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文版序
斯拉沃热·齐泽克

我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多少?把中国置于难以捉摸的神秘他者(Other)之境,这种貌似谦逊的姿态难道不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神秘化吗?因而惟一要做的诚实之事,就是以此“前言”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与这个他者建立起真正的关联?让我们从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说起,这件事情发生在1942年11月7日。彼其时也,希特勒乘着摇摇晃晃的专列穿过德国中部地区。在餐车上,他与几位副官兴致勃勃地地谈论着当天的重要消息。盟军的空袭破坏了铁路,所以列车总是不得不减速穿过某些路段。当盛在精致瓷器上的晚餐端上来时,列车再次停靠在铁路的侧轨上。几英尺远的地方,停着一列医护列车。伤兵从排列整齐的病床上凝视着对面灯火辉煌的餐车。在餐车上,希特勒正在忘乎所以地大放厥词。突然,他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双双充满敬畏的眼睛正凝视着他。于是他勃然大怒,命令拉下窗帘,把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兵重新扔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黑暗、阴冷世界。

这一场景所产生的奇妙效果是双重性的:无论对哪一方而言,他们都对透过窗口看到的一切深有感触,而那个窗口则是梦幻的幽灵(fantasmatic?apparition)。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梦魇一般的景观——他的军事冒险竟然造成了如此不堪的结局;对于那些大兵而言,这是与领袖本人的不期而遇。不过,如果发生了如下一幕,那才有真正的奇迹可言:一方把手伸出窗口——比方说,希特勒把手伸向伤兵。但是很显然,希特勒深以为惧的恰恰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这是对他的现实(reality)的入侵。所以他没有伸出手去,而是在惊慌失措之中命令放下窗帘……如此说来,我们如何才能穿透这道屏障,抵达实在界的他者(the?Real?Other)?

二战中还有一次不可思议的不期而遇,它与德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次不期而遇发生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中,那时正值1942年12月31日,是新年除夕。俄国演员和音乐演奏家前来访问这个被重重包围的城市,给军队作慰问性演出。小提琴演奏家米哈伊尔·戈尔德施坦因(Mikhail?Goldstein)去战壕为士兵作独奏。一曲终了,沉寂笼罩在俄军士兵的头上。忽然,从远方喇叭里传来的声音打破了此时此地的沉寂,那声音来自敌占区。它用结结巴巴的俄语恳求道:“再拉点巴赫的曲子吧,我们不会开枪的。”戈尔德施坦因拿起了小提琴,开始演奏巴赫那活泼欢快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

当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次小提琴演奏只是行之有效地发挥了如下作用,即形成了短暂而崇高的延迟片刻(a?brief?sublime?moment?of?suspension)——稍后不久,双方的枪击还会继续下去。因此,这次演出不仅无法阻止枪击,反而维系了战斗的延续,因为它给交战的双方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有人想冒险做出如下假设:它之所以无法阻止枪击的继续,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演奏实在是太高贵和太“深邃”了,而那时的当务之急则是做些更为皮毛的事情。对于普适人性进行更加切实的体验,即是说,对我们正在介入的冲突的无意义性进行切实的体验,会以交换目光的形式呈现出来,那目光可以说明一切。在以前南非发生的一次反种族隔离示威中,一群白人警察奋力驱散、追赶黑人示威者,其中一人手提警棍,紧紧追逐一位黑人女士。谁也没有想到,那位女士竟然跑掉了一只鞋;警察毫不思量地遵循了“礼仪”,拣起鞋子还给了她。此时此刻,他们交换了目光,都意识到了这种情形的空虚无聊。在经历了这一礼仪性姿态之后,即是说,在把那只鞋子交还给她并等她穿好之后,警察已经不再可能扬着警棍继续追击她了。于是,警察彬彬有礼地向她颔首致意,然后转身离去。这个故事的寓意并不在于,警察如何在一瞬间良心发现;即是说,我们在此并不关心如下问题:天赋的善良(natural?goodness)如何战胜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后天训练。恰恰相反,就其全部或然性而言,从心理状态上看,这位警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在这里,真正大获全胜的只是他在礼节方面接受的“皮毛”训练。

警察伸手递过鞋子,这一姿态的意义已经不再限于身体接触。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符号世界(socio-symbolic?universes)之中,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际的可能。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在这一瞬间,将两个世界隔离开来的屏障被推翻了,仿佛一只来自某个奇异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个日常现实之中。不过,要想把这个颠覆了符号性屏障的神奇瞬间转化成更加坚实的成果,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诸如分享黄色笑话之类。在前南斯拉夫,到处传播着有关不同种族的笑话,这些笑话颇具特色:蒙特哥尼罗人(Montenegrins)总是懒得出奇,波斯尼亚人总是愚蠢不堪,马其顿人总是贼性难改,斯洛文尼亚人总是吝啬成性……耐人寻味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张,这些笑话日渐衰落。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对抗的加剧,这些笑话完全销声匿迹了。这些笑话,特别是那些描述不同民族成员相遇时闹出的笑话(“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去商店买东西……”),与一目了然的种族主义无关,而是“友谊与团结”这种现实存在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友谊与团结”则是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官方所拼命倡导的。在这种情形下,共享的黄色笑话没有被用来充当排斥“非我族类”之异己的工具,而是被用来包容业已存在的符号性契约(symbolic?pact)的最小值。印第安人(即土著美洲人)以善于与人和平相处著称于世,而我们这些来自更为原始的巴尔干半岛的人们,却不得不交换黄色笑话。为了确保眼前的团结,仅仅共同体验高级文化(high?culture)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不得不和他者(Other)交换淫秽快感,这是令人尴尬的癖好。

我服兵役时,与一位阿族士兵交谊甚厚。众所周知,阿尔巴尼亚人对涉及自己最亲密的家庭成员(母亲与姐妹)的性污辱十分敏感。在脱下了温文尔雅的外装之后,我们开始以污辱对方的方式打招呼,我的阿族朋友居然接受了这一点。是那位阿族人开风气之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招呼,不过没有说“你好!”,而是说“我×你妈!”我知道这是他发出的一个挑战,我必须作出恰如其分的响应,所以我干脆回敬道:“请便,欢迎惠顾,不过得等我和你妹妹完事之后。”这种对话很快失去了它表面的淫秽性或讽刺性特征,而成为一种常规会话形式:过了没几个星期,我们俩儿就失去了说出完整句子的耐心。每天早晨一见面,他就会点着头说:“你妈!”我也只是简明扼要地回敬道:“你妹妹!”……此一范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策略的危害之所在:以淫秽为基础的团结总是以牺牲第三方的利益为代价。在上例中,男性之间的团结是以牺牲女性利益为代价的。

还有一个事关权力和权威的问题:只是因为在我与那位阿族士兵之间存在着预先假定的平等(a?presupposed?equality)——我们都是普通一兵,我与他之间的淫秽仪式才会发生。如果我是军官,对于那位阿族人而言,迈出第一步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在实践中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如果那位阿族人是位军官,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淫秽不堪:他的言行会成为虚假的淫秽性团结的象征,目的在于掩饰潜在的权力关系。这是“后现代”权力践行(exercise?of?power)的范例。传统上的权威人物(老板、父亲)奉行正统的权威法则,要人们对他们尊敬有加,淫秽性交流和嘲弄性评论只能发生在他的背后。与之相反,今天的老板和父亲要我们像对待朋友那样对待他们,他以亲密无间的口吻发号施令,用性隐语(sexual?innuendos)对我们狂轰滥炸,邀请我们跟他一起饮酒,或共享一个粗俗笑话。所有这一切都意在确立男性之间的连接,与此同时,权威关系(我们要屈从于他)不仅依然故我,甚至被视为隐秘,我们只能尊重之而不能谈论之。对于那些屈从者来说,与传统的权威相比,这种格局更具有幽闭性,更令人感到恐惧:现在,我们甚至被剥夺了讽刺、嘲弄权力、权威的私人空间,因为主人在两个层面上呼风唤雨,他既是权威,又是朋友。

不过,这个难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棘手:在任何一个具体情形中,我们总是能够“本能地”知道情形究竟如何,即知道淫秽交流究竟是“真心实意”的亲昵行为,还是旨在掩饰从属关系的虚情假意。在这里,真正的教益或许更加激进:与他者(Other)的真诚接触只是一场令人恐惧的体验,这与对他者的慷慨、宽容的尊敬无关。最近,印度教教徒在印度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以抗议麦当劳公司的所作所为。他们发现,麦当劳公司用取自动物(牛)脂肪的油料,炸马铃薯片,然后冷冻起来。麦当劳公司承认了这一点,同时保证,从此以后,凡在印度出售的马铃薯片一律用植物油炸,于是满意而归的印度教教徒开始重新大嚼薯片。这次针对麦当劳的抗议活动不仅没有瓦解全球化的进程,反而迅速发出一个信号——印度教教徒已经完全融入到多样化的全球秩序之中。

麦当劳公司对印度人表现出的慷慨尊敬,被一再恩赐一般地表演着,其态度俨然我们对待小孩子时的态度。尽管我们并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但我们尊敬他们那无伤大雅的风俗习惯,不去打碎他们编织的梦幻世界。一个游客来到一个偏僻村落,而这个偏僻村落又有其自身的风俗习惯,他笨手笨脚地想证明自己是何等地“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并且证明自己能够入乡随俗。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具种族主义色彩?如此行为岂不是已经证明,它与大人对小孩采取的恩赐态度如出一辙?这样的大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适应孩子,模仿他们的姿态和他们说话的方式。游客的恩赐态度及其透露出来的虚情假意不仅表现于如下事实——他只是装作“我们中的一员”,而且关键在于,在当地居民向我们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他们要与自己的风俗习惯保持距离——之后,我们才决定与当地居民进行真正的接触。有一个著名的轶闻,说的是彼得·彼得洛维奇·恩杰戈斯王子(Prince?Peter?Petrovic?Njegos)的故事,他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统治蒙特哥尼罗,曾经与土耳其人开战,还会创作史诗,并以这两个壮举闻名于世。故事说的是,有一个英国游客访问他的王宫,深深地为当地的风俗礼仪所感动,于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要参与其中。恩杰戈斯王子一口回绝了他:“为什么你也要戏弄自己?难道有我们玩这些愚蠢的游戏还不够吗?”

如何看待丈夫一旦死去即把妻子烧死殉葬这种习俗?如同把牛奉为圣物,这也是同一个印度传统的一部分。作为心胸宽阔的西方多元文化论者,我们是否应该尊重这种习俗?在这里,心胸宽阔的多元文化论者不得不彻底求助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声誉,而印度教对此一无所知。作为一种风俗习惯,他者(Other)之所以被宽容,是因为它不会损及任何人的利益。在我们看来,一旦触及某些创伤之维(traumatic?dimension),宽容就会立即烟消云散。简言之,我们之所以对他者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是因为他者并非“不可宽容的原教旨主义者”——而这意味着,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

这就把一个更为激进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对于他人信仰(如对牛的神圣性的信仰)的尊重,是否真的就是最终的伦理底线?这不正是后现代伦理学的最终底线吗?在后现代伦理学那里,提及任何形式的普适真理都会被斥为文化暴力的一种形式,结果,可以谈论的仅仅是尊重他人梦幻之类的话题。或者说得更刺耳一些:好吧,即使有人宣称,在牛油的问题上对印度人撒谎,从伦理上是讲不过去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允许人们宣布,印度人的信仰(信奉牛的神圣性)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虚假信仰?

我们之所以要全盘否定自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再次风行的“文明冲突”(clash?of?civilizations)论,原因也在这里: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冲突,与其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看一看,这种“文明冲突”究竟是因何而起的?眼前正在发生的真正“冲突”,不都显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不仅包括全球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侵蚀性冲击,而且包括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传统主义”政体。发生在卢旺达、刚果和塞拉利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不仅已经发生于(同时也正在发生于)同一“文明”内部,而且显然与全球经济利益的互动有关。即使在那些大致合乎“文明冲突”定义的有限个案中(如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苏丹南部地区发生的冲突),他人利益的阴影还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在“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麦当劳世界与圣战”的对抗之下,还存在着令人尴尬的第三方。(译者注:“麦当劳世界与圣战”(McWorld?versus?Jihad)是对“圣战与麦当劳世界”(Jihad?vs.?McWorld)一语的改写,此语原是美国拉特吉斯大学(Rutges?University)本杰明·巴伯(Benjamin?Barber)教授一篇论文的标题,后扩充成一部同名著作(Jihad?vs.?McWorld)。该文1992年3月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Monthly),成书于1995年(Times?Books,?1995)。巴伯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麦当劳世界(McWorld),即借助通讯、情报、娱乐、商业的国际化,把整个世界变成只有单一主题的游乐场;另一种趋势是走向“圣战”(Jihad),即在盲目而狭隘信念的支配下,反对国际化的一切尝试和努力。此论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圣战与麦当劳世界”迅速成为“全球化”讨论中的“关键词”。)某些阿拉伯国家属根深蒂固的保守君主政体国家。它们在经济上是美国的盟友,并已完全融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之中。在这里,美国具有明确而简单的利益:为了获取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这些国家必须保留非民主政体(当然其潜在观念是,民主意识的觉醒会引发反美情绪)。这是一个陈旧不堪的老故事,其臭名昭著的第一幕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伊朗,在那里,美国中央情报局亲手导演了一场政变,推翻了1953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首相穆萨德(Mosadegh)。当时的伊朗既没有“原教旨主义者”,也没有“苏联的威胁”,只有朴素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以及这样的想法——国家应该控制自己的石油资源,打破西方石油公司的垄断。结果怎么样?沙特阿拉伯经由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直到最近都是塔利班财政的主要援助者。美国何以在中东采取如此政策?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保守阿拉伯政体所采取的“不正当”立场,才是解开这一(通常是喜剧性的)难题的关键之所在:它们代表着一种观念(美国也被迫明确承认这一点)——经济先于民主,即是说,以保护人权民主为借口的合法化的国际干预只是第二性的,也是任人操纵的。

关于“文明的冲突”,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七岁女孩儿写给她爸爸的那封信,她爸爸是一位飞行员,正驾机在阿富汗上空作战。她写道:不论她怎样深爱自己的爸爸,她都做好了让爸爸牺牲的准备,让他为了祖国而英勇捐躯。当布什总统引用这封信时,它被视为美国爱国主义的“正常”迸发。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实验,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位阿拉伯穆斯林女孩儿哀婉动人地面对镜头朗诵同样的文字,而她的父亲正在为塔利班而战,那么情形又会如何?我们不需要思考多久就会知道,我们最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病态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连一个孩子都要进行无情的操纵和利用……每一个被归之于他者的特性都已经呈现在美国的核心地带之中:凶残的狂热主义?时至今日,美国活跃着两百多万极右翼人民党“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在实施恐怖行动,不过这些行动被(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合法化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庇护”他们。美军是否应该在俄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进行自我惩罚呢?如何看待杰里·法尔韦尔(Jerry?Falwell)和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对“九一一”事件作出的反应?他们把这次事件视为一个信号——因为美国人过着罪恶的生活,上帝已经不再保护美国。他们谴责荒淫无度的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和疯狂的性乱,声称“九·一一”事件是美国罪有应得。(译者注:杰里·法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是美国右派宗教派系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九一一”事件后,他们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公然以“天谴”(?God\'s?wrath)之说,指控民权运动者、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及堕胎合法化论者的所言所行导致了“九一一”的惨状,认为“九一一”大爆炸代表着上帝对美国人的愤怒。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包括白宫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反驳和谴责,结果法尔韦尔被迫通过CNN正式道歉。)对于“自由主义”美国的这一谴责与来自穆斯林他者的谴责可谓如出一辙,而这一谴责却来自深奥美国之内部,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深思。2001年10月19日,乔治·布什(George?W.?Bush)不得不亲自宣布,发起炭疽攻击的最可能的疑犯并非穆斯林恐怖主义者,而是美国自己极端右翼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再说一次,最早归之于外部敌人的所作所为,事后证明却是深奥美国的内部人员实施的犯罪,这一事实岂不是出人意料地肯定了如下观点——冲突总是发生于文明内部的冲突?

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只有在每一个社会都承认,将其撕裂的“冲突”来自其内部,不同社会之间的真正接触才是可能的,这种接触是以参与同一斗争的共同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一最终结果正是我对本书被译为中文所期盼的。本书被译为中文,我深感荣幸,我希望本书的翻译有助于建立这种团结。

2001年11月9日于卢布尔雅那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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