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抗氧化剂——《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序言
齐泽克


在“中国调味品”绿茶包装袋上有一段宣传其益处的简短说明:“绿茶是抗氧化剂的天然资源,可以中和人体内一种被称作游离基的有害分子。通过抑制游离基,抗氧化剂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其自然健康状态。”将这一说明稍作修改,不是可以说,集权主义这一概念就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抗氧化剂之一吗?其整个生涯的作用不就是抑制游离基,从而帮助社会机体保持良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状态吗?

  与社会生活本身的情况一样,当今自称“激进的”学术界充满了不成文的规则和禁令——虽然从来没有人明确地陈述过这些规则,但是,不遵循这些规则的话,便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些不成文规则中有一条涉及到这样一种无人质疑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将某人的立场“背景化”或“定位”。在辩论中最容易自动得分的方法是宣称对方的立场没有“置于”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你谈到女人——哪一种女人?世上没有你说的那种女人,因此,你有关女人笼而统之的说法,尽管它非常明显是完全中性的,难道不是在特准某些特定的女人而排除其他女人吗?”

  尽管这段话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真理因素,为什么如此激进的历史化会是错误的呢?因为今天(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被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抽象”力量所统治:资本的流通是激进的“无领土化”(引用德勒兹的话)思想的推动力量,这种“无领土化”的根本功能就是主动地无视具体的条件,因此也无法在这些条件中“生根”。正如在标准的意识形态中的情况一样,它不再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遮蔽了对它的不公平性的曲解,遮蔽了它对特定内容的曲解;更确切地说,它的真正意图是要找出具体根源,从意识形态上遮蔽社会现实中盛行的“现实抽象”。

  在过去10年里,这些规则中的另外一条是汉娜·阿伦特的权威上升到高不可及的地步,成了一个转折点。直到20年前,左翼激进分子还将她视为“集权主义”(这是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概念的执行人而拒绝接受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文化研讨会上,如果有人被天真地问道,“你的论点与阿伦特的有什么不同吗?”这无疑说明被问的人麻烦大了。但是,今天,人们应该怀着敬意善待她——即使那些因其基本取向不同,可能会反对阿伦特的学者们(精神分析学家,如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因为阿伦特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如理查德·伯恩斯坦,因为阿伦特对阿多诺的极度敌意)也在从事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阿伦特与他们所信奉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表明左派接受了自由主义民主(与“集权主义”相对的“民主”,等等)的基本坐标,现在正努力在这个空间之内重新定义它的位置(和对立面)。因此,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无所畏惧地违反这些自由主义的禁忌:即使有人被指责为“反民主”、“集权主义”,那又有什么要紧。

  在“集权主义”概念存在的整个时期,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维持了许多复杂概念的生存,如“抑制游离基”、保证自由-民主霸权,拒绝接受左派把自由主义民主等同于右派法西斯集权主义的对应面、孪生子的说法。试图通过细分类(强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变种之间的区别)来挽救“集权主义”是徒劳的:你接受“集权主义”的概念之时,你就被牢牢地定位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范围之内了。因此,本书的论点是,“集权主义”这一概念远非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它非但不能使我们开动脑筋思考,迫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来分析它所描述的历史现实,反而免除了我们思考的义务,甚至主动阻止我们去思考。

  今天,“集权主义”威胁这一说法仍然具有某种不成文的禁止思考的含义,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臭名昭著的禁止受雇于任何国家公共机构的说法——只要你稍微流露出一点儿从事旨在严肃挑战现存秩序的政治活动的倾向,立即就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虽然它是仁慈之举,但它必然在新的古拉格群岛终结!在当今的政治哲学中,“道德回归”不道德地利用古拉格群岛或种族大屠杀的恐怖作为凶猛无比的鬼怪,胁迫我们声明放弃所有严肃的激进的信仰。这样,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在为现存秩序辩护的过程中找到虚伪的满足:他们知道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但是,他们把所有试图改变事物现状的努力都指责为具有道德上的危险性,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集权主义”的阴魂又重现了。

  本书的目的并非要重新系统地阐述集权主义的历史,而是试图追寻这一一般概念中的某一具体内容到另一个具体内容的辩证的运动,即由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构成的运动。在《女人为何写信多寄信少?》一书中,达莉安·里德指出,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她的真实意图是以下三者中之一:

  ·我有个情人(如“是的,我和他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是那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真正爱的人还是你!”)

  ·我讨厌你了(如“是的,是的,我爱你,一切都挺好,只是,求求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我需要安静!”)

  ·最后一个是,一句简单的我想做爱!

  这三个意思在推理链中是相互关联的词语:“我有个情人是因为我讨厌你了,所以,如果你要我爱你,就在床上给我更多的爱!”据此推论,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和必然结果,冷战时期标准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痛骂声消亡了之后,当理论家以赞赏的态度使用“集权主义”这一术语时,他们必取以下五种态度中的一种。

  ·“集权主义”是背离正道的现代主义:它填补了因现代主义对所有传统的有机的社会关系的解构而造成的空隙。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共同拥有这个概念——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对于某些人来说,“集权主义”是现代主义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其概念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当启蒙运动没有充分实现其潜力的时候,集权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不断完善自身的威胁。

  ·种族大屠杀是罄竹难书、铁证如山的罪行,不能用具体的政治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就削弱了它的重要性。

  ·新自由主义声称,任何激进的解放的政治计划都必定会以某种集权统治或控制的形式告终。因此,自由主义成功地将新种族基要主义和激进左派解放计划(不论它还剩下些什么)结合起来,仿佛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恰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旨在取得“全面控制”……(这种结合是旧的自由主义概念的新形式,那种旧的概念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退化为“集权主义”的民主的两种形式。)

  ·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声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政治集权主义根植于以男权主义-理性为中心的形而上学的范畴内:预先阻止集权主义后果的惟一办法是坚持认为裂缝、开口、移置的存在,它们是决不会被包括在任何封闭的本体论大厦之内的。

  ·最后,在最近一次认识主义的强烈冲击中,后现代文化研究本身被指责为“集权主义的”,被认为是无条件服从党的路线的斯大林逻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个孤岛,任何理性的论证对它都无法产生影响。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甚至连占主导地位的“批判”哲学对霸权自由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左派的霸权自由主义)作出反应时都要依赖“集权主义”。解构主义的政治信念是这样的:社会属于结构不可判定性的领域,其标志是无法缩小的鸿沟或缺失,被认为永远与其自身具有非同一性;“集权主义”,说到底,是这个不可判定性的闭合——后现代左派,用它自己的行话来说,在此不是再次系统阐述了以赛亚·柏林、罗伯特·康圭斯特一伙人的老掉牙的自由主义智慧吗?“集权主义”就这样被提升到本体论困惑的高度;它被看作是一种纯粹出于政治原因的康德式的谬误推理,一个无法规避的“先验论错觉”,即在一次不合法的短路中,当一种积极的政治秩序被直接认同于不可能的正义的他者性时所发生的先验论错觉——任何不赞同偶然性/移置/有限的符咒的态度都被指责为潜在的的“集权主义”。

  在这儿,总体性一词的哲学概念和集权主义一词的政治概念往往是相互重叠的,从卡尔·波普尔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论述中都是这样:黑格尔的理性总体性被看作哲学中最大的集权大厦。今天,理性本身受到严重挤压:新时代派指责它为笛卡尔机械/推论“大脑左半球”思维;女权主义者拒绝接受它,认为它是一种男性的态度,暗含反对女性的多愁善感的意思;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涉及到“客观性”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它抹去了决定认为是“理性的”和“客观的”事物的力量和话语机制……它反对这个伪左派的非理性主义,这会使人想起拉康的《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一书中的一个副标题:弗洛伊德后的理性。

  1991年,在由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发动的反齐奥赛斯库政变以后,该机构本身仍然完全保持着其功能,像以往一样继续运转。为了跟上新的“民主”时代的发展,秘密警察努力为自己塑造一个比较和善的新形象,但是,这种努力带来了一些可怕的插曲。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在布加勒斯特学习。他抵达后一星期打电话给家里,告诉他的女朋友,说他现在身在一个贫穷而友好的国家,这里的人民乐观愉快,渴望学习。他挂上电话后,电话立即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一个操着略微生硬英语的嗓音告诉他,自己是一名秘密警察,其指责是监听他的电话交谈,说想感谢他说的关于罗马尼亚的好话——并祝愿他的旅居愉快,然后说了一声再见。

  谨以此书献给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局的那位无名侦探。

  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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