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严蓓雯 译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人。他是来自后发国家的但在西方迅速走红的理论家。齐泽克曾在巴黎留学,专攻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拉康。如今,他堪称是拉康传统的最重要的继承人。他用黑格尔和康德来说明接康,同时也用政治和大众文化来证明拉康。他将拉康的理论深化和发展,并使之驰骋于各个领域。齐泽克的学术风格是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融于一炉,从而开倡一种全新的哲学领域。

   齐泽克在欧美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现在风靡于哲学界、文学界,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产生影响。齐泽克现在奔波于欧美两地,接受采访、出席会议、发表演说、举行讲座,他还继承了左派的介入传统,曾竞选过斯洛文尼亚总统。齐泽克在西方取得的巨大声誉完全可以同爱德华·萨义德、以赛亚·伯林、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等相提并论。詹姆逊说:“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当我在斯洛文尼亚一个当地戏院里观看《黑客帝国》的时候,碰巧坐在这部电影的理想观众旁边,也就是说,一个白痴旁边。坐在我右边的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对这部电影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一直在用大声的惊呼打扰着其他观众,比方说"哇,上帝,所以说没有什么现实!"……相比那些伪深奥的智力解读--它们把精微的哲学或心理学的区别强加给电影,约绝对更喜欢前者天真朴实的投入。1

   然而感受《黑客帝国》对智力的挑战却相当容易:它不正是一部具有罗夏心理测验2效应的电影吗?罗夏墨渍测验开创了普及化的认知测试方法[其网址:http://rorschach.test.at/]。就像那幅众所周知的上帝像,不管你从什么地方看,他好像总在直视着你--实际上它从每一个角度都为自己提供了辨认的可能性。因此我的拉康迷朋友对我说,影片的编剧肯定读过拉康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一定会把Matrix3看做文化工业的化身,认为作为异化具体象征的社会财富(资本),径自接管和殖民了我们的内心生活,把我们当做它能量的来源;而生活在新世纪的年轻人则从中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它是由在国际宽带网中具体化了的全球化思维建构的。这个问题回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黑客帝国》不正重复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普通人成为了囚徒,被紧紧捆绑在座位上,强迫观看所谓现实的诡异影像(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现实)?当然,《黑客帝国》和它重要的区别在于,当其中某些人从他们的洞穴困局里逃出后,他们看见的不再是由阳光照射的明媚空间,至高至善的美,而是"真实的荒漠"。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拉康主义者之间,关键的异议在这里:我们应该把Matrix定义为将文化和思维殖民的资本的历史性隐喻呢,还是象征序列本身的具体化?但是,如果后者也是错误的?如果象征序列"本身"的虚拟角色正是历史性的非常状态?

到达世界尽头

   当然,设计出一个主人公,生活在被完全操纵和控制着的人造世界中,这样的念头并非原创:《黑客帝国》只不过将它带入虚拟现实,使它更彻底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虚拟现实能否颠覆传统,其本身有着根本含混的歧义。一方面,虚拟现实使我们丰富的感官经验彻底缩减,不仅仅减少到字母,甚至减少到最小的0和1的数字序列,也就是那些通过和未通过的电子信号。另一方面,这种数字机器又产生了关于现实的"模拟"经验,这种经验看来和"真实的"现实难以区分。随着对"真实的"现实这个概念的不断侵蚀,结果虚拟现实因此同时成为影像所具有的诱惑力的一个极端的证明。

   如果一个人住在无忧无虚的加利福尼亚小城里--那可是消费者的天堂--可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怀疑,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环境,一个让他确信他是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公开舞台,周围的人群也不过是一些训练有素的演员,或者是在这场巨大演出中的临时演员,这是不是最极端的美国妄想狂作品?最近的例子是彼得威尔的《楚门的世界》,金凯利扮演一个小城里的公务员,他渐渐发现事情的真相:他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电视节目中的主人公,他的家乡搭建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摄像机永不间断地跟踪拍摄着他。斯洛特狄杰克(Sloterdijk)的"球体"理论(sphere)在这里才真正得到了解释:影片中一个巨大的金发号施令球体包围和隔绝了整个城市。《楚门的世界》的最后一场戏似乎是种解放,金凯利挣破了这个桎梏世界的意识形态的缝合,冲入了它的外部空间,这个外部空间从意识形态的内部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这个影片的"快乐"结局(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全世界数百万观众在观看这场电影的最后几秒钟时都不禁鼓掌叫好),即主人公冲出来了,就好像我们被引导着去想念的那样,他要去寻找他的真爱(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爱情结局的模式!),恰恰是又一种最本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呢?也许,意识形态恰恰也存在于这样一个信念中,即认为在这个有限的宇宙包围之外,还有一个等待我们进入的“真实现实"?4

   在持这种见解的前辈中,非常有必要提及菲利浦·迪克(Phillip Dick)的《混乱的时间》(Time Out of Joint,1959)。在他的作品里,50年代开期,小说的主人公在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小城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渐渐发现整个小镇不过是一个要让他满意的虚构舞台……《混乱的时间》和《楚门的世界》的潜在含义是,资本主义的加利福尼亚消费天堂正以一种不真实的、非物质的,丧失了物质惰性的方式,变得超乎现实。所以,不仅是好莱坞拍摄了丧失了物质实体的物质惰性的真实生活的表象--在最近的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里,"真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也需要虚构的舞台上的人物,我们的邻居就像那些舞台演员,表现得好像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资本主义的功利世界失去了精神意义,其最终真相,也就是非物质化的"真实生活"本身,它反过来变成了上述的诡异演出。

   在科幻小说的领域中,我们必须提及布莱恩·奥尔迪斯(Brain Aldiss)的《星船》(Starship)。在他的这部小说里,一群部落成员被留在了一个巨大星船的管道中,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被浓密的草本隔绝于星船的其余部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头顶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最后,几个孩童穿越了灌木丛,到达了外部世界,受到了其他部落的欢迎。在那些更年长,更"天真"的前辈中,人们也许会记得乔治·西顿(George Seaton)的《36个小时》(36Hours),这部60年代早期的电影讲述了一个美国官员[詹姆斯·加纳(Jamess Garner)扮演],他知晓诺曼底登陆的所有计划,但就在登陆前不久,偶然中被德国人捕获。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因爆炸气流冲击而神志昏迷,德国人就迅速建造了一个"小型美国军队疗养院",试图让他相信他如今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已经在二战中获胜,但他失去了6年的记忆--德国人如此做是认为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他们入侵登陆的所有计划,那么自己便可早做准备;当然,如此小心翼翼地建造的建筑物还是很快露出了裂缝……

   这背后潜藏着的,当然是前现代的"到达世界尽头"的概念:在那个非常著名的同名雕版画中,惊奇的漫步者接近了天堂的屏幕/台幕,这是一块描画上了星星闪烁的大平面,漫步刺破了这块遮幕,到达了那一边--这就是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确实发生了的最后一幕。毫无疑问,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中,楚门走上了梯子,到达了绘制着"蓝色天空"的那堵墙,推开了那儿的一扇门,这显然是马格利特式的笔触:这不是说,如今,这种相同的感觉又彻底重归了?这不正像西布伯格(Syberberg)的新帕西法尔?5其中无限扩展的视界,也被显然是"人工"制作的布景给阻断了。这不正表明笛卡儿的无限透视的时代已经逝去,我们又回到了复活的中世纪的非透视宇宙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敏锐地从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一些小说和希区柯克的一些电影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小说《别了,亲爱的》(Farewell,My Lovely)中的太平洋海岸,被当做世界的"尽头/极限",在此之外有着一个未知的深渊;而影片《西北偏北》中,总统山的巨大山谷也是相似的作用,在躲避追逐者的逃亡中,爱娃-玛丽·赛恩特和加里·格兰特逃到了峰顶,在爱娃-玛丽几乎要掉下山谷之前,加里·格兰特将她牢牢抓住;如今有人想将《现代启示录》中在越南/柬埔寨前线桥上发生的著名战争场面加入到这一系列中,在桥外的空间下百"超越我们已知的世界"。那么我们怎么能不回想起这个说法,即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在无限的空间飘游,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圆洞中,四周永远挤满了无尽的冰块,太阳在此中心。这不正是纳粹伪科学最喜欢的念头之一吗(根据一些报道,他们甚至认为应该在叙尔特岛上放一些望远镜来观察美国)?

"确实存在"的大他者

   那么,Matrix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拉康所言的"大他者",那个虚拟的象征序列,那个为我们构建了现实的网络。这个"大他者"的维度就是在那个象征序列中被异化的主体的基本构成:是大他者在拉动牵制木偶的绳线,主体自己不说话,他是被符号结构控制着"说话"。简而言之,这个"大他者"就是社会实体的代名词,因为它的存在,主体从来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行为效果,也就是说,主体所有行动的结果总是偏离于他的期望和目标。但是,这里要指出的关键是,在拉康的主要著作《论文集十一》(Seminar XI)的关键章节中,他试图勾勒出异化后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异化的对照面,即脱离:在大他者中异化以后,紧跟着的是从大他者中脱离。当主体意识到大他者本身是那么前后矛盾的,纯粹虚拟的,"上了闩的",丧失了物质性的,脱离大他者的行动就开始了--幻想的目的不是要补充主体的缺乏,却是要弥补他者的缺陷,也就是说,要建构(重新建构)大他者的连贯一致性。为了这个目的,幻想和妄想内在地牵起手来:妄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信还有一个"他者的他者",相信在明晰的社会机质的他者背后,藏匿着另一个他者,规划了(让我们看来如此)我们社会生活中未曾预见的后果,因此也就保证了他者的边贯性:比如说,在混乱的市场经济背后,在道德的沦丧背后,等等,有着犹太情节(Jewish Plot)中有目的的策略……这种妄想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今数字化的日常生活来说,获得了更深入的推进:当我们的整个(社会)存在,在电脑网络这个大他者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物化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像如果一个邪恶的程序员消除了我们所有的数字身份,我们也就丧失了我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就不再是社会所承认的"人"。

   《黑客帝国》中的理论,也遵循了这种同样的妄想式的手法:电影中,大他者被一个确实存在的超级电脑具象了。那里有一个--那里必须有一个--Matrix,因为"情况不对了,机会被错失了,什么地方一直在出毛病",也就是说,这部电影的想法是,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Matrix的存在阻碍了存在于其自身背后的"真实"现实的表达。所以,这部电影的问题是,它还不够"疯狂",因为它假设在靠Matrix维持的我们的日常现实背后,还存在着又一个"真实"现实。但是,为了避免这种致命的误解而提出的相反说法,也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即针对"所有一切都是由Matrix生成的",提出的相反说法是,没有什么终极现实,一切只不过是互相镜照彼此的无穷无尽的虚拟现实序列,这种说法也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也许,在《黑客帝国》的续集中,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那个"真实的荒漠"只不过是由(又一个)Matrix生育出来的东西而已]。比虚拟世界的增殖更具颠覆性的将是现实自身的增殖--这重现了一种悖论般的危险,一些物理学家在最近的粒子加速器实验中就已经看到了。众所周知,科学家现在正试图建造一个接近光速的加速器,它能冲击原子,使原子核发生裂变。这个想法是这种撞击不仅能使原子核裂变成它的组成部分--中子和质子,也能让中子和质子本身变成粉末,留下一些"等离子体"(Plasma),一种由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粒子--夸克和胶子组成的能量汁液。以前人们从来没有在这种状态下研究过物质的构造,因为这种状态只短暂存在在于宇宙大爆炸之后。但是,这将导致了一个噩梦般的远景:如果实验的成功将创造出一个世界末日的机器,一个毁灭了全世界的魔鬼,它怀着毫不留情的必然性消灭着它周围的普通物质,因此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消灭了我们的世界,怎么办?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宇宙的崩解,正是证明这个理论正确的最终的无可辩驳的论据,因为它会把一切物质吸入黑洞,再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宇宙,也就是说,宇宙大爆炸场景的完美再造。

   如此而来的悖论是,两种对立的说法--1.一个主体从一个虚拟现实自由地漂移到另一个虚拟现实,这虚拟现实是知道每一现实都是虚构的完全清醒的幽灵;2.在Matrix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现实的妄想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它们都忽略了真实。《黑客帝国》坚持在虚拟现实的模拟背后不有一个真实,这并没有错,当莫菲斯带尼奥去看芝加哥废墟的时候,他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但是,真实并不是虚拟背后的"真实现实",而是让现实变得不完整/不连贯的空洞,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Matrix,它的功能都是要隐瞒这种不连贯,完成这种隐瞒行为的办法之一正是宣称:在我们了解的不完整/不连贯的现实背后,存在着另一个现实,它由无止无尽的不可能性构建而成。

"大他者并不存在"

   "大他者"也代表了一个常识的领域,一个人在自由的深思后可以到达的领域;从哲学上来说,它最近的出色版本是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含有协调一致的管理理念。这个"大他者"才是今天渐渐崩溃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社会是某种彻底的分裂物:一方面,专家们和科学家所用的客观语言再也不能转换成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普通语言,但在迷恋这种惯用语的说话方式中,此话语却比比皆是。虽然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但这些话语却勾画了我们附庸风雅的大众的想像(比如说黑洞,宇宙大爆炸,超弦理论,量子震荡……)。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里是这样,在其他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是如此,专业行话被看做是一种客观的洞见,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同时也不能转化成我们的日常经验。简而言之,在科学见识和普通常识间的沟壑是不可跨越的,正是此沟壑让科学家上升为受欢迎的有文化人士,成为"应该对事物有认识的主体"(如斯蒂芬·霍金现象)。这个客观现实的严峻对应面是,我们,从文化角度来讲,正面对着一个有着多元生活方式的世界,每个人都不能转化成另一个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这种状态,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宽容他们的共存。今天主体的形象也许是个印度程序员,白天,他在专业技能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到了晚上,他一回到家,就给当地的印度神点烯蜡烛,尊拜着圣牛。赛伯窨完美地展示了这种分裂。按说赛伯网让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了一个地球村里;但是,真正发生的事却是,我们被从属于这个不相容不直辖市的世界的巨量信息轰炸着--我们于是有了大量的"小他者",大量我们自己选择的宗族地域特别身份,取代了地球村这个大他者。要避免这样一个曲解:拉康绝非将科学系于一种专制的叙述,以至于沦为一种类似于政治正确的神话。这种神话包括:科学确实"触摸到了真相",它的知识确实是"真相的知识"--只不过拉康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这和以下这样一个事实形成了僵持,即科学知识并不能成为象征性的"大他者"。在现代科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伦--常识间的隔阂是难以跨越的:它早在伽里略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又被量子物理推向了极致。在量子物理中,我们用有效的规则/法律来应付一切,虽然这些规则/法律并不能被重译成我们对可描述的现实的体验。

   风险社会学说(Risk Society)和它的全球化的反省意识是正确的,它强调,如果像古典启蒙运动中普遍主义者的理论所预言,经过漫长时期以后,所有根本问题都可以通过参考专家的"客观知识"这种方式得以解答,那么如今,我们正处于事情的相反面:当我们面对着关于某种新产品(比如说,经过基因修正的蔬菜)导致的环境后果而起的种种冲突意见时,想要找到最终的专家意见是徒劳的。问题关键是,不仅仅是实质问题被模糊了,因为科学通过受大公司和政府机构财政支持而尽显腐败--而且,即便在科学本身内部,科学也不能提供答案。生态学家15年前就预言了我们森林的荒芜--但如今的问题是树木增长太快了。但风险社会学说的目光短浅之处在于,它强调了那些荒谬的困境,这些所谓困境让我们普通人被迫一遍又一遍地作出决定,虽然我们很清醒我们根本就没有作决定的权利,而且我们的决定也是武断的。尤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和他的后学将此归诸民主讨论所有的可行性以建立共识;但这并不能解决不变的困境:为什么在大众中产生的民主讨论就会导致更正确的答案,在大众中愚昧无知的人并不少。大众的政治挫败感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他们接收着他们无法作出判断的信息,但在同时,他们被要求作出决断,也就是说,客观地来权量正反两面的意见。求助于"阴谋学说"(conspiracy theories)是逃出这个僵局的孤注一掷的办法,是试图重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之为"认识地图"的最小部分。

   朱迪·迪恩(Jodi Dean)6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官方科学(即"严肃"的,学院制度化的)和所谓伪科学的巨大王国之间的"无声对话"中,在相信有UFO的人和那些想要破译金字塔秘密的人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一个人不能不被这样的事实所打动--官方科学家以一种教条主义的轻视的态度在进行研究,而伪科学家却求助于不含通俗偏见的事实和论证。当然了,答案是公认的科学家用科学机构这个大他者的权威来发言;但问题是,科学的大他者恰恰被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出不过是公认的象征虚构罢了。所以当我们面对阴谋学说时,我们应该严格地同步阅读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 ):我们应该既不将鬼魂的存在作为(叙述)现实的一部分,也不以一种伪弗洛伊德的方式将它们分析成女主人公性受挫的投射反映。阴谋学说当然不能被当做是"事实",然而一个人也不能将它分析成现代群体歇斯底里症的现象。这个提法还是建筑在"大他者"上,建筑在关于民众分享社会现实的"正常"观念模式上,因此没有考虑到恰恰是这一现实如今正在崩溃。问题不是那些相信UFO的人和持"阴谋理论"者倒退到一种妄想的思维态度,不能接受(社会)现实;问题是现实本身变得是一种妄想。当代经验一次又一次地把这种情形推到我们面前,即我们被迫意识到我们对现实的正常态度和感觉是如此建立在一个象征的假定上,也就是说,"大他者"决定什么是常态标准和公认真相,什么是特定社会里意义界域的依据,绝非直接建立在科学"真知"意义中的"事实"上。让我们到一个现代科学还未提升到主流话语地位的传统社会中:那么,在这个象征性的空间里,如果一个人鼓吹现代科学的命题,他会被当做一个疯子受到"驱逐"--问题关键是,说他并不是"真的疯了"还不够,这正是那个见识短浅,将他投放在此位置上的社会这么做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还真的被当做"疯子"对待,被社会这个"大他者"摈弃在外,这社会才是跟真的疯子完全一样。"疯癫"不是一个建立在和"事实"直接对应基础上的称谓("事实"是指一个疯子不能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为他的心被幻觉投射所牢牢占据),而是只代表了一个个体和"大他者"之间的关系。拉康通常会强调这个悖论的相反一面:"疯子不仅仅是把自己想像成国王的乞丐,疯子也是把自己想像成国王的国王。"也就是说,疯癫标明了象征和真实之间距离的崩坍,标明了用象征指称给自己的一个直接命名;或者说,我们用它的另一个例子来表述:一个病态嫉妒的丈夫脑子里全是他的妻子和别人上床的念头,那么如果他被证实是正确的,他妻子的确跟人上床了,他的嫉妒依然是病态的。我们显然可以从这种悖论得到教训:病态的妒态和是不是让事实变成错误无关,而是和这些事实是怎样被融入主体的性欲机体有关。但是,可以在这里宣称的是,这个悖论也可以发生在它的相反面:社会(它的社会象征领域,大他者)是"健全的"、"正常的",即使它被证明事实上是错了的(也许,这就是因为如此,已故的拉康将自己定义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的确到了精神病患者的程度,因为他不能将自己的话语嘈入大他者的界域中)。

   有人试图以康德哲学模式宣称,阴谋理论的错误是与"纯理论的谬误"同源的,和以下两者间的混淆也类似:一是怀疑(对已知科学、社会、常识等等的怀疑)被当做是正式的方法论,一是用另一种包含一切解释的全球超越理论证实这种怀疑。

屏蔽真实

   从另一个立场来说,《黑客帝国》也是一道将我们与真实隔绝的屏蔽,让"真实的荒漠"变得可以忍受的"屏蔽"。但是,正是这一点,我们不该忘了拉康式的真实的根本歧义:拉康式的真实不是被幻觉的屏幕所遮盖/所归化的终点--真实是,而且首先是屏幕本身,是永远准备扭曲我们对所指、对屏幕现实的感知的障碍。在哲学话语中,这一点存在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区别中:对康德来说,真实是本体领域,我们通过先验范畴的屏幕奖感知"系统化";而对黑格尔来说,正相反,就像他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导语中所言,这种康德式的屏幕间隔是错误的。黑格尔在导语中用了三个术语:当屏幕介入到我们自身和真实之间,那么它总是会在屏幕(表象的屏幕)之外产生什么是"自身之内"这个概念,所以"对我们"来说,表象和自身之内间的距隙总是永远已设的。结果是,如果我们从扭曲的屏幕中抽取出实体,我们也丧失了实体本身(在宗教术语中,基督的死亡是上帝本身死亡了,而不仅仅是他作为人的具象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拉康在此点上追随了黑格尔,实体本身,即自在之物者最终被凝视,而不是被感知的物体。所以,回到《黑客帝国》:Matrix本身才是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的真实。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提及他对北美五大湖区部落氏族之一的温内巴戈人(Winnebago)的一个举例分析,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他描述了温内巴戈人对建筑的空间处理。这个部落分成两个亚群(半族),"那些在上的人"和"那些在下的人";当我们要求这两个半族的两个个体的在纸上或沙土上描画一下他的/她的村庄的平面图(农庄的空间排列)时,取决于他/她从属于哪个亚群,我们会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两个人都会把他们的村落看成是一个圆周;但对其中一个亚群来说,包纳另一亚群中央房区的圆周在他们自己的圆周之内,这样我们有了两个同心圆;而对另一个亚群来说,这个圆周被一条分割线清楚地分成了两半。换言之,第一个亚群的成员(让我们称之为"保守的合作主义者")把村庄的平面图视做是或多或少均衡地围绕着中央庙宇而建的一圈房屋;而对后者的亚群成员(我们称之为"革命的对抗主义者")来说,他/她把自己的部落看成是被一条无形的边界分割的两堆截然不同的住区……列维-斯特劳斯的中心观点是,这个例子肯定不会使我们进入文化相对主义,以社会空间的看法取决于观察者的群落身份:两个"相对的"看法的分歧暗指了一个恒定事实--不是客观众的,"确实的"空间分割,而是创作的内核,即根本的对抗让村落居民不能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衡有符号来表现,来解释,来"适应",来妥协。这种不平衡阻止了群落将自身固着于一个和谐整体。对平面图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就是互相排斥的群体应付因受创而起的对抗状态的两种努力,他们靠强迫接受这种平衡的象征的结构来治愈创伤。两性间的对抗也同样存在这种状况:"男性"和"女性"不正像列维-斯特劳斯描述的村庄里两种房子的结构配置吗?要想驱除这种错误观念,即我们"进化的"社会不受和以上相同的逻辑支配,那么回忆一下我们是怎么将政治领域分成"左翼"和"右翼"的就足够了:一个左翼分子和一个右翼分子的表现,完全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言的村庄里相对的两个亚群的成员。他们不仅在政治领域占据不同的位置;他们中的每一个也对政治领域的分割持完全不同的见解--一个左翼分子认为这领域生来就被一些根本对抗所分割,而右翼分子则认为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只被外来入侵者所扰乱。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更关键的见解:因为尽管这两个亚群形成了同一个整体,同一个部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但这种同一性,某种程度上必须被象征性地铭刻下来--如果这个部落的整个象征性表述,它的所有社会制度都不是中立的,而是被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对抗分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列维斯特劳斯独创性的称谓,即"零制度",乃是一种相对于著名的超自然神力而言的制度。这个无意义的能指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为它只是意义本身的在场的能指,相反于意义的缺席:一个特殊的制度,但不断言、不确定其内涵--它的惟一功能就是消极地指出社会制度的存在和确实本身,否定它的缺席,也否定前社会的混乱。这样一个零制度让部落的所有成员都能体验到他们自己本身是同一个部落的成员。那么,零制度在它最纯粹的意义上不正是意识形态吗?也就是说,不正是提供一个中立空间的意识形态功能的直接具体化?在那个空间里,社会对抗被抹煞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确认本身。为抵抗霸权而做的斗争,不就是完全是这种斗争,即抗争这个零制度怎么会被一些特别的能指所定义、所着色?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样一个零制度的产生,伴随着社会联系的分解,这种社会联系原本建立在直系家庭或传统 ,"Matrix"们之上。这不是一个国家的现代概念吗?也就是说,伴随着现代化的冲击,社会制度越来越少地建立在使人归化的传统之上,而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契约"被体验。这里特别的意义在于,事实是,民族身份被认为至少是最低限度的"自然"的,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土壤"之上的所属身份,和从属于社会制度本身的"人造"身份(国家,职业)相反:前现代的社会制度作为一个"使人归化"的象征实体而运行(是建立在毫无疑问的传统上的制度),当前的制度则被想像成是社会的人工产物,是对一个"使人归化"的零制度的上升的需要。这个零制度可以作为他们中立的共有基础。

   那么,再回到两性区别上来,我尝试冒险建立这样一种假设,也许,和零制度相同的逻辑不仅应该应用在一个社会的整合上,也可以应用在社会的对抗分歧上;性别区别不就是人类社会分裂中的一种零制度,是使人归化的最低程度的零区别,是比任何一个明确的社会区别的能指都更重要的分裂,是这种区别本身的符指?于是,反抗霸权的斗争又一次是抗争这种零区别怎么被其他特别的社会区别所决定。一个人应该是在反对这样的基础之上阅读拉康的能指图式,这图式很重要,虽然常常被高估:拉康将标准的索绪尔图式(在横线上方写着一个词"arbra",横线下面画着一棵树)置换成:在横线上两个词一个挨着一个,"男人"、"女人",然后,在横线下,画着两扇代表各自身份的门。为了强调能指的这种个性差异,拉康先将索绪尔的单一图式,用男人/女人的对立,用性别的区别,置换成了能指的一对图式;但存于此事实中的真正惊奇之处却在于,在想像的所指层面上,两者并没有区别(在图式上, 我们对性别并无一些图解指示,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简单化描画,就像当今盥洗室里最常见的情形,而是复制了两次的同一扇门)。那么,用清楚的术语来表述是可行的吗?即两性区别并不标明任何建立在"真实"道具上的生理对立,而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对立,此对立与标明的客观物体之间毫无相应之处--只是一些不确定的X的真实,这真实永远不能被能指的想像所捕获。

   回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村庄的两幅描画的例子:在此例子中,人们能清楚看到,真实介入了失真后的精确感觉。首先,我们得到了"确实的"、"客观的"房屋排列,然后,它的两个不同的 符号,这两个象征符号都被以一种失真的方式扭曲了实在的排列。但是,这里的"真实"并不是实在的排列,而是社会对抗的创伤内核,这内核扭曲了部落成员对真实对抗的看法。因为我们对真实的看法已经被失真的扭曲了,真实因此也就否认了X(顺便提及,这种三层面的分割法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的三分法完全一致:梦的真实内核并不是梦的潜在意识,这潜意识可以被置换/翻译成梦的明确文本,而且是无意识的欲望,这欲望在将潜意识转变成明确文本的扭曲过程中将自己记录下来)。

   在如今的艺术场景里也是如此:在这里,真实根本不会回归,即使用排泄器具、尸体、狗粪便等等哗众取宠的暴烈表现为幌子。这些物体在它不该在的地方出现,但是,为了让它们是在不该在的地方,这些(空无一物的)场所就应该早已在那里,马列维奇开创的(Kazimir Malevitch)的"极简艺术"在上面表演。在以下两个截然相反的高度现代主义的作品间存在着相同关联:一幅是卡兹米尔·马列维奇的名画《白上之黑》(The Black Square on the White Surface), 一个是马塞尔·杜尚的艺术品"现成取材法"。杜尚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体本身内在的固有属性;是艺术家本人通过先占了这一个(或任何一个)物体,将它放在特定位置上,才将它变为艺术品--成为一个艺术品关键不在"为什么",而在"在哪里"。那么马列维奇的极简主义所做的就是还原--间离--这个境遇本峰,这个空无一物的境遇(或架构)。他的方式是依靠改造的神奇魔力,改变一切物品,只要它们被发现有可能成为艺术。简而言之,杜尚的作品里都有马列维奇:只有当艺术实践间离了架构/境遇本身,倾空了它的所有内容,才能尽情参与到"现成取材"的过程中。在马列维奇之前,一个小便器就只是一个小便器,即便它被放置在最著名的画廊里。

   在不适当的场所出现的排泄用具和一个空无一物的境遇,以及空洞的架构本身,三者密切相关。因此,当代艺术中的"真实"有三个维度,某种程度上真实是想像-象征-真实三元组的重复。在此,真实首先是那个被歪曲的污物,对现实想当然的现实的歪曲,是一个扭曲的想像,一个"主体化的"客观现实的纯粹假象。接着,真实又是作为空无一物的境遇,作为一个结构,一个从未存在、从未被体验的构造,它只能在追溯中被建构,因此也必须被预先假定--这里真实就是象征结构。最后,真实是不在合适位置出现的污秽的排泄用具,是真实"本身"。这个最后的事实,如果被间离了,就变成了纯粹的偶像,它奇幻的/诱人的在场,给结构的真实套上了面具,同样,在纯粹的反犹主义意识中,真实就是把犹太人看成排泄用具,以此掩盖无法忍受的"结构的"真实,即社会的对立。真实的这三个维度最后导致了三个模式,以此获悉了和"普通"现实之间的距离:一个是将现实屈从于失真和变形;一个是提倡抽空了全部境遇的客体,一个则抽取/消除现实的所有内容(客体),最后留下的就只是曾经装满了客体的空洞空间。

弗洛伊德式的笔触

   在《黑客帝国》中,最能被直接辩认出的虚假之处,是它把尼奥定义成"独一无的人"。谁是独一无二的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这样一个位置其实早就留好了,它被优先留给象征权威的主流能指中的独一无二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即便是它最恐怖的形式,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中总是提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不会被压垮的个体, 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神奇般地活了下来,并散发出"不可思议"的气概和尊严,而其他人却仅仅为生存做着利己的挣扎--在拉康的术语中,我们可以用"那里有一个人"(Y'a de I'un)的功能来解释: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支撑了最低限度的团结,反对将社会关系本身仅仅看做是在单纯的生存策略下的合作。在这里,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个个体永远被看成是一个(从来没有一堆这样的人,像出于某种模糊的需要,那极端的难以言说的神奇的团结只能在一个人上具体化);其次,与其说这个独一无二的人为别人做了些什么是重要的,倒不如说他在他们中间的在场才是重要的,倒不如说他在他们中间的在场才是重要的(他让其他人挣扎着活下来的理由,是他们意识到,虽然自己大部分时间沦为生存机器,但还是有一个人维护了作为人的尊严)。和罐装笑话一样,在此我们也有了罐装尊严,在集中营里,他者(独一无二的人)在我的位置上为我保留了我的尊严,或者,更精确地说,我通过他者保留了我的尊严:我也许沦落到为生存而悲惨挣扎的境地,但一想到那里还有个人,他维护着他的尊严,这足以让我继续保持和人类的最低限度的联系。通常,当这个独一无二的人被制服了,或者被揭露出不过是个虚构,其余囚禁者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变成了行尸走肉--荒谬的是,他们为一线生机而挣扎的原动力是靠他们中的一个例外维持的--即有一个人在此状态下并不丧失尊严,那么当这个例外消失了,挣扎求存的斗争本身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当然,这个意味着,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不是因他的"真实"特质而被视为是惟一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也许曾经有过更多如他那样的个体,或者说也许他根本不是真的不可制服,而不过是个虚构,他只是在扮演那个角色):他独占的角色不过是种转让,也就是说,他所占的位置是由他人建构(或预先假定)的。

   在《黑客帝国》中,正相反,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可以看清我们日常现实不是真实,而不过是被编为密码的虚拟世界,因此他就成了能从中抽身的人,可以操纵和超越虚拟世界的规则(比如在空中飞,能阻止子弹……)。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是他能将现实虚拟化:现实是一个人造结构,它的规则可以中断,或者至少可以重写--这样这里就存在了一个完全妄想的概念,即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可以抵御真实("我可以穿过那堵厚墙,如果我真的决定这么做",也就是说,我们中大多数人不能这么做被归结于主体愿望的失败)。但是,这一点上,电影表现得还不够深入:在令人难忘的一幕,即在决定尼身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人的女预言家的等候室里,尼奥看见一个小孩在用他的意志力将勺子弄弯,这让尼奥很惊奇,让他领悟到,能这么做的办法并不是关键,不是要说服自己我能将勺子弄弯,而是要说服自己那里根本就没什么勺子……但是,我自己又是什么?难道电影不该深入到那一个境界,接受佛教徒的命题:我,我自身,这个主体也根本不存在?

   为了能进一步详细说明《黑客帝国》里虚拟,我们应区分技术的不现实和幻想的虚假:时间旅行是(大致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此的幻想场景却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场景解开了欲望僵局。因此,《黑客帝国》的问题不是它的特技在科学上的幼稚伎俩:通过电话完成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穿越,这种想法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条缝/一个洞让我们可以逃走(也许,一个更好的念头是厕所:这个我们冲完马桶后所有排泄物都会消失的地方,本来处于原始的、本体论前的混沌之上的极度崇高,变成了消失的物体,这不正是一种有力的暗喻吗?虽然我们理智地知道排泄物后来成了什么,然而想像的神话还是坚持--排泄物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并不需要,是个多余物,而且拉康这么声言是正确的:当一个动物对怎么处理它的排泄物产生了疑问,那一刻排泄发报就成了烦扰它的多余品,我们也就是在那一刻从动物变成人类。真实因此根本不是从马桶里再度出现的令人极度恶心的物质,而是那个洞本身,那个作为通向另一个本体序列的通道的缝隙,即拓扑结构的洞口,或"弯曲"了我们现实空间的转口,所以我们感知/想像排泄物消失进入了另一个维度,那个维度不是我们日常现实的一部分)。《黑客帝国》的问题是其关于幻觉的巨大矛盾,在莫菲斯(抵抗组织的非裔美籍首领,相信尼奥是独一无二的人的人)试图向那个仍一头雾水的尼奥解释什么是Matrix时就更清楚地涌现出来--他十分想当然地将Matrix和宇宙结构中的一个故障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你一生中都会体验到的感觉。感觉到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知道它在那里,就像在你脑中有一个碎片,搞得你快发狂了。/……/到处都有Matrix,它无时无处不包围着我们,甚至在这里,这个房间里。/……/是这个世界蒙蔽了你的双眼,让你看不见真相。尼奥:什么是真相?莫菲斯: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

   在这里,影片遭遇了它最终的矛盾:对缺乏/矛盾/障碍的体验被假设成为对以下事实的证明,即我们生活的现实不过是种虚拟--但是,在影片的结尾,史密斯,Matrix的代理人,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弗洛伊德式的解释:

   你知道第一个Matrix是要被设计成一个完美的人类世界吗?在那里,没有人遭受痛苦,每个人都十分快乐?但那是个灾难。没有人会接受这种程序。整个成果/将人类当做电池/失败了。一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设计这种向你描绘完美世界的程序语言的能力。但我相信我们有,作为一个生物种类,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完美的世界是你那低等的脑瓜所不能相信的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Matrix被重新设计成这样:你的文明的巅峰。

   我们生活世界的不完美因此也就同时成了它的虚拟和它的现实的象征。一个人可以很有力地声称,代理人史密斯(我们别忘了,他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人,而是Matrix--那个大他者--它本身的直接虚拟化身)扮演着电影中的世界的解构角色:他的经验是,体验无法超越的障碍,让我们(人类)把某些东西看成是现实的绝对状态--而现实最终就成了对障碍的抵抗。

好莱坞的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

   进一步的矛盾是关于死亡的:为什么当一个人只是在Matrix操控的虚拟现实中死去,他就"真的"是死了?《黑客帝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愚民主义的答案:"尼奥:如果你在Matrix中被杀害,你就死在这里了(也就是说,不仅仅在虚拟现实里死了,在真实生活中也死了)?莫菲斯:躯体失去思想就不能生存。"这个答案的逻辑是,你的"真实"躯体只能在和思想的连接中保持生命力(保持功能),这思想也就是指你沉浸在其中的思维世界:所以,当你是在虚拟现实中,并在那里被杀害,这死亡也影响了你的真实躯体……显而易见相反的答案(你只有在现实中被杀才是真正地死去)也太肤浅。问题的蹊跷是:主体是不是完全陷入了Matrix控制的虚拟现实,或者他是不是知道,至少是怀疑事情的真实情形?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么,单纯退回人类堕落前亚当对距离的表述就会让我们在虚拟现实中不朽,因此,已经从虚拟现实中解放出来的尼奥,应该可以从和代理人史密斯的对抗中存活下来,因为这抗争是发生在由Matrix控制的虚拟现实内部(同样他也可以制止子弹的飞射,他应该可以让那个伤害了他身体的枪伤变得不真实)。这让我们回到了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相比在贝克莱(Berkeley)的精神中支撑着世界的上帝,终极Matrix更是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者的上帝。

   马勒伯朗土的偶因论,无疑是这位哲学家提出的能用来解释虚拟现实的最好的论述。马勒伯朗士,一个笛卡儿的门徒,抛弃了笛卡儿荒谬的关于脑部松果体的提法,笛卡儿这么说是为了解释在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也就是说肉体和灵魂之间为何存在着协调一致性;但如果这两者间其实并无关联,不光是一个灵魂能不能有原因地作用于肉体,反之亦然,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两者间的协调一致?因为这两个原因的网络(我思维中观念的网络和肉体上互连的网络)是完全独立的,惟一的解释答案是,有一个第三者,即真实的实体(上帝),它在这两者间不断地协调,维持着表面上的连贯性:当我头脑里想到要举起我的手,我的手就真的举起来了,让我举手的念头不是直接的而是"偶然"的--意识到我的思维直接落到了举起我的手这个念头上,上帝就发动了另一个物质的、有原因的链条式反应,它导致了我的手有效地被举起来了。如果我们把"上帝"置换成大他者,那个象征序列,我们就可以看到偶因论和拉康的立场的紧密联系:拉康以《电视》反对亚里士多德,11他认为肉体和灵魂的联系从来不是直接的,因为大他者永远将自身内置在两者间。因此偶因论本上也就是"能指的专制"的代名词,是分隔了观念的网络和肉身(真实的)的网络的裂缝的代名词,是以下这个事实的代名词,即是大他者才解决了两个网络间的协调一致,所以,当我的身体咬了一口苹果,我的灵魂才体验到快感。同样的裂缝也被古老的阿芝台克僧侣作为目标:他组织了人类的献祭活动来保证太阳的再次升起:在这里,献祭活动作为向上帝的请求来维护以下两者间的协调,一是必须有作牺牲的肉体,一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象征事件。阿芝台克僧侣的献祭活动也许看来是"非理性的",但它潜在的前提却比我们关于肉体和灵魂间的一致是直接的这种平庸直觉要高明得多,也就是说,当我咬一口苹果时我的快感是"自然的",因为这感觉直接来自于苹果:那么大他者在现实和我们对现实的精神体验两者间,扮演的保证两者协调的中介角色失落了。那么我们陷入虚拟现实中不也是同样的情况吗?在虚拟空间里,当我举起手是为了推动一个物体,这个物体确实移动了--我的错觉当然会是,是我手的移动直接引起了物体的位移,也就是说,在我的深浸(于虚拟现实)中,我高估了这个用程序协调的复杂的机械装置,同样也高估了偶因论中上帝在保证两者协调上所扮演的角色。12

   许多电梯中的"关门"按扭完全是个功能失常的安慰品,这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按钮被安置在那里纯粹是为了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加怜惜了电梯运行的速度--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电梯门就完全是同时地关上了,那时我们刚按了去几层的按钮,还没有第二次按下"关门"按钮去"加快"这有一进程。这个关于虚构参与的极端明证,也是我们每个人参与了"后现代"政治进程的恰当暗喻。这就是偶因论最纯粹的意义:根据马勒伯朗士的理论,我们永远在按下这样的按钮,是上帝的不停活动让它们和随之而来的事件(电梯门关上了)间保持了协调一致,而我们却认为这事件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按动了按钮……

   赛伯网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它的社会命名方式。沉浸到赛伯空间可以强化我们的肉体体验(新的感觉,由更多器官组成的新的身体,新的性经验……),但是这也开启了一咱可能性,即那个操纵了让赛伯空间运行的机器的人,却真的偷走了我们自己的(虚拟的)身体,剥夺了我们控制它的能力,所以就像人和"他自己"一样,人和他的身体也不再有关联。一个人在此面临的是吞并(mediatization)这个概念的含糊性:13这个概念原来的定义是,一个主体被剥夺了他能直接地迅疾地作出决定的权利;政治吞并的大师是拿破仑,他被派来战胜象征权力的君主,而那些君主不再占据能行使其权力的位置。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一个人可以这样说,一个"归顺"的君主就是君主立宪制的定义:在君主立宪制中,君主的权力只剩下"点点头"这个形式上的象征姿态,只是表述有关法令的符号,因此也就被赋予了表述这个功能,而这些法令的内容是由选举出来的主管团体定义的。如今,虽已做重要的修正,但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断电脑化不也是同样的情形?在此不断电脑化的过程中,主体也越来越“成了附属",在力量增长的错误伪装下,反而不被觉察地剥夺了力量?当我们的身体成了附属(被电子媒介的网络所捕获),它同时也暴露在彻底的"无产阶级化"的威胁下:主体被潜在地缩减到了只是纯粹的$,因为甚至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也能被机械的他者所偷走,所操纵,所控制。一个人能再次看到,和上帝在马勒伯朗士偶因论中的地位完全一致的电脑的地位,是如何赐予了我们一幅彻底虚拟化了的前景:因为电脑协调了我的头脑和(我体验到的)我的四肢(在虚拟现实中的)运动间的关系,一个人就很容易想像到,如果一台电脑失去了节制,行为就像一个邪恶的魔鬼,扰乱了我的头脑和我的身体上的自身体验间的协调--当意识中要我举起手来的信号被延迟了或者甚至在(虚拟的)现实中被消除了,作为"我自己的"身体的最基本的体验就被侵蚀了……如此看来赛伯空间因此有力显现了德国法官舒勒伯(Schreber),详细阐述的妄想的幻觉。弗洛伊德分析了他的论文集:14线路"宇宙是精神错乱的,因为它看来物化了舒勒伯关于神圣的光线的幻觉,他说通过这神圣的光线,上帝控制了人类的思想。换言之,电脑中大他者的具体化不也说明了线路宇宙的内在妄想维度吗?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在赛伯空间中,将意识下载到电脑中的能力最后让人们从他们的身体中解放出来--也将机器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这是老生常谈了。

上演基本幻想

   在电影中的最后一幕,尼奥宣布了有关人类解放的暧昧状态的最终矛盾。由于尼奥介入的结果,Matrix中出现了"系统失灵",同时,尼奥作为救世主向那些仍然陷身于Matrix中的人们致辞,他教他们怎么从Matrix的约束中解放自身--他们可以打破自然法则,可以弄弯金属,可以在空中飞行……但是问题是,所有这些"奇迹",只有在我们仍处身于由Matrix控制的虚拟现实中时者可能的,而且也仅仅能扭曲或改变它的规则:我们的"真实"状态仍然是Matrix的奴隶,我们也只不过仅仅获得了改变我们思维监狱的规则的一些额外的力量罢了--所以从Martix中一起脱身,去进入"真实的现实"怎么样?"真实的现实"是我们是生活在被摧毁的地球表面上的悲惨生物。

   从阿多诺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应该声称,这些矛盾15是电影的真实一刻:它们标识出了我们新近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对抗,标识了涉及基本的本体论的一对对概念的对抗,标识了涉及基本的本体论的一对对概念的对抗,比如现实与疼痛(现实扰乱了快乐原则的统治),自由与系统(自由只是在阻碍了自己全面部署的系统中才可能)。但是,电影的最终力量却被放置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许多年前,一系列由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如《扎多斯》(Zardoz),《洛根的逃亡》(Logan's Run)都预言了今天的现代的困境:一群孤立的群体在与世隔绝的地区过着无菌的生活,他们渴望着对物质会腐烂的真实世界的体验。在后现代主义之前,乌托邦是脱离历史时间的真实,进入一个无时间的他者状态的努力。在数字化的记忆里,后现代将"历史的尽头"叠加到过去的不完全不受约束的过去之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不受时间影响的乌托邦里看做是日常的意识形态的体验,乌托邦因此也成了对历史自身的真实、对记忆、对真实过去的痕迹的渴望,成了脱离封闭厄运、找回原始现实的气味和腐烂的尝试。《黑客帝国》最终扭转了这种颠倒,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结合起来: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由Matrix为我们制造的不受时间影响的乌托邦,也是一个我们能被有效地屈从于这种被动状态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变成了活生生的给Matrix提供能量的电池。

   所以,这部电影对我们的独特冲击并不存在于它的中心理论(即我们所体验的现实是由"Matrix",那个直接连接到我们每个人头脑中的超级计算机而生成的人造虚拟现实),而是存在于它的重要想像,即数百万人类正生活在满是水的发源地中,患着幽闭恐怖症,努力保持一切正常以便给Matrix提供能量(电力)。所以当(一些)人从他们在Matrix控制的虚拟现实的沉沦中清醒过来时,这种醒悟并不是领悟到要开放地进入外部现实的巨大空间,而是首先认识到这种封闭的可怕,在这种封闭中,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像胎儿一样的器官,沉浸在出生前的羊水中……这种绝对的被动性是维持了我们作为主动的、自我定位的主体的意识体验的自称幻想--它是绝对荒谬的幻想,提出我们是维持他者的(Matrix的)的最终手段,他们从我们作为电池的生命存在中吮取能量。这个命题中存在了真正的求生之迹:为什么Matrix需要人类的能量?最纯粹肯定的答案是,当然也是最无意义的答案:Matrix完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外一个更可依靠的能量来源,这能源对虚拟现实的协调并不要求极端复杂的安排(为什么Matrix不将每个个体陷入他/她自己的惟我的人造世界中?为什么要将事情搞得复杂化,要协调程序以便整个人类居住在同一个虚拟世界中?)。惟一一个一致的答案是:Martix靠人为的汗液能源而生存--这又回到了拉康的基本理论,那个大他者本身和被当做一个无名者的机器很不相同,需要汗液能源的不断流入。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转向电影提供给我们的事情的状态:电影提供的那幅我们领悟了我们的真实状态的场景,正是它的相反面,正是维持了我们生存的基本幻想。

   性倒错和赛伯空间之间的直接联系在今天而言是老生常谈了。根据标准观点来看,性倒错的场景展示了"否定的阉割":性倒错可以被看成是反对"性和死亡"主题的一种抵抗,也是对死亡率威胁以及附带的对两性区别的被迫接受的抵抗:反常行为扮演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在卡通里,一个人可以逃过任何灾难;成人性行为成了一个带有孩子气的游戏;一个人也不会被迫接受死亡或被迫在两性间选择自己的性别。如此说来,性倒错的世界就是纯粹的象征序列的世界,是未被人类限定的真实所阻碍、听其自由发展的能指游戏的世界。在上述提法中,我们对赛伯空间的体验看来完美地符合了性倒错的世界:赛伯网不也是不受真实的惰性所阻碍、只被自愿接受的规则所约束的世界吗?《黑客帝国》中的虚拟现实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失去了它无情的个性,变成了一个专模规则(由Matrix强加的)的领地,一个人只要意志够强就可以违犯这规则……只是,根据接康的理论,这个权威概念没有考虑到的,是他者和倒错的能量汗液之间的独特关系。这意味着什么?

   在《进步的代价》(Le prix du progres)中,有一章节是"启蒙辩证法",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引证了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朗和用氯仿麻醉的内科麻醉之间的辩论:弗卢朗声称,可以证明麻醉只对我们主管记忆的神经中枢有效。简言之,当我们在手术台上活着被"宰杀",我们完全能感受到极度的疼痛,但是不久以后,即醒来后,我们不再记得这疼痛……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这当然是对建立在对自然本身的压抑之上的理智的命运的完美暗喻:他的身体,主体的一部分,完全感受到了疼痛,但是只是因为抑制,主体不记得了。此中寓含了自然对我们控制它的完美报复:我们不自知地成了自己的最大的受害者,屠宰着活着的自己……我们也不能将此看成是交互被虐的完美的幻想的剧本?看成是我们为我们主动介入世界付出了代价的他者场景的幻想剧本?没有一个积极的自由的主动者不是被这种幻想支持的,也没有一个积极的自由的主动者不是生活在这个被他者操纵的他者场景中的。16一个施虐受虐狂自愿地将此痛苦假设为存在的必需。

   也许,遵循以上说法,也就能用希特勒和他的侄女吉莉·罗贝尔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希特勒传记作者的困扰,1931年,吉莉·罗贝尔被发现死在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里。好像此种对希特勒性变态的宣布,会提供"隐藏的可变性"、隐私缺失的联系和幻想的征据,来解释他的公开人格--这里是奥托·施特拉瑟(Otto Strasser)告发的情节:"……希特勒脱去了她的衣服/那时/他喜欢仰面躺在地上。然后,她不得不跨在他脸上,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地仔细观测她,这让他特别兴奋。当这兴奋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要求她在他脸上小便,这给了他快感。"17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情节中希特勒扮演的极端受虐角色,成了将他推进毁灭性的公众狂热政治活动的幻想证据--毫无疑问,吉莉对这些仪式是感到绝望和恶心的。

   以上所述就存在着《黑客帝国》的洞见:它将颠倒的两面并置--一方面,将现实屈从于一个由可以中止的专制规则所控制的虚拟王国;另一方面,被此种自由所隐瞒的真相是,将主体屈从于一个绝对工具化了的被状态。

   1. 如果有人将原剧本(可以在网上找到)和电影本身作个比较,可以看到导演[沃乔斯基兄弟(Wachowski brothers),他俩他参与了剧本的创作]相当聪明,去掉了许多太直接的伪智力的东西,比如下面的改变:"看看他们,那些机器。不要去想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电脑告诉他们去做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做了。""邪恶的平庸。"这些自命不凡的话忽略了事实的关键:陷身于Matrix的虚拟世界中的人和大屠杀的刽子手相比,处于完全不同的、几乎截然相反的地位。导演另一个聪明的举动是,删去那些太明显的提法,此提法涉及一些东方式的手段,即倾空思想作为逃脱Matrix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学会释放你的能量,你必须学会释放一切。你必须倾空你自己,来使你的思想得到自由。"

   2. Rorschach test,罗夏墨渍心理测验,又称罗夏墨迹投射测验。其基本原理是:人的视觉知觉中可以表现出该人的人格特点。基于这样的推论,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制作了大量随机形成的墨迹图板,然后让被测者报告在图板上看到的东西,由此对被测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译注

   3. 既是《墨客帝国》的片名,又指影片中那个主宰一切的电脑。以下,用原文的均指电脑。--译注

   4. 让《楚门的世界》中的男主人公识破和放弃他被操纵的世界的,是他父亲的偶然介入,这一点也很重要。影片中有两个父亲角色,一个是实际的象征的、有血亲的父亲,一个是妄想的"真实"的父亲,即他的电视节目的导演,这个人完全操控了他的生活,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保护他。由埃德·哈里斯扮演。

   5. Parsifal,原为丽格纳名剧,这里指汉斯·约根·西布伯格导演的音乐片。--译注

   6. 以下是我写作时广泛参考的:见朱迪·迪恩的《美国的异形》(Aliens in America)《从赛伯空间到外太空空间的阴谋文化》(Conspiracy from Outerspace to Cyberspace),伊萨卡和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双重组织确实存在吗?》,见《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纽约,1963年版,第131-163页,两幅图在第133-134页。

   8. 见拉斯特科·莫克尼克(Rastko Mocnik)有关著述。

   9. 法语,对。--译者注

   10. The one,影片中译作救世主。--译注

   11. 见雅克·拉康的《电视》(Television),1987,10。

   12. 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的主要著作是《寻求真理》。

   13. 这种含糊性,见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汽车的艺术》(The Art of Motor),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 此种赛伯空间和舒勒伯所言的精神病患者的世界之间的联系的提法,是普林斯顿的温迪·楚(Wendy Chun)告诉我的。

   15. 一个更贴切的,也是关于在Matrix操控的世界中主体间状态的矛盾是,所有的个体都分享着同一个虚拟现实吗?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每个人他自己喜欢的那个?

   16. 黑格尔"详细讨论"了这种幻想,他详细说明了此种幻想的功用,它填补了自由的前本体论的深渊。也就是说,此幻想的功用是重续主体被插入在一个主动的本体的秩序中的积极场景。换言之,对黑格尔来说,康德的见解是毫无意义的,前后矛盾的,因为他背地里又提出了本体论的完整建构的神圣整体,也就是说,一个只当做存在的世界,不是也当做主体的世界。

   17. 引自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的《诠释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纽约:哈帕,1999,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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