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在195229月间就195111月经济问题讨论会的有关问题而写的著作,包括两篇论文和两封书信,最早发表在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八期上。这次讨论会是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召开的。教科书的第一版于1954年出版。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对于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我已经收到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

    对于这一切材料,以及对于教科书未定稿,我认为必须提出如下的意见。

    1.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编者注)。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说道: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对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经济规律的人们,决不是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所要求的不是消灭经济规律,而是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象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什么现存的经济规律,制定了什么新的经济规律,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当时我国有了这种力量,这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充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消灭规律。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2.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了解,也可以那样了解。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在十九世纪末,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

    附带说一句,不仅在十九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经达到了英国那样的程度。至于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可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予以确定的。

    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象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殊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么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他的这本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著作中承认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用于教育、保健事业、管理费用、后备基金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地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各种生产数值,精确地计算这些数值,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实有的东西,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棉农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们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和蓬勃地发展,价值规律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发生作用的广阔范围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象在商品生产制度下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么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优先发展最能赢利的轻工业,而去发展往往赢利较少、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对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方十至十五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

    简略地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

    4.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这个标题涉及一些本质上互不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都合并在一章中,这并不是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只是为了节省篇幅。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用系统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见恩格斯《反杜林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编者注)。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象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这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呢?决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们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来,只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顺当的,许多同志甚至提出了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间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们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识,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修正技师和工程师的意见,打破已经陈旧的现行定额,实行新的更现代的定额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几批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此,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说,将来,不仅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种差别无疑是会存在的,虽然是非本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就它的各种不同的部门来说,那么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会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所依据的,大概是我的某些言论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说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消灭,而没有附带说明,那是指本质差别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同志们正是这样理解我的说法,以为它的意思是说一切差别的消灭。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把它抛掉,代之以另一个说法: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5.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在战争时期互相厮打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然而战争使这些指望落空了。诚然,作为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者的德国和日本是被击溃了。但同时,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注: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方案》,由美国国务卿乔马歇尔于194765日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提出。194843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对外援助法》是这个计划的法律形式。计划规定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复兴战后经济,但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把本国和殖民地出产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等。西欧绝大多数国家按照这些条件分别同美国签订了双边协定。计划原定期限为五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用共同安全计划取代了它。)体系的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象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

    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2页。编者注)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

    6.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汲取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象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按照马歇尔计划进行援助的掩盖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的时候,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夺取原料和销售市场,从而为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制造奇灾大祸的时候,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这样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岂不是更正确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统治基础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曾经有人认为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一样。当时也有人谈论和在报刊上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至二十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美国和英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意在指使德国站立起来之后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能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从美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我认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在这一点上,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是不同的,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足,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7.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曾经几次在讨论会上提出过。在这方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直到最荒谬的意见。诚然,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强烈的反应,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可是,参加讨论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这些规律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规律是什么呢?它的特点何在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一种规律,它不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

    价值规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不是的。价值规律首先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它象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的。当然,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广阔的作用范围,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方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仅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价值规律不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依据同一理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或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都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概念的,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这个规律确实预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然而,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过于一般的规律,它没有涉及最高利润率的问题,而保证这种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把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有人说,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今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平均利润总还可以认为是足够的。这是不对的。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再低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夺取殖民地、奴役各国人民、策动战争只是想给自己保证平均利润,那就可笑了。不,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润稍为高些的超额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动力。正是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主义才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例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看来,战争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的生意),以及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意义之一也就在于:这个规律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面一切最重要的现象,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它的胜利和失败,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于是就使我们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一切现象。

    请看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停止发展的另一种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来说明这种惊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说明。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情形,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是不对的。如果不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为着什么任务而进行,或者任务不明确,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真实地反映这一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不能自行产生任何效果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是在具有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国民经济计划化尤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即表现于这一规律的上述要求内。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至于说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那么,它只有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一)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二)它在各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8.其他问题

    (1)关于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外的强制问题。

    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地主-农奴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2)关于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问题。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内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财产。供个人使用这个说法,大概是从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搬来的。但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是有错误的。在更加缜密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是:

    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此园地上所有的副业,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为其个人财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此外,应该更详细地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按当地的条件,有一头到多少头乳牛,多少只绵羊、山羊、猪(也是按当地的条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数量的家禽(鸭、鹅、鸡、火鸡)作为他个人的财产。

    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财产。

    (3)关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数额问题,以及关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数额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由于土地收归国有,农民免除了交给地主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五亿卢布(应当说金卢布)。应该把这个数字弄准确,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所包括的并不是整个俄国的地租,而只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地租。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俄国的一些边区,地租是以实物缴纳的,看起来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必须注意到,农民不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购买土地的费用。教科书未定稿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并没有考虑到,然而这是应该考虑到的。

    (4)关于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

    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只是很肤浅和叙述式地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因此,应该去掉结合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这个说法。

    (5)关于在苏联使用机器的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在苏联,在机器能给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场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说法。第一,机器在苏联总是给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在苏联的条件下机器不给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是根本没有的。第二,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因此,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况不同,在我国的条件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所以应该说,没有任何地方象在苏联这样乐意使用机器,因为机器给社会节省劳动,并且减轻工人的劳动;由于在苏联没有失业的现象,所以工人极乐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机器。

    (6)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么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么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7)关于国民收入问题。

    我认为,一定要在教科书未定稿内添进关于国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8)关于教科书中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列宁和斯大林的专门一章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弗列宁和约斯大林之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应该从教科书里删去。这一章在教科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并未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只是乏味地重复那些在前几章中已经比较详细讲过的东西。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对于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列昂节夫、谢皮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的建议,没有什么意见。

    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我认为,同志们没有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全部意义。这本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苏联的青年是需要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因此,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为不仅是国内革命青年而且是国外革命青年的必读的教科书。它的篇幅不应太大,因为篇幅太大的教科书不能作为必读书,而且很难领会、掌握。但是它应当包含有关我国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体系的经济的一切基本东西。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提议给教科书添进许多新的章节,历史家就历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学家就哲学方面、经济学家就经济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会使得教科书的篇幅无限扩大。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这本教科书是用历史方法来阐明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变成经济关系史。

    我们需要一本五百页至多不超过六百页的教科书。这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

    可是,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10.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过于热心地斥责教科书未定稿,责骂作者们的错误和疏忽,肯定说未定稿失败了。这是不公正的。当然,教科书中是有错误和疏忽的,错误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总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会的人终究承认,教科书未定稿可以作为将来教科书的基础,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补充就可以了。的确,只要把教科书未定稿和现在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教科书未定稿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都高明得多。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的巨大功绩就在这里。

    我认为,要改善教科书未定稿,应该指派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其中不仅有教科书的作者们,不仅有赞成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而且有反对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猛烈批评教科书未定稿的人。

    最好是委员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来检查数字并给未定稿添加新的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应该暂时解除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质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保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此外,应该委派一个比方说由三个人组成的校审委员会来最后校审教科书,这对于求得文体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书未定稿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把最后定稿的教科书送交中央的期限为一年。

    斯大林

    195221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诺特京同志:

    我没有急于回信,因为你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紧急的。加上另外有些问题带有紧急性,自然就把你的来信搁下了。

    现在我来逐点回答。

    关于第一点。

    在我的《意见》中有一个大家知道的论点:社会在科学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你断定这个论点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说它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效,说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没有可能利用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封建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生产力的性质。资产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封建主反抗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们愚钝,而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要求他们阻挠这一规律的实现。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这样说。工人阶级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已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先进力量变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竭力反抗这一规律的实现,它之所以反抗,并不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性,也不是因为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推动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于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反对这一规律的实现。

    由此可见:

    1.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都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2.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在《意见》中说到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阶级背景。那里说: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第二点。

    你断定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的完全适合,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时代,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无疑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有象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有过的那样迅速的发展了。

    其次,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既然这样,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第三点。

    从你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你把我们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看作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看作是商品呢?据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又讲生产资料的价值,讲它们的成本,讲它们的价格等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为了计价、为了核算、为了计算企业的盈亏、为了检查和监督企业所必需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第二,这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便于把生产资料出售给外国所必需的。这里,在对外贸易领域内,并且仅仅是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的生产资料才确实是商品,才确实被出售(不是带引号的出售)。

    这样看来,在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内,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可是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

    原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

    关于第四点。

    你断定说,价值规律对于农业中所生产的、依照收购价格交售给国家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发生着调节的影响。你在这里所指的是原料例如棉花这样的生产资料。在这里你还可以再加上亚麻、羊毛及其他农业原料。

    应该首先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所生产的并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产资料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者说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首先是指生产工具的生产,马克思把这叫做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胳系统和肌肉系统,这个系统组成一定社会生产时代的突出特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原料)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等量齐观,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来比,生产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谁都知道,原料本身不能生产生产工具,虽然某几种原料也是生产生产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

    其次,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价格的影响,是否象你诺特京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是调节的影响呢?如果我国存在着农业原料价格的自由涨跌,如果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如果我国没有计划经济,如果原料的生产不是由计划来调节的,那么,价值规律的影响就会是调节的影响了。但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并没有这些如果,所以价值规律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调节的影响。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并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呢?其实,价值规律本身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上述事实来调节的。

    因此,不能否认,价值规律是影响农业原料价格的形成的,它是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调节的影响。

    关于第五点。

    说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赢利,我在《意见》中曾经反驳了某些同志,这些同志肯定说,既然我国计划性的国民经济并不偏重于赢利的企业,既然容许不赢利的企业也和这些企业并存,那它仿佛抹煞了经营的赢利原则本身。在《意见》中说,从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着眼的赢利,决不能和社会主义生产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高级赢利相比,因为社会主义生产使我们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保证我们的生产不断提高。

    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没有特别价值,不值得重视,那就不对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从发展我国生产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意义的。无论在计划建设或计划生产时,这都是应该注意到的。这是我国现今发展阶段上经济活动方面的起码知识。

    关于第六点。

    你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所说的大大改变了形态的扩大的生产,不知道该怎样了解。应该说,这样的生产、而且还是扩大的生产,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显然,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

    关于第七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作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斯大林

    1952421

            关于尔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今年320日,雅罗申科同志写了一封信分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信中谈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讨论会上所讨论过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在这封信中申诉说,在讨论会的一些总结性的主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雅罗申科同志在信中还建议:请准许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内编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给他两个助手来作这一工作。

    我认为,必须从实质上来考察雅罗申科同志的申诉和他的建议。

    我们先从他的申诉谈起。

    在上述文件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雅罗申科同志同意承认生产关系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条件下有某种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只看作是消极的作用,是一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其他职能,任何积极的职能,雅罗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于说到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再也不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雅罗申科同志便认为,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犹如部分被整体吞没一样。雅罗申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雅罗申科同志回答说: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因为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他公然宣称,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的作用,这种争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烦琐的性质,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科学论证(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样就成了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了。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完全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见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雅罗申科同志郑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这样,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

    雅罗申科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苏联工业的生产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191710月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我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中没有发生这种变革,我国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二十至二十五年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三十年代在农村中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这是现在一切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看来雅罗申科同志却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可见,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显然是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而抛开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注:《普遍组织科学》是亚波格丹诺夫在1913191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建立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均衡,是组织生产力,而生产力是和生产关系无关的单纯的工艺学。)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雅罗申科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注:参看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编者注)之类的东西了。

    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雅罗申科同志已经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多少带独立性的领域,而把生产关系剩下的一点点残余归并到生产力组织之内。试问,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呢?看起来,既然生产关系这一多少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只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成了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罗申科同志显然认为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最后,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注: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页。编者注)。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第一,谁也不明白,雅罗申科同志所吹嘘的这个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或合理组织究竟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几十次重复这个神话般的公式,然而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试图用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仿佛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第二,如果对这两个公式加以选择的话,那么应该抛弃的,就不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公式,而是雅罗申科同志的所谓公式,他的这个公式显然是臆造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波格丹诺夫的武器库《普遍组织科学》中拿来的东西。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能获得极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分配的公式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窍不通。雅罗申科同志过于简单地、象小孩那样简单地想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让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样一些经济现象。当然,在目前,这些现象还被我们有成效地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肯定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还会是有益的。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达到这样巨大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编者注),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将是从一种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可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件事,并不象雅罗申科同志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象雅罗申科同志那样,企图把这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整个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那就等于用波格丹诺夫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1.雅罗申科同志从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出发,作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的不正确的结论。

    雅罗申科同志认为每一社会形态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经济规律。他从这点出发,就否认需要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与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背道而驰了。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因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而是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

    大家知道,列宁是完全同意这点的,他在对布哈林的小册子《过渡时期的经济》所作的评注中说,布哈林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首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他同时指出,在这里,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倒退了一步(注:参看《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编者注)。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中所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与此完全符合的。在这个未定稿中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

    这是很明白的。各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恩格斯说得完全对:

    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编者注)

    显然,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是和布哈林相呼应的。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在丧失自己独立的作用,并被生产力吞没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必须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没有经济问题即生产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生产力组织问题来代替经济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雅罗申科同志正好是这样做的,他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布哈林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消灭(注:参看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编者注)。雅罗申科同志没有这样说,却在这样做,却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诚然,他同时装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样子,但这是诡计,而且是一钱不值的诡计。事实上,他所做的正是布哈林所鼓吹而为列宁所反对的事情。雅罗申科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这个定义中没有用恩格斯定义中的交换一词。所以没有用,是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这种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这有时就会引起误会,虽然恩格斯所说的交换不仅是指商品交换。但是,恩格斯用交换一词所指的东西,显然在上述定义中已作为其组成部分包括在内了。因而,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就其内容讲来,是和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符合的。

    2.当人们谈到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时,他们通常是从下列这点出发的:社会形态不能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它只能有某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来作为基本规律。不然的话,每个社会形态就会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而这是和基本规律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的。然而,雅罗申科同志并不同意这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是难以相信的,但这是事实。他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总量的多少和比例,是由被吸引到社会生产中的现有劳动力和劳动力增长的前途来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雅罗申科同志在同一发言中宣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第部类和第部类的比例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决定的,这种生产规模必须把一切能劳动的人口吸引到社会生产中来。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又是我国宪法根据苏联人享有劳动权这点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所谓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最后,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宣称:

    从这点出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

    这已经是第三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了。

    所有这些规律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或者仅仅它们中间的一个才是呢?如果是它们中间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对于这些问题,雅罗申科同志在最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并没有给予回答。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想必是忘记了他在三个月前全体讨论会上的讲话中他已经表述过的其他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概他以为别人不会注意这个很成问题的手法。但他的打算显然是落空了。

    我们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所表述的前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现在认为在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所表述的第三个公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一看雅罗申科同志的这封信吧。

    雅罗申科同志在这封信中说,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见》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他说:

    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你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

    显然,雅罗申科同志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并且看不见,谈论消费或者生产占首要地位,这与问题毫不相干。当人们讲到某种社会过程对其他过程占首要地位时,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这两种过程多少是同一类的。可以而且必须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资料的生产占首要地位,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我们所说的都是生产,因而它们多少是同一类的。但决不能说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或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不正确的。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诚然,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着、但毕竟各不相同的领域。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了解,这里所说的不是消费或生产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它使社会生产比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服从于什么任务。因此,雅罗申科同志关于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基础,犹如是其他任何社会的生活基础一样的说法,也是与问题毫不相干的。雅罗申科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究竟可不可以讲社会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讲资本主义生产或社会主义生产所服从的任务呢?我以为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象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4625页。编者注)

    马克思这些话之所以精辟,因为这些话不仅简要而精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提示了应当向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这以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应当服从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象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所说的那样,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注:见本卷第569页。编者注)。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这里所说的是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这当然是糊涂想法。其实,我们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

    雅罗申科同志想保持生产对消费的所谓占首要地位,于是断定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这是完全不对的。雅罗申科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和损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见》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却把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科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所以,毫不奇怪,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人既已消失,雅罗申科同志概念里剩下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消失了。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弄成了不是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而好象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首要地位这类的东西了。

    3.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问题是要单独谈一谈的。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它不包含对于其他社会形态其中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能发生效力的什么东西。他说:

    把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再生产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上来,是对马克思学说作教条主义理解的结果,而且是和他的学说的本质相矛盾的。(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其次,他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不能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础。(同上)

    讲到马克思在其中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生产(第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第部类)之间的一定比例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时,雅罗申科同志说:

    部类和第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由马克思的第部类的v+m和第部类的c这个公式(注:在这里,v指可变资本,m指剩余价值,c指不变资本。这个公式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0章。编者注)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述第部类和第部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是不应当存在的。(同上)

    他断定说:马克思所制定的关于第部类和第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适用的,因为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规律。(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

    雅罗申科同志就是这样糟蹋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

    当然,马克思由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再生产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自然也就具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的形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如果仅仅看到这个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础,看不出它那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基本内容,就是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理论。假如雅罗申科同志稍微懂得这个理论,那么他也就会懂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部类和第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罗申科同志本人虽然如此高傲地蔑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时却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于这些公式

    列宁、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些意见中,大家知道,列宁承认,马克思关于第部类和第部类的比例关系的公式,也就是雅罗申科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公式,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或纯粹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都是有效的。

    至于马克思,那么大家知道,他不喜欢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第部类的不变资本》这一节中论述第部类的产品在这一部类内的交换时,顺便指出,这一部类内的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样不断地进行。马克思说:

    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见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第8版第2卷第30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3474页。编者注)

    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是从他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他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也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那种共同社会体系和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时,也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事实就是如此。

    结果,在这里,在再生产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虽然对于马克思的公式发出放肆的议论,却又碰了壁。

    4.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的末尾,建议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写道:

    根据我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以及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定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我能在一年内,至多一年半,在两个人的帮助下,从理论上来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基本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定会把这一科学变成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认,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毛病并不是谦虚。如果使用某些著作家的笔法,可以说:甚至完全相反。

    上面已经讲过,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社会基金的形成等等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

    我更不必说,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我们不能给予他这样的委托。

    结论:

    (1)雅罗申科同志对讨论会领导人的控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能在自己总结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罗申科同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雅罗申科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中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注:赫列斯塔科夫是尼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后来赫列斯塔科夫成了撒谎家和吹牛家的代名词。)的气味。

    斯大林

    1952522

答阿萨宁娜和弗文热尔

    两同志

    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可以看出,你们是在深刻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信中有不少正确的说法和有意思的见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我在这封回信中只想谈谈这些错误。

    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断定说: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一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不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公式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两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理论的观点上,这种理论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社会领导机关所创造改造的。换句话说,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

    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规律,改造经济规律。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找出头绪来。

    这就会使我们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取消了科学,我们就没有可能预见国内经济生活中事变的进程,即没有可能把哪怕是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归根到底,我们就会听凭那班不理解和不考虑客观规律性而决心消灭经济发展规律和创造新规律的经济冒险主义者任意摆布。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曾经提出了如下一个马克思主义对这问题的经典说法: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2.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国家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须采取些什么办法呢?

    有些同志以为,应该依照从前处理资本主义财产的例子,干脆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财产。这个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处理资本主义财产那样来处理它。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就说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财产。

    这些同志以为,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是唯一的或无论如何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国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这点所正确说过的那样。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转归国家所有,无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国有化形式。但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那么,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所建议的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基本办法是:把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样来解除国家对农业提供基本建设投资的负担,让集体农庄自己负责维持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他们说: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集体农庄的文化需要上,而用于农业生产需要的投资,大部分仍旧应该由国家负担,那就不正确了。由于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能够把这一负担承当起来,解除国家这一负担,岂不是更正确些吗?为了使我国的消费品极其丰富,国家在自己的投资方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为了论证这一建议,建议人提出了几个论据:

    第一,建议人援引斯大林所说生产资料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这句话,而对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表示怀疑,宣称国家毕竟在向集体农庄出售生产资料,如象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小农具。他们认为,既然国家把这些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那么国家也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之类的一切其他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国家是把小农具出售给集体农庄的,依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和宪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农具和象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那样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提并论,或者,把它们和也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相提并论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小农具丝毫也决定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命运,可是象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以及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农业的命运的。

    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小农具,而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土地。建议人玩弄生产资料这个字眼,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不知不觉地碰了壁。

    第二,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又引证说,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的时期1929年底和1930年初,联共(布)中央自己曾经主张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归集体农庄所有,同时要求集体农庄在三年内偿清机器拖拉机站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这事情当时因为集体农庄贫穷而失败了,但是现在,当集体农庄已经富裕的时候,可以重新实行这个政策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在1930年初,联共(布)中央确实曾经通过一项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当时是按照一部分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的建议,作为试验、作为尝试而通过这个决定的,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加以考察。但头一次检查就表明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过了几个月,即在1930年底,就把这个决定取消了。

    后来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的增长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导工作人员都最后地确信,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手中,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我们大家都庆幸我国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谷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生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泉就是现代技术,就是许许多多为这一切生产部门服务的现代化机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继续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要取得丰富的收获,要使农产品丰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把几十万台轮式拖拉机作废,代之以履带拖拉机,把几万台陈旧了的联合收割机作废,代之以新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例如,为经济作物制造新的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负担几十亿的支出,这些支出非经过六至八年之后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国的集体农庄是百万富翁,它们负担得了这样大的支出吗?不,负担不了,因为它们没有力量负担要在六至八年之后才能完全收回的几十亿的费用。这种支出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由于旧机器作废和换用新机器所受到的损失,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能在六至八年之内承担这种损失,直到这笔费用收回为止。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集体农庄遭受巨大损失,使集体农庄破产,破坏农业的机械化,减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结论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就暂且假定一下,我们接受了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并着手把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换句话说,它们就会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进步的、前进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大概,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就对他们更糟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按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

    关于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和论据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集体农庄不是普通的企业。集体农庄是在土地上工作,而它耕种的土地早已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并不是它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体农庄借以进行工作的基本生产工具,并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不是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体农庄是合作企业,它使用自己庄员的劳动,按照劳动日把收入分配给庄员,而且集体农庄有自己年年更换的,用于生产的种子。

    试问,集体农庄究竟占有一些什么?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支配的集体农庄财产又是什么呢?这种财产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甜菜、亚麻等等,而建筑物和集体农庄庄员园地中的个人副业不计在内。问题在于:这种产品的大部分,即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正是这种情况现在阻碍着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展开工作,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是有产品交换的萌芽,即农产品的换货。大家知道,对植棉、种麻、种甜菜和其他的集体农庄的产品早已实行换货了。诚然,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换货,但总算是在换货了。要顺便指出:换货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它。任务是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使集体农庄用自己的产品换得的不仅是货币,而主要是必要的制成品。这样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不能过分性急,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这样的制度既缩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它使我们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即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

    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这将是实际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办法。

    这样的制度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否有利呢?无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为集体农庄农民从国家手中获得的产品,将比在商品流通中获得的要多得多,价钱也更便宜。大家知道,和政府订有产品交换(换货)合同的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益,较之没有订立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要多得无比。如果把产品交换制度推广到全国所有的集体农庄,那么我国全体集体农庄农民就都能享受这些利益了。

    斯大林

    1952928

    选自《斯大林文选》第571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