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的经验吸取教训
保罗.斯威齐


在传统上,每逢周年纪念总是要庆祝一番的,而十月革命的这个周年纪念确实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因为在五十年前的这个月,它不但推翻了旧的政权而且还推翻了俄国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来没有一个革命领袖曾经以如此深刻的历史眼光、如此大胆的决断并选择了如此正确的时机行动起来。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们在1917年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而在这以前却有许多人以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空洞的大话。
从来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曾经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也从来没有任何革命阶级曾经以如此不屈不挠的精神向国内外联合起来的强大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从来也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一个社会结构实行过如此剧烈而坚决的变革。
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或引起广大公众的注意和同情。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及其海外属地,但大体上还没有触及到世界的其余部分,即世界上从人口和领上来说都是最大的那一部分。十月革命终于促使世界的这个最大的部分行动起来并把它推上社会变革的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在1917年谈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上只是欧洲的社会现象;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唯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
林肯?斯蒂芬斯在1918年访问俄国后说,“我已彻头彻尾地进入未来的境界,未来在那里真起着作用呢!”从来浚有人讲过比这更真实、更有预见的话。十月革命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时代的诞生,今天我们就是为了这一卓越的成就而庆祝这场革命的,人类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也还会不断地庆祝它的。
但是,值得庆祝的还不止这些。从历史上讲,五十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社会主义在它的头五十年中本来很可能不会有多少进展,甚至还有可能在它的诞生地暂时被国际的厦革命势力所压倒。这类情况之所以建有发生,社会主义之所以反而在比三十年稍多一点的期间内就传播到了世界上广大的新地区,其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行了工业化。如果这个大规模的工业计划没有能够及时地实现,那幺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就不会有雄厚的力量来对付1941年纳粹的突然袭击;要在苏联重建社会主义并把它传播到其它各地,就可能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强制实行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工业化和整个这场战争,使苏联人民丧失了两千多万生命并遭受了说不尽的痛苦。但是这些重大的牺牲没有白费,作出牺牲的苏联人民也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由于及时做好了准备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苏联在粉碎法西斯称霸世界的企图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在194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中为社会主义第二次伟大的进军开辟了道路。为了这些与十月革命本身同等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人类应当永远感激苏联及其人民。
苏联政权在国内外的发言人还提出另一项成就,他们认为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人类是应当庆祝一番的。他们说,苏联不仅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建立起工业体系和集体化农业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而且早已着手在这些基础上有成效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厦——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它仍然带着从资产阶级脱胎而来的痕迹,但是它在不断地改善,并已沿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阔步迈进了。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自然应当庆祝,也许比庆祝苏联诞生以后的头半个世纪的成就还要热烈一些。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懂得,人类至少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它的最根本的问题,现在所需要的只是让苏联有时间解决各种问题以取得最后的成果,而世界的共余部分只要有向苏联学习的决心和愿望就行了。
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就好了!可是,令人失望得很,除了苏联政权的理论家和捧场者的声明以外,根本很难找到什幺有力的证据;男一方面,人们却积累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事实表明,和目前世界大多数其它国家相比,苏联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拥有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发展得相当迅速的经济。它又是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存在着以政治官僚和经济经理人员的统治阶层为一方、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另一方的很深的鸿沟,鸿沟两边的人在收入和地位上的差距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社会看来在各级都出现了明显的非政治化,因而不革命的倾向就更不消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家庭所关心和追求的自然是集中在个人的私事方面,特别是集中在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消费水平上面。而且,由于这种经济既能够充分提供发展的机会,又能不断扩大消费品的供应,这些个人的动机就有力地影响着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分配和训练的形成。在目前的世界上,也许除日本以外,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资产阶级结构能够象苏联那样提供那幺多的工种和工作职位,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前进。
但是,这些结构所占的优势和它们的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着那个社会的性质及其成员的“人性”。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中最起码的常识的一部分,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只要提一下,剥夺经济生活必然导致剥夺社会生活,并挫伤政治生活的元气。资产阶级的价值准则、资产阶级的成就标准和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都被扶植起来了。(政治成为一种专业,和其它职业一样成为分工的一种。当然,事物的另一面是人与人的关系总是越来越疏远,同时人们也日益背离他们自己,而这种现象是许多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导致的最终恶果。
也许有人争辩说,固然这些倾向是存在的——我们相信,只有盲目的辩护士们才会加以否认——他们通常引证集体农庄庄员和城市无产者之间的收人和生回?活水平差距的缩小、低工资和养老金标准的提高、工时的缩短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些发展理所当然地为转变苏联人民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铺平了道路。正如威廉?波默罗伊在苏联作了一次广泛旅行后所说的:
苏联的观点认为,如果不持续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是不能奏效的。他们说他们现在“正在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目的是要创造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新型的人”只能在富裕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地茁壮成长。
这种论调所忽视的是,生活水平不仅有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除极少数的例外,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承认,有必要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但这是问题的开端而不是它的终结。根据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现在显然可以看出,以累积私人使用的财产——住房、汽车、家庭用具、衣服、珠宝等等——为基础的较高生活水平创造不出“新型的人”来;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表现出“旧型的人”的最恶劣的品质,促使经济上比较幸运的人滋长贪婪和自私心理,促使经济上不那幺幸运的人产生嫉妒和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分量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我们要说,象西方基督教教会组织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充其量只能为丑恶的现实加上一层薄薄的伪装。
但是,能否找到另一种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比较适合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呢?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同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增加生产应优先给领导干部、比较熟练的和(或)负责的工人提供他们为适当地完成工作而需要的条件。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遵循某些原则:(1)只应在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和要求的水平上去满足私人的需要和要求;(2)只有在大量增加并能在人人分到的情况下生产这样的物品和提供这样的劳务;(3)其它一切消费品生产的增加都应该用于集体消费。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就意味着不应当生产供私人购买和使用的汽车、家庭用具或共他耐用消费品。理由很简单,如果要生产这样一些产品以达到普遍供应的目的,那就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在这期间私下把它们都分配掉了,其结果只会造成或加重物质生活的明显不平等。因此,适当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使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在形式和数量上最能满足集体的需要:集体使用的汽车、集体食堂,公寓住房、邻里洗衣服务站等等。应当强调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物品,而且意味着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特别是在汽车方面,为集体使用而生产的方针意味着严格限制生产,因为在许多场合,汽车是一种效力不大的、不合理的交通工具。而且,限制汽车生产并集中力量使用共他种类的交通工具,那就需要在公路、铁路、地下铁路、飞机场等等方面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
如果说苏联人今天已经着手在这第二种设想、即社会主义的设想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案,那幺人们就会有一切理由来认真地接受这样的论点,即他们是真的在“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尽管出现了某些相反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情况肯定并非如此,只要苏联的社会依靠个人刺激的制度并适应它的需要,情况就更不是这样。这些问题是牢牢地联系中关于刺激的争论,通常是用“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对立的措辞表达出来的。但实际上这并不确切,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面对着物质利益的问题:反对的意见倒是针对着物质利益的性质及共分配的力法。因此,用“个人刺激”和“集体刺激”这两个对立的说法也许更有帮助。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集体刺激制度中存在着:旨在增加每一个人(包括其自身)的份额的行为,比起旨在直接取得个人利金的行为当然更多地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并包含着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
在一起的。一个搞非政治化的社会必然依靠个人刺激;为了使个人刺激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生产的结构必须这样组成:它所生产的物品和所提供的劳务能使货币收人和需求具有适当的具体意义。摆脱看来已进人死胡同的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使苏联社会重新具有政治性,从而可以不再依靠个人刺激,其结果就会出现一种不同的生产结构,也会出现一种不同的构成和分配方式,来处理新增加的社会产品。但是,重新具有政治性这个问题还包含着共他好些内容,特别是需要对目前领导及其治理方法实行一次根本的变革——至少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不是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的话。这意味着需要来一次大动荡,而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还不可能出现,目前的方针是为长远的将来作准备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个方针与“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毫不相干,我们一定要问,这个方针究竟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了?
我们认为,答案是它正在把苏联社会引向物质上不平等的状态日益固定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过程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可以看得最清楚了。从苏联的历史来看,它大部分时间需要集中力量从事重工业和军火生产,用它大部分的消费品生产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这就使它不可能去发展那些迎合高薪阶层对耐用消费品的潜在需求的工业部门。因此,虽然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显得很重要,苏联却对这方面实行过强制乎等的措施。然而,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不断地发生变化。目前苏联已经有可能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等,而且苏联政府还在大力发展这个经济部门。虽然很大一部分产品、特别是汽车工业方面的产品在未来的几年内势必供官方和公家使用,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基本的政策是把越来越多的一部分耐用消费品生产调拨到供私人购买的市场去。这种现象究竟预示着什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6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苏联统治五十年的一本账”冲说明了他的看法:
苏联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第五十年就象美国在二十年代那样刚刚进入汽车时代。由于菲亚特、雷诺及共他工厂正在建造一些新的生产汽车的设备,到了七十年代头几年苏联每年将生产出一百五十万辆小轿车,为目前生产数字的五倍。但是就连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也难以平息公众的埋怨情绪。
一位经常去西欧旅行的作家刚回到国内后说道,“当我看到意大利或法国的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有一辆汽车时,我简直不知道过去五十年我们都在干些什幺。当然,也有些进步。但那是不够快的。”
苏联进入汽车时代可并不那幺舒坦。这位俄国作家拥有一辆用了十年的胜利牌小汽车。在零下三十度的情况下,整个冬天他不得不把汽车停在街旁。根本搞不到汽车房。新的公寓楼或办公楼都不给准备汽车房。在冬季。莫斯科的绝大多数小汽车车主每天晚上都得把水箱里的水放干净,第二天早上再灌进开水来发动车子。在莫斯科只有三个加油站出售高质量的汽油。目前,在莫斯科大约有十万辆小汽车。要是有了一百万辆私人小汽车,那可怎幺办呢?当然,部分的答案是,随着小汽车生产的增加,苏联将不得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并提供一个汽车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公路、汽车房、车辆保养服务站、停车场。专为汽车旅客开设的旅馆等等。总之,如果美国的经验值得参考,为汽车服务的这些辅助行业将吸收比制造汽车本身还要多的苏联经济的较大部分劳动力和物质资源。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两点:第一,即使继续迅速增加汽车生产,也要经过许多许多年,为数不多的苏联人才能有希望加人汽车车主的行列。在这个期间,是否拥有汽车将成为苏联社会物质生活不平等结构的一个新的方面,但这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是否拥有汽车的问题。那些拥有私人机动车辆的人会逐步养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汽车日益支配着他们对于空余时间的利用(业余时间、周末、假日),这样就间接引起一整套需要,从那些为买得起的人兴建的乡村别墅起,直到野营设备以及各种运动器材。
第二,这一点通常是被忽视的,但我们却认为极端重要,那就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分配到制造私人耐用消费品和它们的辅助设备中去了,这就意味着忽视或放慢经济和社会的共他部分的发展。或者说得更坦率些,这种社会决定拼命制造大量的私人耐用消费晶,I司时又打定主意不把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记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以下的论点是多幺荒唐;即把苏联发言人和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说成是那些要苏联人民过“享福生活”的人和那些企图强使他们过假惺惺的简朴生活的人之间的争论。)看来,这些确实是苏联领导人已经作出的并正在大力完成的决定。
总起来说,苏联所遵循的路线使物质方面的日益不平等长期他了,而在这个期间,许多供生产用的资源直接地和间接地都用来满足少数特权阶层的需要,同时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则提高得不象应有的那样迅速和充分。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即使上面所讨论的时期必定拉得很长,但它在原则上也只是过渡性的;并将通过提高的过程最后导致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耐用消费品十分丰富的社会的正式成员——换句话说,导致一个完全汽车化的社会(因为汽车是主要的耐用消费品)。这个新发明的乌托邦理论的确是一种奇谈怪论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有没有运气,它看来都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根据长期的和各种各样的历史经验可以确立任何原理的话,那就是,具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并惯于享受特权和高薪的统治阶层能够找到种种保全和保护其既得利益的办法,以抵制来自下面的群众的侵犯。在苏联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统治阶层,现今所遵循的路线保证它的特权地位将在今后长时期内得到加强和巩固。如果有人认为,这个阶层即使不是迫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也会自动放弃它的地位,那他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迷信奇迹。“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这一口号,看来类似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甚至更加出名的同样性质的口号——“生活、自由、追求幸福”和“自由、平等、博爱”——其目的在于激励那些向往更美好的未来的人们,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在这同时则日益脱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
读者会注意到,我们曾经审慎地谈到统治“阶层”,而不提统治“阶级”。它们的区别是:一个阶层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出身,而一个阶级的绝大多数(虽然不是全体)的成员却是生来就属于这个阶级的。一个新的阶级在开始时通常是一个阶层,只是经过若干世代才凝结成为一个阶级,在这个时期里,特权逐渐变成世袭的,并设置种种障碍以阻止底层的人向上爬。从历史上看,私有制是最常见的制度上的安排,以保证特权的顺利继承,并杜绝社会底层的上升运动。当然,利用种姓和世袭贵族等其它手段,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苏联分成阶层的制度如果有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体系,我们还不能冒充了解。五十年——按照一般计算大约是两代人的时间——对于形成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来说,决不是太短的时间。因此,在目前我们只能说:有利于一个阶级制度的发展的种种条件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假定,在不存在有效的对抗力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自然会产生它们的结果。所谓有效的对抗力量,我们并不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说或者表示善良意愿的声明,而是指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除非或直到这种斗争有出现的迹象,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分成阶层的结构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会变成一个新的阶级制度。
无需证明,所有这些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将来(即使只指比较近期的、革命以后的将来)的设想都有天渊之别。资产阶级批评家自然会把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另一个)证明,并且认为这可以(进一步)证明“你们就是改变不了人类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批评的回答是什幺呢?难道苏联非得出现那种情况不可吗?还是苏联的事态本来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呢?这些决不是什幺“学术性”的问题。答案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如果已在苏联出现的情况是非出现不可的,那幺我们对于现在和将来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逃脱同样命运的问题,至少应该作偏低的估计。如果在另一方面,苏联的事态本来也可以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幺,其它向苏联学习经验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希望证明马克思和列宁毕竟是正确的,并且在进人社会主义时代的时候,人类终于找到了通向一个崭新的、在性质上更加美好的未来的途径。
我们在这里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百来年一直存在的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老问题。决定论者的观点基本上认为,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种种条件单独地决定着以后发生的情况。这并不一定说,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单独决定的,而只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只有一种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才能有效地付诸实践。个人能够有所选择,但祉会却不能。在另一个极端,通常称为唯意志论的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只有依靠关键人物或集团的意志和决心才会发生。
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唯意志论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称之为既是决定论的,又是唯意志论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段中写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换句话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可能性范围的大小是由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所决定的(决定论),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内,进行真正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唯意志论)。然而,这个非常笼统的原则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全部表达出来。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精髓的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社会生活中,总存在着一些相对稳定的漫长时期,在这些时期里,一定的社会秩序发展起来,最后达到共可能达到的顶点,然后随之而来的是革命的过渡时期,以转人一个新的社会体系。这个论题当然是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所熟悉的,特别是阅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名序言之后就更熟悉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的是这样一个清楚的含意,即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在历史解释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有很大的差别。只要一种社会秩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它的“运动的规律”又在充分发生作用,权力自然就落入那些能了解这个体系的要求并乐于和能够充当其代理人与受益者的人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集团很少能有所作为来改变历史的进程:一个全然是决定论的学说暂时似乎得到充分的证实。但是,当这个体系的固有矛盾已经趋于成熟,实行一次革命转变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时,形势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个体系的运动规律整个地或部分地遭到破坏,阶级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危机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的范围扩大了,各个集团(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各个训练有素的政党)和一些伟大领袖就乘机崛起,作为主角而登上历史舞台。这样,决定论就退居幕后,唯意志论似乎就取而代之。
如果我们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这个辩证法来解释苏联的历史就可以得出两个非常明确的结论:第一,早期——从1917年到三十年代末期,那时国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强制性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唯意志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主要是指列宁和斯大林,在计划事物的进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能够办到的事情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这些限度还是大得足以包含以下两条路线:在一个极端,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实际上所遵循的路线,在另一个极端则是“放任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肯定是行得通的,并且也是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的共他领导人所确实鼓吹过的)。如果后一路线得到实行的话,那就势必要向富农掌握的市场经济投降,并很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复辟资本主义。
第二个突出的结论是,近年来——至少从第二十次党代会和开始非斯大林化的时候起——苏联已经进人一个“决定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及其领导人不过只是一座转动着的大机器里的齿轮,这架机器沿着比较明确的方向有时平稳地、有时乱蹦乱跳地转动着。至于它的一些主要的方面,上文已经分析过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种支配着“决定论”时期的机器是在“唯意志论”时期由党的领导多半在斯大林掌权以后所作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造成的。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有一张他想要建立的那种社会的蓝图,并根据这张蓝图来制定他的政策,虽然这种考虑也可能起过一些作用。在192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肯定是形成今天苏联社会的关键时期,斯大林主要的动机可能是担心外来的袭击,而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就必须粉碎所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国内反对派。换句话说,这些年代里苏联所建立的那种社会实际上是一些旨在达到其它目的的政策的副产品。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看法,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是有意这样决定的,并不单纯是客观情况的反映。它们本来可以有所不同。它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本来也可以有所不同。用以达到实际上已选定了的目标或另一目标或一组目标的那一整套手段本来也可能有所不同。其结果是,本来今天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有所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对内会按不同的逻辑办事,并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
这些并不是只坐在转椅上就可妄加推测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关键性的几年里,有可能采取不同的路线,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段时期里剧烈的斗争和尖锐的辩论折磨着布尔什维克党。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们相信斯大林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如果“左”的或右的反对派获得成功,它也必然会遵循斯大林所采取的同一路线。当时有自由选择的实际可能性,苏联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国为有些办法被采用了,有些其它的办法则被否决。
现在不是评论那些认为当初本来应当采取什幺政策及共可能产生什幺后果的议论的时候,因为那将会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要说出我们下列的看法就行了:斯大林把准备抗击外来侵略的问题放在首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本来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好的效果,而且最后的效果则会好得多。给予官僚阶层以较少的特权,把它同其它阶层拉平一些;更多地倚靠和信任群众;扩大党内的民主——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本来可以成为一条路线的指导原则的,如果实行的话,它们就能保证苏联生存下去,使它接近而不是离开共产主义前途的光明远景。五十年的苏联历史给我们许多教训。我们认为,其中最大而且最重要的教训是:革命的社会能够并且必须作出选择,它们如何进行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对今后许多年乃至几十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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