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伟霸权和普遍性》导言
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著 胡大平译


几年来,我们三位一直在商量出一本文集,通过它建立我们共同的思想轨迹,在某种生产性意义上筹划我们不同的知识承诺。我们以书名所示的三组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话、书面评论和交流,结果便是摆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拉克劳和齐泽克,他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5年,那一年查特尔·墨菲和他出版了《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事实上,那本书提供了本次对话的背景,因为它不仅建立了安东尼·葛兰西霸权观念的新方向,而且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向,此种转向把语言问题变为阐明反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民主规划的必要基础。

   那本书中有些论点在本书中通过不同的理论透镜得以重新思考,也有一些是与本书含蓄地采纳的论点正好相反的。那本书中,有一个观点采用了下面的结构:新社会运动常常依赖于同一性(identity)主张,但是“同一性”本身并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事实上,因为认同(identification)并不能简约为同一性,所以思考两者之间的不可简约性或差距就很重要。这并不是说因为同一性没有能够实现完全的规定就削弱了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正相反,那种不完备性正是霸权规划本身所必需的。实际上,如果不在同一性的中心来假定和实施否定性,就没有一种社会运动能够享有无限制的、民主的政治阐述(articutation)。

   试图理解这种失败、否定性、差距或不完备性的理论范畴是那本先前著作中阐明的“对抗性”(antagonism)范畴。后来,拉克劳继续置身于葛兰西传统,他详细地描述了“断层”范畴,从德里达和拉康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范围内提炼自己的方法。而齐泽克最强调利用拉康的理论来陈述这个问题,特别是通过求助于他的“真实域”范畴,同时他还利用了黑格尔,为避开德里达的框架提供了理由。巴特勒也许可以说是利用了一个不同的黑格尔(强调了在他著作中的否定的可能性)以及福柯和部分德里达,来思考在主体话语结构中那些仍然不能实现的东西。

   在有关“主体”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并且当我们每个人尝试着去考虑是什么因素构成或制约了任何同一性声称都没有能够实现最终或完全的规定时,这些差异就公开化了。然而,依然真实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这种“失败”估价为民主主张自身的一个条件。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想像主体——它是否是基本的、笛卡儿式;是否由性别差异所构造,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保证那种性别差异的定义。是否将同一性的失败理解为全部同一性构造的结构性或必然性特点,以及如何考虑那种结构和必然,在这类问题上,我们之间也有分歧。巴特勒站在对主体构造进行历史地变化的说明这一阵线中(福柯式路线),齐泽克通过一个与拉康的真实域有许多会合点但又非严格意义上的拉康的方法,把自己对同一性的建设性否定的声称建立在拉康及拉克劳的著作上。

   依据《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事实上也就是依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政治理论的干涉所得出的论点,它要么没能考虑到普遍性的概念,要么由于质疑它的基础地位而破坏了它的力量。尽管如此,我们三个人都主张普遍性不是一个静止的假定,不是一个先验的假定,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能还原为任何有限表现模式的过程或条件。尽管我们有时在如何确定重点上有分歧,但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有关普遍性的解释。齐泽克认为全部政治阐述的否定条件是“普遍的”;拉克劳认为争论的过程决定普遍性的形式,这些形式被引入了一个生产性的且最终不能解决的相互冲突之中;巴特勒认为存在着一种翻译过程,通过它,普遍性中被批判的对象就可被重新纳入到改造它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沿着这种方式思考普遍性的不同意识形态部署,并且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以及程序的方法保持警惕。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与哈贝马斯的努力(已经在内部)区别开来,后者试图发现或召唤某种事前建立的作为言语行动假设的普遍性,一种据说符合“人”的某种理性特征的普遍性,一个与已知的和可预测的规定相等的实质性的普遍性概念,一种假定政治领域是由理性行为者构成的程序形式。

   贯穿这些文章的重点在于霸权的战略问题:政治领域是如何构成的,什么样的可能性能够从探究其可能性条件和寻求清晰阐明的政治领域的途径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拉克劳从“普遍阶级”的假设和“霸权的”普遍性两个方面检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前者将最终消除政治中介和代表关系,后者形成了社会联系的政治构造。因此他的方法的后结构主义便与极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认知”的先锋主体的比喻(这个主体“是”他所阐述和调动的全部社会关系)结成同盟。尽管拉克劳把黑格尔与形而上学的终结联系在一起,齐泽克却把他视为一个面对真实域的反思性的理论家,而巴特勒则利用他来探究在任何社会性描述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必然限度。拉克劳澄清了代表问题中反极权主义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方法,它支持差异的不可简约性。齐泽克提醒我们全球资本不会被排除在语言和文化的“后现代”分析外,继续揭露权力的阴暗内幕。巴特勒则提出了新社会运动如何重新阐述霸权难题这个问题,以思考最近的性政治学对性差异理论的挑战,并建议一个反帝国主义的“翻译”概念。

   我们三人都致力于民主的激进形式,以试图理解政治阐述得以进展的代表过程,理解通过它政治动员得以发生的认同——及其必然失败的——问题,理解伴随支持否定性生产力的理论框架而出现的未来问题。虽然我们没有自觉地反思左派中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但这本文集也许将会成为一种形式的定位,把哲学重新塑造(重新恢复)为一种批判的探询模式,该模式(对抗性地)属于政治领域。

   在辩论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引用彼此的文章。这些相互引用以作者姓名及在本书中所在的页码标识出来。

   这本文集大部分写于1999年的春天和夏天,得到了沃索出版社编辑简·欣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布根的合作配合,在此表示感谢。朱迪斯·巴特勒还感谢斯图尔特·默里对其书稿不可或缺的帮助。

   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

   1999年9月

   (此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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