现出来的言论和行为领域,是技术现实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象-世界正被改造成一种工具。大多数仍处在这个工具世界之外的东西——未被征服的盲目的自然——现在已属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所及范围之内。形而上学的向度,即形式上真正的合理思想的领域,成了不合理的和非科学的。理性在自身现实化的基础上抵制着超越。在当代实证主义的后期阶段,科学技术进步不再鼓励这种抵制;然而,思想的矛盾十分严重,因为这种矛盾是自己强加的——哲学自身的方法。当代这种削弱哲学的范围和真理性的作法是可怕的,哲学家本人也声明哲学是稳重的和无效力的。哲学不触及现存现实,它憎恶超越。

 

奥斯汀轻蔑地对待那种想取代语词通常用法的东西,他诽谤“坐在扶手椅上一个下午想出来”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担保哲学会“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在我看来,这些说法①显示出知识分子学究式的施虐-受虐狂、自卑和自责,这种知识分子的劳动并不产生科学技术之类的成就。这些对稳重性和依赖性的证明,似乎想重新模仿休谟津津乐道于理性限制的口气;一旦人们认识到并接受理性限制,便不会从事无用的精神冒险,便完全能够在既定环境中确定自己的方向。然而,当休谟揭露实质时,他反对强有力的意识形

 

 

 

①类似的观点见恩斯特盖尔纳《语词和事物》(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第100、256页等页。哲学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语境中(在那里它同时也被否定),或作为新实证主义的自我特征,也许是真实的,但作为关于哲学思维的一般命题,则是不正确的。

 

 

 

态,而他今天的后继者们,却为社会早就完成的东西提供一种思想证明,即诽谤那些同现存论域相矛盾的可作为替代品的思想方式。

 

这种哲学行为主义表现出来的风格是值得分析的。它时而装作一种有教皇气派的权威,时而又是随和亲昵的。这两种气质完全融合起来,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周期性地使用带有亲昵或恩赐态度的“你”的绝对命令中,①或者体现在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的开首章里。在那里,赖尔把“笛卡尔的神话”表述为关于身心关系的“官方学说”,接着试图去证明它的“荒谬性”,这种证明唤醒了张三李四和他们关于“普通纳税人”所想到的东西。

 

通过语言分析的作用,形成了同大街上的小伙子的亲昵关系,这种小伙子的言谈在语言哲学中起着一种主导作用。言语的亲昵性,就它一开始就把文绉绉的“形而上学”词汇排除在外而言,它是根本的;它抵制思想上的不一致;它嘲笑知识分子。张三李四的语言是大街上的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它是表达了这种人的行为的语言;因而它是具体性的标志。然而,它也是虚假具体性的标志。这种为分析提供了大部分素材的语言,是一种净化过的语言,不仅净化掉了它的“非正统性”,而且净化掉了用来表达不同于社会为个人提供的内容

 

 

 

①《哲学研究》(纽约:麦克米兰,1966):“你的疑虑是误解。你的问题本身同语词有关……。”(第49页)。“对作为‘心灵事件’的理解力,百思不得一解!那么,使你困惑的就是说话方式。你应把问题区分开……。”(第61页)“你应考虑一下此后的情况……。”(第62页)随处可见。

 

 

 

 

 

的其它内容的手段。语言分析家发现这种净化过的语言是一种既成事实,他把这种枯竭了的语言当作他找到的东西,使它同它本身未表达出来的东西孤立开来,即使它已开始作为意义的因素和要素进入既定论域。

 

语言哲学关心流行的各种意义和用法,关心日常语言的权力和常识,但封闭(作为外来的素材)对这种语言关于社会(这个社会说这种言语)的说法的分析,这样一来,它再一次压制了在这个言论和行为领域连续被压制的东西。哲学的权威庇护那些造成这个领域的力量。语言分析从日常语言在实际言论中所揭示的东西中进行抽象,使人和自然残缺不全。

 

此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指导这种语言分析的甚至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语言四分五裂的原子,婴儿咿呀学语般的愚蠢的只言片语,如“这在我看来象是一个吃鸦片的人”,“他看到了一只知更鸟”,“我有一顶帽子”。维特根斯坦不惜花费大量的脑筋和篇幅来分析“我的扫帚在墙角。”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我想引用一下J.L.奥斯汀“其他心灵”一文中的一段分析:①

 

  “可以区别开两种不同方式的犹豫。

 

(1)以我们正在品尝某种滋味的情形为例。我们会

 

 

 

①见《逻辑和语言》第二辑,A弗卢编(牛津,黑墙,1959)第137页以下(省略了奥斯汀的脚注)。在这里,哲学也通过使用日常言语的缩略词“Don’t”、“isn’t”来证明它对日常用法忠诚的一致性。

 

 

 

说:‘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以前从未尝过和这相似一点的东西。……唉,真没法子。我越是想一想它,我就越糊涂。在我的体验中,它是十分独特的,完全与众不同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了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找不到能和目前情形相比较的情况:我肯定在我的感觉上它不象我以前品尝过的东西,不足以使我能象描述其它东西那样来描述它。这种情形,尽管非常独特,但也属于较一般类型的情形,即,我不完全肯定,或能清楚地肯定,或实际上肯定,它是(例如)月桂的滋味。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都是通过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搜寻某种和它相象的东西,某种使得我能或多或少肯定地用同样的描述性言词来进行描述的相象性,力图鉴别目前的东西。而且我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2)另一种情形尽管很自然地同上一种情形相联系,却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努力做的事情是鉴赏目前的体验,注视它,生动地感觉它。我并不确信这是菠萝的滋味:也许正好有点菠萝的东西,一种浓烈的气味,有刺,没有刺,给人一种饱腻感,不是有充分理由把它视为菠萝吗?也许它的绿色给人一种特定的暗示,排除了紫红色的可能性,不是很难把它当作天芥菜属植物吗?或许它没有明显的奇特之处,我更应该目不转睛地观察,一再细细地看,也许碰巧出现非自然的微弱启示,它看起来不象是普通的液体。我们对我们实际感觉的东西缺乏敏锐性,这不是通过或仅仅通过思维来治愈的,而是靠更敏锐的识别,靠感官的辨别(当然,思考我们过去经验中其它更明确的情形,能够而且实际上的确有助于我们的辨别力)。”

 

在这段分析中,要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精确性和明晰性上,这段分析或许是卓越的,是正确的。但不过如此而已。我认为,它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对哲学思想和批判思想来说也是破坏性的。从哲学的观点看,提出了两个问题:(1)这样阐释概念(或语词),能否趋向于并终止于实际的日常论域?(2)精确性和明晰性本身就是目的,还是服务于别的目的?

 

就其第一部分而言,我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多数陈腐的言语例子,正是因为它们的陈腐特点,才可以阐释现实中的经验世界,并有助干解释我们关于这世界的思索和言论——如萨特对一群等公共汽车的人的分析,或卡尔克劳斯对日报的分析。这些分析之所以能阐释某种状况,是因为它们超越了这种状况的直接具体性及其表现。它们超越这种具体性,走向那些构成这种状况和在这种状况下说话(或沉默)的人的行为因素。(在刚才引用的例子中,这些超越的因素可以追溯到社会劳动分工。)因此,分析并不终止于日常论域,它超出了这个论域,展开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用语甚至可以同日常论域相矛盾。

 

看看另一个例子:象“我的扫帚在墙角”这样的句子也可以出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但这些句子在那里表现为不适当甚至虚假的例子。它们只会是被拒绝的东西,会被一种在概念、风格和句法上具有不同秩序的论述所超越。对这种论述来说,决非“显而易见,我们语言中的每一句子‘实际上①都井井有序’”。情况正相反,每一句子都象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世界一样,几乎毫无秩序。

 

几乎受虐狂似地把语言贬低到谦卑和普通的地位,成了一种程序。维特根斯坦说:“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处,那么一定象‘桌子’、‘灯’、‘门’之类②的词一样谦卑。”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日常思维的主题,不要误入迷途,想象我们应该描述极其微妙之物……。”③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仿佛这些“极其微妙之物”不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合适题目,而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合适题目。思维(至少它的表现)不仅被迫穿上日常用法的拘束衣,而且还被责成不能超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拿出新的消息,而是靠整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④

 

哲学自封的贫困,把它的一切概念奉献于既定事态,不相信有新经验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统治的服从是全面的——可以肯定,唯一的语言事实不过是社会用其语言说出来的,并要求我们服从的事实。这些禁令是严肃的权威性的:⑤“哲学和语言的实际用处决不可以互相干涉。”“我们不可以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虑中不一定有假设的东西。我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5页。

 

②同上书,第44页。

 

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6页。

 

④同上书,第47页。这段译文不准确,因为德文本表达“拿出新的消息”之意用的是Beibringen neuer Erfahrung一词。

 

⑤同上书,第49页。

 

 

 

 

 

①们应该消除一切解释,只有描述才有地位。”人们不禁要问,哲学留下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没有任何解释,那么思维、智慧留下了什么呢?然而,关键的不是哲学的定界或尊严,而是有无机会保留和保护用不同于日常用法的术语(这些术语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别的术语)来思考和说话的权利和需要。所牵涉到的是扩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排除那些能理解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来描述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

 

首先,日常的思维和语言领域同哲学的思维和语言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别。在正常的环境里,日常语言的确是行为的——实践的工具。当某人说“我的扫帚在墙角”时,他可能意指,别的问及扫帚的人想到那里取扫帚或把扫帚放到那里,正感到满意或生气。总之,这个句子通过引起一种行为反应而实现了它的作用:“效果吞没了原因,目的同化了②手段。”

 

相比之下,如果在一篇哲学文章或论述中,“实体”、“观念”、“人”、“异化”等词成为一个命题的主语,那么决不会发生把意义转化成行为反应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也不会有什么地位。语词实际上是未实现的,除非它在思想上引起别

 

①同上书,第47页。

 

②保罗瓦莱利“诗歌和抽象思维”,见《作品》第1331页。另见“在语言问题上诗人的权利”,载于《艺术简论》(巴黎,加利马德,1934)第47页以下。

 

 

 

 

 

的思想。这种命题可以通过历史连续体的一系列中介,帮助形成并指导一种实践。即便此时,这种命题仍是未实现的——只有绝对唯心主义的傲慢,才主张思维与其对象最终同一的论点。因此,哲学所关心的语词,决不具有“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的用途。

 

所以,在日常论域中不可能获得哲学上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哲学的概念针对的是事实和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从外部”来阐释日常言论原子化的短语或语词,表明这种“外部”对理解日常言论是根本的。或者说,如果日常论域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那么哲学的语言就成为“元语言”。甚至在它用日常言论的谦卑术语来活动的地方,它仍是对抗性的。它把现存的经验的意义背景溶解到它的现实背景中;它从直接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以便获得真实的具体性。

 

从这种立场来看,上面引用的语言分析的例子,能否作为哲学分析的有效对象,是大可怀疑的。最精确地和最明晰地描述品尝某种象或不象菠萝滋味的东西,能有助于哲学的认识吗?它能否作为有关可争议的人类状况(这些状况不同于医学或心理学品尝试验,肯定不是奥斯汀分析的意图)存亡攸关的批判吗?分析的对象,如果脱离了说话者在其中说话和生活的更大更稠密的语境,也就丧失了概念得以形成并成为语词的普遍中介。实证主义的分析被例子以及分析本身孤立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分析中并没有出现人们在其中说话和行动,并使他们的语言获得意义的这种普遍广泛的语境。那么这种语境是什么样的呢?

 

这种更广泛的经验语境,这个现实的世界,今天仍然有死刑毒气室和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美国的卡迪拉克斯和德国的梅塞德斯、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核城市和中国公社、古巴、洗脑筋和大屠杀。但在这个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所有这些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遗忘、抑制、不为人知,而且在这个世界中人民是自由的。也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墙角的扫帚或品尝菠萝似的东西成了非常重要的,日常的艰难和日常的舒适也许是构成一切经验的唯一项目。这第二个受限制的经验领域是前者的一部分;支配前者的权力也塑造着这种受限制的经验。

 

可以肯定,建立这种关系不是日常语言上的日常思维的职业。如果它是一件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的事情,那么,用不着转移到政治领域,便可证明这种抽象是合理的,便可弄清并描述其意义。但是,在哲学中,问题不是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更何况在今天经验哲学应建立在抽象经验基础上呢!而且,如果语言分析应用到政治术语和短语上,这种抽象也是不正确的。分析哲学的整个一个分支从事着这一任务,但这种方法已经封闭了政治的即批判的分析的概念。操作的或行为的转换,把“自由”、“政府”、“英格兰”之类的术语同“扫帚”和“菠萝”同化起来,把前者的现实同后者的现实同化起来。

 

日常语言在其“谦卑的用处”上,的确对批判的哲学思想有致命的关系,但在这种思想的媒介上,语词失去了它们朴素的谦卑,并显示了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兴趣的“隐蔽的”东西。不妨考虑一下黑格尔现象学中对“此地”和“此时”的分析,或列宁关于如何充分分析桌子上的“这杯水”的提示。这种分析揭示了在日常语言中作为隐蔽的意义向度的历史——社会对社会语言的支配。这个发现打破了既定论域最初呈现的自然的和物化的形式。语词不仅在语法和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而且在内容的意义上,表现为真正的术语,即表现为决定意义及其发展的界限——社会强加给言论,强加给行为的术语。这一历史的意义向度再也不能靠“我的扫帚在墙角”或“桌子上有乳酪”之类的例子来阐释。诚然,这些表述能够揭示许多模糊性、疑惑和怪念头,但它们难以超出同样的语言游戏和无聊学术的王国。

 

语言分析在物化的日常论域上调整自身,按照这个物化的论域来揭示和澄清这种言论,因而抽象掉了否定性,抽象掉了异化的和对抗性的不能按既定用法来理解的东西。这种分析通过分类和区别意义,把意义割裂开来,从而使思想和语言净化掉矛盾、幻想和超越。但这些超越不是“纯粹理性”的超越。它们不是超出可能的认知界限的形而上学超越,毋宁说它们打开了一个超出常识和形式逻辑之外的认识王国。

 

实证主义哲学阻碍向这个王国的接近,从而建立了它自己的封闭的排斥外来干扰因素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在这一方面,有效的语境是数学、逻辑命题的还是习惯用法的,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预断了一切可能有意义的论断。这种预断的判断也许象英语口语、辞典、法典或惯例那样广泛。它一旦被接受,就先验地构成了一种不能被超越的经验。

 

但彻底接受这种经验,就要侵犯这种经验,因为残缺不全的“抽象的”个人是以这种经验来表现的,这种个人只体验(或表达)对他既定的东西(实实在在地既定的),他只拥有事实而不拥有因素,他的行为是单向度的和被操纵的。由于实际的压制,经验到的世界是被限制的经验的结果,实证主义对心灵的澄清是使心灵与这种受限制的经验相符合。

 

以这种被删节的形式,经验的世界成了实证思维的对象。新实证主义探究、揭露并澄清一切模糊之物和含混之处,但它不关心大的和一般的模糊性和含混性,即现存的经验领域。它肯定是不关心的,因为这种哲学采用的方法怀疑或“转换”那些有助于理解既定现实的压抑和不合理的结构的概念,即否定性思维的概念。这种由批判性思维向实证性思维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对一般概念的治疗上。一般概念向操作和行为术语的转换,是和前面讨论的社会学的转换密切配合的。人们曾极力强调哲学分析的这种疗法特点,治疗幻想、骗术、含混之物、难解之谜、不可回答的问题,治疗幽灵和鬼怪。那么,谁是病人呢?显然是某种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和语言不符合日常言论的用语。在这种哲学中的确有一大群精神分析家,他们进行分析,却不用弗洛伊德的基本见解,即病人的病根就在一种不能靠分析疗法来治愈的总疾病中。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的疾病是对他生活在其中的病态世界的抗议反应。但医生应该漠视这个“道德”问题。他应该恢复病人的健康,使他能够在他的世界中正常起作用。

 

哲学家不是医生,他的职业不是治疗个人,而是理解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根据世界已为人做的事情和能为人做的事情来理解它。因为哲学(在历史上,而且它的历史仍是有效的)同维特根斯坦想使它成为的样子相反。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是对一切理论的抛弃,是“听任每一事物自便”。哲学知道的最无用的“发现”,莫过于“给哲学以和平,这样它就不再被那些自身成问题的问题所折磨”。①最非哲学的格言,莫过于巴特勒主教修饰G.E.穆尔《伦理学原理》的声明:“每一事物都是它现实的样子,唯此而已”——除非这个“是”被理解为意指真正存在的东西同被造成的东西之间质的差别。

 

新实证主义的批判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促动它的东西是精确性概念,这种概念既非形式逻辑的,亦非经验描述的。不论是到逻辑和数学的分析纯粹性中去寻找精确性,还是到与日常语言保持一致中寻找精确性(这是当代哲学的两极),都同样是拒斥或贬低那些超越被认可的有效体系的思想和言论因素。这种敌意,即使在它采取宽容形式的地方——即,在意思和意义的一个孤立方面权且承认这些超越因素有某种真理价值(诗的真理、形而上学的真理)——也是最广泛的。因为正是留出特定的保留地,允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51页。

 

 

 

许思想和语言合法地不精确、模糊甚至矛盾,才是最有效地保护规范的言论领域免遭不合适的观念严重干扰的方式。凡在文学中包含的任何一种真理,都是“诗的”真理,凡在批判的唯心主义中包含的任何一种真理,都是“形而上学的”真理——即使它有效力,也无补于日常言论和行为,而且哲学也不去适应日常言论和行为。这种新形式的“双重真理”学说,否定超越性语言同日常语言的相关性,宣称它们完全是互不干涉的,从而认可了一种虚假意识。而实际上前者的真理价值正在于它同后者相关联并互相干涉。

 

在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受到压抑性的条件下,思想(任何在现状中不局限于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只有靠“躲在”事实“背后”,才能认识事实并对事实作出反应。经验面前出现了一块进行遮掩的幕布,如果这个世界是直接经验幕布后面的某种东西的现象的话,那么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居于这幕后的正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象在语言分析中那样,作为常识的主体,也不是作为“净化了的”科学计量的主体,而是作为人同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斗争的主体和客体。事实就是它们在这种斗争中所表现的东西。它们的实际性即使仍然具有野蛮的未征服的本性,也是历史的。

 

这一在思想上对既定事实的解决乃至颠覆,是哲学和哲学向度的历史任务。科学方法也超越了这些事实,甚至反对直接经验的事实。科学方法在现象和实在之间的紧张状态中发展起来。然而,思想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是根本不同的。在科学中,中介是被剥掉一切其它性质的观察、测定、计算、试验的主体;抽象的主体设计并确定着抽象的客体。

 

相比之下,哲学思想的客体同意识相关联,意识把具体的性质引入概念,引入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哲学的概念保持并解释了前科学的中介(日常实践、经济组织、政治行动的作用),这些中介已经创造了实际上存在的对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实都是一个历史连续体内的事件、现象。

 

科学同哲学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因而是“第一科学”(本体论)的准备。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有别于伽利略和后伽利略的物质观,不仅表现在科学方法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对现实的不同“层次”的发现),而且还可能最主要地表现在不同的历史设计上,以及旨在建立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的不同的历史事业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客观上不利于对自然的新经验和理解,不利于历史地建立新的主体和对象-世界,因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虚假化退回到了过去的被超越的经验和理解。

 

不管哲学的概念是否被并入科学之中,哲学的概念都是同日常论域相矛盾的,因为这些概念仍然包含着一些在说出的言词、公开的行为、可知觉的条件或倾向、盛行的嗜好中未实现的内容。因此,哲学的领域仍然包含着“幽灵”、“虚构”和“幻想”,这些东西也许比它们的对立面更合理,因为它们识别了盛行的合理性的界限和骗术。它们表达了维特根斯坦反对的经验,即,“同我们预先接受的观念相反,思考①‘如此这般’是可能的,不管它意味着什么。”

 

忽视或清除这一特定的哲学向度,已使当代实证主义陷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7页。

 

 

 

入一个在综合上枯竭的学术具体性的世界,并制造了比它所摧毁的虚幻问题更虚幻的问题。哲学表现的最深奥的严肃精神,莫过于在“形而上学的和表意符号的语言”研究中对三个瞎耗子的解释那样的分析中所显示的严肃精神,它讨论“根据纯粹表意符号原理来人为建造的三个天生瞎耗子的不①对称顺序。”

 

也许这个例子用得不公正。然而,可以公正地说,最深奥的形而上学也未曾表现出象那些在归纳、转化、描述、名称、专名等问题上产生的担心一样人为而费解的担心。既严肃又开玩笑似地熟练举出一些例子:司各脱和《波动》的作者之间的差别;法兰西现国王的秃头;张三在大街上碰到或不碰到“普通纳税人”李四;我此时此地看到了一块红补丁,我说“这是红的”;或者表明人们经常描述激动、剧痛、悲痛、震动、扭疼、发痒、刺痛、寒冷、热烈、沉重、眩晕、渴望、②冻结、消沉、紧张、咬痛和震惊之类的感觉。

 

这种经验主义用一个概念或感觉上的零碎、只言片语(后被组织成哲学)的世界,来取代它所仇恨的形而上学幽灵、神话、传说和幻想的世界。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合理的,甚至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显示了非操作的观念、激情、记忆和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可牺牲的、不合理的、混乱的或无意义的。

 

 

 

①玛格丽特马斯特曼,见《本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C.A.梅西编(伦敦,艾伦和昂温,1957)第323页。

 

②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83页。

 

 

 

在清除这种大杂烩时,分析哲学使目前的现实技术组织中的行为概念化了,但它也接受了这种组织的裁决;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抛弃,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仅抛弃了幻想,而且也抛弃了这些幻想中的真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这样的表述上:“哲学只陈述每一个人所赞同的东西”,或者,我们语词的共同主干蕴含着“人们发现值得描绘的一切特性”。

 

这一“共同主干”是什么呢?它能以任何适当的转换而包含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本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吗?它能包含诗的语言的关键词和超现实主义散文的关键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是否按它们的否定涵义来包含它们(即,使日常用法的领域失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发现值得描绘的一整套特性便被拒斥,被清除到虚构或神话的王国;一个残缺不全的虚假意识便被确立为真实意识,决定着现存之物的意义和表现。其余的被斥责(和认可)为虚构或神话。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哪一方卷入了神话。当然,神话是原始的不成熟的思想,文明的进程使神话失去了效力(这几乎是进步的一个定义),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返回到神话的地位。在后一种情形中,那些鉴别并设计历史可能性的理论,可以成为不合理的,或者说表现为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同既定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合理性相矛盾。

 

因此,在文明的进程中,黄金时代和至福一千年的神话服从于进一步的合理化。(历史上)不可能的因素同可能的因素分离开来,梦想和虚构同科学、技术和实业分离开来。在

 

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把原始的神话转换成社会学的术语,或者说在既定的历史可能性中揭示了神话的合理内核。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相反的运动。今天,当面临实际状况时,昨天合理的和现实的概念又表现为神话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现实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的概念;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的观念成为一种梦想。这种倒转是由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本身并没有使理论虚假化。批判理论的非科学的思辨的特点来自它的概念的特定特点,这些概念指明并确定了合理中的不合理性、现实中的神秘性。它们的神话性质反映着既定事实的神秘性质——社会矛盾骗人的调和。

 

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对精神和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操纵,已经造成了神秘化的地点的转移。如果有理由说意识形态开始蕴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话,那么也有理由指出,不是不合理的东西,而是合理的东西成了神秘化最有效的载体。有种观点认为,当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压抑,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首先表现在不合理的伪哲学(生命哲学,反社会的共同体概念,血土论等等)的兴起中。这种观点被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驳倒了。这些政权依靠设备的全面技术合理化,否定了这些伪哲学和它们自身的不合理的“哲学”。正是物质和精神机器的总动员,从事着这种工作,并确立了它对社会的神秘权力。它使个人看不到机器“背后”的那些使用机器的人,那些从中渔利的人和那些为之付出代价的人。今天,在生产的广告、宣传和政治中已经掌握并雇佣了这些神秘的因素。在家庭、商店和办公室的日常规矩中到处是神秘的、巫术般的和入迷的弃权行为,合理的成就掩盖了整体的不合理性。例如,科学对互相毁灭这一苦恼问题的研究(数学上计算杀伤力和核杀伤力,测定扩散或不扩散的放射性尘埃,试验反常情况下的持久力),促使(甚至要求)人们认可疯狂的行为,因而这种研究是神秘的。因此,它同真正合理的行为(拒绝顺从,努力消除导致疯狂的条件)正相反对。

 

这种新的神秘化使合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为了反对这种神秘化,必须坚持上述区分。合理的不是不合理的,对事实的精确认识和分析同模糊的富有情感思辨之间的差别,一直是根本的。问题在于,经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统计、计量和场研究不是非常合理的。它们脱离了产生事实并决定其功能的真正具体的环境,所以它们成了神秘的。这种环境比起调查的工厂和商店的环境、考察的乡镇和城市的环境、征询其舆论或计算其生存机会的地区和集团的环境,更广大而且更不同。由于这种环境创造并决定着调查、征询和计算的事实,所以它也是更现实的环境。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特殊的主体获得了它们现实的意义,但这种环境只是在一种社会理论中才是可确定的。因为事实中的因素不是观察、计量和调查的直接材料。它们只是在一种分析中才成为材料,这种分析能够鉴别出那种把社会的各部分和各过程结合在一起并决定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结构。

 

认为这种超环境是(大写的)社会,这就把凌驾于部分之上的整体实体化了。但这种实体化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是现实,而且只有认识它并理解它的范围和原因,才能克服它,社会的确是一个整体,行使着它对个人的独立权力,这个社会决不是不可捉摸的“幽灵”。它的经验硬核就在制度体系中,这些制度就是人们之间现存的僵硬关系。如果脱离了它,那么计量、查问和计算就会虚假化——但这种虚假化是在一个向度上产生的,这个向度并不表现在计量、查问和计算中,因而并不同它们相冲突和相干扰。它们保持着它们的精确性,而且正是在它们的精确性上,它们是神秘的。

 

语言分析在揭露超越性术语、模糊概念、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等等的神秘特点时,把日常语言的用语留在现存论域的压抑环境中,从而使它们神秘化。正是在这种压抑领域中,出现了对意义的行为解释,这种解释祓除笛卡尔和其它过时神话的旧语言“幽灵”。语言分析坚持认为,如果张三李四说出他们心灵里的东西,那么他们只是涉及他们碰巧具有的特定知觉、概念或气质;心灵是一个可用词语描述的幽灵。同样,意志不是灵魂的一个现实功能,而只是特定气质、嗜好和激情的特定方式。“意识”、“自我”、“自由”也是这样,都可以根据所标明的特定的行动和行为的方式方法来解释它们。后面我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种对一般概念的态度。

 

分析哲学经常制造出用委员会来谴责和调查的气氛,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被审席上。当你说某某话时,你意指着什么?你没有掩盖某种东西吗?你说的是一种可疑的语言。你不象我们其他人,象大街上的人那样说话,而象个不属于这里的外国人那样说话。我们不得不打倒你,抓住你,揭露你的诡计,净化你。我们将教给你说出你头脑里的东西,“弄得一清二白”,“把你的牌摊到桌面上”。当然,我们并不干涉你和你的思想言论自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思维。但一旦你说出来,你就应该向我们交流你的思想,用我们的语言或用你的语言。诚然,你可以说你自己的语言,但它应该是可翻译的,而且它将被翻译。你可以谈论诗,这完全对。我们喜爱诗。但我们想理解你的诗,只有当我们能按日常语言来解释你的符号、隐喻和形象时,我们才能理解你的诗。

 

诗人可以回答说,他的确想使他的诗成为可理解的并被理解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诗的原因),但假若他想说的东西能按日常语言来说出的话,他或许早就这样做了。诗人可以说:理解我的诗的先决条件,是瓦解并破坏你们用来翻译这诗的那个言论和行为领域。如果我的语言能象别的语言(实际上也包括你们的语言)一样,被弄明白,那么我的符号、隐喻等等也就不是符号、隐喻之类的东西了,而是准确地意指着它们说的东西。你们的宽容是骗人的。你们在为我保留一个特定意思和意义的壁龛时,权且准许我精神不健全和缺乏理性,但在我看来,疯人院和我风马牛不相及。

 

诗人还会感到,固执庄重的语言哲学说着一种带有偏见和情感的语言——愤怒的老年人或年轻人的语言。他们的词汇里充满了“不适当”、“奇怪”、“荒谬”,“疑惑”、“古怪”、“废话”和“含糊不清”之词。如果感官的理解力强盛的话,这些不适当或迷惑人的古怪物应该被清除掉。交流不应该凌驾于人们的头脑之上;那些超越常识和科学意义的内容,不应该挠乱学术的和日常的论域。

 

但是,批判的分析应该脱离它力图理解的东西,哲学术语应该有别于日常用语,以便阐明日常用语的全部意义。①因为现存论域浑身上下都带有社会成员所屈从的特定统治、组织和操纵方式的标记。人民为了谋生而依附于工头、政客、、股票经纪人和邻居,这些人使人民象他们一样说话和言谈;人民被社会必然性所迫,把“事物”(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体、头脑、感情)与其功能相同一。我们如何了解情况呢?我们靠的是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杂志,同人们交谈。

 

在这种环境里,口头的话语表现了说话的个人,也表现了那些迫使个人这样说话的人们,还表现了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的张力或矛盾。人民在说出自己的语言时,也说出了他们主人、恩人、广告商的语言。因此,他们不仅表达了自身、自己的认识、感情和激情,而且也表达了不同于他们自身的别的东西。不论是在他们的家乡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当他们“亲自”描述政治形势时,他们(“他们”包括我们,认识政治形势和批评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描述了“他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告诉他们的东西——这同他们实际上思考、观看和感觉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我们彼此描述我们的爱和恨、柔情和不满时,我们不得不使用我们广告、电影、政客和优秀推销商的用语。我们不得不使用同样的用语来描述我们的汽车、食物和家具、同事和竞争对手,我们彼此完全能理解。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语言决非私人和个人的东西,或者说私人和个人是靠可利用①当代分析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种作为元语言问题的必要性。的语言材料来沟通的,而这种语言材料是社会的材料。但这种状况使日常语言无法实现它在分析哲学中的有效功能。“当人们说某某话时,他们所意指的东西”是同他们未说的东西相联系的。或者说,他们意指的东西不能按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不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和实践领域是一个被操纵的矛盾的领域。

 

这些环境也许对分析下列陈述来说是不相干的,如“我痒”,“他吃鸦片”或“这在我看来是红的”。但当人们真的言之有物的时候(“她爱他”,“他没有心”,“这是不公平的”,“我对它能做些什么呢?”)这些环境便成为非常相干的,对伦理学、政治等等的语言分析便是致命的,如不这样,那么语言分析所能达到的经验精确性只能是既定事态强加给人民的精确性,所达到的明晰性只能是在这种事态中允许人民具有的明晰性,也就是说,它仍停留在神秘和骗人的言论界限内。

 

它看起来超越了这种言论(如在它的逻辑净化中),但骨架仍属于同样的领域——这是比语言分析反对的幽灵更鬼怪得多的幽灵。如果哲学不是一种消遣,那么它将揭示在什么基础上言论成了一种残缺不全的骗人的领域。如果把这一任务留给社会学或心理学系的同事,那么这就是使现存的学术劳动分工成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此处,也不能谦虚地说语言分析只从事澄清“浑浊的”思维和语言的谦卑任务,而把这一任务本身丢弃一边。如果这种澄清不单是纯粹列举和分类可能语境中的可能意义,而为每一个人留下根据环境而广泛选择的权利,那么这就根本不是一种谦卑的任务。这种澄清会牵涉到在真正可争议的领域里分析日常语言,在看来最不浑浊的地方识别浑浊的思维,在非常规范和明确的用法中揭示虚假。于是,语言分析将能看出并理解那些塑造并限制论域的特定社会进程。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元语言”的问题;有些术语是用来分析别的术语的意义的,它们一定不同于或有别于别的术语。它们一定不同于那些仍属于同样的(直接的)论域的纯同义词。但是,如果这种元语言真的要冲破现存论域(在这个论域中,语言的不同向度被一体化和同化)的极权主义范围,那么它一定能揭示那些决定并“封闭”现存论域的社会进程。结果,它不可能是一种主要着眼于语义学或逻辑的明晰性来构造的技术元语言。迫切需要的是现存语言亲口说出它掩盖或排除的东西,因为应被揭露和斥责的东西是在日常言论和行动领域内部起作用的,流行的语言包含着元语言。

 

这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已经在卡尔克劳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实现。他已经证明了对语言和写作、标点符号甚至印刷错误的“内在”考察,如何能揭示整个道德的或政治的体系。这种考察仍然是在日常论域中进行的,它不需要用任何人工的“高水平的”语言来推论并澄清被考察的语言。对语词、句法形式的读解是在它们出现在其中的语境中来进行的——例如在一份报纸上,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乡村里,报纸通过特定人物的笔来采纳特定的观点。因此,词典编纂的和句法的语境对另一个向度是开放的,这另一向度不是外来的,而是语词的意义和功能的组成因素,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维也纳出版界的倾向,它的编辑们对屠杀、君主政体、共和制度等等的态度。根据这一向度,语词的用法、句子的结构采取了一种在“直接的”阅读中并不出现的意义和功能。在报纸的风格中表现的反语言的罪行从属于报纸的政治风格。

 

句法、语法和词汇成了道德的和政治的行为。或者说,语境可以是一种美学的和哲学的语境,文艺批评可以是一种学会里的讲演之类的东西。在这里,对一首诗或一篇散文的语言分析,使既定的(直接的)材料(这首诗或这篇散文的语言)同作者在文艺传统中发现并加以改造的东西相对立。

 

对这种分析来说,一个术语或形式的意义需要在多向度的领域中发展,在那里任何表达出来的意义都带有几个相互联系、部分重叠和对抗的“体系”的性质。例如,它属于:

 

  (1)一个个别的设计,即在一个特定场合下为一个特定目的而形成的特定传播(一篇报纸文章,一次讲演);

 

(2)一个既定的超个别的观念、价值和目标体系,个别设计带有这个体系的性质;

 

(3)一个特殊的社会,这个社会把不同的甚至冲突着的个别的和超个别的设计合为一体。

 

我来解释一下。某次讲演、某篇报纸文章、甚至某次私人交流,都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作为一个特殊集团(职业的、居住地的、政治的、思想的)的发言人(权威或不权威)的某个人做出的。这个集团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目标、准则,这些东西以不同程度的自觉性和明确性进入——证实或反对——个人交流。因此,个人交流使一种超个体的意义体系“个体化”,这个体系构成一个言论向度,这个向度同个人交流的向度是不同的,然而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超个别的体系进而又是一个广泛的无所不在的意义领域的一部分,交流发生在其中并由之而来的社会制度发展了这个领域,而且通常也“封闭了”这个领域。

 

社会的意义体系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应于所达到的文化水平而大不相同。但如果交流涉及的东西不限于日常生活不可争议的工具和关系,那么可以非常明确地确定这一体系的界限。今天,各种社会的意义体系把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语言区域联合起来,这些大的意义体系一方面趋于符合或多或少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另一方面趋于符合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轨道。虽然社会的意义体系的决定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有争议的政治论域中,但它也以一种更隐蔽的、无意识的和情感的方式在日常论域中起作用。真正哲学的意义分析不得不考虑意义的所有这些向度,因为语言表现出具有所有这些向度的性质。结果,哲学上的语言分析具有一种超语言的义务。如果它确定着合法的用法和不合法的用法、真正的意义同虚幻的意义、感觉同非感觉之间的区别,那么它也就牵涉到一种政治的、美学的或道德的判断。

 

有人提出了反对,说这种“外在的”分析(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外在的,而是意义的内在发展)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意图是靠分析术语在日常言论中的功能和用法来把握术语的意义之时。但我的意见是,这恰恰是当代哲学的语言分析做不到的事。只要它把日常言论转移到一种特定的学术领域上,而这种领域即使在充满日常语言的地方也是被净化和综合的领域,它就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治疗中,实际上是消毒和麻醉了日常语言。多向度的语言变成了单向度的语言,其中不同的冲突着的语言不再互相渗透,而是互相隔离;意义的爆炸性历史向度沉寂了。

 

维特根斯坦用堆积石头或谈论张三李四来进行的无止境的语言游戏,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例子,尽管这种例子具有简单的明晰性,但说话者及其状况仍需弄明白。不管他们多么亲密地交谈,他们都是X和Y。而在现实的论域里,X和Y是“幽灵”。他们并不存在,他们是分析哲学家的产物。诚然,X和Y的交谈是完全可理解的,语言分析有权诉诸于普通人的正常理解。但在现实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误解和矛盾的领域来彼此理解。现实的日常语言领域是生存斗争的领域。它的确是一个模糊、混乱、昏暗的领域,肯定需要澄清。而且,这种澄清可以很好地起到一种疗法的作用。假如哲学能成为疗法的,那么它将真正成为它自身。

 

就哲学使思想摆脱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奴役,阐明既定状况(它的积极方面是充分大众化)的否定性并提出它的替代目标而言,哲学接近了这一目的。可以肯定,哲学只是在思想上提出矛盾并进行设计。它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特点是任何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不能克服的哲学命运。而且,它的意识形态的努力也是真正疗法的,即表明真正存在的现实,表明这个现实防止产生的东西。

 

在极权主义时代,由于现存日常论域趋于凝结成一个被全盘操纵和灌输的领域,所以哲学的疗法任务将是一个政治任务。于是政治将出现在哲学中,既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学科或分析对象,也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哲学,而是作为去理解未被肢解的现实的概念的意图。如果语言分析不去推进这种理解,如果它反而力图把思想封闭在残缺不全的日常论域的圈子里,那么它最好的命运,则是完全微不足道了。而它最坏的结局,是逃避到非争论,非现实的东西中,逃避到那种只在学术上可争论的东西中。

 

 

 

 

 

 

 

 

 

 

 

    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义务

 

 

 

分析哲学效命于残缺不全的思想和语言的现实,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待一般概念的作法上。我们前面提到过一般概念的问题,那是当作哲学概念的内在历史特点和超越性的一般特点的一部分来提的。一般概念的地位问题,远远不单是一个认识论的抽象问题或一个关于语言及其用途的虚假的具体问题,而是哲学思想的根本核心。因为对待一般概念的作法显示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种哲学立场——它的历史功能。当代分析哲学要祓除象心灵、意识、意志、灵魂、自我这样的“神话”或形而上学“幽灵”,把这些概念的意图分解成关于特殊的可鉴别的操作、表演、权力、气质、嗜好、技巧等等的陈述。结果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表明了这种破坏的软弱无力,幽灵们继续在游荡。虽然每一个解释或转换都可以充分描述一个特殊的精神过程、一种想象的行动,例如当我说“我”时我意指什么,或当一位牧师说玛丽是一个“好姑娘”时他意指什么。但是,任何这样的概括或它们的总和都不能把握甚至定义象心灵、意志、自我、善这类术语的充分意义。这些一般概念继续象“诗的”用法一样普遍存在,而且哪一种用法都能把它们同各种行为或气质方式(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这些方式实现了概念的意义)区别开来。

 

诚然,不可能因为断定一般概念标示着一个不同于其部分的整体,这些一般概念便有了效力。它们显然是标示着这个整体的,但这个“整体”要求对未被肢解的经验语境作出分析。如果拒绝作出这种超语言的分析,如果按表面价值来看待日常语言,也就是说,如果用人们中间靠不住的一般理解领域来取代这个盛行的误解的和被管理的交流领域,那么,这些被认为有罪的一般概念的确是可转换的,它们“神话的”实质能分解成行为和气质方式。

 

然而,这种分解本身应受到质疑,不仅是为了哲学家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普通人民的利益,因为这种分解就发生在他们的生活和言论中。这种分解不是他们自己的做法和说法;它是碰巧给他们造成的,它依靠“环境”强制性地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心灵同精神过程相同一,把他们的自我同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不得不履行的作用和功能相同一。如果哲学不把这些转换和同一过程理解成社会过程,即理解成社会使个人遭受的心灵(和身体)的肢解,那么哲学与之斗争的就只不过是它想使之非神秘化的实质的幽灵。神秘化特点不是粘附在“心灵”、“自我”、“意识”等概念上,而是粘附在它们的行为转换上。这种转换之所以是骗人的,正是因为它把信仰上的概念转换成实际的行为、嗜好和气质方式,而且在进行转换时,它用残缺不全的被组织起来的现象(本身非常现实!)来取代实在。

 

然而,甚至在这场幽灵之战中,也需要一些能把这场假战争进行到底的力量。分析哲学的一个干扰性问题是关于“民族”、“英国政体”、“牛津大学”、“英格兰”这些一般概念①的陈述问题。任何特殊的实体都不符合这些一般概念,但是说“民族”被动员起来,“英格兰”宣战了,我在“牛津大学”学习,这仍然可以形成完整的意思,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要这样说的。任何对这些陈述的还原转换看来都会改变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大学不是凌驾于它的各个学院、图书馆等等之上的特殊实体,而是一种把各个学院、图书馆等等组织起来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对其他陈述作同样的稍有变化的解释。然而,这种把这些事物和人们组织起来,归为一体并加以管理的方式,是作为一种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实体而起

 

①见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17页以下,随处可见;J.威兹德姆“形而上学与证实”,见《哲学与精神分析》(牛津1953年);A.G.N.弗卢《逻辑和语言》导言第一辑(牛津1955年);D.F.皮尔斯“一般概念”,同上书第二辑(牛津1959年);J.O.厄姆森《哲学分析》(牛津1956年);B.罗素《我的哲学发展》(纽约1959年)第223页以下;彼德拉斯莱特(编)《哲学、政治和社会》(牛津1956年)第22页以下。

 

 

 

作用的,以致能处理生与死的问题,如在民族和政体的情形中。那些执行判决的人,如果他们是有身份的话,就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民族、公司、大学的“代表”来执行判决的。会议举行期间的美国国会、中央委员会、政党、董事和经理会、总统、理事和全体行政人员,在开会进行决策时,是凌驾于作为组成因素的个人之上的有形而有效的实体。在记录上,在他们的法律结果上,在他们命令生产的核武器上,在他们发布的任命、薪水和规定制度上,他们是有形的。集合起来开会,个人便成了在组织中蕴含的制度、影响、利益的代言人(经常是无意识的)。按他们的决定(投票、压力、宣传——本身是竞争制度和利益的产物),民族、政党、公司、大学得以运转、保存和再生,作为一个(相对)最终的一般现实,压倒从属于它的特定制度或人民。

 

这一现实已经采取了一种额外的独立的存在方式;因此,关于它的陈述意味着现实的一般概念,并且不能被妥当地转换成关于特殊实体的陈述。然而,迫切要求进行这种转换,否定转换的不可能性,这意味着这里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出于善意,“民族”或“政党”应该可以转换成它的组成部分和组成因素。但事实上它不能,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妨碍着语言和逻辑的分析。

 

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和谐,以及缺乏个人为自己工作并为自己说话的代议制度,造成了象民族、政党、政体、公司、教会这样的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同任何特殊的可识别的实体(个人、集体或制度)不是等同的。这些一般概念表达了物化的各种程度和方式。由于它们的独立性具有组织社会整体的特殊权力,所以这种独立性是假造的,尽管也是现实的,重新转换会消除一般概念假造的实质,这种重新转换仍是一种迫切需要,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

 

  “他们相信他们正在为阶级而死,他们却是在为党的儿子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祖国而死,他们却是在为实业家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人的自由而死,他们却是在为红利的自由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无产阶级而死,他们却是在为无产阶级的官僚而死。他们相信自己在国家的命令下而死,他们却是为掌握国家的金钱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民族而死,他们却是在为窒息民族的匪徒而死。他们在相信着,但为什么人们要相信这种黑暗呢?当问题在于要学会生存时,为什么要相信这种死亡呢?”①

 

这是真正地把实体化的一般概念“转换”成了具体性,然而也坦率地承认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这种实体化的整体抵制分析性的分解,并不是因为它是特殊实体和表现背后的一种神话实体,而是因为它是它们在既定社会历史背景中起作用的具体客观的基础。所以,它是个人在行动、环境和关系中所感觉到的并受其影响的一种现实力量。个人分享这种力量(以完全不平等的方式);它决定着个人的存在和能力。这一现实的幽灵具有非常有力的实在性,具有属于个人之上的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存》第3卷,第631页。

 

 

 

 

 

整体的独具的独立力量。这种整体既不纯粹是一种被知觉到的形态(如在心理学中),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绝对者(如在黑格尔那里),还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国家(如在贫乏的政治科学中),而是决定着个人生活的现存事态。

 

然而,如果我们认可这些一般政治概念的这种实在性,那么,所有其它的一般概念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地位吗?是的,它们具有这种地位,但它们的分析太容易限制在学术哲学的界限内了。以下论述并不打算深入讨论“一般概念的问题”,只是试图阐明哲学分析(人为地)限定的范围,并指明需要超越这些限制。我的论述还将集中注意那种同逻辑-数学的一般概念(集、数、类)相区别的实质,而且在实质中又集中注意那些真正向哲学思想挑战的更抽象和更可争论的概念。

 

实质的一般概念不仅是从具体的实体中抽象出来的,而且它还标志着一种不同的实体。心灵不同于自觉的行动和行为。可以尝试性地把它的实在性描述为个人用来综合这些特殊行动并使之一体化的方式或样式。人们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种靠“超验的知觉”综合起来的先验性,意即,这种一体化的综合使特殊的过程和行动成为可能,先于它们,塑造它们,使它们有别于“其他心灵”。但是,这种概括有违于康德的概念,因为这种意识的先验性是一种经验的先验性,它包括着特殊社会集团的超个人的经验、观念、激情。

 

鉴于这些特点,意识可被叫做意向、嗜好或才能。然而,它不是一种个人的意向或才能,而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在不同程度上为一个集团、阶级、社会的个体成员所共有的一般意向。在这些基础上,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的区别成了有意义的。前者将把那些尽可能充分而妥当地反映既定事实上的既定社会的概念中所包含的经验材料综合起来。这种“社会学的”定义之所以被提出,不是因为出于对社会学的偏爱,而是因为社会实际上进入了经验材料中。结果,在概念形态上社会的压制也就等于一种学术上的经验限定,一种意义限制。再者,正常的经验限制造成了“心灵”和精神过程、“意识”和自觉行动之间的普遍的紧张状态,甚至冲突。当我谈到一个人的心灵时,我并不单纯指在他的表达、语言、行为等等中显示出来的他的精神过程,也并不单纯指他的被经验到的或从经验中推论出来的意向或才能。我还意指着他并未表达、他对之没有表现任何意向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概念的形态和范围。

 

因此,特定的“环境”力量是“否定地呈现的”,它们预定着个人的心灵自发地排斥某些材料、条件、关系。它们呈现为被拒绝的内容。它们的不在眼前,是一种现实,一种解释他的实际精神过程、他的言语和行为的意义的实证因素。对谁有意义呢?不仅是对职业哲学家(他们的任务是纠正充斥日常论域的错误),而且也是对那些犯有这种错误或许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人。当代语言分析逃避这一任务,用枯竭的被预定的心灵来解释概念。因此,至关紧要的是某些关键概念的未节略和未删改过的意图,它们未被压抑的理解现实的功能,即非顺从主义的批判的思想。

 

 

 

刚才我们评论了象“心灵”和“意识”这样的一般概念的实在性内容,这些评论能否应用到别的概念上,即那些抽象的然而实质的一般概念上,如美、正义、幸福以及它们的反义词?看起来,对这些作为思想要点的不可转换的一般概念的坚持,反映着对一个分化的世界的痛苦意识,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东西”不符合甚至否定“能存在的东西”。一般和它的殊相之间的这种不可低估的差别,看来根子在关于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一个被经验的世界的两个向度之间)不可克服的差别的基本经验中。在一个观念中,一般包含着种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现实中被实现的同时也被束缚了。

 

当我谈论一个美丽的姑娘、一种美丽的风景、一幅美丽的图画时,我头脑里肯定有着一些很不相同的事物。这些事物共有的“美”,既不是一个神秘的实体,也不是一个神秘的语词。恰恰相反,也许最直接最清楚地经验到的东西不过是各种美丽对象的“美”的外观。男朋友和哲学家、艺术家和殡葬承办人可以用很不相同的方式来“定义”美,但他们都是在定义着同一种特定状态或条件——使这美丽的东西同其它对象形成反差的某种性质或某些性质。以这种模糊性和直接性,美在美的东西中被体验到,也就是说,它被看到、听到、闻到、触觉到、感觉到、领会到,美几乎是作为一种震惊感而被体验到的,这也许归因于美的反差特点,这一特点打破了日常经验的圈子,并展现了(短暂一瞬)另一种现实(畏惧也许是这种现实的一个组成因素)。①

 

这一描述恰恰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实证主义分析想通

 

 

 

①里尔克《第一哀歌》。

 

 

 

过转换来消除这一特点,但转换却消除了要被确定的东西。在美学上关于美有许多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技术”定义,但似乎只有一种定义保留了美的经验内容,因此它是最不精确①的定义,即美是“幸福的许诺”。这个定义指出了人和万物的条件、人和万物的关系,这些条件和关系在消失之时又短暂出现,在个人身上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消失中又表明了能存在的东西。

 

反对这些一般概念的模糊、昏暗、形而上学的特点,坚持常识和科学感觉熟悉的具体性和受保护的可靠性,这仍然显示出了某种原始焦虑的东西,这种东西指引了有文字记载的进化中哲学思想的起源从宗教走向神话,并从神话走向逻辑;防卫和安全仍然是智力投资和国家预算的大项目。未净化的经验似乎比分析哲学更抽象和一般;它似乎被埋置在形而上学的世界中。

 

一般概念是经验的首要因素——这些一般概念不是哲学的具体概念,而是人们每天所面对的世界的根本性质。例如,所被经验到的东西是雪或雨、暑热、一条大街、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工头、爱或恨。特殊的事物(实体)和事件,只能作为它们与之不可分离的总构造中的偶然事物和部分,而出现在(甚至成为)一组连续不断的关系中;它们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出现,而又不丧失它们的身份。只有与不同于普通背景的总背景相对照,它们才是特殊的事物和事件。正是在这一

 

 

 

①司汤达语。

 

 

 

具体基础上,它们开始产生、存在并消失。这一基础是在象色彩、形状、密度、坚硬或柔软、明亮或黑暗、运动或静止这些一般概念中被构造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一般概念似乎标志着世界的“材料”:

 

  “我们也许可以把世界的‘材料’定义为语词所标示的东西,当这些语词被正确使用时,就呈现为论断的主语或关系的术语。在这种意义上,我应该说世界的材料是由象白色这样的事物构成的,而不是由具有白色属性的客体构成的。”“在传统上,象白、硬、甜这些性质被当作一般概念,但如果上述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它们①在句法上就更近似于实质。”

 

“性质”的实质特点指明了实质的一般概念的经验起源,指明了概念起源于直接经验的方式。霍姆勃尔特的语言哲学强调同语词相关联的概念的经验特点,从而他假定不仅在概念和语词之间,而且在概念和语音之间有一种最初的血缘关系。然而,如果语词作为概念的载体,是语言的现实“因素”,那么它既不传播现成的概念,也不包含已经固定和“封闭的”概念。语词仅仅暗示一个概念,使自身同一个一般概念相关联。②

 

但在霍姆勃尔特看来,正是语词和一个实质的一般(概

 

 

 

①伯特兰罗素《我的哲学发展》(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59)第170—171页。

 

②威尔海姆冯霍姆勃尔特《论人类语言的多样化》第197页。

 

 

 

念)的联系,使得人们不可能想象语言的起源来自客体同语词而发生的意义化,以及它们的进一步结合:

 

  ”在现实中,语言不是由以前的语词拼凑起来的,而①是相反,语词来自语言整体。”

 

这里开始评论的这个“整体”,应该避免一切误解,也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一个“完形”之类的东西。这个概念表达了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差别和张力——这种差别中的同一。它表现在性质(白的、硬的,还有美的、自由的、正义的)和相应概念(白、硬、美、自由、正义)之间的关系上。后者的抽象特点似乎标示着一些更具体的性质,这些性质是一种具体地被经验到的更一般而且更“卓越”的性质的部分现实化、方面、表现。

 

由于这种关系,具体的性质似乎既代表着一般概念的实现,也代表着它的否定。雪是白色的,但不是“白”;一个姑娘可以是美丽的,甚至是一美,但不是“美”;一个国家可以因为它的人民享有某些权利而是自由的(同其它国家相比较而言),但它不是自由的根本化身。另外,概念只有在同它们的对立面的被经验到的对照中,才是有意义的,如白同不白的对照,美同不美的对照,否定性陈述有时能转换肯定性陈述,如“不白”代表“黑”或“灰”,“不美”代表“丑陋”。这些概括并不改变抽象概念和它的具体实现之间的关

 

 

 

①同上书,第74—75页。

 

 

 

系:一般概念标志着特殊实体是或不是的东西。转换可以通过重新概括非矛盾命题的意义而排除隐藏的否定,但未被转换的陈述则暗示着一种现实的要求。在抽象名词(美、自由)中,比在特殊的人、物或条件所具有的性质(“美的”、“自由的”)中,有更多的东西。实质的一般概念意指超越一切特殊经验的性质,但这些性质既不是作为想象力的虚构物,也不是作为纯逻辑的可能性,而是作为我们的世界由之组成的“材料”而固守在头脑里。任何雪都不是纯白,任何残忍的野兽或人都不是人们所知道的一切残忍,尽管人们在历史上和想象中具有一种几乎无穷无尽的认识力量。

 

现在,在一大批概念(我们敢说,这些是哲学上中肯的概念)上,一般和特殊之间的量的关系具有着一种质的意义,抽象的一般似乎标明着在具体的历史的意义上的各种潜在性。不管对“人”、“自然”、“正义”、“美”或“自由”如何定义,它们都把经验内容综合成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超越了它们作为某种应被超越和克服的东西的特殊实现。因此,美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实现的美,自由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达到的自由。

 

或者用另一个例子说,“人”这一哲学概念着眼于充分发展起来的人类才能,这些才能是人的独特才能,表现为人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状况的可能性。这一概念清楚地表达了被视为“典型人类”的性质。这一模糊的术语可以阐明这样的哲学定义的模糊性,即,这些定义汇集了那些同其它生物相对照而从属于一切人的性质,同时要求这些性质是人的最充①分或最高的实现。

 

因此,这些一般概念是根据事物的潜在性来理解事物的特殊状况的概念工具。它们是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它们使构成经验世界的材料概念化;它们着眼于这种材料的可能性,根据这些可能性的实际限制、压制和否定,使这种材料概念化。不论是经验还是判断,都不是私人的。这些哲学概念是在对历史连续体内的总条件的意识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们受到了一个特定社会的个人立场的精心阐释。不管思想的材料在哲学或科学理论中变得多么抽象、一般或纯粹,都是历史的材料。怀特海的《科学和现代世界》承认并明确陈述了思

 

 

 

①这种强调一般概念的规范特点的解释,可以同希腊哲学中的一般概念观联系起来,即,认为最一般的是最高的、最“卓越的”,因而是真正的实在:“……一般性不是一个主语,而是一个谓语,正是指称在最高级的优秀表现中蕴含的第一性。这就是说,一般性之所以是一般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象’第一性,所以,它不是在逻辑的一般概念或类概念的意义上是一般的,而是在一种规范的意义上,这种规范只是靠普遍的粘合剂而打算把多样化的部分统一成一单个整体。至关重要的是要相信。这个总体和它的部分的关系不是机械的(整体=它的部分之和),而是内在地目的论的(整体=有别于它的部分之和)。这种内在地目的论的观点把整体当作机能的而无意图的,这种观点就它同生命现实的关联来说,并不唯一地甚至首要地是一个“有机论”范畴。相反,它扎根在卓越性内在固有的机能上,这种机能正是在使其‘高贵化’的过程中来统一多样化的,卓越性和统一性是多样化充分实现的根本条件,甚至是多样化本身的条件。”哈罗德A.T.赖歇“因为第一而一般”,见《亚里士多德神学中的前苏格拉底动机》(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所,坎布里奇,1961,人性出版物,第52期)第105页以下。

 

 

 

想的这些“永恒对象”的抽象一般的同时又是历史的特点:①

 

  “永恒对象……在其本性上是抽象的。我用‘抽象的’意指一个永恒对象本身所是的东西,即它的本质,无需涉及某种特殊经验便可理解的东西。成为抽象的,就是去超越实际发生的特殊场合。但超越一个实际场合并不意味着同它脱离联系。恰恰相反,我认为每一个永恒对象都同一个这样的场合有它自己的妥当联系,我把这称作它侵入这个场合的方式。”“因此,一个个永恒对象的形而上学地位,就是对一种现实性来说一种可能性的地位。在其特点上,它对每一实际场合的确定,靠的是这些可能性对这一场合来说如何被现实化。”

 

关于现实可能性的经验、设计和预期的因素,以假说这样的体面形式,或以“形而上学”这样的不体面形式,进入了概念的综合中。不论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因素都是非现实的,因为它们超越了既定的行为领域,从简洁性和精确性上来看,它们甚至是要不得的。肯定,在哲学分析中,

 

  “很难指望有真正的进展,把我们的世界扩展到足②以包括所谓可能的实体”,

 

但这完全取决于如何应用奥康剃刀,也就是说,应切除哪些可能性。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同一个戴

 

 

 

①怀特海《科学和现代世界》(纽约,麦克米兰,1926)第288页以下。

 

②W.V.O.奎因《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第4页。

 

 

 

 

 

绿帽子的人明天出现在门口的可能性,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用同一种逻辑来对待它们,则可以诽谤要不得的可能性。奎因批评把可能的实体引进来,他写道,这种

 

  “人口过剩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爱的。它触犯了我们欣赏荒凉风景的美感,但这还不是它最坏的东西。①〔这种〕可能事物的贫民窟是混乱因素的培养基。”

 

当代哲学极少对它的意图和它的功能之间的冲突做出比这更真实的概括。“可爱性”、“美感”和“荒凉风景”的这种语言综合症,唤醒了尼采思想的自由气氛,去侵犯法律和秩序,而“混乱因素的培养基”则属于调查和情报当局说出的语言。从逻辑的观点看不可爱而混乱地出现的东西,可以包含着一种不同秩序的可爱的因素,因而可以用来作为建造哲学概念的一部分本质材料。不论是最精细的美感还是最精确的哲学概念,都不阻碍历史。混乱的因素进入了最纯洁的思想中。这些因素还脱离了社会基础,而且它们从中抽象出来的内容指导着抽象过程。

 

于是,“历史决定论”的幽灵产生了。如果思想的出发点是继续在抽象过程中起作用的历史条件,那么,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根据,能把思想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区别开来,把各种不同的冲突着的概念超越方式区别开来?而且,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能只涉及不同的哲学设计。就哲学设计是意识形态

 

①W.V.O.奎因《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第4页。

 

 

 

 

 

的而言,它是历史设计的一部分,即,它从属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和水平,而批判的哲学概念涉及到(不管多么间接!)社会发展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因此,寻求判断不同哲学设计的标准,导致寻求能够判断不同的历史设计和选择目标、判断不同的理解和改造人与自然的实际的或可能方式的标准。我将只提出一些命题,表明哲学概念的内在历史特点远不是排除客观的有效性,而是为哲学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确定基础。

 

当哲学家为自己说话和思考时,他是从他的社会的一个特定立场上来说话和思考的,而且他的说话和思考具有被这个社会传播和利用的内容。但他在这样做时,他的言论和思考进入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和可能性领域中。通过各种经验的个别力量和层次,通过各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方式从日常生活事务走向科学和哲学的“设计”,一个集合主体和一个共同世界的相互作用继续保持着一般概念的客观有效性。它之所以是客观的:

 

(1)靠的是同进行欣赏和理解的主体相对立的物质(材料)。概念形态是由不能分解成主观性的物质结构(即使这一结构完全是数理逻辑的)决定的。概念如果靠那些并不属于它的对象的属性和功能来定义对象,那么概念就不可能是有效的(例如,不能把一个人定义成同另一个人同一的,不能把人定义成永远年轻的)。然而,物质正视历史领域中的主体,客观性是在一种开放的历史地平线上出现的;它是可变化的。

 

(2)靠的是概念在其中得以发展的特定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对各个领域的一切主体都是共同的。这些主体存在于同

 

 

 

样的自然条件、同样的生产制度、同样的开发社会财富的方式、同样的过去遗产、同样的可能性范围之内。阶级、集团、个人之间的一切差别和冲突都是在这一共同框架内展现的。

 

思想和知觉的对象,因为它们都先于一切“主观的”解释而呈现于个人,所以共同具有某些首要性质,从属于实在性的两个层次:(1)从属于物质的物理(自然)结构;(2)从属于物质在集体的历史实践(这种实践使物质成为主体的对象)中所获得的形式。客观性的这两个层次或方面(物理的和历史的)是相互联系的,以致不能彼此相隔离;历史的方面决不可能被彻底排除掉,只剩下“绝对的”物理方面。

 

例如,我曾力图表明,在技术的现实中,客观世界(包括主体)被经验为工具的世界。技术的背景预先决定着对象呈现的形式。对象在科学家面前先验地表现为在一个有效的数理逻辑体系中易于组合的自由价值因素或关系复合体;而且对象在常识面前表现为劳动或闲暇、生产或消费的材料。因此,对象-世界是一个特定历史设计的世界,而且在这种把物质组织起来的历史设计之外是决不可达到的,对物质的组织同时既是理论事业,也是实践事业。

 

我之所以一再使用“设计”一词,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词最清楚地强调了历史实践的特点。它来自在许多理解、组织和改造现实的方式中对一种方式的决定性选择和把握。这一最初选择确定了在这种方式上展开的可能性范围,并排除了和这种方式不相容的可以替代的可能性。

 

现在我要为不同历史设计的真理价值提出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应涉及到一个历史设计实现既定可能性(不是形式的可能性,而是那些牵涉到人类存在方式的可能性)的方式。这种实现实际上是在各种历史状况中进行的。每一既定的社会都是这样的实现;而且,它总要预断可能的设计的合理性,把这些设计保持在它的框架内。同时,每一既定的社会都面临着一种性质上不同的历史实践的现实性或可能性,这种实践可以摧毁现存的制度框架。既定的社会已经证明了它作为历史设计的真理价值。它已成功地组织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它(或多或少充分地)再生并保护了人类生存(总存在着一些例外,如那些被叫做被遗弃者、外来敌人和这种制度的其他牺牲品的人)。但作为对这一充分实现的设计的反对,出现了其它设计,其中一些会全盘改变既定设计。这尤其是指这样一种超越性设计,即客观历史真理的标准最好能被概括为它的合理性的标准:

 

(1)超越性设计应符合在已达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上展现的现实可能性。

 

(2)超越性设计为了证明既定总体是假的,必须在以下三重意义上证明自身有更高的合理性.

 

(a)它提出一种保存并改进文明的生产成就的前景;

 

(b)它在其根本结构、基本倾向和关系上来确定既定总体;

 

(c)它的实现将在一种制度的框架内为生存安定提供更大的机会,而这种制度又为人类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机会。

 

显而易见,特别是在这后一陈述中,这种合理性概念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我再重复一下我前面说过的话:我相信,理性的概念起源于这种价值判断,真理的概念不能脱离理性的价值。

 

“安定”,“人类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这些概念可以根据可利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及才能以及它们为减少生存斗争时系统的使用,从而在经验上得以确定。这就是历史合理性的客观基础。

 

如果历史连续体为确定不同的历史设计的真理性提供了客观基础,那么它是否还决定着这些设计的后果及它们的界限呢?历史的真理性是可以比较的;可能之物的合理性取决于实际之物的合理性,超越性设计的真理性取决于实现过程中设计的真理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是在它的成就的基础上被证明虚假的;如果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证明是虚假的,那么根由就在它自身的成就之中。连续性是通过决裂而保留下来的。如果量的发展触及到了一个既定体系的根本结构,那么它就成了质的变化;如果在体系的内在发展过程中,体系的潜在性在速度上超过了它的制度,那么现存的合理性就成了不合理的。这种内在的反驳依赖于现实的历史特点,而且这一历史特点给了理解这个现实的概念以批判的意图。这些概念认识到并预见到既定现实中的不合理之处,它们设计着历史的否定。

 

这种否定是一种“决定性的”否定吗?也就是说,一种历史设计一旦成为一个总体,它的内在连续性是否必然被这一总体的结构所预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设计”一词就是靠不住的。凡作为历史可能性的东西,或迟或早会是现实的;把自由定义为被理解的必然性,这会具有一种它并不具有的压抑性涵义。所有这一切也许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种历史决定性会(尽管有各种精致的伦理学和心理学)为文明继续在犯的反人道罪行开脱责任,因而促使这种罪行继续存在下去。

 

我提出“决定性的选择”一词,以便强调自由侵入历史必然性之中!这个词不过是精练了这样一个命题: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却是在既定条件下创造的。被决定的是:

 

(1)在一个历史体系内作为潜在性和现实性的冲突表现而发展起来的特定矛盾;(2)这个体系可利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3)理论自由和实践自由同这个体系相容的程度。这些条件敞开了发展和利用现有资源的可供替代的可能性,“谋生”和组织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可供替代的可能性。

 

因此,在既定状况的框架内,工业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集体或私人的控制下,甚至只在私人的控制下,按不同的进步方向并以不同的目的来进行。选择首先(只是首先!)是那些已经控制了生产过程的集团的特权。他们的控制为整体设计了生活方式,继之而来的奴役的必然性是他们的自由的结果。能否消除这种必然性,取决于引入新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那些把既定必然性理解成不可忍受的痛苦,理解成非必然性的人们的自由。

 

这一辩证过程,作为历史的过程,牵涉到意识,即识别并把握解放的潜在性。因此,它牵涉到自由。就意识是由现存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而言,它是“不自由的”;就现存社会是不合理的而言,对那种只在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中存在的更高的历史合理性来说,意识成了自由的。否定性思想的真理性和自由在这个斗争中获得了它们的基础和理由。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唯一作为革命力量的历史解放力量;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身,意识到构成这个社会的条件和过程,便会发生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

 

这种意识既是否定性实践的一个因素,也是它的一个前提。这种“如果”对历史进步是根本的,它是一种自由(和机会)的因素,这种因素展现了征服既定事实的必然性的可能性。离开了它,历史就会重新陷入未征服的自然之黑暗中。

 

我们前面遇到过自由和解放的“恶性循环”;在这里它再现为决定性否定的辩证法。对现存条件的(思想和行动的)超越,以这些条件内部的超越为前提。这种否定性自由,即摆脱既定事实的压抑性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自由,是历史辩证法的先验性;它是在历史决定中并违背历史决定的选择和决策的因素。任何既定的替代品,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否定,除非它被自觉地把握,以便打破不可容忍的条件的权力,获得靠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而成为可能的更合理、更合逻辑的条件。

 

无论如何,在思想和行动的运动中产生的合理性和逻辑,都是应被超越的既定条件的东西。否定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在一个处在现行的设计之内并超越这个设计的历史设计,它的真理性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被决定的机会。

 

然而,一个历史设计的真理性,不是因为成功而事后生效的,也就是说,不是因它被社会所接受并实现,它就是有效的。伽利略的科学在它受到谴责时,就是真实的;马克思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时期就已是真实的;法西斯主义即使在它国际范围内的上升时期,仍是虚假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总是在上面确定的历史合理性的意义上而言的)。现时期,一切历史的设计都趋于围绕着两个冲突着的总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两极分化,结果似乎取决于两类对抗性因素:(1)更大的破坏力量;(2)更大的无破坏性的生产力。换言之,更高的历史真理性属于那种提供更大的安定机会的体系。

 

 

 

    第九章

 

 

 

 自由的灾难

 

 

 

实证思维及其新实证主义哲学,敌视合理性的历史内容。这种内容决不是那种能或不能被包括在分析之中的外来因素或意义。它作为组成因素而进入概念思维中,并决定着它的概念的有效性。由于现存社会是不合理的,所以依据历史合理性而进行的分析便把否定性因素(批判、矛盾和超越)引入概念中。

 

这种否定性因素不能和实证性因素相同化。它在整体上、意图和效力上改变了概念。因此,在对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资本主义经济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只要否定性特点(生产过剩、失业、不稳定、浪费、压制)只表现为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表现为增长和进步事情的“另一面”,这些否定性特点就没有被理解。

 

诚然,极权主义的管理可以促进有效的开发资源;核军备可以通过巨大的购买力而提供成百万个职业;艰难和溃疡可以是获得财富和责任的副产品;领导人致命的差错和罪行可以只是生活方式问题。人们自愿赞同经济和政治的疯狂性,并且相信它。但是,这种对“阴暗面”的认识是稳固事态、统一对立面、抵制质变的一部分,因为它从属于一种彻底无望或完全预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在一个把不合理的东西当作理性的世界上实证思维的宽容是一种被迫的宽容,但不是被恐怖主义的力量所迫,而是被技术社会压倒一切的无形的权力和效率所迫。这样一来,它就渗透进了一般意识之中,包括批评家的意识。否定的东西被实证的东西所同化,这在日常经验中是有效果的,这种日常经验模糊了合理的现象和不合理的实在之间的区别。下面是关于这种和谐的几个平庸例子:

 

  (1)我开着一辆新汽车。我体验到它的漂亮、明亮、功力和便利性。但后来我意识到,在相对不长的时间内,这车将坏掉,需要修理,它的漂亮外观是廉价的,它的功力是不必要的,它的设计尺寸是愚蠢的,而且我也找不到一个停车场。我开始考虑,我的汽车是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产品。这些公司决定着我的汽车的出现,使它既美观又廉价,既有大功力又有防震性,既起作用又很快被废弃。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自己受骗了。我相信这辆汽车不是它能是的样子,造更好的汽车可能只需要更少的钱。但我又想到,别的家伙也得生活,工资和税收太高,赚点钱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有车总比以前没车要好得多。于是,现象和实在之间的紧张状态消失了,二者合并进一种有点令人愉快的感情中。

 

(2)我在乡间散步。万物皆是其本来面目,自然处在最佳状态。小鸟、太阳、柔软的青草、山上的树木尽收眼底,周围空旷无人,没有收音机的声音,闻不到汽油味。我走着走着,小道转了弯,来到了公路上。我又回到了广告牌、加油站、汽车游客旅馆和客栈中间。此时我醒悟过来,我刚才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现在这已不是现实。它是一种“保留地”,是象稀有货币一样被保留起来的东西。如果不是有了政府,广告牌、红肠面包摊和汽车游客旅馆早就侵占了这块自然保护区。于是,我感激政府,我们有这块自然保护区总比没有强……。

 

(3)晚间高峰期的地铁里。我看到人们个个都四肢疲惫无力,一脸怒容,仿佛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也不过如此。他们读着书,或者说沉浸在报纸杂志和通俗读物中。然而,两小时过后,这些人除去身上的汗臭味,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还是愉快的和温和的,并发出真正的笑声,忘记(或者记住)了一天的辛苦。他们大多数人将在家里享受庄重的团聚幸福或孤独感。

 

这些例子可以解释实证性东西和否定性东西的幸福联姻,即粘附在经验材料上的客观模糊性。它之所以是客观模糊性。乃因为我的感觉和反映上的变化符合经验事实实际上相互联系的方式。但这种相互联系,一旦被理解,便驱散了和谐的意识及其虚假的现实主义。批判的思想力图确定现存合理性(它开始日渐明显起来)的不合理特点,并确定那些使得这种合理性自身发生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之所以是合理性“自身”的变化,乃是因为这种合理性作为历史的总体,发展起一些力量和能力,这些力量和能力本身已成为超越现存总体的设计。它们是先进技术合理性的可能性,所以,它们牵涉到整个社会。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但政治的变化只有当它能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因为现存技术已经成为破坏性政治的一个工具。

 

如果为了平息生存斗争而有计划地利用技术的话,那么这种质变就会是向更高的文明阶段的转变。为了指明这一陈述的干扰性含义,我提出,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会使既定方向发生灾难,不仅盛行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合理性会有量的进化,而且它还会发生灾难性的改造,会出现一种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观念。

 

这种新的理性观念表现在怀特海的命题中:“理性的功能是促进生活的艺术。”①根据这一目的,理性是“对环境的进攻方向”,它出自“三重迫切要求:(1)生活,(2)生活好,(3)生活更好。”②怀特海的命题似乎既描述了理性的实际发展,也描述了它的挫折。或者说,这些命题似乎提出,仍应去发现、认识

 

 

 

①A.N.怀特海《理性的功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第5页。

 

②同上书,第8页。

 

 

 

和实现理性,因为迄今为止理性的历史功能还是压制甚至摧毁生活、生活好、生活更好的渴望,或者拖延实现这种渴望,要求为实现这种渴望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怀特海关于理性功能的定义中,“艺术”一词内含着决定性的否定因素。理性,在其对社会的应用上,迄今为止一直同艺术相对立,而艺术则被特定为不合理的,即不屈服于科学的、技术的和操作的理性。统治的合理性已经把科学的理性同艺术的理性割裂开来,或者说,它已证明艺术的理性是虚假的,把它并入统治的领域中。这是一种十足的割裂,因为从一开始科学就包含了美学的理性、想象力的自由表现甚至蠢动、改造的幻想;科学曾沉溺于对可能性的合理化之中。然而,这种自由表现曾造成了它诞生于其中并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遍不自由;科学玩弄的可能性过去也是解放的可能性,即更高真理的可能性。

 

科学、艺术和哲学之间有起源上的联系(在统治和匮乏的领域里)。它是对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外表的真理性和真正的真理性之间差异的意识,努力理解并把握这种差异。表现这种差异的一个首要形式,是神与人、有限性与无限性、变化与永恒之间的区别。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的这种神话般的相互联系,在科学思想中幸存下来,并继续被导向一种更合理和更真实的现实。在和柏拉图形而上学的理念同样的意义上,数学过去被认为是现实的和“好的”。那么,为什么后者发展为科学,而前者仍然是形而上学呢?

 

最明显的回答是,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的抽象在对自然的实际征服和改造中提出并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而哲学的抽象却没有这样,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是在一种生活的法则和秩序内进行的,而哲学超越了这种法则和秩序,使它服从于具有一种不同的法则和秩序的“健康生活”。这另一种秩序以充分摆脱艰难、无知和贫困的自由为前提,因而在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上,始终是不现实的,而科学思想可继续应用于一种日益强大的普遍的现实。

 

最终的哲学概念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它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依据现存言论和行动领域被证实。

 

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和真理性问题,就是一种历史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历史的条件,而不是纯认识论的条件,决定着这些命题的真理性、认识价值。象所有断言自身真理性的命题一样,形而上学的命题应是可证实的;它们应该停留在可能的经验领域内。这一领域同现存领域决不是共存的,而是尽力延伸,直到通过改造现存领域,用现存领域提供或禁止的手段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可证实的范围是在历史过程中增长的。因此,关于健康生活、健全社会、永久和平的思辨,获得了一种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内容;在技术的基础上,形而上学的趋于成为物理的。

 

再者,如果形而上学命题的真理性是由它们的历史内容决定的,即由它们确定历史可能性的程度决定的,那么,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历史的。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圣西门的三阶段法则的一部分仍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规定形而上学的阶段先于文明的科学阶段。但这一顺序是最终的顺序吗?或者说,对世界的科学改造是否包含着它自己的形而上学超越?

 

在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科学合理性转化为政治权力,表现为历史选择发展中的决定因素。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权力是否走向它自身的否定,即趋于推进“生活的艺术”?在现存社会内,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会随着一切社会必要的但对个人是压抑的劳动(“社会必要的”在这里包括一切能被机器更有效地执行的操作,即使这些操作产生的是奢侈和浪费,而不是必需品)的机械化,而达到一个终点。但这一阶段也将是科学合理性在其现存结构和方向上的终结和界限。进一步的进步将意味着破坏,量转化为质。它将展现一个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在实现了根本需要的基础上生活在自由时间里。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设计将自由地趋于超功利的目的,将自由地趋于超越统治的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生活艺术”。换言之,技术现实的完善将不仅是超越技术现实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其基本原理。

 

这将意味着把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传统关系颠倒过来。那些根据非精确的或行为的科学术语来确定现实的观念,将作为对世界的科学改造之结果,而失去它们形而上学的或情感的特点;科学的概念将设计并确定自由安定生存的可能的现实性。对这些概念的精心阐释将不仅仅意味着现行的科学继续进化,而且还将牵涉到迄今为止曾造成不自由的生活的整个科学合理性有所变化,将意味着出现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理性观念。

 

如果技术设计的完成要求同现有的技术合理性决裂,那么这种决裂反过来又取决于技术基础本身的继续存在。因为正是这一基础使得满足需求和减轻艰难困苦成为可能,它仍然是人类一切自由形式的基础。质的变革在于重建这一基础,即着眼于不同的目的来发现它。

 

我已经强调过,这并不意味着复活那些作为对人和自然的科学技术改造之补充的精神“价值”或别的“价值”。恰恰相反,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质化)成为可能。结果,至关紧要的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因素。这些新的目的,作为技术的目的,将在设计中,在机械化的构造中,而不只是在机械的使用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些新的目的甚至表现在构造科学假说上,纯科学理论上。科学从第二性质的定量化出发,将进而使价值定量化。

 

例如,为满足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的根本需要而用的最少限度的劳动和达到的满足程度,就是可计算的——假若是为这一目的而使用可利用的资源,而又不受其它利益限制,不妨碍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话。或者说,可达到的摆脱匮乏的范围是可以定量的。或者说,在同样的条件下照顾老弱病残者的程度是可以计算的,即可能减轻焦虑,可能摆脱畏惧的程度是可以定量的。

 

阻挡这种物质化的障碍,是可确定的政治障碍。工业文明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一个人对人的生活的向往问题上,脱离终极原因的科学抽象,即使用科学本身的话来说也是过时的。科学本身已能够使终极原因成为科学的正当领地。社会“通过技术领域的兴盛和扩大,应该把原来被错误地视为伦理学的、有时视为宗教的终极性问题,当作技术的问题。技术的不完善造成了对终极性问题的崇拜,并①使人隶属于他视为绝对者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中立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和技术,这个历史阶段正在被它自身的成就所超越,即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决定性的否定。形式上的形而上学自由观念,不是同科学和科学方法相分离,听任主观的偏爱和不合理的先验法令,而是成为科学的正当对象。但这一发展使科学面临着要被政治化的不愉快的任务,即承认科学的意识是政治的意识,科学的事业是政治的事业。因为把价值转化为需求,把终极原因转化成技术可能性,这是征服那些压迫性的未被控制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的一个新阶段。它是一种解放行动:

 

  “人把自身从对每一事物的终极性的隶属状态中解放出来,学会创造终极性,组织一个他对之进行判断和评价的‘终极化的’整体。人通过自觉地组织终极性来②克服奴役。”

 

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奥毕尔,1958)第151页(我加的着重号)。

 

②同上书,第103页。

 

 

 

然而,当科学和技术在方法上自我组成政治事业时,它们将超越它们过去所处的阶段。由于它们的中立性,它们去屈服于政治并违背了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内在职能。现在,对终极原因的技术新定义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一切妨碍人类需求的满足和人类才能的进化的特殊利益,去建造、发展和利用物质和精神资源。换言之,它是那种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历史地纠正不成熟地把理性和自由相等同的作法,因为根据这种等同,人可以在压迫的基础上在自行循环的生产力进步中成为自由的或保持着自由。如果技术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技术进步本身决不可能导致这种纠正。这种纠正要求进行政治上的倒转。

 

工业社会拥有把形而上学的东西改造成物理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造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冒险改造为技术的冒险的工具。“灵魂工程师”、“头脑收缩者”、“科学的管理”、“消费的科学”这些可怕的术语(和现实)集中体现了(以不幸的形式)日益把不合理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合理化,否定了唯心主义的文化。但技术合理性的完善,在把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时,也将超越唯物主义同这种文化的对立。因为把价值转化为需求是一个双重过程:(1)物质的满足(自由的物质化),(2)在满足的基础上自由发展需求(非压抑的升华)。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的才能和需求同精神的才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思想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在实现人和自然的安定生存中具有着一种合理的指导性功能。于是,正义、自由和人道的观念在它们能具有真理性和道德心的唯一基础上,获得了它们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合理地组织必然性王国。

 

“安定的生存”,这个词非常贫乏地表达了一种意图,即按一种指导观念来概括技术被禁忌和被嘲笑的目的,科学事业背后被压抑的终极原因。如果这一终极原因能够物质化并成为有效的,那么技术的逻各斯就会打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在性质上不同的关系领域。

 

但在这一点上,应该提出一个有力的告诫,要警惕一切技术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近来主要表现在当代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间,他们提出了关于技术者在未来至高无上的观念,关于“技术的爱欲”的观念,等等。承认这些观念中的真理性硬核,就必须断然斥责它们表现出的神秘化。技术,作为工具领域,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剧人的软弱性。现阶段,人也许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的设备。

 

消除这种神秘化,不能靠把技术的无限权力从特殊集团手中转交给新的国家和中央计划手中来实现。技术仍然依赖于其它非技术的目的。摆脱了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越是决定着社会生产,它就越是依赖于政治指导,依赖于集体努力达到安定的生存,自由的个人可以为自己确定目标。

 

“生存的安定”并不意味着权力的积累,而是相反。和平与权力、自由与权力、爱欲与权力也许是正相反对的东西!现在我要力图表明,为了安定而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求在性质上和数量上都减弱权力,以便为在自主的刺激下发展生产力创造空间和时间。这种关于权力的倒转的观念,是辩证理论的一个主旨。

 

只要安定的目标决定着技术的逻各斯,那么它也改变了技术与其首要对象,即自然的关系。安定以支配自然为前提,自然现在是而且仍将是同发展着的主体相对立的客体。但是,有两种支配方式:压制的支配和自由的支配。后者要求减少不幸、暴力和残酷性。不论在自然中还是在历史中,生存斗争是匮乏、苦难和不足的标志。匮乏、苦难和不足是盲目物质的性质,是生命在其中消极地忍受生活的直接性王国。这一王国在对自然的历史改造过程中逐渐被缓解,它成了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自然的性质是历史的性质。在文明的进程中,随着盲目力量的斗争被自由地理解和支配,自然不再是纯粹的自然。①

 

历史是对自然的否定。理性的力量克服并再创造了纯粹自然的东西。自然在历史中苏醒,这一形而上学观念暗示了理性未被征服的界限。它要求这些界限是历史的界限——一个尚待完成,或者说尚待从事的任务。如果自然本身是科学合理的、合法的对象,那么它就不仅是权力理性的合法对象,也是自由理性的合法对象,不仅是统治的对象,也是解放的对象。随着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出现(人能根据心灵的才能和物质的能力来改造自然),亚理性的纯自然的东西具有了否定的地位。它成了被理性来理解和组织的王国。

 

①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完全以意识为前提(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是自我意识)。结果,自然的“实现”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自然自身的作用。但是,只要自然本身是否定的(即,在自身存在上是匮乏的),那么,随着克服这一否定性,人对自然的历史改造便是自然的解放。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自然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即“绝对精神”。

 

 

 

如果说理性成功地使物质从属于合理的标准和目的,那么,一切亚理性的存在都表现为匮乏和贫困,历史的任务就是减轻它们。苦难、暴力和破坏既是人类现实的范畴,也是自然现实的范畴,是一个无望而无情的领域的范畴。自然的亚理性生命注定永远保持这个领域,这一可怕的观念既不是一个哲学的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观念;它是由一个不同的权威提出来的:

 

  “当禁止虐待动物学会请求教皇给予支持时,教皇拒绝了,其理由是人类对低级动物不负有任何义务,虐①待动物没有罪。这是因为动物没有灵魂。”

 

唯物主义,未被这种意识形态的滥用灵魂所腐蚀,具有一种更普遍而且更现实的奴役观。它承认地狱的现实只存在于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确定地点,并断定就个地狱是人(和自然)创造的。这个地狱的一部分就是虐待动物——一个其合理性仍然不合理的社会的作用。

 

一切喜悦和幸福都来自超越自然的能力,而且在这种超越中,对自然的支配服从于生存的自由和安定。一切平静、一切快乐,都是自觉中介的结果,自主和矛盾的结果。对自然的东西的炫耀,是那种在反自由的斗争中保护非自然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诽谤控制出生率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在世界的某些落后地区,黑人种族劣于白人,狗在其次,事情必须如此,这也是“自然的”。大鱼吃小鱼,也是自然的,

 

 

 

①引自伯特兰罗素《非通俗论文集》(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50)第76页。

 

 

 

尽管对小鱼来说是不自然的。文明凭借理性的认识和改造力量,产生了使自然摆脱自身的残酷性、匮乏性和盲目性的手段。理性只有作为后技术的合理性,才能实现这个职能,在后技术的合理性中技术是安定的工具、“生活艺术”的器官。于是理性的功能便和艺术的功能结合在一起。

 

古希腊关于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观念,可以作为初步性的阐释。艺术家拥有一些作为终极原因来指导建立某些事物的理念,正如工程师拥有一些作为终极原因来指导建造一架机器的观念一样。例如,关于人类住所的观念决定着建筑师去建造房屋;大规模核爆炸的观念决定着建造用于该目的的设备。对艺术和技术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强调,指明了艺术的特定合理性。

 

象技术一样,艺术也通过反对现存领域并在现存领域之内,创造另一种思想和实践领域。但同技术的领域相对比,艺术的领域是一个幻想、外观的领域。然而,这种外观类似于那种作为对现存东西的威胁和许诺的实在性。艺术的领域,在各种伪装和沉默的形式上,是靠一种无所畏惧的生活形象来组织的。艺术之所以要伪装和沉默,是因为艺术没有实现这种生活的力量,没有充分表达这种生活的力量。但是,艺术的无力的幻想的真理性(今天艺术已成为被管理社会的一个无所不在的组成部分,显得更无力、更富于幻想)证明了它的形象的有效性。社会越是明显地不合理,艺术领域的合理性也就越大。

 

技术的文明确立了艺术和技术之间的特定关系。前面我曾提到关于三阶段规律的倒置和在对世界的科学技术改造基础上形而上学“重新生效”的观点。这个观点现在可以扩展到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上。所以,可以设想艺术的合理性,它“设计”生存,确定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能力,是靠对世界的技术改造而生效的,并在这种改造中而起作用的。艺术将不是现存设备的女仆,美化它的事务和不幸,而是将成为摧毁这种事务和这种不幸的技术。

 

艺术的技术合理性似乎以一种美学上的“还原”为特征:

 

  “艺术能够还原外在现象为保留自身而需要的设备,①还原到外在的可以成为精神和自由的表现的限度。”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把一个对象(或诸对象的总体)在其中存在的直接偶然性还原到对象采取自由的形式和性质的状态。这种改造是还原,因为偶然的状态碰到了一些外在的要求,这些要求阻挡了它的自由实现。只要这些要求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服从自由的合理的变化和发展,那么它们就构成一种“设备”。因此,艺术的改造强制着自然的对象,但这被强制的东西本身又是压制性的;因此,美学的改造是解放。

 

如果美学的还原成功地把统治和解放联系起来,使统治走向解放,那么它就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上。在这种情形中,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多发性

 

 

 

①黑格尔《美学教程》,见《全集》,H.克劳格纳编(斯图亚特,弗洛姆曼,1929)第12卷,第217页以下。另见奥斯马斯顿译本,黑格尔《美术哲学》(伦敦,贝尔父子公司,1920)第1卷,第214页。

 

 

 

——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耕作土地在性质上不同于破坏土壤,获取自然资源在性质上不同于浪费性地开发资源,清理森林在性质上不同于大规模砍伐森林。贫困,疾病和癌症的增长既是人类的弊病,也是自然的弊病,减少和清除它们就是生命的解放。文明已在它的花园、公园和保护区取得了这“另一种”解放性的改造。但在这些小小的被保护的地方之外,文明按它对待人的作法来对待自然,即当作破坏性生产力的一种工具。

 

在安定的技术中,只要着眼于才能的自由发挥来建造生产性机器,便会采纳美学的范畴。但如果依靠所谓的“技术爱欲”及类似的误解,“劳动便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的观点严格地排除一切对“废除劳动”的浪漫解释。这种至福一千年的观念在先进工业文明中,就象它在中世纪一样,是意识形态的,甚至更甚。因为人与自然的斗争日渐表现为人与自己的社会的斗争,社会对个人的权力比以前更“合理”,因而也更必要。然而,在必然王国继续存在的同时,它的组织却着眼于一些在性质上不同的目的,这将不仅改变社会必要生产的方式,而且也改变这种生产的范围。这种变化进而又影响人类生产者及其需求:

 

  “自由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①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第225—226页。

 

 

 

我曾再三强调人类需求的历史特点。一个自由的合理的社会中的生活必需品,超出了动物的水平,甚至不同于在一个不合理和不自由的社会里并为这个社会而生产的东西。而且,正是“还原”的概念可以解释这种差别。

 

当代,对匮乏的征服仍然只限于发达工业社会很少的地区。它们的繁荣掩盖着在它们的边界之内和之外的地狱;这种繁荣还扩大了一种压抑性生产力和“虚假的需求”。它之所以是压抑性的,正是因为它促使满足了这样一些需求,这些需求要求继续进行追求人的地位和有计划的废弃的竞争,要求享受不动脑筋的自由,要求用破坏手段和为破坏手段而工作。这种生产力带来了明显的舒适感,甚至给有利可图的统治制度以支持,从而促进了它向世界不发达地区的输出,而在这些地区引入这种制度仍然意味着技术和人类事务上的极大进步。

 

然而,技术措施和政治操纵措施、有益的生产力和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征服匮乏成了遏制解放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那些实现这种遏制的过于发达国家的商品、服务、工作和再创造的根本性质。结果,质的变化似乎以高级生活标准上的量的变化为前提,即,减弱过于发达。

 

如果目的是实现安定,那么发达工业地区所达到的生活标准不是合适的发展模式。鉴于这种标准给人和自然造成的境遇,我们不禁还要发问,是否值得为维护这种标准做出牺牲和殉葬。由于“富裕社会”已成为一个永久动员反对毁灭性冒险的社会,由于这个社会的商品销售伴随有低能化、永久性的艰难和不断加剧的挫折,所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不负责任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个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返回到健康和健全的贫困、道德的净化以及质朴状态。恰恰相反,消灭唯利是图的浪费现象,将增加可供分配的财富,永久动员的目的将会使社会需求不再否定个人自身的满足——这种否定现在在对舒适、武力和规则的崇拜中找到了自己的补充物。

 

今天,在繁荣的战时国家和福利国家里,人类的安定生存的品质似乎是自私的和不爱国的。这些品质包括,拒斥一切强硬、集权和残忍,不服从多数人的暴政,宁愿畏惧和软弱(对这个社会最合理的反应!),作恶者所厌恶的敏感的理智,坚持无力的被嘲笑的抗议和拒绝行动。人性的这些表现也将被必要的妥协所损害,这些妥协要求自我掩饰,能欺骗欺骗者,不管欺骗者怎样做我都一心生活和思索。在极权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态度趋于成为逃避主义的态度,遵循塞缪尔贝克特的建议:“不要等到被追猎时才藏起来……。”

 

今天,甚至个人不愿为社会所要求的活动和态度贡献精神和物质力量的作法,也只是对一些人才可能;它只是在实现安定之前为精力重新确定方向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超出了个人的王国,自我决定应以可自由利用的精力为前提,这种精力并不耗费在强加的物质和精神劳动中。这种精力之所以是自由的,还在于它不能被纳入使个人满足的商品和服务的操纵中,因为这种操纵使个人达不到自身的存在,把握不了被他的满足所排斥的可能性。在一个准备拥护和反对核破坏的社会里,舒适、商业和职业安全可以作为奴役性满足的普遍例子。把精力从维持破坏性繁荣所要求的操作中解放出来,意味着降低奴役性的生活高标准,以便使个人能发展那种使安定的生存成为可能的合理性。

 

一种新的生活标准,适合于生存的安定,是以未来人口的减少为前提的。可以理解,甚至有理由认为,工业文明把战争中屠杀成百万人、没有得到充分关心和保护的人的日常牺牲视为合法的,但也表现出它道德和宗教上的顾虑,即,在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有计划地消灭生命和为私人利益而无计划地剥夺生命的社会里,这是不是一个避免产生更多的生命的问题。这些道德顾虑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和有理由的,乃是因为这种社会需要不断增加消费者和支持者的数目;应该管理不断再生的过剩能力。

 

然而,唯利是图的大生产的要求同人类的要求并不必然是同一的。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和关心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数目的问题、纯粹量的问题。斯蒂芬乔治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控诉包含着比诗人的放肆更多的东西,他说:“你们的数目已经是罪恶!”

 

这种罪恶是一个社会的罪恶,在这个社会里,不断增长的人口加剧了在表面上可能有所缓和的生存斗争。那种追求更大的“生活空间”的冲动,不仅在国际侵略中起作用,而且也在民族内部起作用。在这里,扩张以各种配合、群体生活和娱乐的形式,已经侵犯了私人的内部空间,并实际上排除了个人能单独思索、怀疑并有所发现的孤独状态的可能性。这种私人活动(这是在满足了基本需要的基础上,能使思想自由和独立具有意义的唯一条件)早已成为最昂贵的商品,只有很富的人才能得到(但他并不使用它)。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文化”显出它的封建起源和局限性。只有废除大众民主,即只有当社会成功地恢复私人的特权,把这些特权给予每个人并为每个人保护这些特权时,文化才能成为民主的。

 

否定自由,甚至否定自由的可能性,是同在自由权强化压制的地方承认自由权相一致的。就允许人民在任何仍然平静和沉默的地方打破平静而言,丑陋或丑化事物、亲昵性的表示、冒犯健全形式,才是可怕的。它之所以可怕,乃因为它表达出一种合法的和有组织的势力,反对别人的权利,甚至不容许在一个很小的被保留的生存领域里的自主。在过于发达的国家里,很大一部分人民成了一批巨大的被俘虏的听众,不仅被极权主义政权所俘虏,而且被公民的自由权所俘虏。这些自由权的娱乐的和严肃的媒介迫使别人带有它们的声音、见解和口味的特征。

 

一个甚至连个人在自己家里的私下活动都不能保护的社会,怎能毫无愧色地断定它尊重个人,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呢?诚然,对一个自由社会的确定,除了靠私人自主性之外,还要靠更多的更根本的成就。然而,如果没有私人自主权,甚至最明显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制度也会腐败,因为它们在隐蔽的根子上否定了自由。大规模的社会化开始于家庭,束缚了意识和道德心的发展。如想获得自主权,必须创造条件复活被压抑的经验向度;而这些向度的解放,又要求压制那些在这个社会中组织生活的它治的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和满足越是成为个人的需求和满足,对它们的压制就越表现为一种全面而致命的剥夺。正是由于这一致命特点,才可以为质变——即重新确定需求——创造首要的主观前提。

 

举一个不幸带有幻想性质的例子:假如一切广告性和灌输性的信息和娱乐媒介都不存在,那么个人就会陷入一种外伤性的空虚中,他将有机会彷徨和思考,认识自身(或自身的否定)和他的社会。失去了他虚假的父辈、领袖、朋友和代表,他将不得不重新学习他的ABC。但他形成的语词和句子将大不相同,而且他的向往和畏惧也会这样。

 

可以肯定,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打不垮的梦魇。尽管人民支持继续制造核武器、放射性尘埃和可疑的食物,但他们不能(正是出于这种理由!)容忍丧失娱乐和教育,而娱乐和教育能使他们再生产出他们的防御和(或)破坏的准备。因此,一旦电视及其它类似媒介不起作用,我们便开始取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达不到的成就,即制度的解体。创造压抑性需求,早已成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离开了它,现存生产方式就不能维持下去。至关紧要的不是心理学或美学的问题,而是统治的物质基础。

 

 

 

 

 

 

 

  第十章

 

 

 

 结   论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即那些可以“增进生活艺术”的观念的家园。如果现存社会掌握着所有正常的传播手段,根据社会的要求使这些手段有效或无效,那么,同社会要求相异化的价值,也许所具有的唯一传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虚构。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直率地表现人和万物,即说出那种按其它方式说不出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正面目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书写在罗尔夫豪赫胡特的戏剧《代理人》中。这里说出来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的理性,这种现实除了不证明违背它的精神的罪恶而外,能证明每一事物合理并为每一事物开脱责任。想象正退居到这种现实上,这种现实正赶上并想过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纠缠的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间战,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迷宫似的地下室,清洁卫生并饰有花床的漂亮发电厂,对人民没有真正危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的秘密。这就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成就得以产生的基础;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灾难中的唯一承诺。随心所欲地发挥幻想的可能性,根据良心来行动的能力,违背天性的试验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转变成现实并把虚构转变成真理的能力,都证明了想象力已成为进步的工具。象现存社会中的其它东西一样,想象力也是一种在方法上被滥用的东西。想象力确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风格,远远胜过了在仙境里操纵言词、把情理之言变成废话并把废话变成情理之言的艾丽斯。

 

以前的各种对立的王国,如巫术和科学、生命和死亡、喜悦和不幸,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随着高度保密的核电站和实验室成为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的“工业公园”,美便显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铺满(“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和电视、带有伪装色的“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是“按和平时期的家庭房间(原文如此!)和战争突然爆发时的家庭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的组合来设计的。”①如果这些现实物的恐怖性没有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如

 

 

 

①据1960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展览是在纽约民防司令部莱辛顿路和第五十五大街举行的。

 

 

果这种恐怖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乃是因为这些成就:

 

(1)根据现存秩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2)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力界限的人类独创性和力量的标志。

 

这种美学和现实的可恶结合,摈弃了那些把“诗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有想象力的进一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以及喜悦、战争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们灾难性的特点。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统治的因素,并且服从于这种统治。

 

社会在缩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盘时,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形象转换成历史的能力和设计。这种转换象从事这种转换的社会一样,将是坏的和被歪曲的。脱离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王国,想象力便是纯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国里是无效的,只对幻想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负有义务。当技术进步排除了这种脱离现象时,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真理,它缩小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缩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裂缝。这两种对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成为互相依赖的。着眼于发达工业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发挥难道不影响那些在实现的机会上可被检验的技术可能性吗?浪漫的“想象力科学”的观念似乎具有了更浓厚的经验的意义。

 

想象力的科学合理的特点,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和试验中早已被认识到。它同样也在精神分析学中被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依据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为一种疗法力量。但这种疗法力量也许比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大有进步。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描绘了这种展望:

 

  “对事物的整个精神分析,能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形象,或至少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人们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乐,给它以良心,完全允许它的一切表现手段,允许在自然的梦中、在正常的做梦活动中出现的一切物质形象。使想象力快乐,允许它繁荣昌盛,这恰恰意味着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为心理学冲动和力量的真实功能。”①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果。然而,“给想象力以一切表现手段”,将是复归。残缺不全的个人(在他们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将组织并摧毁的东西,不单是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灾难之中,而是自由扫除它最压抑性的倾向。合理的想象力只能是为了安定的生存、无畏惧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产设备的先验性。这决不可能是那些由统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

 

解放想象力,给它以一切表现手段,前提是压制许多现在是自由的东西,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这种倒转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

 

①加斯东.巴歇拉尔《合理的唯物主义》(巴黎,大学出版社,1953)第18页(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

 

 

(在这里彻底使用的政治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即那种使基本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确定、维护和改变的实践。不管个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实践都是个人的实践。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被管理的个人——他们的残缺不全已扩散到他们的自由和满足中,因而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了残缺不全——如何能从自身中、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为何是可想象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并非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碰到了最大困难。现存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按日渐增长的计划性方向改变了基本制度。既然为了普遍满足基本需求而发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安定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利益占居着主导地位。质变取决于整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的计划性,一个自由合理的社会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因此,那些能够设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视传统的关于权力主义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权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类。今天,以现实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同中央计划的对立,成了维护压抑性利益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柱。真正的个人自决的目标取决于社会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据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的自决,将是浪费性的。这种工作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且作为真正技术的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精神劳动。在这一领域,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决确立了先决条件,那么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于是,有意义的自决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如在关于经济剩余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上,在个人生活上,成为有效的。

 

总而言之,集权的权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结合,相应于发展的程度,有无限多的种类。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以及文化的体系否定了这一紧迫要求。这种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心灵同现实、思想同所要求的行为、向往同现实之间的彻底同化,阻碍着新主体的产生。它们还阻碍着这样的观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现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将意味着质变的到来。只要劳动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对现存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这种观念就不仅过去有效,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这些阶级成了现存生活方式的一个支柱,他们控制权的上升就会在一种不同的基础延长这个道路。

 

但是,毕竟存在着一些事实,使得对这个社会及其命定发展的批判理论有了效力:整体的日渐不合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侵略性扩张的需要,战争的持久威胁,加剧化了的剥削,以及不人道。它们全都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替代目标: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把闲暇变成自由时间,平息生存斗争。

 

但这些事实和替代目标的存在,就象是一些毫无联系的片断,或者象一些无言的客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主体,没有能按新的方向驱动这些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提不出治疗的方法。它不能是实证的。诚然,辩证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时超越了既定事实。这是它的真理性标志。它确定了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只能存在于对理论作出反应的实践中,但目前实践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基础上,辩证概念表达了它自身的失望。人类现实是它的历史,而在现实中矛盾并没有自行爆炸。流水线式的奖励性的统治同它的有助于自决和安定的成就之间的冲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于生产的冲突,因为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而且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然先验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义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压抑性生产力的意识,作为破坏这个整体的绝对要求。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象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也影响了目的。生产和进步的工具,被组合进极权主义体系中,不仅决定着实际的利用,而且也决定着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发达的阶段,统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众消费过于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体的健全生活,为了维护它而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内容似乎都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结束统治的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将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发挥效力的事件。这种否定,面对着它的现存体系的有力对手,便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现存体系越是发展它的生产力并减轻生活负担,这种拒绝也就越显得似乎没有理由。用莫里斯布朗乔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不是无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认可的理性,存在着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现,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重视的对保持一致和调和的请求。决裂已经发生。我们已经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简单化了。”①

 

即使这种拒绝的抽象特点是全盘物化的结果,但进行拒绝的具体基础仍然一定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幻觉。由于同样原因,以技术合理性为中介的对立面统一,在其现实性上,一定是一种幻觉的统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

 

 

 

①“拒绝”,见《七月十四日》,第2期,巴黎,1958年8月。

 

 

 

 

 

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要求。

 

争取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已经壮大起来,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得传统的抗议方式和手段成了无效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着民众统治的幻想。这种幻想遏制着某种真理:以前作为社会变革酵素的“人民”已经“上升”为社会凝聚力的酵素。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揭露了这种比赛是被操纵的比赛。当他们汇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狗、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非常强大,足以调节和容纳倒霉者,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足以应付紧急情况。然而,在发达社会的边界之内和之外,幽灵又出现了。同威胁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并行不悖的历史发展,预先断定了这个结局;第二个野蛮时期也许是继续下去的文明帝国本身。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汇合在一起: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实于那些毫无希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开始时,沃尔特.本杰明写道:

 

只是为了那些毫无希望给我们以希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