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论世界左翼新政治战略

沃勒斯坦


孙寿涛

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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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每月评论》2008年6月号刊登了美国著名左翼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题为《记住贡德·弗兰克》的文章,认为19世纪的左翼政治战略在1968年运动后已经不再有效,新的左翼政治战略要求政治活动根据短期、中期、长期政治目标而采取不同的形式。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身为批判性社会科学家的漫长岁月中,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始终是坚持不懈、毫不动摇。他终生献身于左翼政治运动,并始终坚持作为一个左翼学者兼活动家对现实世界进行分析。我相信,对他的最佳赞辞就是像他那样去做。贡德的父亲,利奥德·弗兰克,一位卓越的小说家,终生都在基于自身生活创作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题目是《我心偏左》(My Heart is on the Left)。这句话同样也是贡德自己从未写过的自传的最恰当题目。
   从实际上解释,左翼运动错综复杂。首先,左翼运动的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因为牵涉到三种长短不同的时间框架,我分别称之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盛行于左翼讨论中的许多论证往往混淆了这三个时段,因而造成意见相左。我将尝试着分析这三个时段,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但是,当我谈到下一个二十五年时,我指的是中期,我认为这一时段是亟需理清的关键时期。
   为使这种讨论有意义,我们首先必须谈一下世界体系背景,这是对任何一项在其中活动的运动进行解释所不能离开的背景。在近年来的许多文章和著作中,我曾经论证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即我们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体系性危机中。我说的体系性危机,意指具有某种大大不同于那种世界体系运动过程中固有的重复发生的经济衰退或停滞的东西,也大大不同于那种允许新霸权力量出现的过程。我所说的系统性危机,在一种历史体系的生命历程中,只发生一次。当世界体系中使其回归某种均衡的内在机制失灵时,就发生这种体系性危机,此时可以看到该体系远离均衡状态,而呈现为一团“混沌”。这儿的“混沌”是一个技术性术语,用以描述这样的状态,即体系本身不寻常地、随机地、强度很大地摆动着。此时,体系“分叉”,跟着而来的是导致它可能走向新体系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本质上就是不可预测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最终来讲,分叉的体系走上这条或那条道路的可能性是一样的。这样,既然目前的资本主义体系无法继续生存下去,那么斗争就不是有关是否保留现行体系的问题,而是有关何种类型的世界体系将取代现行体系的问题。由于我将阐述的原因,我称这种斗争为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间的斗争。
   我相信,我们已经处于这种体系性危机中,在二十五年(或者说二十五年到五十年)间,取代目前体系的选择问题将得到解决。我们会发现置身于另一种类型的体系中,与目前的体系相比,与现行体系相比,这种新体系既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长时段解决的就是从这种历史性选择中将产生何种(体系)的问题。因而,借用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WSF])的口号,就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长时段就是在多种乌托邦设计中加以勾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探讨长时段可以仅仅使用非常一般的术语。在我看来,一个更好的世界体系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体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在真正意义上是民主的或平等的世界体系。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体系将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上所有的世界体系。
   对此,我认为,我们说不出更多。我尤其认为,我们无法提前说清导致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平等的世界的制度结构。我们可以描绘所希望的任何乌托邦模型。我认为,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我看来,描绘这样的模型不会对实际的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最可能做的是去促使历史进程朝着在我们看来有益的方向发展。
   短时段更为有趣。我们都生活在短期中。每个人都关注,真正来讲,是非常关注短期的事态。我们吃、穿、工作、睡觉、做爱,生活于短时段中。也是在短期,我们高兴或悲伤,伤害他人或被他人伤害,娱乐他人或被他人娱乐。短时段正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生活本身。对许多人,也许甚至是大多数人来说,短时段并非政治现象。对于那些自认为从事政治的人而言,这么说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实际上我们生命的加加减减在相当程度上并且持续地受制于政治现实的变动。
   在那些争论政治运动的人中间,有一长串有关短时段即今年和至多明年的决定要作出。我们投票吗?如果投,投给谁或投给哪个党?我们签署请愿书吗?或者写信吗?或者参与示威游行吗?我们罢工吗?或支持罢工吗?我们会对邻居或他人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吗?或者不会说出?我们会因为这个或那个(事由)而组织起来吗?如果我们组织起来,我们是局限于本地区还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呢?我们要武装吗?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而且,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争吵都是相当动感情的。我们不仅注意推行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常常会斥责那些持异议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也自认是“左翼”。
   然而,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些日常决定。放弃任何这类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不管愿意与否,政治舞台无所不在、连续不断。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活动家”——这个词本身就有启发性,意指与什么相反的主动性?我认为是与“被动”相反。但正常来讲,在世界的总人口中,活动家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似乎倾向于随波逐流。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处于被动中的大多数人也经常会发怒和生气,在特定情势下,也会爆发而表现出相当大的主动性。虽然我们的经验表明,这样的群体爆发总是出人意料,并且往往不是活动家激励的结果,但实际上专职的活动家们有赖于这种群体爆发的可能性。
   而且,在任何时点上,作为活动家的我们,如果回想几年前作出的决定的话,我们经常会惊讶于它们是多么愚不可及。结果经常与我们期望的相左。那些当初提供相左意见的人会利用这种机会。到处是斥责。那些提倡所谓的“改良主义”或“国家主义”决定的人被说成是投降主义。而那些提倡“激进的”或“革命的”决定的人们则被说成是“左倾幼稚病”。
   在这种机智的对骂中,清醒的分析退至幕后。我们很少对短期选择为何没有带来希望的结果进行深度分析。所以,让我提出两个无疑将是不受欢迎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这样的。在短期,在没有其他可行选择时,我们也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每个人都无例外地取其轻。我们只是在哪一种选择属于取其轻方面有不同意见。
   我们肯定不想取其重。当然,任何特定形势下,什么是轻点儿的恶都有赖于形势。没有任何公式化的答案。经常地,它是投票支持中间偏左的政党而反对中间偏右的政党。有时,它是支持“左中左”政党,其在选举中的强烈表现会带来直接的影响。而有时,拒绝投票则可能就是最轻的恶。取其轻的选择,总是有点以手掩鼻认同“现实”的味道。这种短期内取其轻的选择并不局限于投票;它也适用于罢工、示威游行和武装斗争。所以,如果某人指责你选择了更轻点儿的恶,要知道他也只是选择了取其轻而已,他只是作出了一个与你不一样的选择。
   第二个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拥护者拒绝选择切合更大多数群众需要和期望的更轻点儿的恶的话,任何一项具有中期目标的左翼运动,都不会有机会获得它所需要的大众支持。人们首先生活于短时段中。而且大多数人对于他们此时此地的需要非常“现实”。如果人们的短期需要被忽略的话,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再多的中期许诺也没有吸引力。而且,我们必须承认选择了我们认为的更轻点儿的恶这一事实。实际上,我们必须说两件事情。这种选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是更轻点儿的恶。这种选择,在短期是必要的,而在中期则没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并不因为处处选择更轻点儿的恶而到大街上跳舞。我们松一口气,但仅此而已。
   而中期,则是关涉左翼运动定位的重大行动的时期。在我看来,历史地看,非常奇怪的是,在关于左翼运动的争论中,中期似乎是最为人忽视的。与关于长时段的争论相比,中期的行动更不让人兴奋,与短期的行动相比,中期的行动似乎更欠积极主动。中期涉及持续的准备工作(称为政治教育)和对强权连续地施压(称为建构运动)的结合,并要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收获所有这些工作的果实。葛兰西著名的口号“理智上悲观主义、意志上乐观主义”(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optimism of the will)说得很对。乐观主义(的意志)鼓舞我们从事着悲观主义(的理智)告诉我们的似乎经常是,有时确实是西西弗斯式的工作。正如阿赫默德(Eqbal Ahmad)所评论的:“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是呼吁真正现实主义地把握现实,而乐观主义则是号召献身于公众利益。”
   适用中时段的规则与适用短时段的规则正好相反。如果说,我们在短期全部陷入妥协性事务中(它们中许多是令人讨厌的)的话,那么,在中期我们就应该拒绝任何令人不快的妥协。我们应该仅仅从事那些与改变这一体系相关的工作,即使这些工作没有直接的效果。只有表现出真正的斗争性,我们才能产生影响。斗争性也需要现实主义,但这儿的现实主义大大有别于短期选择中两害相权取其轻那样的现实主义。
   把握现实的现实主义,既包括解读历史(特别是解读以往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也包括解读过去的历史对于一般意义的人民力量和活动家干部的社会心理的影响。我们尝试改变这个世界至少二百年了——或者通过所谓的“革命”或者通过借助投票箱选举某人进入政府掌权而合法实施改变。总体上,人们无法说这些战略中哪一个是非常成功的。
   历史上发生的(准)暴力革命,有一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些则是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暴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取得了无数的政治胜利。很难说哪种尝试已经成功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取得一些积极的东西。从短期看,它们往往正是那种更轻点儿的恶。但事后来说,我们不再因为任何一种胜利而到大街上跳舞。或者至少,我们中大多数人不这样做。而今天,在21世纪,那些将其信仰置于本质上是19世纪的战略上的人的数量是相当小的。
   在我看来,能观察出可行战略转变的转折点是1968年世界革命。对我来说,这场革命——无论是在泛欧洲世界、还是以前的社会主义阵营,或南方国家——似乎都对这些19世纪战略的成功及其在将来成功的活力表达了他们深深的怀疑。他们并没有拒绝长期而言的乌托邦理想。但他们正在呼吁对于适用中期的战略进行新的思考。
   1968年以来的岁月中,对于这样的战略问题发生过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受害于未能清楚地区分这三种不同的时间框架,我认为,这种区分对于清醒的分析是必要的。仅仅是通过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创设,一种可以在其中发展出适用于中时段的不同战略的结构才成为现实。
   WSF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组织,如果可以称它为组织的话。它宣称其结构是“水平的”(horizontal)。它还宣称其基本原则是“开放的空间”(open space)。“水平的”一词与“垂直的”一词相反。据说,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是“垂直的”,它们有等级制结构,有科层和官员,有关于政治立场的正式主张,以及成员。不同的组织在内部纪律上有程度之别,在它们内部允许争论方面也有程度之别,但它们都是在政治舞台上专门从事某种行动的政治性组织。
   这些垂直组织也有第二个特点。它们坚持一种优先于其他忠诚的忠诚,并强调政治舞台的优先性。如果其他有着特定宗旨的组织(比如说,妇女的或青年的组织,或和平运动),只有将自身作为一个从属的和特殊化的团体置于其界限之内,它们才被视为合法的通常而言的垂直组织。这种通常而言的垂直组织的优先性,意味着在同一地理区域中这些组织与其他任何组织间的关系,都与他们的成员无关,而至多是一种短期的策略性联合。
   与这种组织模式相反,水平结构的WSF则被构建为一个公开的论坛。即,它是这样的结构,没有官员、没有科层(或仅仅有一个架子),也没有对政治职位的公开竞逐,有公开而持续的争论。结果就是,它宣称包括每一个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WSF将自身界定为那些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所有变种”的所有人的聚会基地。至少在理论上,它不包括政党和武装力量。这些特点肯定构成一种政治立场,但它是非常松散的一种立场;而且由于其水平的性质,WSF对于谁出席其会议几乎无控制力。
   这样一种奇怪的事物的关键点是什么?人们是这样说明的。WSF允许所有想要对世界体系进行基础性改变的组织集合在一起,来互相交流思想,互相学习,也许首先是互相学习容忍。这些组织可能是国际的、大陆的、地区的、国家的或本地的。讨论发生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根据第三届WSF会议,这些会议都是从基层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任何组织,单独或与其他组织相联合,都可以围绕其自认为重要的主题组织一次会议,选择演讲者或评论员,并邀请所有人参加。
   第二个结果是,本身是世界性的WSF的参加者的地理区域在扩大,实际出席的人数也有很大的增长。在组成上,第一届WSF的参加者主要是拉丁美洲和西欧的,有上万人参加。后续的几届开始涉及来自北美、南亚、东亚和非洲的参加者,而且人数高达20万人。参加者仍然有地理方面的不足——中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仅有不充分的参与。但是参与的圈子在平稳地扩展着。
   第三个结果是世界范围的WSF得以组织起来的方式有着持续的改进——从基层由下向上组织专题会(如我曾提到的),作出不可避免的组织决定的透明度日益增加,并创造了公开的组织机构的“网络”来开会并发起联合行动。
   WSF是一个喧闹的舞台——更多的是因为对战略的争论而不是因为政治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人恼火于组织结构的水平性。至少,有些人觉得,它过于水平了。他们认为,WSF必须比“说”做更多的事;它必须行动。对于许多人来说,行动意味着沿着垂直的方面前进——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政治行动组织。那些抵制这种要求的人则认为,这必然意味着,像以前的几个“国际”一样,WSF将滑向排除异己,将陷入在他们看来明显已为历史证明失败的战略。
   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进行而且很热烈,如果说还不是激烈的话。而且似乎出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保持WSF自身公共论坛的性质,同时允许特定网络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网络将实际上表明立场并组织政治活动。我不确定,这种争论的结果将是什么,以及WSF是否会继续作为世界左翼运动的中心焦点,或如有人曾提到的仅仅成为世界左翼运动历史的“一瞬间”。
   当我提到斗争中的两个对立阵营决定着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所指示的分叉的结果时,我的意思是指某种非常特定的东西。达沃斯,或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于1971年,正是在1968年世界革命之后。它追求将世界体系的精英——资本家、政治领袖、重要的媒体人、有政治意识的知名人士和主流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它也是所谓的开放式论坛,特别是近年来,在这一论坛上发生的争论至少与WSF上发生的一样激烈。达沃斯的精神是要这个世界保持其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特点。阿雷格里港精神正好相反。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世界,那么我们必须建设它,或者通过推动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平等,来争取实现它的可能性。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概念。从词源上讲,民主是指“大众统治”。大众并非它其中的特定集团;它应该包括每一个人。而且不管今天情况如何,都很难说作出政治决策的过程反映了每一个人的意愿,或者甚至大多数人的意愿。我们顶多是设立了代议制的议会体系,在其中投票人(在某种意义上,通常认为小于全部成年人人口数),每隔x年,选出一小群人,作出他们认为可行的决定,这些人最经常牢记在心的是他们重新当选的可能性,为此,在所有东西中,他们更需要金钱。
   现在推动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是什么?很明显,组织那些历史上两边都遗漏的人是从事行动的必要因素。当然,尤其是过去四十年左右,已有许多这类行动——将妇女、基于人种一种族和宗教的底层、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底层,以及土著居民组织起来。但是这类社会运动的建构远不充分。这些群体在多大程度大声说话并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它就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既存的不民主的政治结构。这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些群体的决心。这通常就是包含在世界赋权(empower-ment)中的内容。
   在这儿存在明显的危险。一个危险就是这些群体认为他们的成就就是作为特定小群体被承认进入更高的政治位置,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民众发出更大的声音。第二个危险是存在着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每一个群体都在发出其小集团的声音,而牺牲其他底层群体的成就。只有通过这些不同群体在本地层面的紧密联合,人们才能有效地清除现存的主导性群体在社会政治权力方面的垄断地位。
   “多数”必须不断扩展,而更具跨越边界的包容性。足够令人惊讶的是,正是通过保卫不同的底层群体的社会文化自治(这也是社会政治自治)权利,多数才能真正地扩展。
   当然,这些目标当中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而且危险很多。这也正是为什么任何一种类型的全面的垂直结构内在地就是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的原因。所需要的是由多样的不同群体发起的持续的成千上万次的本地行动。正是以这种方式,也只有这种颠覆现存结构虚假合法性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这一直是WSF成立至今的主要特点。
   这些群体正在为之奋斗的是对于诸多权利的现实主义的认定——所有那些权利都秘藏在今天几乎每一个国家通过的自由宪法中,这一点经常被立法机关和行政权力所忽略、删节,或粗暴地违反,而司法上所需的正是要捍卫和执行它们。我们要提倡的是压力,更多的压力,毫不妥协的压力,以争取任何尚未记载到这些文件中的权利。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基本的平等主义要求包括:教育,医疗服务,终生的体面收入水平。
   在任何地方要接近这一目标都不仅仅要求现存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且是费用支出的社会优先项的改变。正是在这儿必须提起要求关注地缘政治、和平和生态——所有这些都开展了运动以推动这些关注。
   不加约束的增长对于我们的两难并非解决之道,而可能是造成它们的原因。在现实主义的中期组织中,质疑增长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个中心因素。
   还有我们能做的其他一些事吗?毫无疑问有。在对左翼政治运动的前述讨论中,我提到这样一种策略,包括使自由主义中派实现其自身的理论要求,使反种族主义成为民主的一个确定特点,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可以将现在商品化的活动去商品化,同时也阻止我们传统上认为不可商品化的东西(如水的获得或人的繁衍[再生产])的商品化。对于这些事情中的每一件,重要的是有力地组织起来,推动事态向这些方向发展。即使这无法立即达致它们的实现,但它影响整个的政治环境,因此影响权力平衡。它使得分叉更有可能朝着我们要求的方向倾斜。
   就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都在了解不同的群体正在尝试或准备尝试的其他事情。世界体系中多种底层组织的想像力是相当可观的,只要我们自己不去压制它。
   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中期是政治斗争的舞台——只要我们对于斗争中的阶级是谁和是什么有一个相关的理解。阶级不仅仅是职业或财富或劳动报酬方式。种族、性别和民族(race,gender and ethnieity)不能与阶级分开。种族、性别和民族都构成阶级这一复杂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但是,一旦阶级被重新界定,我们就真正地处于阶级斗争中。
   我们没有,也不能对我们想要建设的更好的世界体系的适当结构有一个精确的观念。而且我们也不应当假装我们有。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众多伟大的历史优点之一。他从未认为他能用制度性语汇描绘“共产主义”世界实际上将是什么样子。
   至于短期,我们必须在内心深处牢记,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我们必须准备着时时参与到取其轻的选择中,它是由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认定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面临更重的恶,而且始终存在着更重的恶。短时段中的工作首先是防守型的。它是为了防止事情变得更糟。它是为了维持已取得的成果。
   但是,在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在中期,即下一个二十五年,我们正生活于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维持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而且我们必须极其努力毫不妥协地奋斗,推动历史向着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平等的世界体系发展。在这个中期,我们并不能建成这样一个体系。我们能做的是促使多元的政治活动成为可能,这些活动将终结平衡力量的摆动,通过反击那个更富有、更有组织且更不善良的集团——他们希望保持或甚至加强我们至今所经历的等级分明、两极分化的体系的另一个变体。他们追求的体系并不是资本主义;但它可能更糟。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在目前混乱的过渡期中,斗争的结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必定如此。它将由各方面人的行动总体加以塑造而成形。我们只有50%的可能性取胜。有人可能会认为50%是令人不幸地低。我则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应该尽力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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