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体制使我们所有人注定走向威权主义吗?

 

斯拉沃热?齐泽克

黑夜里的牛 译 带Q过人 校

  

  ?中国资本主义的激烈增长使得许多西方人询问政治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天然”伴侣——何时会出现。但很快,更切近的观察驱散了任何这类希望。

当今中国不是一种被东方专制所扭曲的资本主义,相反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自身的重复。在现代化的初期,大部分欧洲国家远远谈不上民主。而且如果他们是民主的(就像17世纪的荷兰来),也仅仅是少数有财产的自由主义精英的民主,而不是工人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条件被一个野蛮国家专制创造并维持下来,像极了今日的中国。政府把对人民财产的野蛮掠夺合法化,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国家随后训练、教育他们去顺从一种新的隶属角色。
许多如今被我们看做与自由民主一致的特征(工会、普选、新闻自由等)远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然成果。下层阶级通过整个19世纪的长期艰苦斗争才赢得他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论中所列举的要求。除了废除私有制,其中大部分——如累进税、免费公共教育和禁止童工——今天都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所广泛接受,这全都是群众斗争的结果。
所以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异国情调:只不过是重复我们自己已经被遗忘的过去。但一些西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在问,如果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经济发展能有多快?如何看待这种事后的想法呢?德-英哲学家达伦多夫①就把不断增长的对民主怀疑与一个事实联系起来,那就是在每次革命之后,通向新的繁荣之路都需要穿过“流泪谷”。换句话说,在国家社会主义垮台后,一个国家不可能马上变成成功的市场经济。有限的——但却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福利和安全不得不取消,最初这些的步骤往往是必须而又痛苦的。对于达伦多夫来说,通过“流泪谷”的时间会比两次民主选举之间的平均时间要长。因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短期选举受益而推迟艰难变革的诱惑是很大的。
在西欧,从福利国家向新的全球化经济体的转变过程中,有着痛苦的放弃,更少的安全和更少的社会保障。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新的民主秩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让许多阶层都失望了。在1989那段光辉的日子里,这些群众把民主和西方消费社会的丰裕等同起来了。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丰裕依旧不知所踪,于是人们责备民主自身。
然而,达伦多夫没有注意到相反的诱惑: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多数人抵制经济结构的变革,开明的精英就应该接管权力,即便是通过非民主的办法,来为一个真正稳定的民主奠定基础。沿着这个思路,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指出,民主只能在经济发达国家才能流行。他说,如果发展中国家“民主早产”,经济困难和政治专制会紧随而至。难怪,现在经济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台湾、南韩、智利)在拥抱完全的民主之前,都有一个威权统治时期。
这种推理难道不正是对与俄罗斯道路相反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阐述?在俄国,共产主义崩塌之后,政府采取了“休克疗法”,把自己直接扔到民主和快速资本主义化的路途中——结果经济破产。(在这里,有充分理由适度妄想:那些向叶利钦提出这个方法的西方经济顾问们, 真的像看上去那样无辜吗?或者他们是借助削弱俄国经济,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则按照智利和南韩的路径走向资本主义,使用不受妨碍的威权国家力量来控制社会成本并以此避免混乱。对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和共产党统治的奇怪结合被证明是因祸得福。
这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维权统治不是其阻碍,而恰恰是其原因。以一种听起来像是斯大林主义的妄想,我们不得不问:“也许那些担心中国缺乏民主的人,实际上是担心中国快速的发展会使其成为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并因此威胁到西方的主导地位。”
今天,大跃进的悲剧正作为一个喜剧重演,变成了快速通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跃进。曾经的口号“村村铸铁厂”再现为“街街摩天大楼”。历史的最大讽刺是,毛泽东自己创造了快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条件。文化革命中,他给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最大的召唤是什么?不要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该做啥,你有权利造反!所以,为自己思考和行动,摧毁文化遗产,推翻和打倒你的长辈,还有政府和党的领导。踢开压迫你的国家机器,在公社里自己组织起来!
人们听到了毛的呼唤。随之而来是脱离了限制的激情的爆发,一切形式的权威都被剥夺了合法性,最后,毛不得不借助军队重建秩序。文化革命中最激烈的战斗不是发生在共产党政府和受到公开抨击的传统主义敌人之间,而是在共产党和毛创造的力量之间。这是最大的悖论。
在今天的中国也可察觉到类似的动态。为了容纳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爆发的非兼容性后果,共产党了唤醒巨大的意识形态传统。从而,我们应当把近来中国出现的复兴马克思主义运动看作是一种高效的国家意识形态行为(这一冒险的确花费了上亿美元)。
那些将此视为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威胁的人完全没抓住重点。听起来可能奇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回归是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完全制度化的标志。例如,中国最近已经立法保障私有产权,西方将这一动作视为通向法律稳定的关键步骤而欢呼。
但哪种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呢?首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的区别。左翼这一术语可以指向任何关于工人解放的讨论——从自主工会到推翻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论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而正是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培育了持续快速“现代化”的条件。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可以保持快速现代化。官方(儒家)说法是,中国应该变成一个“和谐社会”。

用老式的毛主席术语,主要敌人似乎是“资产阶级”威胁。但是,统治精英眼里的最大敌人,却是让共产党统治者从中获益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来自工人农民的反叛威胁所构成的“首要矛盾”。

去年,中国政府加强了某些镇压机构——包括组建特殊的防暴警察单位来镇压群众骚乱。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像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动态,在社会层面上藉由这些警察得到了最好的表述。1905年,托洛茨基曾经将沙皇俄国刻画为“亚洲皮鞭和欧洲股市的残酷结合”。这一描绘不是仍旧符合当今中国吗?
但如果威权主义“泪之谷”之后,允诺的民主第二幕永不到来呢?这就是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如此不安的原因:它的威权资本主义可能不是仅仅提醒我们过去,而是预示着我们的将来。

注释

①: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1929~2009.6.17) 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生于德国汉堡,曾在汉堡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语言学,1952年从汉堡大学毕业后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1956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萨尔、汉堡、图宾根以及康斯坦斯大学任教。1967~1970年任德国社会学协会会长。1974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达伦多夫是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58年,就对功能主义提出批评,从变迁、冲突、诸要素对系统分化的作用以及暴力等方面对社会进行解剖。他认为现代阶级冲突的根源不是占有和不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而是权威的分享和排斥之间的矛盾。还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理论探讨》(1958)、《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冲突》(1959)、《走出乌托邦》、《社会人》、《阶级后的冲突》、《生活的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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